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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上的失敗與挫折，都是靈魂上的成功與進化。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自己在一段不甚滿意的關係中，甚至帶有破壞性的成分，也都試著讓自己自由，卻無法解脫歸於徒勞，是為什麼呢？這種深陷於深淵不出走，卻又極力把痛苦加在自己身上，其背後的心理動力是什麼呢？我在心理治療師歐文亞隆對於死亡與精神病理學中提到的幾則故事當中找到了原因，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故事是48歲的波妮，她有嚴重的循環系統疾病（伯格氏病），結婚20年膝下沒有兒女，和丈夫分居10年。她先生熱愛戶外生活，是個感覺遲鈍、自我中心、獨斷獨行的人。因為波妮健康不佳無法一起出外打獵釣魚，最後棄她而去。在分居的10年中，他完全不提供波妮生活開銷，與好幾位女性發生婚外情（並且把事情告訴她），每周到她住處一兩次，為的是使用洗衣機，看看有沒有商務電話的留言，每年和他做愛一兩次。

波妮出於強烈的道德標準，拒絕在尚有婚姻關係的情形下，與別的男性約會。她一直執著於丈夫，有時一看到他就生氣，有時卻仍迷戀他。生病、寂寞、和丈夫每週一次洗衣機之訪的折磨，使她的生活越來越消沉，可是他不願意離婚，不切斷他的電話，也不終止他的洗衣特權。

結婚21年的波妮，丈夫凡事都為她做決定，他是個萬事通先生，對她非常照顧，所以在他分居之後才了解「被照顧」會限制他的成長和自信，可是知道有一個人總是在保護和救援她的感覺實在很舒服。波妮罹患癌症的疾病，即使在分居10年之後，仍然固執地相信先生在外面照顧她。當治療師催促她回顧先生不在場時的生活，她就會非常焦慮。如果他發生緊急事件怎麼辦？他可以打電話給誰？沒有他的生活實在寂寞難以忍受。

顯然他是她不用面對嚴酷現實的象徵，其實並沒有人在外面，而緊急事件是不可避免的，並沒有象徵性或真實的人可以幫她解決問題。

第二個故事是與男性有一長串令人不滿意的關係的戴洛拉，她在35歲時嫁給一個心裡不成熟常常強迫對方的人。她結婚之前曾因慢性焦慮和十二指腸潰瘍接受心理治療，婚後丈夫一絲不苟的控制，很快就使她發現以前的焦慮實在算不了什麼。

他訂下戴洛拉週末的工作時間表，早上9:00到10:15整理花園，10:30到中午到雜貨店購物等。還要她把消費金額詳細列表，監聽她每一通電話，指責她花時間和別人在一起。沒多久戴洛拉就充滿焦慮和壓抑的憤怒，可是一想到分居或離婚就感到非常害怕。

戴洛拉就像波妮一樣害怕孤獨，雖然丈夫極度限制她，她卻寧可選擇婚姻的牢籠，而不願去自由的大街。她說自己就像被拋棄的人，好像沒有適當對象的女人，四處尋找偶然邂逅的單身男子。治療時只要請他想到分居，就足以引發嚴重而焦慮的過度換氣。

第三個故事是31歲的瑪莎極度渴望結婚，建立一個家庭。她交往多年的男友屬於一個神秘的教派，這個教派教導他越少做出承諾就越能得到更大的自由，以至於他是很喜歡瑪莎卻不願與她同居或做出長期的承諾。他警覺到她的需求，她抓得越緊，他就越不願意承諾。

瑪莎一心想和他在一起，因為他不願承諾而非常痛苦，然而她對他如此著迷，無法自由離開，每次她與他分手就覺得痛苦難耐，最後還是沮喪恐慌中打電話給他。他在分手期間非常冷靜，他雖然喜歡她，但沒有她也過得很好。瑪莎對他過於全神貫注，並沒有積極尋找其他關係，她人生的主要計劃，就是設法取得他的承諾，即使依照經驗和常理判斷這個承諾不太可能發生。

瑪莎讓自己的生活受未來掌控，當治療師請她想像放棄這位不願承諾的男友會是什麼情形時，她的反應是：「63歲仍獨自吃飯。」請她解釋承諾是什麼意思，她說：「它可以保障我永遠不會獨自生活或孤獨死去，」

