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作選篇(之36)
世間再無蔡元培
(2014年和2018年,我寫過兩篇談蔡元培的文章。)
(2014年)課可以少上幾天,但對社會關懷、對不公表達抗議的活動卻最好不要缺席。即使抗爭無效,這也是塑造一生人格和人生追求的機會。五四運動的學生總指揮是傅斯年,起草《宣言》的是學生領袖羅家倫。傅斯年後來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任台灣大學校長。羅家倫後來任清華大學校長。五四運動的參與學生還有鄭振鐸、聞一多、瞿秋白、張國燾、羅隆基等對中國現代文化卓有貢獻的名人。支持及聲援的文化人則有胡適、陳獨秀、朱家驊、梁啟超、魯迅等,都非等閒之輩。北大校長蔡元培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這些中國現代史上的殿堂人物,沒有人說罷課耽誤學習,沒有人說罷課不會令政府態度改變,沒有人指火燒趙家樓行為激進,沒有人說學生受人唆擺。人生的青春要靠理想指引。蔡元培墓就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多年前曾有過把蔡元培墓遷葬北大之議,但蔡先生後人反對。蔡墓留在香港,是香港人的福份和對港人的策勵。
(2018年)1919年,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到中國,目睹了五四運動全過程,瞭解北大的角色後,他感慨地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他在就職演說中說:「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他「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使北大自然而然地成為新思潮旋風中心。在這裡,有胡適、錢玄同等提倡白話文學,也有黃侃、劉師培等維護文言文學;胡適與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可以各開一課;王寵惠信奉三民主義,李大釗、陳獨秀信奉共產主義,李石曾信奉無政府主義,蔡元培也毫不干涉。當時社會有多少學派,北大師生中就有多少學派。
蔡元培塑造了北大精神:相容並包,思想自由。於是北大人才輩出,學術碩果累累。北大也成為全國新文化運動陣地和學術之中心。如杜威所說:「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
蔡元培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
大學應該是科學發展的火車頭,文化創新的發源地,思想碰撞的自由港,社會良知的大本營。儘管不少成功人士沒有完成大學課程,但大學在思想自由和創新方面,引領社會和時代。
蔡元培之後,民國時期將西方的大學模式傳入中國,還有八位為中國近代教育奠定基礎的大學校長,包括蔣夢麟、胡適、張伯苓、梅貽琦等,他們的文章、教育理念,他們的人格、見識、學養,引領社會,留下典範。可惜,這一切,在中共建政後,都一掃而空。北大紅樓今猶在,世間再無蔡元培。大學已非育人而是制器——製造黨的特別工具。北大校長公開發文貶低焦慮與質疑的價值、扼殺批判思維。若說大學仍是社會思潮引領者的話,那是引向假話時代,引向絕對服從的奴隸社會。香港現時是亦步亦趨。
1905 年,孫中山在倫敦拜訪晚清的西學先驅者嚴復。嚴復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對此,孫中山的回應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經百多年革命實踐,害之存於甲者竟百倍見於乙,世人應該認識到:還是嚴復有道理。
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提倡民主與自由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世道人生:五四的歷史傷痕 - 李怡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通過聯線方式用中文發表〈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講話。他以平民主義去闡釋五四精神在今天的意義,認為要在中國建立「民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中國口交部華大媽回應博明,說他錯了,「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五四精神真正的繼承人,是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公民」。
平民主義,populism,中文常譯為帶貶義的民粹主義,但實際上這詞是中性的。在民主國家中,民粹主義有以多數人意向壓少數人權益的含義;但在專制體制下追求民主的社會,平民主義是推動少數掌權者需要得到多數人同意的動力。博明在講話中談到五四的背景,是一次大戰後,巴黎和會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北京學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示威運動。但他認為五四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對不平等條約的民族主義的憤慨。它激勵了中國人民對現代化的探索。」
博明表達了五四對中國人民的正面意義,我卻不能不想到五四激起的民族主義,對中國歷史帶來的傷痕和負面意義。這負面意義,也就是華大媽說的愛國主義。
五四運動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五四,是指1919年發生的學生運動;廣義的五四是指更早時發動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打破專制主義舊思想、追求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的啟蒙,主要起源於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雜誌提出「以科學和人權並重」的口號,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青年們要「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博明推崇胡適當時提出的白話文,使中文普及於平民,對新文化起了革命性作用。
從陳獨秀《敬告青年》的六點主張,和《新青年》貫徹的改革思想來看,都是以自主意識去對抗2,000年專制主義播下的奴隸意識,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對抗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的啟蒙。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的傅斯年曾公開聲稱「我是絕對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若說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贊一詞了。我對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它的出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另一位五四學生領袖羅家倫說:「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高叫愛國、賣國的聲浪,我卻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他認為,「學生的犧牲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眾自決的精神才是五四運動的實在價值。」
然而,五四激起的「愛國、賣國的聲浪」,和接下來日本侵華的步步進逼,終爆發抗戰,使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啟蒙意識,被民族主義的救亡意識壓倒了。中國學者李澤厚在1986年提出五四的最大歷史傷痕,就是「救亡壓倒啟蒙」。
正是在五四前夕的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蘇聯早期的「欣欣向榮」,騙倒了西方許多知識分子,社會主義也就成為時興的思潮。蘇聯的崛起帶來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使很多知識分子在救亡意識中,以為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
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荼毒了中國近百年,五四造成的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傷痕,帶來了百年社會災難,更使民風倒退到比滿清時更不如。在我人生的思想歷程中,見證了這歷史傷痕的頗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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