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關係 #依戀關係 #不可思議的機制
#安全堡壘 #回應性 #感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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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機制其實與我們人類健康及生存息息相關且不可或缺,這點在上世紀末已經闡明,近年更加受到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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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機制一方面與男女交往成家、生育子女有關,一方面則與遠離壓力,順利融入社會有關。換句話說,最近社會上急速增加的虐待問題,以及與憂鬱、壓力相關的障礙問題, 這些都和依附脫離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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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注意到依附現象並將其理論化的,是英國發展心理學家約翰.鮑比(John Bowlby)。他剛當上心理醫生不久時,參與了一項針對不良少年實施的臨床研究,調查四十四名犯下竊盜案的少年,結果發現這四十四名少年都有缺乏母愛的問題,於是,鮑比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個案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英國遭納粹德國空襲,為避難產生大量「疏散兒童」,鮑比又注意到這些與家人分離的孩子身上出現各種身心問題。大戰結束後,世界衛生組織委託他著手調查戰爭中失去父母的兒童狀況,證實失去母親會對兒童身心造成嚴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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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主流精神分析理論更重視子女與父親的關係,認為兒童與母親之間只有哺育照護等功利性的關係,甚至流行一股強調兒童與母親關係過於濃密將有害兒童身心發展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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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鮑比秉持自己的研究成果,認為與母親之間的連結會對兒童產生更重要的作用。起初他使用「母愛剝奪」(maternal deprivation)一詞,強調孩子與母親之間的連結遭到破壞時會造成負面影響,之後轉而著眼於此一連結帶來的正向效果。他將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連結稱為依附(attachment),認為依附機制不只人類,在哺乳類身上也可看見,是一種生物學上的機制。由於重視生物學的一面,依附療法成為與精神分析等心理療法有決定性差異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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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〇年代前後,鮑伯和他的共同研究者瑪麗.愛因斯沃斯(Mary Ainsworth)幾乎確立了今日為人熟知的依附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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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們的依附理論,年幼的孩童與特別關愛這個孩童的養育者(通常是母親)之間,會產生一種名為依附的特殊連結。在此一連結的作用下,幼子產生跟隨在養育者身邊的欲望,養育者也會在與幼子分離時感到不安與警戒,藉此防禦外敵加害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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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機制的作用還不只如此,唯有從安全穩定的依附關係中產生依附連結,孩子才會開始關心外在世界,展開探索行為,進而促進社會性與知性的發展。相反的,沒有安全穩定的依附關係,就會出現在父母的疏忽下分離,必須自己守護自己的孩子,或者孩子反過來無法脫離父母,對探索行為造成妨礙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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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先進國家,愛因斯沃斯也在烏干達等發展中國家觀察母親與子女的關係。結果,她在建立了安全穩定依附關係的親子身上發現「安全堡壘」的機能,認為孩子是否能獲得安全的依附,取決於母親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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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可大致分為安全型與不安全型兩種。不安全型又可再分成反抗/矛盾型與逃避型、紊亂型。母親與孩子之間的依附屬於哪種類型,明顯表現在母親將孩子一人留下時孩子的反應,以及母親回來後的反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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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安全型依附的孩子,就算母親不在身邊,也只會呈現少許不安,等母親回來後,孩子亦能坦然表達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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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反抗/矛盾型的孩子一看到母親不在就會展現過度不安,母親回來時更無法坦然撒嬌,而是呈現出生氣或拒絕母親擁抱的反應。逃避型的孩子則是無論母親離開或回來都不在乎,注意力只放在自己的遊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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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紊亂型則沒有固定反應,孩子對母親的表情態度非常敏感,配合母親的態度做出反應,不同狀況下甚至可能出現完全相反的反應。有些孩子只要母親一靠近,身體還會瞬間僵硬。這種類型的特徵,是孩子臉上會同時出現渴望關愛與驚慌恐懼的扭曲表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受虐兒或長期籠罩在父母陰晴不定支配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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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期的依附類型具有持續性,有七成的人成年後仍維持一歲時的依附穩定性。青年期前確立的依附類型稱為依附形式。成人的依附形式多半可區分為焦慮型(受困型)、逃避型(輕視依附型)、恐懼.逃避型、未解決型等等。焦慮型與逃避型分別相當於幼兒期的反抗/矛盾型及逃避型。恐懼.逃避型則同時具備焦慮型與逃避型的傾向,未解決型則是與父母之間存在依附問題未解決所造成的傷害,也可以說與紊亂型相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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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項重要發現,當他們在追究母親的哪種特性造成依附安全或不安全的差異時,發現答案就在上述愛因斯沃斯提及的「安全堡壘」中。當母親成為孩子稱職的安全堡壘,孩子身上就能培養出安全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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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來說,安全堡壘有兩項重要條件,那就是「回應性」與「感受性」。
▫️回應性指的是針對孩子的不同反應做出確實回應,
▫️感受性則是確實感受、讀取孩子的情緒與需求。
