//第一，精英主義假設整個運動有一套預先設定、統一、所有人認同的倫理準則，但雨傘運動由開始已經脫離了靜坐待捕的和平佔中模式，充滿了無人能預視的發展、抗爭模式，充滿了暴力經驗與空間的差異，充滿了具不同心理狀態及歸屬感的社群。核心精英有否真正進入邊陲的社群，聆聽他們的經驗與對運動的敘述，透過累積共同抗爭的經驗去理解他們在地的倫理共識？有抗爭者即使習慣匿名或蒙面地行動，不作公開演說，亦能建立互信、互助、作出犧牲，這就不算是具倫理共識的社群？為何hit and run作為策略共識就是不負責任？為何掉磚必定是一種去政治化、純粹發洩的野蠻，而不是有政權壓迫為脈絡的政治反抗？宣稱無底線抗爭、不向政權揭開底牌不就符合博奕論上的理性？
誠然，有部分（甚至大部分）參與者被捕後會感後悔，但我們是否就能完全否定他們行動時的決心？（928當晚不就有很人表示願意誓死抗爭嗎，誰能有權說要事後驗證他們的真誠？有意義嗎？）當他們事後感到後悔，我們就是否能扮演保護主義式的家長，判斷他們道德掙扎是反映其信任不真誠、太幼稚、不懂思考後果？那我們與建制派人士指斥青年示威者是受教唆與煽動、面臨刑罰就必然後悔的貶抑說法有甚麼分別？誰的道德掙扎、反省不是自我的跌跌碰碰、充滿矛盾與角力、難以下定論？
我們又如何判斷甘願承受後果的抗爭者和領袖？入獄者就是否等待我們致上憐憫、替他們後悔的對象？他們甘願入獄多年，不是一種承擔責任的表現？即使選擇流亡海外，也不是正承受另一種的懲罰嗎？（全世界更有大量流亡母國的族群，在海外為獨立或民運打拼。）其他群眾繼續受獄中或流亡的人激勵和啟發而行動，就不算是一種道德感召？這些不是願意共同承受苦難的表現？傳統社運派把他們一併描繪為毫無倫理道德，流露出的是對自己一套接近霸權的倫理的自義、驕傲，亦反映出一種中產式的保守性格：運動中一切要先被理論化，所有發展都要可預測，所有結果要可測量，風險程度要在掌握之中，每個參與者都可被馴化及受同一套倫理約束；不願意面對差異及意外發展。（誠言，他們背後更大的道德考量是要保護參與者。）
第二，傳統社運派的批評誤解本土派領袖之於群眾的意義與顯著。一方面，我相信即使沒有梁天琦，魚蛋事件亦會爆發；按照我上文的論述，它的爆發有其結構性原因，是雨傘運動中暴力經驗與實踐、空間差異受壓抑、排斥、忽視的延伸。另一方面，梁天琦能乘魚蛋之勢冒起，於選舉一躍成為政治明星，除了其個人魅力外，更是因為他置身於本土派抗爭運動、雨傘「上前線」的群眾當中：一個自稱是行勇武路線的領袖，若缺乏走進社群、建立群眾信任、經歷共同戰役、實踐共同的倫理，誰會信服他/她？若核心的精英在未有進入該社群、暸解其在地的倫理共識和實踐，就稱其支持者是「崇拜肉體」，不是顯出其孤高、思想懶惰，就是中了自己的圈套：他們有意無意地誇大本土派支持者對領袖的崇拜，強化了以偶像崇拜為框架去分析雨傘及魚蛋的狀況，完全抽空了更關鍵、具結構性、未受正視及反省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