瑪莎一直活在將來可能孤獨的恐懼中，他就像許多精神官能症病人一樣，並沒有真正活在現在，而是在未來中尋找過去（與母親的舒適連結）。瑪莎的恐懼和需要是如此巨大，使她無法和男人建立令她滿足的關係。她太害怕寂寞，不敢放棄目前並不滿意的關係，而她的需求是如此狂亂，以至於不敢離開預期中的伴侶。

以上述三個故事中的女性來說，連結的力量都不是關係本身，而是恐懼孤獨。在孤獨中最害怕的，就是缺乏神奇有力的他人圍繞著我們，觀察並預料我們的需求，並為其提供對抗死亡命運的盾牌。所以可以很明顯的理解，死亡焦慮能夠呈現在生活中的範圍是很廣大的。

以為的感情問題，其實與生存及死亡焦慮有關。

illustrator: lost7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毛姆．丘吉爾 ．他們的時代》書摘筆記

* 1928年，一戰期間，毛姆將其於日內瓦從事諜戰工作的傳奇經歷，寫下的原型小說集《英國特工阿申登》問世。

這部作品得到極高評價。雷蒙德·錢德勒曾盛讚它「最偉大的間諜小說」。

後來被英國軍情五處作為教材的《英國特工阿申登》，出版過程其實並不順利，從毛姆寫作完成至出版問世，至少花了十年時間。

該書出版最有趣的插曲是原稿差點被丘吉爾以違反《政府機密法案》為理由銷毀。

丘吉爾後來成為毛姆活躍社交圈的好友：他閲讀此書草稿完畢，身為自己一直渴望成為小說家而一生不可得的戰地前記者，當時丘吉爾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文學本事實在不如才氣縱橫的毛姆，看完最後一頁，他說：偉大的作品，勝過狗屁的機密，放行批准了這本書籍。

那個時候的丘吉爾還算年輕，才44歲，尚未登上首相之位，也還沒有嚐到政治的炎涼。

據說丘吉爾初見毛姆，他依舊還是一貫作風自信滿懷，滔滔不絕，但毛姆卻覺得他滿嘴廢話，插嘴了一句，讓丘吉爾驚愕：毛姆的詼諧之語，當場藏匿很大的殺傷力。

但丘吉爾不想和這位他打從心底佩服的文學家鬧翻，於是在眾人哄堂大笑後，他小聲告訴毛姆：咱們倆約定，以後誰也別笑誰，行嗎？

這是丘吉爾的智慧。

而毛姆也佩服他的寬容沈穏，答應了。從此一輩子成為好友。

《英國特工阿申登》過了丘吉爾這道關卡後最終出版，兩個英國男人的友誼持續大半生。

樂於社交的毛姆在50年代以後，比較少邀請朋友至家中聚會，但他始終歡迎丘吉爾前來別墅小住，共進午餐。

《毛姆傳》的作者描述倆人交往：早在丘吉爾還是一位年輕的政府官員的時候，毛姆和他已建立了好友誼

在一艘遠洋郵輪上，毛姆和喜劇之王卓別林也一見如故，成為摯友，他們倆甚至曾一起夜遊紐約的貧民窟。

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也是毛姆的劇作戲迷，「二戰」期間毛姆暫居美國時，羅斯福夫人曾經親自去他的別墅拜訪小住，在白宮為他舉辦晚宴。

晚年，毛姆總是忍不住說自己比老朋友硬朗多了。開玩笑丘吉爾面色粉紅，白頭髮卻軟趴趴的，看起來活像「可憐的老頭塑料娃娃」，而且太胖走路困難，別人說話聽不太清。

他常常自嘲：
「你要是覺得我老—老—老了，」毛姆洋洋得意地說，「那你去看看溫—溫—溫斯頓。」

* 毛姆的朋友不僅遍佈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國家，還包括中國。

他曾遠赴中國，和民國時期國學大師反白話文運動的辜鴻銘有過一回短暫會面。倆人談到了哲學、社會現狀等。清末民初，辜鴻銘當然會相當不平，但他是不從權勢的。他以傲慢的語氣表達「英國人思想不行」和「白種人憑什麼高人一等」：毛姆反而喜歡他，認為這位文學家相當有個性，帶著好奇的眼光猜測他。

