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長文寫於 2016，原收錄在《耳朵的棲息與散步》書中，但今天為了上映中的《麂皮：永不滿足》分享於此，推薦大家進戲院觀賞，也感謝翻面映畫 / B-side Film代理此片完成了大家的心願。
〈So Young〉
文／吳柏蒼
太平洋上空，機艙裡正模擬著黑夜，我在狹窄的位子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眠。
去年十二月，回聲樂團結束了暫別前的最後巡演，幾天前，我離開了一手創辦的 iNDIEVOX。近九年來，不曾有機會像現在這樣，放下一切，沒有任何顧忌地遠行。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裡，我的內心五味雜陳，卻又前所未有地平靜。耳機中，播放的是 Suede 的《Night Thoughts》，Brett 反覆唱著
When you are young...
When you are young...
午夜夢迴間，心思也跟著回到了過去。
※
我發現自己有一個新的能力。
當全神貫注，棄絕多餘的感官觸動，我能讓耳中的音樂變成一層一層的。意識漂浮在 Q 彈的鼓點間，黏著拍分的 bass 像是軌道建構其上，讓人在洪水般奔流的吉他聲裡有所依歸。一九九五年在愛爾蘭的 Féile Festival，The Stone Roses 接連演奏了〈Daybreak〉、〈Breaking Into Heaven〉、〈Driving South〉三首歌，長達二十分鐘的樂音一氣呵成。我在律動中亢奮著，肉身不再有所牽羈，神馳間我陷入不可遏抑的狂喜，直到群眾的歡呼聲漸漸淡出，CD 播畢。
睜開眼睛，抬起頭，我依然和音樂開始前一樣，坐在南陽街大型家教班狹小的高腳鐵椅上，額頭還能隱約感覺到剛剛趴著時被手臂壓紅的痕跡。這裡沒有搖滾明星，然而即將上台的王牌名師卻同樣呼風喚雨。對於不少台北高中生來說，那才是他們崇拜的偶像、能夠改變世界的信仰，學校裡，大夥甚至可以不惜爭得面紅耳赤，只為了證明誰家才有最強的解題口訣。在即將到來的大學聯考前，這成了同學們最緊密的連結之一，而搖滾樂，只是我藏在內心世界裡，一個難以分享的私密救贖，卻也是一片茫然混沌的未來裡，唯一的希望光點。
放學後，從南海路走到南陽街的路上，我總會沿著重慶南路慢慢地閒晃，卡其制服的建中男生三三兩兩的走著，延伸成一條數百公尺的鬆散隊伍，再到貴陽街口和綠色上衣的北一女同學匯流。如果時間較早，偶爾會在總統府門口遇上降旗典禮，這時，所有人都必須停下腳步，觀看憲兵樂儀隊的軍禮儀式。土色與綠色交雜的人群仰望著尖塔上的旗杆，聽著國歌演奏，有些同學會輕聲地開口合唱，直到國旗隨著國旗歌緩緩降下。
再往前走，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那是國語流行音樂最輝煌的年代，張學友的《吻別》在前一年賣了數百萬張，大街上隨處都能聽見辛曉琪的〈領悟〉和劉德華的〈忘情水〉，王靖雯的〈我願意〉和巫啟賢的〈太傻〉更是吉他社裡正夯的練習曲。而原本和大家一起在社團唱著這些歌的我，卻在高二開始瘋狂迷上披頭四，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每天努力地省下零用錢，一張一張蒐集披頭四的 CD，但總是找不到與他們有關的中文讀物。那天，我一如往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走進建宏書局，竟然宛若神蹟地在架上看到一本以披頭四為封面的雜誌。我興奮地箭步上前，一頁頁仔細翻閱，奇妙的是，雜誌裡最吸引我的並非封面故事，反而是隨後的一篇樂評，標題是「英國最佳新團—Suede」，文章中用了一句明顯犯規的推薦語：「如果你今年只買一張專輯，那絕對是這張《Dog Man Star》。」對於一個急欲探索未知世界的高中生來說，這句話令人完全無法抗拒。隔天一下課，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西門町淘兒，最後卻選了他們兩年前的第一張專輯。「如果要聽就要從頭開始才完整」，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處女座的怪異執著。
