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micro management相反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折舊因為又牽涉到國家抽稅，有點複雜。每家公司都必須要有稅報、財報兩套帳目的呈報，「這是一個事實的兩個表達」，稅報給財政部國稅局以便繳稅，財報給投資人參考。因為財政部會希望公司稅報呈現賺錢它才能抽得到稅，因此會盡可能少核定認列支出。但換到關心投資人的金管會剛好相反，為了監督企業不得過份樂觀或隱匿成本以美化獲利欺哄投資人，它對支出特別嚴格，不可減列。所以財政部國稅局減列成本的時候、金管會就存疑。財政部雖然沒有特別規定合法折舊是幾年，像我們這樣的半導體公司的設備折舊通常是 5-10年。以 5 年來說，機器折舊成本約會占了總成本的 50-65%，其他成本例如人力、材料、水電、修繕、環安、資通、自動化等等加起來才 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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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星或台積電而言，它們領先了其他競爭者約兩個世代，那如何再拉大競爭優勢？先行折舊就是一個狠招。像台積電 14 奈米跟中芯國際競爭，因為進入有數年之差異，當後進者能大購新機準備進入量產時，先進者已經完成折舊而沒有折舊成本了，後進者在製造成本上就怎麼打得贏。若技術及量產時刻能數年領先，再加上加速 3 年折舊，那威力更驚人。前 3 年我加速折舊，因沒有競爭對手可以來搶單，單價可以高到縱有很重的折舊成本都可以不至於虧損而甚至小量獲利。數年後對手也有這種技術時，我成本中的折舊成本部分已是零了。我就用這折舊成本優勢在價格上把你打死，直到你撐不住。所以技術真正領先的人，會要求加速折舊。

加速折舊在每一個國家的稅捐機關一定很關切，因為會在短期間似乎抽不到稅。這是需要行政院作長期策略的安排，讓先進業者加速折舊，只要羊養在圈裡總是會給你宰的，為什麼非要急著宰羊呢？羊群養多了，養肥了不是更好嗎？政府其實可以有很大的環境佈局及財稅政策的著力，卻不必作太多 micro-management來作產業細部指導棋。針對半導體的四條腿，技術、人才、資金、市場而言，任何一隻的落後，其他的也難以撐住大局。其中前三者較可以操之在我，唯有市場比較是操之在人，與國際政局相當有關。中國在市場這一因素就特別強大。』

超越1100平方公里的想像！

這是今天《星期日明報》的訪問，感謝編輯的6000字版面，也一併分享了對未來去向的規劃，日後就不再談了，大家保重。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人生的下半場：另一條跑道

■問﹕星期日生活
■答﹕沈旭暉

問：聽說你打算離開香港生活，和香港形勢有關嗎？

答：我是將會轉換工作環境，但沒有想得那麼消極。兩年前結婚時，已是當作farewell party，說和香港形勢有關，我想是宏觀關連，多於微觀政治。我畢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這和政治無關，但做國際關係的感到窒息，也難免和政局有互動，而這樣的氣氛，令我覺得在海外對人對己對大局都是多贏。先談香港，再分享人生規劃吧。

問：近來由財爺開始，社會興起談昔日本土情懷，記得你和呂大樂曾有筆戰關於「昔日情懷」，若由讀書時代談起，什麼是你心目中的昔日的香港？

答：我們這代人在九十年代初長大，那是人生最快樂的歲月，也是香港最黃金的日子。上星期，我們中學會考二十周年同屆聚餐，說來我們是回歸前最後一屆會考生，最後使用有皇冠校徽的一代人。那晚找回和彭定康合照的古物，當時我是學生會主席，參觀港督府，滄海桑田。我很懷念九十年代的時光和人情味，而沒有遇過一個同代人更喜歡今日「新香港」，真的，一個也沒有。那是為什麼？

除了感情，我想，關鍵是當時英國殖民主義的高壓消失了，中國國家主義那一套未來，社會一切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香港經濟文化都處於全球領頭地位。那時候互聯網剛出現，還有單純的社區情懷，有類似Head Prefect帶領逃學到百樂戲院看三級電影的集體回憶。我們一代沒有太單一的成功模式，同學固然有醫生律師bankers，也有賭博大師奇人異士，大家互相欣賞，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有共同的認同；像ViuTV那位CEO是同屆學生會的同學、結婚時的兄弟，試映那天我在他身旁，但從沒有互相抽水，我們很珍惜這份brotherhood。社會也應該是那樣的：就像安裕前輩，他在《明報》前做過《蘋果日報》、《大公報》，客氣的說我母親在大公報教導過他，一代精英背後，肯定有超越左中右的身分認同。在舊香港，哪間報館會裁掉他呢。