「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個悲哀的人物。他覺得自己有治理國家的才能，但沒有帝王賦予他治理國家的重任。他想像的帝國已經亡了，他滿腹經綸，渴望傳授給莘莘學子，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數生活不幸、貧寒和資質愚鈍的外鄉人去聽他講學。」 （《在中國屏風上》）

辜鴻銘的滔滔不絕，讓幾次想要告辭的毛姆找不到告別的時機，終於當他起身離開時，辜鴻銘說：「你來看望中國最後一個真正的大文學家，我要送你一點東西作為紀念。」

毛姆提出想要一幅中國書法，辜鴻銘當場揮毫寫下毛姆難以理解的漢字。

「你寫了什麼？」毛姆問道。

他注意到辜鴻銘的眼神閃過一絲「傲意」。

「詩。」辜鴻銘說，「在中國仍是一個未開化的國家時，所有的讀書人至少都會寫幾行風雅的詩句。」

他慷慨大方送了字畫，卻拒絕向毛姆解釋詩的內容。

回國後，毛姆找到懂漢學朋友翻譯了一下：

你不愛我時：你的聲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纖纖。
然而你愛我了：你的聲音淒楚；
你眼淚汪汪；玉手令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愛情使你不再可愛。

毛姆當然大為震撼。

*喜歡毛姆作品的朋友們大概知道，毛姆寫過很多避世隱居的主人公，他們追求一種純粹的、理想的精神生活，比如《刀鋒》中的拉里·達雷爾，《月亮與六便士》的斯特里克蘭德，《愛德華·巴納德的墮落》中的巴納德，都是這樣的避世類型。儘管這些「拋棄世界的人」令毛姆著迷，但他本人的生活卻跟那些主人翁相去甚遠。

毛姆本人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一方面，他嚴格守護著寫作者的私人空間，以寫作創造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但與此同時，他也過著一種豐富多彩、精明世故的世俗生活，正因為此，他的一生這樣傳奇。

他一生算明哲保身，但在世界大戰期間，卻以知名作家的身份作掩護，赴險從事諜報工作。在那個同性戀是非法行為帶來牢獄之災的年代，毛姆是個同性戀者，他有多段秘密戀情。

中年以後他名氣越來越大，同志的身份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了，於是他在地中海邊的里維埃拉買下一座大宅子「瑪萊斯克別墅」，開始長居法國，這所別墅又成為顯赫一時的迎賓之地，高朋滿座，在當時和後世都成為傳奇。

毛姆本人也是一個偉大的冒險旅行者，當時世界上凡是可以旅行到達的地方，他幾乎都拜訪了。整個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當時被叫做「毛姆王國」，因為除了毛姆，其他作家很少有能力去那些地方。

他去了中國，還說北京是世界上最適合度過餘生的地方，並寫下了以中國為背景的作品，比如《面紗》和《在中國屏風上》。

《瑪萊斯科別墅》在毛姆傳作者黑斯廷斯筆下，詳細描述了這所奢華別墅的種種細節：別墅配備了十三名服務人員，常年有賓客留宿（包括丘吉爾、H. G. 威爾斯、伊夫林·沃等人），毛姆一絲不苟，親自統籌家務，維持別墅的舒適與高效，保證客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滿足。

他是最好的東道主，「為了達到最高的標準，願意付出努力和錢財」，而且「以表面看不到、幕後卻緊鑼密鼓的安排營造出輕鬆隨意的印象」。在賓客們後來的記憶中，瑪萊斯科別墅是毛姆在里維埃拉打造的一座伊甸園，有菜餚精美的酒會、賭局、派對和海上野餐。

但傳記作者黑斯廷斯特別點出儘管毛姆是最好客的東道主，但他自己的生活「嚴格保持著一成不變的日常安排，任何事都不能打擾」，客人們也許通宵狂歡，但毛姆為了確保次日上午的正常工作，總是在十一點前就寢。

