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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902815
打破同工不同酬，由公開薪酬開始？- Billy Tong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世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但勞工剝削問題嚴重。例如在 2019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因缺乏權益保障，在「勞工市場」一欄僅列全球 116 位，比新加坡低近 100 位。打工仔除了壓力大、工時超長、缺乏退休保障，還可能面對同工不同酬的問題。近年學界愈來愈多有關同工不同酬的研究，今年美國一份新報告就指，公開薪酬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同工不同酬可以由身份背景因素所致，包括年齡、性別和種族。2015 年，研究組織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就指出，踏入 90 年代，各國社會的性別意識增加，男女收入也愈趨平等，但 45 歲或以上的女性依然平均比男性少賺 45%。在香港，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也很普遍，撇除身份因素，有職場顧問指出，同工不同酬亦與入職時的整體市道有關，同時視乎個別員工當初有否向公司爭取更好人工，「正負 10% 差距很正常」。
康奈爾大學人力資源學家 Elena Belogolovsky 就表示，「薪酬透明度」（Pay transparency）是解決同工不同酬的關鍵。她認為收入不均源於工資資訊不平等，僱主比僱員更了解職位的市場價值，員工更難向老闆爭取加人工。只有公開薪酬，企業才會更有動力履行商業責任。Belogolovsky 認為，公開薪酬對老闆未必是壞事，一些案例反映，薪酬透明度愈高，同事之間士氣愈好，她在 2016 的研究文章亦指，員工若知道大家薪酬，遇到工作疑難時會更易找到幫助。
現時美國有少數企業會採取「薪酬透明政策」（salary transparency policies），比如大型連鎖店 Whole Foods、分析機構 SumAll，以及社交應用程式商 Buffer。其中 Buffer 更會在網站公開員工收入，其公關經理 Hailley Griffis 向「時代週刊」透露，公司公開薪酬後，應徵者的數目比以往多。可是，Belogolovsky 估計很多公司依然對此有所保留，老闆會擔憂不能以低薪留著自己的星級員工，再者，對他們來說，推動薪酬公平，誘因不大。
今年初，由華盛頓大學和西安大略大學學者共同發表的報告，就從政策角度反思美國同工不同酬的問題。目前為止，美國有「1963 年公平薪酬法案」，針對因性別歧視而造成的薪酬不公，惟實踐多年一直被指成效存疑。與此同時，美國「全國勞資關係法」理論上保障員工討論薪酬的權利，但執行上依然存在很多漏洞。近年，有參議員一直推動「公平收入法案」（Paycheck Fairness Act），更清晰表明僱主不能處分公開討論薪酬的員工，但草案在國會一直闖關失敗。
該報告指出，表示所屬私營企業設有薪酬保密政策（pay secrecy policy）的受訪者，相比 2010 年減少 6%；然而，依然有接近一半的全職員工受訪者指出，他們被明文禁止，或者被非正式地阻撓討論工資。研究人員表示，從法制層面來看，政府和各黨派顯然要付出更大決心堵塞漏洞。在香港，有關政策討論明顯遠遠落後美國，多年來政府甚至被指帶頭剝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連公營機構也未能做到同工同酬。
原文：CUP
#職場 #社會
［和平與好彩］
農曆年過後，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審訊一宗接一宗。這天，元朗七二一白衣人事件開審，法官與控方就事件是「衝突」還是「白衣人先動手」在法庭展開討論；另外，23人在7月28日於上環指參與暴動開審；沙田新城市廣場中庭衝突中，咬警員手指的港大大學生被判有罪。
這一宗案件有點不同。不少與運動相關的審訊，不少被告年齡較輕，十多二十歲的。
這宗案件，被告人大部份是「銀髮族」，平均年齡70歲，有人佝僂着身子，有人滿頭白髮，替他們辯護的大狀也資歷豐富，撐着拐杖而來，以沉厚的英語替辯方發問：「Can you be anymore helpful?」
英語審訊，由翻譯員逐字逐句即時變成廣東話，或變回英語，每當有爭拗，偶爾控辯大狀和法官都會加入商議某個字如何翻譯。