問：為什麼香港回歸了，就失去了情懷？

答：有些結構是不能改變的，像全球化、中國崛起，但香港究竟發揮什麼功用，卻在最高管治者一念之間。在大歷史，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國家主權、中央地方關係的，並非常態。在帝國時代，直接管治有限，容許了諸般地方特色，印度是最好例子：英國取代了王公大部分權力，但保留了地方政權和儀式，只為印度文化加添了新元素，到了印度獨立，反而開始打壓地方。港英管治時，香港由精英到民間，都習慣了既不和政權對着幹，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身分認同，在北京眼中也有「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鄧小平語），這是夾縫中生存的智慧。但北京不習慣間接管治，只問「為什麼港督那麼大權」，而不會深究英國何以派小量文官就能管治，結果「虛權實化」，寫報告系統還要政出多門，一切水清則無魚。一葉知秋，我們的中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作為官校龍頭，回歸前無為而治，大家都做「SAS-SSS」那樣的傻事，卻培養大量精英，現在才崇尚阿媽教仔的micro management。又像以前誰想到大學管理委員會會討論一個lecturer的合約？

問：近年香港愈來愈騷動不安，年輕一代的不滿尤其明顯，你接觸不少學生，覺得他們的絕望能否改變？

答：上一代強調經濟，但新一代更在意認同。讓我分享一個故事﹕上星期在一位總領事家宴，遇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他管理數以百億計的基金，言談間，以自己來了香港25年而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認為改善香港大學水平只能無限制向全國招生，中港矛盾是因為港人喪失優越感。我有很多內地朋友，交流很密，但最受不了這態度。我不斷目視總領事，相信他明白我暗示：聽君一席話，連我老人家也幾乎產生青春的躁動，何况天天被這樣訓話的年輕人？

問：特首選舉在即，你的世紀婚禮為人津津樂道，應該有候選人接觸過你？換人能解決問題嗎？近日北京對港政策似乎有變，你有何看法？

答：在這議題，我推掉所有瓜田李下的東西，得失了很多前輩。但恕我直言：有沒有一個候選人能解決香港的任何結構性問題？我真的問過，沒有一個敢說「能」，頂多認為自己能令社會紓緩幾個月。那誰當特首，除了對身邊的人有影響，又如何？

回歸以來，存在一系列不能調和的矛盾，本土主義只是回應、是果，「土地問題」也只是權力問題。真正關鍵，像「國家民族資本」和「自由市場資本」的競爭，國內不同集團利用香港處理「財務」的流程，無論誰當特首，利益受損的都一定反撲。反撲方不會大聲說「我要利益」，只會天天打小報告，總有一條線能打通，罪名一定和外國勢力、國家安全有關，這源自北京以香港為「美國重返亞太前哨站」的定位。加上在北京眼中，香港除了人心未回歸，司法機關「過分獨立」等「問題」始終要解決，不會因為換了人，「遠景」就不存在，因為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當矛盾浮面，鬥爭一來，本土主義是必然回應，誰當特首都不可能不處理，假如軟處理，自己卻又會被處理。要改變這些，需要同時具備一套方方面面都能理順的論述、香港內部執行力、中國政壇活動力、國際社會溝通力，我看不到上世代有這樣的人。

問：這情况下，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是否不可逆轉？

答：同事李立峰教授調研發現，8％選民自稱「本土派」，比例相信會持續上升；要是「本土派」兼容其他身分，肯定成為一代人的主流。結構性問題已是死結，加上「虛擬國家」興起，本土主義者毋須改變現實，也能感受到存在價值；中國民族主義未來十年只會更強，也要地方主義作對立面。當年輕人成了「既失利益者」，自然不再受制於這一代「不能談港獨」的潛規則，而在可見將來，他們不可能忽然變成持份者，思潮只會延續。從前社會精英能限制這類思想，因為政府通過他們間接管治，但他們的能量，卻在時刻表態的新香港被消耗殆盡，社會怎會有buffer zone？