黑斯廷斯說：「在某種意義上，瑪萊斯科別墅集合了毛姆本性中的兩面，一面是奢華、溫暖和感官享受，另一面是藝術家的樸素和嚴格的自制。」

今天的讀者常常會忘了毛姆其實是19世紀的「七零年代後」，跟我們隔著整整一百多年。

一個原因大概是他的很多小說今天讀來還是很現代。

毛姆經歷的世紀充滿了災難和變數，但他始終保持著一個冷靜的人性觀察者和記錄者的姿態，即便在大戰期間為國效力、從事諜報工作也不例外。

如果跟著毛姆傳作者黑斯廷斯重走毛姆的世紀人生，看他身邊風起雲湧的時代和人物，可能會意識到跟毛姆同一代的大多數寫作者今天都已經遠去，甚至毛姆自己那些最賣座的劇本，現在也已經被遺忘了。

但那些飽含世俗智慧、犀利揭露人性的小說，把他送到了更遠的地方。

直到今天，他還像是一個「坐在我們中間的人」。

如果讓今天的普通讀者安排一張文學圓桌，說不定毛姆依然和丘吉爾坐在一起，談天說地。

黑斯廷斯在毛姆傳的最後有一段話：很感人。

薩默塞特·毛姆去世後，他的名譽遭受了著名作家們難免要經歷的下滑期，特別是他在漫長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中，都沒有離開公眾的視線，也沒有脫離時代的脈搏。

六十年代是迅速變化的時代，很少有人再想去讀那些講述舊秩序、大英帝國、深居叢林的殖民地官員、太太們在壓抑的愛德華七世時代鈎心鬥角的故事了。

毛姆對此不會感到驚訝。「一名作家剛去世的時候會有微瀾泛起，之後便是多年的無人問津，」

他在1946年寫道，「如果他的作品中包含某些具有長久價值的東西，那麼人們會重新對他產生興趣的。但是，沈寂期或許要持續二三十年。」

他不是沒有先見之明，因為過去二十年間，這位奇人作家的作品，又迎來了顯著的復興。

從幼年起，毛姆就學會了隱藏自己充斥著痛苦的私生活，但他在寫作中找到了幸福與釋懷。他將創作的過程描述為「最令人著迷的人類活動」，創作是作家找到慰藉的所在，一個「可以在不洩露隱私的情況下訴說秘密」的地方。

他對藝術的熱愛與苦心孤詣，使他成為有史以來最受歡迎、最多產的作家之一。

一代代人會為他傾倒，他已經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毛姆，一個偉大的講故事的人。

綿綿雨粉如風飄絮，灑落於石板地上。
隨着羊腸石徑而行，兩旁植物悠悠揚揚，被修剪過的痕迹，顯得有點造作。終於走出迂迴，晃入眼眸的，是「香港公園」四個大字。水珠從牌坊滑落至花叢，細葉輕抖，對啊，下着雨呢。
回過神來，驀地前瞻一下，眼前是座白色建築物，正可擋雨。
甫踏進平房內，方發覺此乃一間茶藝館，左手邊是一條迴旋樓梯，正要舉步之際，竟傳來陣陣茶香撲鼻，剎那瞄了瞄上方的木牌，手已不禁將前方木門推開，默想着剛才的三個直度大字——「樂茶軒」。
果然，木門後，別有離塵天地。

瞳孔裏反照出一片古色，木地板鋪上一層輕蠟，門口的左方擱了數個木架，分別放了不同的茶壺、茶杯，靠牆有一貌似百子櫃般的木具，相信是安置茶葉的地方，數位身穿寶藍色長袍的茶藝師，正專注地泡水試茶。右方則是另一木櫃，一個個小圓罐整齊地排列在內，拿起一瞧，罐子上寫了茶葉的名目，裏面則放了一小撮茶葉，好讓品茗者挑選茶種。來到店子的前方，散發着濃厚中國味的正方木桌及木椅正有員工在拭淨，數個紋路相當細緻的木屏風，稍稍分間了兩至三個空間，免卻侷促，並列的數個雙門大窗透着日光，而窗框及窗花都一致地用上了木材，貫徹始終。