當晚從補習班回家已經深夜，家人都早早睡了。我打開老爸鮮少在用的 SONY 音響，放進 CD，唱盤咻地開始旋轉。兩個小節後，喇叭裡傳出一聲尖叫，我在驚訝、興奮和寒毛直豎的神聖裡，久久無法回神。
那首歌叫〈So Young〉。
※
很小的時候，因為爸媽要上班，我有大半的時間由保母凌媽媽照顧。凌媽媽家位於木柵久康街一條斜坡的盡頭，那條短短不到一百公尺的坡道上，還錯落著幾間簡陋矮房。每次經過，我都會大聲地和幾位坐在自家門口的杯杯們打招呼，記憶中他們總是在那裡，和鄰居聊天或是獨自抽菸。跟許多老榮民一樣，他們操著濃厚鄉音，孤零零地居住著。長大之後，我便不再看過他們的身影，而那些矮房，也早已隨著這個快速變遷但不再動盪的時代，逐漸消逝。
斜坡再上去，市政府正在鋪一條通往政治大學的新馬路。我最喜歡看挖土機，總會要凌媽媽家的幾位姊姊，帶我到門口看塵土飛揚的挖路工程。幾年後，我們家搬到那條新開的馬路上，一直住到現在。我在那條路上做了 Echo 的三張專輯，和草創了 iNDIEVOX。
那時候路邊很容易就能抓到獨角腳仙和鍬形蟲，爆米香車偶爾會來到凌媽媽家門口，「碰」的一聲讓人又怕又期待。逢年過節時，斜坡會因為舞龍舞獅熱鬧起來，五六歲的我看得津津有味。每隻舞獅兩人一組，毛茸茸的獅頭帶著一雙銅鈴大眼，後面披著閃亮的披風，當獅頭昂首一躍時，看起來好不威風。兩隻舞獅後面，跟著一條鮮豔的綠色舞龍，咧開的大嘴上掛著兩條龍鬚，當龍身盤旋時，畫滿鱗片的長長布幔像是被灌注靈魂般活了過來。喧天的鑼鼓聲中，小朋友們嬉嬉鬧鬧，追著巨龍奔跑，一如每張泛黃照片裡，快樂的童年景象。
※
We’re so young and so gone.
Let’s chase the dragon
from our home.
—〈So Young〉
我知道這句歌詞和我的兒時記憶沒有任何關係，但還是會不禁聯想。我也曾經自行釋義，把「追逐巨龍」解讀為年輕人對於舊時代的反抗，直到長大一點，才知道那不過是放蕩男孩對用藥幻覺的描繪。其餘的，都只是我自身的投射和腦補。
但這更加深了我對搖滾樂的迷戀，也開始在腦中勾勒自己未來的樣子。什麼都不懂的我，買了一把便宜的大搖桿吉他、一顆老師上課用的擴音機當吉他音箱，窩在臥房裡寫歌、錄成錄音帶，想著以後要組一個搖滾樂團，唱自己的歌。
清大畢業再從紐約逃學回來發行《感官駕馭》，已經是六年後的事了。我把家裡的頂樓倉庫清理成一間工作室，作為和團員們寫歌與錄製 demo 的據點。它後來的名字叫「巴士底」，一個在城市邊緣的富麗洞穴，禁閉並期待革命到來的地方。房子中間的天花板上，掛了一隻腳上裝有螺旋槳的原子小金剛，我說他是威風盤旋的守衛者，儘管總是撞到大家的頭。
白天工作、晚上寫歌的日子就這樣過了好多年。《少年的最後旅行》、《巴士底之日》、《處女空氣》、《獻給生命中的純粹》，我的確實踐著十六歲時想像的人生，除了那些腸枯思竭的夜晚和漫長的孤獨之外。時常在放下吉他、累癱在工作室的床上時，天早已大亮。頂樓三面都有窗子，但沒有裝窗簾，天氣好的時候，強烈的日光直射進來，讓人即使再累都無法入眠。若遇到玉帝、關公，或是其他我不認識的神明生日時，大樓隔壁的廟更會一早就開始慶祝，在激昂的鑼鼓、銅鈸、嗩吶聲中，還有一小時以上的誦經持續放送。我在這四面八方襲來的阻撓中彌留，心裡想著：神明怎麼可能喜歡這種音樂？
在巴士底兼作 iNDIEVOX 的辦公室後，我就更離不開了。白天，我和夥伴們一起寫程式、做設計、開會辦公；晚上下班後，Echo 團員便緊接著來錄音練團直到深夜。有時候時間強碰，兩組人馬就得擠在這個不到十坪大的空間裡一起工作，克難但又溫馨。而我，從那個被姊姊們抱在懷中看挖土機的小男孩，到埋首在音樂裡的成年人，不知不覺地在這條路上度過了好長的人生。路的那一頭，凌媽媽和老杯杯們的房子都早已改建拆除，過節時也不會有舞龍可以追逐；爆米香車消失了，獨角仙和鍬形蟲也不知道去了哪裡。路的這一頭，山邊的雨還是得天獨厚地下著，一棟棟蓋起的住宅大廈取代了竹林和滿山蘆葦，我再也不能從窗外看見貓空山上的點點燈火。倒是一整家子的藍鵲和獨來獨往的烏鴉開始飛來作伴，三更半夜依然嘎嘎地叫著，讓我在獨自寫歌時不至於太過寂寞。