問：你認為港獨可行嗎？本土主義走下去會怎樣？

答：我常說自己是國際關係的半個realist、半個constructivist。根據現實主義，怎樣計算，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任何一個主流國關學者都會這樣答，而我不嚮往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但代入constructivist身分，我卻要問：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change」，才是本土主義真正momentum所在。我認識好些高度理性的教徒，心底裏不信神，也不在乎天堂，但相信跟教義走，總會achieve something，這種不可測性，不是能計算的──這是metaphor，明白的就會明。因此，高高在上說《基本法》、博弈論，教訓不要這樣、不要那樣，自以為看破世情，大是不必。任何能幫助香港identity在世界長存的事，溫和、激進、建制、本土，都是有價值的，唯一沒有價值的，只是在舊遊戲被屈機。我相信物極必反，根據東歐案例，所有抗爭都嘗試過後，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要不成功，也得如常生活，保持自身核心價值，靜待時機，才是王道。香港人有多少韌力，怎樣在元氣耗盡後復元，才是考驗。

問：你最愛的「本土價值」是什麼？

答：我珍惜的香港，有一種吸納其他文化的底蘊，把西方的、東方的、古代的、現代的，全部融在大熔爐之內，產生了金庸武俠小說、衛斯理科幻小說、亦舒愛情小說、Canton Pop，這些都是很特別的fusion，足以在人類史佔一席位。曾俊華關於本土主義的話，我完全認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像我這種因着人生偶然，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往返於世界各處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甚至可說是一種香港常態。所謂『香港人』這個身分，亦因着這個背景而成為一個流動而立體的概念。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聲音，嘗試將『香港人』這個身分作出教條式的定義，強要辨別誰『是/不是香港人』，忽略了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的多元本質，實在令我摸不着頭腦，而這種爭論，最後肯定不會得到實在的結論，相反只會挑起永無休止的矛盾和爭拗，實在毫無意義。」香港的價值，正是一塊把不同文化體系吸納再造的海綿體；把彈性掠乾，香港就不是香港了。即使一國兩制保不了，也不能令香港文化在全球消失。

問：你假如不在香港工作，又怎樣看待移民？

答：我十多歲時，也說過本土派年輕人常說的話。那時候家人想移民，我說我不走，要移情願靠自己的能力；我畢業時放棄留在海外，覺得拿了獎學金就應該回來，黃金歲月已給了最愛的地方，我覺得無愧於心。但說移民等同「不負責任」，難道不狹隘？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人，多過今天亞美尼亞國家內部的總和，對維繫認同，貢獻極大；庫爾德人沒有在西方的精英，不可能保持國際注視；Edward Said或孔誥烽不在美國教書，怎能為巴勒斯坦和香港著書立說？八十年代到現在，移居海外的港人和後裔已過百萬，我大量親戚朋友定居海外，他們不但是香港身分認同的持份者，也是團結對象，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問：那離開香港主要是什麼原因？既然有能力團結各方，為什麼逃避？

答：我想，研究國際關係的人躲在香港，才是逃避吧。當年回港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普及國際關係這學科，這也是中學開始的情意結；別人眼中的政治機會，對我反而是負累。我有同理心，懂得製造大家庭的工作環境，可以發掘人的優點，observant而不會micro manage，這些我不會妄自菲薄，但我不要「政治潛能」：除了不希望國際關係身分本末倒置，我對社交生活、政治操作的強烈厭惡，超乎你們想像。而在一個不重視國際關係的地方，無所不用其極推廣國際關係，也是有限度的，再做下去，就出現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s了。加上香港和新加坡、台灣相比，沒有國際研究的critical mass，以此為基地，很快塘水滾塘魚。為什麼你訪問我？因為坊間對我的興趣，在於社會網絡、家庭生活、月入多少、Facebook抽水、根據網典和某女神是否有一手、和健吾能否組成hehe組合，下刪一萬字，說到狗和外星人，也未到國際關係，我覺得，OK，但夠了。香港是否還需要我住在這裏呢？起碼在未來十年，也不需要吧。

但我很看重香港認同，我今天的一切，沒有香港身分，什麼也沒有。在別的崗位、別的地方，自己固然海闊天空，對香港何嘗不是創造其他可能？即使過去十年我住在香港，也幾乎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從不忘記弘揚香港這品牌，不是忽然一趟全球演講那種。離開影響因子遊戲後，也希望做一些和「全球文化香港」有關的研究，關於香港paradiplomacy的學術論文，我相信我是寫得最多的人之一。其實香港身分認同可以建構更多同心圓，像數十年前，香港認同和南洋說廣東話的互通，這個「全球嶺南文化區」概念，也許才是香港的未來。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extend下一代的地理想像，禮失求諸野，才是保全元氣之道。我們有自己的專長、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舞台，但心底深處，其實有共同目標，假如香港就這樣消亡，誰都不甘心。只是我不認為存亡的定義，只是1100平方公里罷了。

