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五 四 新文化運動 領袖 是 誰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Hall G、北大與八大胡同】早排在 #德育教育 panel，某位前大學學生事務教授在感嘆大學生私德有虧。曾有大學生在宿舍邀請鶯花上樓，舍監發現後，只罰學生「未經登記帶外人進入」，沒有追究道德責任。老人家大感不滿，又話「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以前都唔係咁」「以前啲老師唔係咁」。面對這些老人家，我都幾好奇「以前唔係咁」，咁以前的老師又係點處理這不道德問題呢？

#北大與八大胡同

民國初期，北京「煙花之地」於八大胡同，鄰近一院兩堂是胡同常客，一堂是京師大學堂，另一堂是北京大學。受開放風氣影響，加上當時大學師生都中產人士，不少讀書人都會「逛窯子」。

最有名的莫過於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教授）陳獨秀與理科學長夏浮筠，兩位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是「大丈夫（2003）」都不是入北大之後才學壞。時任校長蔡元倍都不介意陳、夏私德問題，特意聘任為文、理學長。在蔡校長的時期，更沒有一個師生因為嫖娼而被開除，除了陳獨秀。

五四運動後，《新青年》主編被指嫖娼及傷人，被小報所斥，後來因廢學長制而被離開。究竟撤陳職，是為公，還是私呢？此醜聞唐寶林教授在《陳獨秀全傳》否定（2013，218-221頁）。胡適對湯爾和的書信中，就承認了嫖娼之事，但認為傷人是政治攻擊，加上其他私德有虧的教師都未有被撤，證明陳獨秀是被（公的或辦公室的）政治迫害。

「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與浮筠都幹的事。而『（..太具體怕過不了FB監督.）』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90頁）

蔡校長，雖然他是「進德會」發起人也認為「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嫖、賭、取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6頁）。

#以前唔係咁個以前可能只是聖賢對中華文化的幻想

話說回來，嫖娼當然不是道德之事，但這位在德育Panel的前大學學生事務長懷念過去，人心不古，「以前都唔係咁」。其實那個以前，都可能只是聖賢對中華文化的幻想與FF而已。

#德育教育 #價值觀教育
圖：張圖明顯係假的

見「新五四運動」，念傅斯年校長

1991年進台大的我，二十餘年來從來沒有忘記台大的精神標竿──傅斯年校長。台大歷任校長也從來沒有一位能與傅斯年比肩的，儘管他才當了兩年台大校長。玉珍就是受了傅斯年思想的影響，立志要赴北大求學。很幸運的是，1995年考到北京大學法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而得償宿願。

今年五四格外地不同。因教育部拔管造成台大校長難產，學生群起抗爭，在傅鐘前發起了「新五四運動」。事起倉促，就如同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始時愛國抗爭的導火線與後來逐漸蛻變的新文化運動幾乎沒有交集一樣；將來的「新五四」會有什麼樣的演變，現在完全無法預料。倒是令人景仰的傅斯年，可以作我們的典範。

傅斯年是當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也是北大學運中右翼份子的頂尖人物，深受國府器重。他的耿介性格、高尚的人格，對民主自由的堅持與公義的情操，光耀寰宇，政界學界無人敢攖其鋒。他曾經砲打皇親國戚，先後扳倒孔祥熙（1944年）、宋子文（1947年）兩個權傾一時的人物。也因此在1949年國民政府危難之際，想到他這樣一位教育家出任台大校長，才有以後台大人永遠懷念的傅園與傅鐘。

今天台大學生怒火中燒的原因是：台大校長被教育部做掉了，台大受到羞辱了，政治力干預台大自主權，台大的校園民主遭到了剝奪。其實，這次拔管的操作很明顯是「先射箭後畫靶」，依心證而不依法條，霸王硬上弓而不求軟著陸，「顏色」政治壓倒多數決的民主制。走筆至此，便想到令人尊敬的鄉賢楊永斌教授。楊教授是很多台大人心目中的校長第一人選，就是因為「顏色」不對而無法為台大人奉獻更多的心力。