凡塵本歸自然
確定這是一家茶館後，一名身穿沈紅寛衣的老人步及。怎麼說，他綁起銀髮，一額清爽；圓弧的黑框眼鏡，擋不住深邃的雙眼皮，一雙明眸似乎沒有被歲月壓昏；微笑底下，連着一束白鬍子，左手把其執起一掃，對了，就像遠古的智者。伸出右手一握，他報上「葉榮枝」一名來，於茶藝界相當有名氣的他，被尊稱為老師，亦是茶館的主人。
茶館歷年廿七，說長不長。老師接過茶藝師的茶，小嘗一口，緩緩道出每晨試茶乃茶館的傳統，重點是水。香港不吃香，水質一般，即使採用了優質的濾水器，每天仍要先確保水味如貫，方放心泡茶。地方各有優劣，本是自然，盡本份泡出一壺好茶，就是尊重天然、順應自然。說起這一點，就關乎茶館成立的原因，其實有些少因緣。
早於八十年代，老師跟維他奶的創辦人羅桂祥合作，賣紫砂茶壺維生。當時是一九八六年，對茶道還是一知半解的他，遇上了他的啟蒙者，亦即是他的員工。這名員工來自安溪，家族以種茶維生。一次機緣，他帶老師到故鄉去，踏上茶山一刻，完全震撼了。高山雲霧，地方唯美不在話下，最大的感動，來自茶農認真的精神。當時做茶葉很樸素，由種植、採收、挑葉、搖茶、發酵、殺青，到包裝都一手一腳、一板一眼，沒有機器輔助，一切講求天時、地利、人和。由一個普通的飲品，變成有生命的東西，不單好喝，不是完美，但有一種個性，猶與大自然結合。說起，他仍覺激動：「好感動，嗰刻我發現，呢樣先係人所追求嘅嘢。」那個年代，茶種不明確，某地的普洱、哪方的水仙，反正各類茶葉全都由政府先收購，再混合出售。於是，老師帶了好些茶葉回港試賣，發明了「單採」這個名詞，明確地劃分了地區及茶類。流傳間，大家覺得這概念很好，引發他開創了樂茶軒。
老師呷下第二杯茶之時，已見有客人步進茶館，時間尚早，多為品茗而來。放下玻璃茶杯，他徐徐站起，迎賓去。


專心不染塵濁
客人是三名女士，打扮樸實，徑自走到放置茶葉的木櫃前喃喃互語。老師見狀，上前打着招呼，又拿起茶葉小罐讓各人嗅嗅。這是茶館的執着，了解客人口味，為其挑選合適的茶種，賣茶之餘，解釋何謂好茶，如何品茶、泡茶。「由八十年代起，我見盡好多茶館，而家執得七七八八，佢哋最大問題係將重心放喺食物，令茶館風味減少。」他強調，茶永遠是主角。
言談間，發覺三人有意學茶，老師於是把各種茶葉、茶具拿出，準備泡茶。用小勺子舀起茶葉一瞬，他神情忽而嚴肅起來。這是他的信念——專注。細心專注地喝，就發現味道確是不同。他把熱水壺插電，將茶的種類娓娓道來。
從前，茶葉分類很簡單，分為不發酵、半發酵、全發酵及後發酵四種。現時則較講究，劃分了六大茶類。綠茶、青茶、白茶、黃茶、黑茶及紅茶。
此刻在老師面前的，正是不發酵的綠茶，碧螺春。只見，老師於熱水壺旁邊放了一瓶溫水。不需預熱杯子，因為愈少發酵的茶葉，沖水溫度愈低。綠茶雅淡，宜用薄身茶具，他慢條斯理地把泡好的茶倒入玻璃杯中，茶的表面浮起了一層茶毫，即茶茸毛，茶毫愈多，代表茶葉愈細嫩。淺嘗一口，清香的餘韻仍於舌尖徘徊之際，老師已換上一套小巧的薄紫砂泡烏龍茶。稍稍預熱茶具，倒掉熱水後，就把屬於半發酵的青茶塞到茶壺中注水，把第一壺茶倒掉，他解釋：「唔係每隻茶都要倒走第一泡，烏龍茶第一轉茶葉未張開，唔香，所以唔要。」把茶飲盡，老師走到擺放茶葉的木櫃前，逐一解說。
手上的水仙是白茶，屬低發酵茶，宜低溫沖泡；旁邊擺放着罕有的黃茶，則屬後發酵，他一解狐疑：「等於你媽媽留菜，菜心芥蘭，我用碟蓋住，返嚟再蒸熱，菜變成黃色，咁咪係黃茶囉！」同屬後發酵的黑茶亦然，變成黃色的菜再慢慢曬乾閒置，變成菜乾，就是黑茶。往下方一看，是為人所知的普洱，即紅茶，紅茶以全發酵製作，要用高溫沖泡。見有人口水直流，老師知情地舀起一撮，返回泡茶的位置，用大熱的滾水灌滿厚紫砂壺，放入茶葉，把水柱拉高注入壺中。細心一看，茶葉比剛才的兩種茶粗大得多，故此水溫需較高，原理如煮牛肉一樣，牛肉切得薄，火鍋時熗熗就吃；如果牛肉切得厚，就需多浸兩下。這正是人云亦云的表現，原來水滾，不一定茶靚。
想當初，教他喝茶的師傅，主要是茶農，與之生活，取溪水沖茶，訓練專注，細心體會時，慢慢找到茶的樂趣、茶的精髓，繼而，才變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茶，其實是一種經驗，需要累積。這是他送別三名女士時，留下的一句話。