那些年常去的唱片行，也一間一間地關了，以前下公車就要進去晃兩圈的政大唱片行，在我去新竹念書後沒幾年就結束營業。我在那裡買的第一張 CD 是 R.E.M. 的《Out Of Time》，這個專輯名稱現在看來就是整個唱片產業的註解。回到台北後，西門町和東區的兩家淘兒也黯然退場，那曾經是我最愛駐足的地方。高中時捷運木柵線剛啟用，放了學我總會繞遠路搭公車到東淘，再從忠孝復興站坐捷運回家。那種被 CD 和音樂雜誌所包圍的快樂讓人成癮，Björk 和 David Bowie 的大型看板旁，放滿新片的試聽機讓人流連忘返；最新到貨的《Select》、《Q》、《VOX》、《NME》封面上，Oasis 和 Blur 的世紀對決正熱烈上演。而捷運新穎的車廂、俯瞰城市的快感，以及驗票閘口的逼逼聲響，則令人恍若置身未來。對一個在升學壓力下生活的少年而言，所謂的微小而明確，指的就是這些。
木柵線後來變成了文湖線，捷運的驗票音也變成了鋼琴聲，唯一不變的只有東淘樓下的麥當勞，多年來始終在原處屹立不搖。忠孝復興站裡，我聽著閘口此起彼落的鋼琴滑音，懷念起以前那個單純的逼逼聲。
我在九一一事件的三天前來到紐約，在那裡短暫求學的幾個月，我目睹了這個城市的重創，卻也見識了它的堅強，在事發後很短的時間內，人們便恢復了正常生活。地鐵站裡的街頭藝人依舊辛勤地演出著，斯文的民謠歌手、賺取學費的學生弦樂家、設備齊全的搖滾樂團、老邁的二胡演奏家⋯⋯當然也少不了用破銅爛鐵和水桶做鼓組的打擊樂手。偶爾，也會遇到車廂內演出的表演者，有的唱歌有的演布偶劇，他們多半會在到站前向乘客們請求打賞，隨後轉往下一個車廂。
我每天都要從上城百老匯街搭地鐵到 W. 4th Street 上課，某天，一名壯碩的黑人男生上車後在我對面坐下，忽然拿出一台音響，接著就無預警地開始饒舌。嘻哈的律動彷彿就存在血液裡面，他穿著一件大號帽 T、白色高筒籃球鞋、放音樂的銀色老 boombox 和身體一樣大。周遭的乘客們面露微笑，我的身體也不自覺地跟著擺動。但更妙的是，在他唱到一個段落的空檔，原本坐在我隔壁不起眼的白人男生，猛不防地接了下去，他的發聲和韻律都跟黑人男生不同，但同樣犀利而帶勁，兩個人一來一往，興致高昂，觀眾們也跟著他們的即興比拚開始血脈賁張。終於，列車到站，兩人擊掌碰拳，在掌聲中黑人男生拎著他的 boombox 開心地下了車。車門關閉，一切回到平靜，街頭的嘻哈鬥陣，紐約的日常。
幾年後，我也在台北看到了乘客們的微笑，只是我從觀眾變成了表演者，地點從老舊的紐約地鐵換到了明亮的台北捷運。我一個人拿著木吉他在淡水線車廂裡唱〈木雕輪盤〉和〈可能性〉，下車後，台北車站滿坑滿谷的紅衫軍一路蔓延到忠孝東路上，我知道，這終究不是台北的日常。
但我始終相信底層孕育的聲音。儘管信義區香堤廣場上，配著〈江南 Style〉的打鼓演出，和五音不全的《鐵達尼號》主題曲，依然令我避之唯恐不及。但也許，西門町六號出口前那個獨立樂團，或是一旁刷著吉他，宣傳社團成發的青澀高中生裡，有一個人，也經歷了我十六歲時那樣奇蹟降臨的夜晚；他會在未來做出一張專輯，成為某個少年苦悶青春的救贖；他會寫下一句歌詞，挑起別人對童年回憶的想念；他會做出一場表演，成為另一個補習班教室裡心馳神往的私密記憶；他願意獨自度過漫長的黑夜，只為了分享一個無與倫比的體驗，就算他熱愛的一切，有一天終將與他告別。
※
When you were young...
When you were young...
歌詞的時態變成了過去，我卻在迷濛的尾聲曲中回到了現實的當下。音樂結束了，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持續著。我睜開眼睛，機艙依然模擬著黑夜，即便窗戶縫隙的光線洩漏了外面的時間。我趁著遺忘前快速記下剛剛聽到的感觸，闔上本子，便沉沉睡去。我知道當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將重新開始，但在這之前，請讓我再墜入年少的夢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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