看到管中閔與楊永斌教授所受到的待遇，玉珍感同身受。我們身處的環境，常見到不公不義、徇私苟且、恣意妄為的惡勢力在糟蹋人才，羞辱斯文。只看派系，不論能力；只看顏色，不論是非。誰來撥亂反正？傅鐘鐘聲二十一響，就是天天提醒台大師生不忘「每天沈思三小時」。期待FB的好友們一起來為紛亂的時局把脈，一起敲響金門反省的鐘聲。

（圖為傅斯年校長）

曹長青：五四運動是文革的前奏

五四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的接生婆。共產革命在中國的勝利，跟五四有直接關係。所以毛澤東們一直歌頌五四，紀念五四。

即使近年有人反思五四，看出它促使共產黨發跡的暴力傾向等，但由於中國知識界長期以來把當時的兩場運動（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相混淆，籠統稱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倡導個體解放、思想自由，尤其是砸碎了禁錮中國人幾千年的古文枷鎖，開啟了劃時代的白話文歷史，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所以就無法（也不敢）否定「五四運動」。

不久前我在「肯定新文化運動，否定五四」一文中提出，應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明確分開，因為這兩個運動性質不同。新文化運動強調反對舊禮教、追求個人自由/個體權利，傾向英美的個人主義。而五四運動則高舉愛國主義大旗、煽動民族主義，並理直氣壯地在「反帝」等口號下，用暴力手段侵犯私有財產，在蘇俄革命的群體主義軌道上。

眾所周知，五四運動從「火燒趙家樓」開始。學生因不滿政府跟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衝進參與簽訂該條約、被認定是賣國賊的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趙家樓，毆打了被誤認為是曹汝霖的外交官（致腦震蕩送醫），並放火燒毀了趙家樓。

趙家樓是私人住宅，被縱火燒毀，明顯是侵犯私有財產的違法行為；而毆打外交官更是侵犯基本人權。即使官員有罪，也應司法審理，而不是燒屋打人。但這些違法行為，當時卻在愛國名義下沒被法律追究，甚至得到讚美。

這個事件成為五四運動的起點和標誌，也最代表五四的傾向和性質：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以崇高正義的名義、以國家/集體利益的名義，不惜用暴力剝奪個體權利。這種思維方法和暴力傾向跟後來文革的「打砸搶」有驚人的相似性。

史料證實，「火燒趙家樓」不是一時激憤，而是預謀的。學生們事先準備了火柴、汽油，查到了相關官員的住宅地址，甚至找到官員照片，准備毆打，甚至暗殺。

當時也有人試圖阻止放火，提出大火蔓延燒毀周圍民宅（11家被燒）問題，但那個五四干將、首先放火的匡互生卻反問到：「誰讓他們與漢奸為鄰？」如此惡棍邏輯居然佔了上風，主導了運動。

火燒趙家樓不是偶然行為。五四時代的翻譯家梁實秋回憶說，當時他是清華學生，也參加遊行示威，當學生在街上演講時，有三兩輛汽車因不得通過而按了喇叭，憤怒的學生竟然把汽車給砸了。當時梁實秋也覺得這樣砸汽車不太好，但他說，「後來細想也許不冤枉，因為至少那個時候坐汽車而不該挨打的人究竟為數不多。」 （梁後來對此有反省）。

不僅毀掉私有財產，在那種氣氛下，連人身安全也難以保障。例如梁實秋還回憶說，他跟當時北洋政府的外交官章宗祥的兒子在清華同一個寢室。那些狂熱的學生痛批章宗祥賣國，就去打他的兒子。他兒子感覺不好，早就躲起來，結果那些學生就把他兒子的床鋪給砸了個稀巴爛，還把他兒子的衣箱東西扔得「狼藉滿地」。章宗祥的兒子再不敢來學校上學，恐懼焦慮，不久就得病死了。