▫️可想而知,必須先具備高感受性才有可能達到高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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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現對精神療法或心理療法的思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當時卻很少被納入治療第一線,鮑比和愛因斯沃斯也沒能建立一套新的治療理論。他們雖然理解到依附現象真正的重要性,之後又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依附理論才實際運用於臨床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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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與幼兒的互動」這一點,或許很容易和重視幼兒期的精神分析理論混淆。像「三歲兒神話」(譯註:兒童三歲前母親必須專注於育兒,否則會對成長發展有不良影響的說法)至今仍有負面批判,被視為不符科學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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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產生這類誤解,是因為提倡依附理論的,原本都是信奉精神分析的人。因為反對依靠任意解釋,沒有客觀證據理論的精神分析,時代潮流開始轉向基於實證的科學式心理學及精神醫學。帶領這股潮流的,正是行為心理學及精神藥理學。依附理論是立足於生物學基礎上的理論,與精神分析有本質上的差異,即使如此,依附理論依然被視為精神分析的旁枝,曾有一段時期,依附理論隨著精神分析學的衰退遭世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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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理論之復權及推廣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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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社會上虐待事件的增加及受虐兒身上明顯可見的依附障礙狀態又逐漸改變了狀況。依附障礙開始被視為一種心理障礙,過去鮑比在戰爭孤兒及疏散兒童身上發現的狀態,也出現在一般家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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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發展中國家,受虐兒及孤兒身上看見的不安全型依附於近代都市出現的比例更是高得異常。最初發現這一點的就是愛因斯沃斯,她在烏干達研究時只發現極少數例外的逃避型依附個案(這種依附形式的孩子對母親不感興趣或不追求親密感),但研究據點轉移到波士頓後,這種依附形式的個案卻佔了極高比例。這個結果使她感到非常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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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緬因等人的研究,證實母親的依附類型以極高比例與孩子的依附類型相符。此後,依附不再被視為個人問題,我們開始明白,這是一個橫跨不同世代的連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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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從父母身上獲得安全穩定的愛,或是對父母出現不安全型依附的人,往往也無法對自己的小孩產生安全穩定的依附,連帶的,這個小孩也將擁有不安全的依附,這已是經過許多研究證實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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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理論另一個更大的進展是從生物學機制的角度分析依附到分子等級。二十世紀初期,人們發現名為「催產素」的荷爾蒙與授乳及分娩有關。事實上,現在我們知道催產素也支持著親子或夫妻之間的情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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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進入本世紀後,又發現催產素有著更驚人的作用。包括融入社會、與他人目光相對、產生親密情感、勇於親切助人、寬容原諒、減輕壓力、消除焦慮、鎮定心情、冷靜沉著⋯⋯這些都與催產素的作用相關。催產素從前只被視為與懷孕生產有關的原始荷爾蒙,現在才知道原來還擁有這些促進社會化及共鳴的作用,甚至能發揮抗憂鬱的效果。因此,催產素也被冠上了「#幸福荷爾蒙」、「#愛情荷爾蒙」等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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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報告指出,人們會受幼年時的環境影響,使腦內催產素接收器分佈密度產生變化,導致成年後催產素的作用出現很大差異。這種說法正是從生物學的角度證明了養育環境對人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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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曾經受到輕視的依附機制,其實是支撐我們生命的根幹,其重要性如今也已再度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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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而來的是嘗試運用依附理論的治療,以英美為中心已逐漸擴展。不過,現狀是多數人仍不明白依附的重要。一如本書即將展開的論述,發揮依附作用的療法將可能超越以往的醫學理論,催生出一個新的治療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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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3aa3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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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依戀,情感關係的溫柔解方:情感支持&建立安全感,超越醫學觀點的復原之路》,作者岡田尊司,日本精神科醫師、作家。京都大學醫學院學士、醫學博士。著有多本心理、精神醫學之大眾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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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幸福與不幸、成功與失敗、身心健康與否,其實都與「依戀」有關。當醫療觀點束手無策時,站在依戀觀點思考,往往能找到有效改善的做法,尤其對於子女問題、親子關係、夫妻關係等牽涉到親密依附的部分,特別能發揮獨一無二的力量,緩和壓力與創傷的影響,幫助當事者及家人修復僵化的病況與關係,走出傷痛,重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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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對話、接觸與彼此往來頻率
・開始訴說內心話,願意提及受傷害的心情
・逐漸自省,面對問題,採取改變自我的行動
・從微不足道的成功經驗中,找回自我肯定感
・開始對別人懷抱體貼與感謝之情
・內心建立穩固的安全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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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精神科醫師岡田尊司援引古今,並透過諸多案例探討依戀療法,無論是自身願意透過諮商與練習解決困難,或是想為孩子、親友提供支持,這本書都能給予有力的指引,幫助你超越醫學診斷標籤,積極尋求自救。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6萬的網紅錄低香港 DocHK,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思浩分享濕疹多數因為腸道問題!解答聽眾來信疑難!(大家真瘋Show 2020) 濕疹是泛指一系列持久和續發的皮疹,以發紅、水腫、瘙癢和發乾為表徵,可伴有結痂、剝落、起泡、開裂、出血或滲血[1]。這些症狀也是許多「具有明顯搔癢感的皮膚炎」的共同表現。而在其中的細分名詞,包含了小朋友常有的異位性皮...
