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煎熬（李怡）
從深圳闖關回到香港，驚魂初定，卻感前路茫茫。邊防人員說「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規定」，而我在無法照那個新規定做的情況下，意思就是不能回來了。除非規定改回正常。這不是我能夠預知的情況，即使改正了我也無法知道。也就是說，如果我還要回家，那就是一次不可預知的生命賭博。更擔心的是麗儀的遭遇，她雖然性情溫和，但對於是非一向很堅持。她說中共文件指「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那麼若要她指證我是「特務」，就她個性來說，那是不可能的。但自從1966年文革開始以來，我已經見識了許許多多「不可能」的事。在逼供之下，她恐怕也難再堅持。那麼，我們的婚姻關係就要破碎。我很難想像那會是怎樣的情況。而更壞的可能性，就是她也被屈打成「特務」，坐牢、槍斃都有可能發生，那麼我兩個可愛的女兒怎麼辦？我每天想這樣的結局，每一次都一身冷汗。
文革以來，有甚麼荒唐的事呢？香港的非左派媒體大量報道，許多著名的、我所敬仰的作家知識分子被揪鬥，老舍自殺，從香港回國的兵乓球名手容國團自殺，許多中共元老、政要直至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批鬥、虐待，我在北京和廣州的兩位叔叔及其家人沒有消息，我在大陸的姐姐、弟弟、妹妹，都不跟我也不跟爸爸通信。這些都還不是我的直接遭遇。
文革開始時，在中國，接聽電話第一句不是「喂」，而是大聲叫「毛主席萬歲」，把人嚇一跳。過中國海關時，有段時間海關被紅衞兵奪權，過關時關員要我先站在一旁念《毛主席語錄》，然後問我「來深圳做甚麼」，我說「看我的愛人、小孩」（那時在大陸都把妻子、丈夫叫「愛人」）；問「看他們做甚麼？」答「講講話啦！」問「講甚麼？」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回答這些無知的問題。
那時候，一切都顛倒。乾淨整潔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習性，骯髒才是無產階級本色；禮貌是資產階級思想。妻子帶學生外訪時，晚上給學生蓋被，幫學生補衣服，文革大字報被學生揭發她「對同學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連動物都有的母愛天性也被指為「資產階級」。還有甚麼奇怪的、顛倒的事情不會發生？
我睡覺、起床、工作、寫稿，每月繁重的編輯出版《七十年代》月刊。生活着卻總像有一根刺頂在心中。
我去找麗儀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哥哥。他沒有為自己妹妹着急，而是鎮定地說，如果你沒有做甚麼事就用不着驚怕。言下之意是他的黨性凌駕了對他妹妹和對我的信任。
《七十年代》的出資者上海書局是華僑「愛國」資本，但我的實際領導人則是中共出版界的藍先生。更高級的唐先生，那時已經找不到了，據說他也被調回大陸批鬥。我把遭遇告訴藍先生，想他通過組織關係去溝通，至少讓深圳專案組知道我不是英美特務，而是在中共領導的雜誌擔任總編。但他聽到我說麗儀受審查，即不作聲。於是，我知道他或者無能為力，或者不想淌一個嫌疑人的渾水，或者相信組織多於相信他自己對我許多年的了解判斷。
我每月寄100港幣給麗儀，並到銀行去拿有她簽收的回條。從回條中知道她仍然活着，這是我們之間唯一的聯繫。整整三個多月，每一天都像被煎熬，我勉強支撐着近乎崩潰的精神，維持雜誌按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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