問：那會否繼續在中文大學工作？會不捨嗎？

答：我明白任何職位改變，都容易有無謂忖測，我和校方都希望清楚分享，所以以下這段和他們溝通過，很官方：第一，我剛做完的appraisal，研究、教學、行政都是最高excellent等級，學校希望我留下；第二，我對我不同單位的領導觀感也是excellent，沒有任何不高興；第三，有不少大學、head-hunters找我做其他工作，我沒有考慮，因為我不是要轉工，而是要換跑道；第四，我希望離開香港工作，而校方希望我保留目前職位，所以我提出了辭職，而校方建議先放一年假到別的地方，保留所有directors的titles，充電後再決定是否回來；第五，校方說歡迎隨時回來，而即使決定不回港，也依然是中大客席教授。我很感激他們的善意，所以必須表白：我是中大人。

但坦白說，人是要知所進退的。感謝沈祖堯校長和社科院兩任院長的信任，我知道以我的年紀和副教授級別，當目前幾個programs的director已是極限，即使多做十年，也不會做得更多。我享受由零開始策劃新programme，很喜歡我的同事和學生，對他們每年的拜年唱K感到很warm，也對我們比「一帶一路」先到哈薩克、蒙古、以色列感自豪。但正因為這樣，才應該選擇離開的時候，保留美好的回憶。我做全球研究課程主任4年、全球政治經濟碩士主任7年，還有研究中心也是創立人，是時候交棒，追求在大學以外的夢。誰想一生人做一份工？

問：你之後做什麼工作？怎樣才是你的理想生活？

答：我的座右銘一是「隨緣」，二是「知所進退」，看似互相衝突，其實不知進退，又怎會有緣？我已三十多歲，不年輕了，希望遠離公眾視線，加上過去十年我努力做幾份工作，已做了退休前的正事，是時候贖回自由。我的夢想除了剛才說的「全球香港」，在個人層面是建立一些公司和品牌，curate國際關係和glocalization概念，專注幕後，而不是無休止在象牙塔追求影響因子、或在公共空間飾演青年才俊。具體而言，excel內有六樣目標，包括籌備各地一籃子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將它們結成網絡；開一間國際關係顧問公司；研發國際關係的教育產業；催生深度旅遊、咖啡店、多媒體等產業；繼續當媒體的國際主筆；同時如前述，在大學保持客席角色，而且希望接觸不同學生，例如明年會開始教EMBA課程。這些規劃不少已找到投資者和partners，只差走出來那一步。

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香港？未來住在什麼地方？

答：夏天後，我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希望用一年時間過渡，在新加坡、台灣、香港、一個歐洲地方、一個國內地方，催生前述那些國際關係機構。假如一切順利，之後每年會花不同時間，在這幾個地方工作居住，多和家人相處。早前訪問過謝安琪，聽她說捲入政治的無奈、暫別樂壇的決定、照顧家人的心願，當然我們的公眾程度很不同，但出奇地有共鳴。

問：這樣說，是否因為出道十年後，感到中年危機？

答：大概是的。數個月前，我寫了一篇「三十五歲的太平天國」，有不少迴響，我想同代人都有差不多的心態。不少人為了事業，放棄興趣，到了女兒出世前，我很強烈意識到必須重拾人生，但又擔心沒有年輕時的毅力。於是忽然希望減肥，一個月內減掉三十多磅，包括戒掉五歲開始每天兩包的薯片和檸檬茶。然後我覺得，ok，應該還行。

問：最後，會否擔心後悔所作的決定，例如放棄政治機會，或目前的工作？

答：還是那句話，知所進退吧。像過去幾年，我發現不應再做《光明頂》，然後應離開Roundtable，然後對媒體訪問和專欄應可推則推，然後Facebook專頁必須抽身交給團隊（那是有幾十個朋友參與運作的），否則社會不會流動，自己也不會進步。交班後，感到無比暢快。若能選擇退場的時候，必會有緣再聚；凡事太盡，緣分定必早盡。我們是時候think out of the box，不要被單一工作、單一樓宇、單一地方，綑綁一生。認識很多前輩，每天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到了50歲理應安穩，卻又重新開始找工作，因為要延長退休，豈不是終生長憂？不少家長以為子女沒有了自己照顧不行，其實是自己沒有了子女當寄託不行；那些政治老人天天說為香港好，其實是否只是需要這遊戲chok存在感，你我心知。當社會不質疑你的能力和地位，就是時候尋回自己。假如在三十多歲、有價有市、有理想有現實的時候不改變，十年後，再也沒有改變的空間，人生就白過了。

編輯：曾祥泰
星期日明報 2016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