悲心牽動萬麈
轉身步回茶館一刻，門外剛好有人送來點心，老師見無人閒暇，於是出外交接。雨露依然連綿，他倒是一臉無所謂，與門外送貨工人核對着單據。驀地，一名挽着兩袋蔬菜的光頭男人站在身後察聽內容，見一切順利，就急步往炊煙裊裊的廚房走。老師忙畢，見店內已半滿，不慌不忙地踏入廚房。「劉經理，客人開始到啦。」他稍稍吊高嗓子，喚着正忙得不可開交的光頭漢。劉經理原來主力負責廚房及菜單。茶館雖然只賣素食，但七成的點心都是當天即包即蒸，其餘三成向某寺院叫貨。劉經理每早都需要外出挑選新鮮貨，原則是不時不吃。既然茶是主角，食物理所當然，就是配角，因此茶館每天只售約二十款點心，但選擇少，客人容易生厭，故每天都要轉換款式。至於，最令二人頭痛的，就是如何讓菜式配合醇茶，因為茶本身是一個減的元素，用來清潔口腔，素菜清淡，易致「口寡」，所以他們要不斷嘗試，例如油膩的，配普洱茶來清膩感；淡味的，就配清茶。
離開廚房，發現店裏已經近乎滿座，看來最旺場的午市已至，緊隨身後的老師開腔：「附近做嘢嘅人想食素，但附近冇素餐館，所以就會嚟晒呢度。」素蝦餃、素燒賣、豆腐餅、燉湯，一籠籠點心不息地送到席間。看着穿著整齊的上班族忙於咀嚼，使得他憶起九十年代的上環。
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二年間，茶館於上環樓梯街開業，只賣茶葉，旁邊很多老茶鋪。被嘲是黃毛小子的他，卻憑着一份慈悲，而站穩陣腳。他相信幫人要盡全力，故此，有任何人到茶舍請教茶道，即使沒有光顧，都會傾囊相授。也不求暴利。估計，全中國屬他的茶最便宜，三十八元一斤起，到現時都沒有漲價。他常跟客人直言，他們的茶並不特別名貴，並非得獎，只是好喝。清心明明，令他結識了一群「茶道中人」，因而闖出名堂。但老師強調，不要讓一片悲心受蒙騙，例如茶價未必直接反映品質，「我好討厭大陸啲小罐茶，話咩總裁飲嘅茶，世界上有幾多總裁？其實就是要令你虛榮。」有些茶賣幾萬元一斤，根本騙人。故此，他要尋根，親自到中國內地不同的茶山試茶，好茶方買，成為了全香港第一個跑茶山的人，幾乎全中國的茶山都跑過。熱心的他，更冒着生命危險去試茶。
有一次，老師到龍井向茶農買茶，碰到一個炒茶的人，二人聊開了，他就嗟嘆黃茶難求，因為做茶過程繁複，沒有幾個人做了，不料對方竟然指他的爺爺會做，老師二話不說，立即動身隨他到安徽故鄉找黃茶老人。然而，不知道是因為過於興奮而忘記，還是刻意遺忘，當年是二零零三年，正值沙士疫間，聞說此病就是從該處傳來，故被列作禁區。幸而，他最後都無病歸來，更帶來了珍貴的黃茶，對方被其誠意打動，更每年為他做茶。
從思憶中掙脫，老師揑一把汗。最令他覺得驚險的，是在眾多老行尊面前，能夠生存過來。最後，茶鋪愈做愈好，於是二零零三年投標現址，開始做茶館，如他的口頭禪「From farm to table（從茶山到桌面）」。於他而言，茶道雖盛載了很多文化及歷史，但經常把文化掛於嘴邊，終成包袱。所以他的信念是讓人快快樂樂地喝茶，故名「樂茶軒」。
回頭，他已坐於客席，與數名外國人茗茶閒聊。如斯氛圍，吸引不少遊客遠道而來，牽塵萬里。

