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non-place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在這段借來的時間裡，香港發生了很多怪事。

許多以往面目模糊的地點，都變得充滿意義。立法會公眾示威區，變了大家相約相認的煲底；被遊客當成打卡佈景版的太空館，是我們激光演唱會的指定場地。有車行無人行的交通幹道，都有了我們的腳毛；一式一樣的港鐵月台，承載了我們抵抗暴政的集體回憶。這些平庸得令人忽視的non-place，在這兩個多月來，切實地與這片土地上的人緊密聯繫起來。

但佬編覺得最怪的，是我們的鄰里，竟然變得充滿生氣。還記得有晚在看觀塘麗晶花園居民大會的直播，數百街坊在大會結束後，一群群地聚在一起，有人在閒聊，有人在交換電話，有人在家裡拿出禮物要送給記者，畫面平靜而充滿溫馨。這麼多年來，大家都在說要重新營造社區，要接回那已經斷掉的社區脈絡，此時此刻，才算是踏上成功的路。

不要小看這些怪事。這些衝突以外的瑣碎片段，蘊含了最強大的抗爭力量。因為我們不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孤獨個體，而是一個齊上齊落的群體。我們都走出了封閉而分散的私人領域，邁進了開放而多元的公共空間。香港人頂著頭頂的血腥陰霾，在這段借來的時間裡，把這個借來的地方，變成了自己真正在乎的屋企。這是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

歷史的巨輪永遠都是向前的。但只要路途上突起了一塊小石頭，就足以改變巨輪的走向。借來的時間是要還的，但還的不是那個昔日香港，那個借來的地方。我們要的，是連本帶利，把一個屬於香港人的香港，還給大家。

《我們》的預告片駭人地放送著「我與另一個我」，我一度以為片名的「我們」指的是「一群我」。
　
但畢竟是喬登皮爾啊，社會性諷刺才是他關心的，片名的「US」之於「U.S.」，以及那個標準中產階級家庭的設定，說得很白了：電影非關「我」的存在焦慮，而是關於，毫無警覺又自我感覺良好的我們，將被另一組「我們」吞噬。
　
以為地球繞著自己轉，以為所向無敵的價值觀，沾沾自喜著舒服的當代閒逸，可真相是，有個對反世界，我們從那裡掠奪，卻對它無知又漠視，我們毫無警覺只要一點點差錯，我們就在那邊，而不是這邊。終於，那個地下世界再無法忍受，就在今夜，他們會取代地變成「我們」。
　
......但比起這個主題，我其實更喜歡「看到另一個自己的恐慌」所提示的存在焦慮。文章由此借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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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明走到這一步，無論時間和空間都已變得散落而不連續：歷史與記憶的分歧和不可解，互無相容的段落取代了單線敘事，而為了滿足各種面向與意欲，非地方（non-place）的場所取代了任歲月史詩攀爬的單一土壤，每個時刻、每個地點的「我」似乎都是個獨立的存在——那麼，當「我」離開此一時空，整個「我」也隨著切換進新一時空了嗎，還是那個影子被留了下來，長成獨立的存在？然後它將潛入「我」所在的時空，瞄準地取代這個真正的我？
　
隨科技進展，綿密、流動、籠罩性的攝錄鏡頭和網路，進一步以圖像和「帳號」將某個唯一的我，稀釋、複製、傳播，一個又一個 Doppelgänger在世界上到處流竄，起初我們擔心別人將之與真實的自己混淆，到後來連我們自己都無法分辨哪一個才比另一個更真實。......」
　
https://thepolysh.com/blog/2019/03/27/us/

李卓斌導、蔣仲宇編的《G殺》，與陳果《三夫》並排為本年港片至愛。

《G殺》，後雨傘之意甚明，G嘛，就是G for Hong Kong。

看前已聽到不少人說這片像中島哲也，尤像《渴罪》，相信沒有人會誤認。而這影像上的互文，着實運用得好，為香港殘酷青春片開出了新的格局：把港式殘酷放在日本影像的美學底下，加上編導巨大的氣魄，開出了香港電影鮮見的格局。

若放在香港電影脈絡中去比較，首當其衝的，肯定是《香港製造》。不只是兩套片同用毛（澤東）話語，它們同是三人團體的格局，同是有一被認為是「智障」的成員。《香港製造》的群體在香港核心之外，既是基層，又在學校的體制之外，所面對的是主權移交的死限，而《G殺》的群體則是中產，又在名校，所面對的後雨傘社會的崩塌。《香港製造》盡見虛無，而《G殺》則無法不觸碰代際的問題。

又或者，可以循另一條線索追溯。影片中經常看見天台，學校的天台，唐樓的天台。天台是香港電影常用的空間，天台可以是重尋身份之地（《無間道》），可以是共享生活之處（《烈日當空》），可以是生死交接之所（《異度空間》），也可以是代表資本主義的最頂層（《食神》），端在乎所在之天台安落在何處。《G殺》中，學校的天台既是共享的空間，也是霸凌之處，而唐樓的天台既是社會被排擠者死亡之所，也是年輕一代踏出新一步之處（可以是新生，也可以是死亡，端在乎你如何解讀結局）。天台在日常的空間中劃出來，凝聚可能與不可能，既可說是non-place，也可以是liminal space。

編導的氣魄，不只見於處理G for Hong Kong，也不只是質詢後雨傘的代際問題，更在於他們的世界和視野。有一幕，被捕老師說他帶女學生的妓女繼母返教會，叫她的罪得赦。偽善的老師說傳福音叫人罪得赦本身已夠諷刺，然後鏡頭接向團契唱詩，一眾弟兄姊妹圍圈高唱《主能夠》，又是反諷處。接下來編導沒有捉着教會的偽善不放，像其他影片般誓要說出眾人已明瞭的教會不善之處，而是把鏡頭聚焦在妓女繼母和她妹妹之間。在眾人一聲的《主能夠》作為背景之下，妹妹告訴姊姊她們的媽媽已經去世了，因為媽媽上訪不果，在北京被精神病，被注射，被消失了。鏡頭就在妓女繼母的錯愕與傷心中轉開，接向下一個命題。影片在這裡的轉接不消三分鐘，力量已盡見，而像這般的推進與轉接，在影片中並不罕見。

《G殺》是導演的首部長片，開的格局奇大，卻沒有失控。影片中，每位演員都到位，杜汶澤本色演出，毫無問題，李任燊演亞氏保加症青年，毫不違和，陳漢娜、黃璐和陸駿光也恰如其份，連戲份不重的楊卓娜也是層次滿滿。演員本身固然用心，導演的導技也應記一功吧。影片中的蒙太奇和高空鏡頭也叫人耳目一新，這樣的鏡頭在香港電影中實在少見，也許是引入中島哲也式的影像之故吧。

那麼，到底《G殺》如何了結後雨傘的代際問題呢？在這點上，反見編導的仁慈，給警察父親一場自白的表演，加一場浪漫的死亡。雖然女兒最後否定他的浪漫，但這已足夠給一代人喘一口氣了。至於那少年群體呢？我們不知道他們最後是死是活，但資優女生和大提琴手在天台上的浪漫愛情／共同體，卻是排除了亞氏保加症成員才有的。這問題，可以反過來問問編導，亦可以用以質詢關心香港的人：新世代的共同體到底基於甚麼條件才得以成立——或者不得以成立——呢？

#李卓斌 #蔣仲宇 #G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