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本來就是一個不鼓勵罷工的地方，
無論是法規面或實際面⋯⋯
罷工要不要有預告期的討論，乍看之下感覺好像台灣罷工很多，但是其實，罷工難如登天。
以2017年11月25日發生在新竹市的普萊利罷工為例，當天分局長自己去拉扯勞工的罷工封鎖線，警察拿著麥克風喊著一次不解散、兩次不解散，把罷工當集會遊行處理，最後逮捕五位工會幹部，移送新竹地檢署，開庭時承辦檢察官當庭向被告道歉，檢方希望以後工會製作有關罷工的法律常識小冊子，檢察官願意發函給警方參考，最後當然不起訴。
為何承辦的員警會不清楚狀況？
因為過往，新竹市根本沒有發生過罷工！
台灣要罷工，首先，必須要有一個工會。而根據工會法，必須要有三十人才可以組成工會，這跟其他國家比起來，實在是一個相當高的門檻，然後有了工會，就必須要有工會幹部，工會的理事長，但，誰要當工會理事長？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也馬上被資方「點痣做記號」的工作。以華航企工理事長劉惠宗為例，幾乎每年都被記大過，民刑事訴訟不斷，每次開完庭，他都會堅持請我到法院前的全家喝一杯咖啡。在華航修飛機修了三十年，縱使他知道公司會怎麼對付他，還是勇往直前，背著身上的箭往前走。
台灣的工會覆蓋率相當的低，據調查只有百分之六，不到一千家工會。百分之九十幾的台灣勞工，沒有工會保護。換言之，這些百分之九十幾的台灣勞工，連罷工的第一步:有工會，都達不到。
成立工會之困難，在於你一站出來，就是跟資方站在對立面，這對於習於一言堂的公司管理階層來說，這是巨大的挑戰。
而對勞工來說，如果資方知道大家要成立工會，會不會對個別勞工施壓？分化？最後各個擊破？
因此成立的時間也很重要。普萊利工會成立時，是晚上11點，當晚看到許多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有點不安又堅定的眼神，決定為了自己的勞動權利奮鬥，真是感動，雖然大家眼睛都要閉上了。
有了工會，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只有所謂的「調整事項」，例如爭取年終獎金、津貼或像這一次的加派機師等事項，才可以罷工，「權利事項」，例如資遣費、積欠工資不可以罷工，只能去法院提告。
再來，必須要向勞工局聲請勞資爭議調解，要調解不成立，才會再進入下一個階段，就是工會會員過半的投票同意。
這個過程中，早就不知道「預告」了多少次。主管機關也一定會知道，因為就是在勞工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要調解不成立，才能夠進行罷工投票。
台灣罷工限制重重，還有許多行業，法規直接限制不得罷工，如果細看這些規範，真的可以發現，這些法規不是要讓人可以方便罷工，而是不讓人罷工！
反之，在歐洲罷工容易的多，德國各行各業罷工為常態，我居住過的德國城市，曾經倒垃圾的勞工罷工好幾個月，整個城市垃圾堆積如山，變成垃圾城。
有一天我遇到我的鄰居德國工程師，我問他說，對這罷工看法如何？
他說：
「很正常，這次他們罷工，以後我如果受到委屈，換成我罷工！」
甚至有一回，連辦理簽證延簽的公務員也罷工，打電話去說簽證真的要到期了，不辦延簽不行，對方老神在在的說：
「不好意思，我們正在罷工。」
正因為罷工如此輕易，大家也不覺得有甚麼大驚小怪，因此勞資這個本來就不平等的關係，能夠透過罷工找到新的平衡點。
罷工會不會造成他人的自由的妨礙? 當然會。因此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5條第3項甚至規定：
「工會及其會員所為之爭議行為，該當刑法及其他特別刑法之構成要件，而具有正當性者，不罰。但以強暴脅迫致他人生命、身體受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時，不適用之。」
這些對他人造成的不便，甚至構成刑法上強制罪等之罷工行為，都可以因此免責，免受刑罰的處罰。可見我國的法制上，也承認罷工是法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環，希望透過這條免責條款盡量去保障罷工，讓真正弱勢勞工的勞動權可以落實。
但是縱使有這條免責條款，能夠用到的機率實在少之又少，整個罷工法體系，基本上是不讓人罷工的法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下，去談罷工要預告，再度讓這個不讓人罷工的法體系更加不讓人罷工，實在令人不知道該說甚麼。
這問題實在值得謹慎討論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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