喜捨一切如塵
送走了最後一位客人，仰首一望，已經四時許。穿戴整齊的店員，開始重新於餐桌上鋪上竹蓆，一雙筷子、一套碗碟，都有條不紊。手輕腳動，不發出一點繁音。倏地，幾位手執樂器的男女推開大門，朝老師這邊打招呼。茶館平日不做晚市，每逢周末晚則有粵曲或南音表演，很多客人特地來，邊欣賞邊享用晚膳，相當熱鬧。南音徐徐揚起，老師輕敲拍子，訴說着，表演樂隊駐場多年，早已成為老友。堅持做音樂表演，並沒有為他帶來更高的利潤，由始至終，他都只視茶舍為一個以茶會友的地方：「你想發達千祈唔好做茶，呢行能夠過到生活，維持落去已經好好。」喜捨，是他的座右銘。
喜捨，即有些東西要懂得放棄，懂得與人分享。正如要得好情誼，凡事就不能賺到盡。說實話，對年輕人而言，茶館有點老套，但老師一點沒有想過以年輕化來擴大客源：「好難將就年輕人，好似佢哋鍾意飲珍珠奶茶，但呢個係我底線，叫我畀啲化學劑你飲，我做唔到。但年輕人會長大，總有一日發覺乜嘢對自己好，佢哋需要幫助，而唔係將就。」堅持原則，就要捨棄獲利。
對於茶的執着，又豈止一二。時至今日，老師仍然會去茶山試茶，尤其是多產的地方，好茶需要發掘。當然，很多茶都不需他親自去買，畢竟，認識了十多年的相熟茶農芸芸，每年都自動替其留一批好茶，他咧嘴笑道：「而家係賣幾分老臉皮！」縱然臉皮多厚，事實上如今很多茶都買不到了，就如他一直光顧的一個茶農家庭。老師憶述，這家人做的鐵觀音非常香醇，還記得第一次到他們家中看他們做茶，一絲不苟的全手工製作，更要用腳搓茶葉，深深被他們的堅持震懾。可惜，九十年代時，茶農的兒子自殺死了，夫婦二人傷心過度，又缺少了兒子的幫忙，也就不再做茶，那種茶至今也再嘗不了，此乃茶館的一大缺失。
只是，不捨不捨，還需捨。

被傷痛籠罩着的老師，略帶蒼然。睿智的光芒稍熄，暴露了六十有七的點點老態。茶館雖好，人卻會衰。說到傳承問題，他確實沒有頭緒。第一，有興趣的人不多；第二，懂茶的人不多，但最令他憂心的，是感情關係轉移問題：「茶農老，我又老，佢哋嘅接班人同我嘅接班人可唔可以共處，都係未知之數，老啦，唔可以帶走任何嘢，咁交畀邊個呢？」他自覺唯一能做的，是讓人感到茶館有生命力，畢竟誰願意接手一間小店？碰巧，最近大館邀請他去開店，自嘲一把年紀；一把鬍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一把衝勁；一把茶壺，最後把心一橫就去做。他，就賭一鋪。
揑着鬍子，智者深知世外桃源，虛無縹緲。何不暢飲一杯，暫洗風塵，於此天地胡哼亂唱，一番逍遙。
明天的事，明天了。

金鐘樂茶軒
地址：金鐘香港公園羅桂祥茶藝館地下
電話：2801 7177
營業時間：10am-8pm（星期日至五）；10am-9pm（星期六）；每月逢第二個星期二休館
詳情： http://bit.ly/2NuvBHi

中環樂茶軒
地址：中環荷李活道10號大館1座G06-07鋪
電話：2276 5777
營業時間：11am-11pm（全年無休）
詳情： http://bit.ly/2Nq1g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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