七名被告人之一的李柱銘，是香港排名最資深的大律師；吳靄儀也當過18年立法局及立法會議員，參與制定多條法案、熟悉刑事檢控程序。除了二人，還有民主派領袖李卓人、何秀蘭、何俊仁、和身經百戰的長毛梁國雄，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他們被控於2019年8月18日，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當日，民間組織「民陣」成功申請在維園集會，並以「流水式」散去，但遊行及終點集會卻被警方反對。當日整個港島從午間到凌晨時間，大街小巷塞滿人，當天滂沱大雨，人群舉傘在街上蠕動的直播片段，在法庭播放。
這天，其中一位警隊女指揮官以證人身份作供。她同意，集會大致沒有發生暴力事件，在辯方多名大狀盤問下，她堅持這個結果，和主辦遊行的組織「民陣」沒有關係，並多次重申，民陣活動裡時有發生暴力事件。
辯方：「民陣舉辦的活動都是和平？」
女指揮官多次舉例反駁：「七月一日，民陣舉行維園遊行到中環，立法會不是途經路經，激進示威者去到金鐘偏離了路線入立法會嚴重破壞；七月二十一日，另一個民陣活動，原本是由維園到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警方要求在灣仔修頓完結，遊行後暴力事件發生，分開三路，攻擊中環警署，警察總部，還有第一次中聯辦大樓受破壞，不少中資店鋪受破壞。」
女指揮官說：「民陣可能『好多年前』即係2018、2017年時舉辦活動，冇特別暴力事件發生，但(2019年)六至八月期間的遊行集會明顯有嚴重暴力事件。」
女指揮官續稱：「我不是要佢（民陣）負責哂（廣東話：把全部責任負上），因為途中激進示威者混入其中，民陣沒有能力、亦不會把『和理非』和暴力示威者分隔。」
當被問及當日警方如何部署，女指揮官透露，沒有安排軍裝警員「落地」，並有意把警方防線移遠及押後一點，以防止警民衝突，但強調「警方並非不執法」，多次指警員已在港島不同地點駐守，一旦防線被衝擊就會快速到場處理。她解釋：
「全日無暴力事件……部份因為我們（警方）正確評估。因為過去事件，集會之中或完結後，激進示威者會透過警察執法，搞亂秩序。當時社會氣氛很差，警民對峙很嚴重，所以冇放軍裝警員在沿途，避免警民衝突。我相信我們的評估是成功的，當中也有好彩成分，絕不是因為辯方所說的『流水式』集會（所以沒有衝突）。」
她在較早之前，指相信整日沒有衝突，「最大原因我相信是好彩」，並再重申民陣活動發生過的「暴力事件」。
當女指揮官第一次說出「和平是因為好彩」，有家屬忍不住在旁聽席上露出訝異表情。
辯方大狀再問女指揮官，她在818當日，看到她形容為「非法遊行」開始時，做了甚麼？
女指揮官答道，「我監視着。」律師追問，「anything else? (有沒有做別的事?)」女指揮官再答：「我就是監視着。」律師不放棄，女指揮官忽然說：「我有呼吸有脈膊（跳動）囉！」眾人嘩然，法官做了一個手勢，示意女指揮官不用這樣回答，並嘗試建議辯方律師提問得更實質。
女指揮官又被辯方大狀問道，知否港鐵當日（因為人潮）而實施部份車站不停站的措施。她答道：「我不是港鐵職員我不知道，相信港鐵有其人流管制措施。港鐵不是公營機構，不是警察的一部份……」法官亦以手勢勸阻證人繼續說下去。
審訊持續一整天，本身是資深大律師，平日在法庭替人辯護的李柱銘，82歲滿頭白髮，經歲月洗擦的西裝外套，掛在他瘦削的身上顯得有點過大，作為「被告人」仍拿着筆記簿在庭上抄寫法庭筆記，有時閉目養神；73歲的Margaret，衣着仍然優雅，西褲下露出一小截黑色絲襪配襯了矮踭皮革紳仕鞋，她全程拿着粉紅色小巧暖壼，不時補充水分。
休庭時，英文名為Margaret的吳靄儀和何秀蘭，離開了犯人欄的玻璃箱。兩人半倚在庭內那道剛好及腰的原木矮欄良久，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庭內的律師們、工作人員們或低聲細語，或在走動，或在翻查文件，此時，這些人和事都化身成為她們眼前的風景。她倆憑欄的身影和姿勢，眼神望着遠方，好像在看海。
（圖為法院外的木棉花）
【專題籽：胚芽故事】
歐美近年積極推動「Social Lab」（社會實驗室），即在社區內組成跨界別的團隊，以不同方法解決社會問題。香港一個非牟利團體「MaD創不同」嘗試運用這概念，希望透過官、民、商的合作改變香港的公營機構，甚至是政策本身。「實驗圖書館」算是它首個試驗計劃，他們與深水埗保安道圖書館合作，嘗試連結街坊和圖書館館長，好讓他們一起設計符合社區需要的圖書館，其中一個設計方案，正是為少數民族而設的「南亞漂漂」。
《果籽》栽種品味，一籽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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