打人、燒私宅還不夠發泄「愛國憤」。兩個月後，學生市民又把濟南《昌言報》給砸了，因這家報紙發表了批評學生的文章。《昌言報》前身《時務報》1896年創辦，是中國最早的報紙之一。該報不僅被砸，報館編輯還被捆綁起來、插上「賣國賊」牌子，游街示眾。這不是文革的預演嗎？那時候就給人掛牌子、定罪名、當眾侮辱。

更嚴重的是北京《晨報》事件。因這家報紙發表了不贊成中國走蘇俄革命之路的討論文章（也刊登了贊成蘇俄的），由共產黨北方區領袖李大釗等領導的激進學生和市民就在游行示威之後，高呼愛國口號，高舉「打倒晨報及輿論之蟊賊」的標語，包圍了報館，砸毀報館的陳設，最後也是放了火，把整個報館燒了。附近房舍，也因這場大火株連而「折毀破損甚多」。這已經是距離五四「火燒趙家樓」6年之後的1925年底，也就是共產黨成立四年之後。

而在這前一天，這些「李大釗們」還砸毀了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的私宅（之前還抄了教育司長的家等）。章士釗事後記述： 群眾狼奔而入，他家裡的桌椅、書籍、器具等，都被砸毀（遇物即毀），最後剩下的東西也被扔進火堆（卒掃聚所余，相與火之）。據史料記載，那幾年裡，章士釗的家先後被學生查抄破壞三次。

面對這種無法無天，當時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卻在給胡適的信中理直氣壯地說，《晨報》不該燒嗎？胡適當時致信陳獨秀，指責他說：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胡適悲觀地預言，「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處了。」 果然被他不幸言中。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為「新文化運動」的開端，火燒趙家樓是「五四運動」的起點。由於這兩個運動都沒有明確的終點，在時空上有交叉，而且其代表人物陳獨秀又在兩個運動中都是主將，所以多年來人們一直將這兩個運動混為一談。

但仔細觀察，這兩個運動的區別還是有跡可尋的：火燒趙家樓一個月之後，陳獨秀因散發革命傳單被捕，胡適接手編輯《新青年》。胡適的政治嗅覺是敏銳的，他察覺到李大釗們要在中國推行蘇俄的共產主義，所以馬上撰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所謂少談主義，就是少輸入蘇俄的革命，多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胡適跟李大釗就此展開辯論。《新青年》出版「杜威專號」，胡適介紹他導師的「點滴改良」的實驗主義，用來抵制李大釗們鼓吹的蘇俄式翻天覆地革命。這段期間，仍可視為「新文化運動」的繼續。

但陳獨秀被釋放後，就把《新青年》雜誌從北京遷到上海，並完全改變編輯方針，連續編發蘇俄專號，傳播共產主義，干脆直接做（胡適們所批評的）「鼓吹蘇俄的宣傳」，成為籌備中共的機關刊物（第二年共產黨成立）。陳獨秀也由「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變成《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者（連任五屆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變化，新文化運動的輿論號角（雜誌）改調，使這場旨在個性解放、思想啟蒙的運動逐漸落潮。

盡管五四運動從一開始就偏離新文化運動的軌道，無視法律，用暴力踐踏私有財產和個人權利，但將近一個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知識分子都沒有明確地把這兩個運動分開。究其原因，是沒有意識到區分這兩個運動、分清其不同性質的重要意義——是肯定追求個人自由、保護個體權利的價值，還是容忍（甚至推崇）用國家利益的名義、集體利益的名義而剝奪個體權利的暴行。前者走向憲政民主體制，而後者走向專制。

文革燒遍全中國的紅海洋，毫無疑問是五四意識形態的繼續。五四近百年了，自由中國尚不見蹤影。從根本上來說，是「五四精神」（用「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的名義踐踏「個體權利」）不滅。所以，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憲政民主中國，應該從否定五四開始。（caochangqing.com）

2014年5月21日於美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