博思醫學診斷中心確診 在 剛剛好醫師-兒童內分泌 Dr. 黃世綱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專業朋友,剛剛好的幸運】
學生時代,常從老一輩醫生的口中聽到:醫生對病人應該「視病猶親」,這種舊世代的行醫觀念,對當時涉世未深的大學新鮮人如我,很是感動。
但是,醫病關係在過去三四十年間有了極大的轉變,進入醫院工作後,已經很少人提及這四個字了。面對現在的醫學生、學弟妹,想到他們出生的時代,醫護人員在急診室被暴力相向,某醫生被家屬告上法院判陪兩千多萬只因患者治療不如預期,這類的狀況太多太多,已經不是新聞了。
如果前輩如我還把「視病猶親」放在嘴邊,大概會被他們當作活化石吧。
或許是從日治時代以來,醫生就一直是知識份子的代名詞,對自己要求甚高,因此這個族群常常創造了一些道德過於高尚的詞彙來作為自己的行事準則。
說好聽一點呢,是自我期許,說直接一點,或許就是道德綁架了。
不過,我其實是很困惑的。
我關心我的病人,我也真心希望辛苦育兒的爸爸媽媽們,能夠在育兒路上更順利一些,但一直不知道該把自己擺放在怎樣的位置。
有人說,那就回歸工作的本質嘛,醫生就是一份工作,我們提供服務,領取薪酬,執行和病人之間的醫療契約。契約完成,彼此互不相欠。
這樣的想法是挺直接的,我也認真思考過一陣子,但是,後來我發現,這麼想,會有一個最大的缺點。那就是⋯⋯
這讓人很不快樂。
這畢竟還是一份跟人有關的工作。除了實質的報酬外,醫生其實更期望自己的出現,能讓他人的情緒撥雲見日,對病人來說,即使前路荊棘叢生,有個對人體熟門熟路的人一起往前,總是踏實的多。
不過,到底該把自己放在怎樣的位置呢?面對無助的孩子,兒科醫生有時真的把生病的小朋友當作自己的孩子來照顧。但是,想了想,卻又覺得太親近了,那,到底該怎麼拿捏呢?
上個禮拜,在一個學習的場合,講師在台上分享,要能順利傳達知識,首先要當對方的「專業朋友」。
專業朋友!
我感覺到一個擲地有聲的詞彙,直接敲進我的心裡。「專業」加上「朋友」,用來描述我期望的醫病關係,簡直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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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老實話,醫學生時代,我最討厭的,就是那種高高在上的權威型醫生。
知識淵博,專業技術紮實,但姿態高傲,覺得後輩努力不如自己,這樣的前輩,著實讓人避之唯恐不及。
前陣子,朋友跟我聊到,這幾年的行醫經歷,讓他接觸過許多來自不同家庭的孩子,每個家庭的教養方式都不同,氣質與聰明才智也不太一樣,讓他真心覺得,一個人之所以能成為醫生,其實是所有機運的總和。
「怎麼說呢?」我問。
「你不覺得,高中時候的我們,其實對未來什麼都不懂,只是剛好成績不錯,所以我們多了醫學系這個選擇?」
「我們擅長應付考試,在台灣的升學制度下,恰好是既得利益者。我們高中時,升學規則就是設計成對我們最有利的樣子。」
朋友出身醫生世家,家裡對他的教育非常重視,記憶力不俗的他,恰好擅長應付考試,取得醫學系入學資格;家裡經濟小康,讓他大學時期無後顧之憂,專心發展自己的興趣,甚至到國外當交換學生;在醫師養成的過程中,據說,他也常得到貴人相助,論文發表教職升遷樣樣來,如今已經是醫學中心常常被患者家長指名的名醫。
「一個人之所以能從事他喜歡與擅長的工作,還要能做出一些成績,其實是所有機運的總和。」他感慨的說。
我想起前陣子書上讀到的一句話:「我們常常高估了努力的價值,真實的人生,其實是巧合與巧合的碰撞。」
醫生腦袋裡擁有的「專業」,受惠於前人的指導和與機運的累積,有很多部分,其實跟自己的努力程度沒有關係。
我和朋友的想法相近,都覺得自己是特別幸運的人,自己努力的少,受惠於他人的多,是因為他人不吝給予的幸運,才能在職業生涯上,累績一點點可以稱作專業的知識與技能。
「是不是有一天,我們也能成為他人,小小的幸運?」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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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經營粉絲團後,不只一位家長,因為擔心孩子的發育,在螢幕的另一端,向我問起孩子的狀況。
有些,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分享一下青春期發育的基本觀念,家長就能掌握方向;有些,需要進一步釐清,我會建議就醫,同時提醒就醫時需要注意的事情;有些家庭因為疫情沒能回台,我就會幫忙搜尋過濾對他們最有幫助的網路資源或相關文章,如果,找不到好的文章,我就自己用幾個禮拜的時間,寫出一篇來分享給他們。
前陣子,有位媽媽隔海向我問起孩子青春期發育的狀況,恰好我曾針對相關問題做過功課,知道幾個不錯的網路資源,當時就直接分享給她。
當我轉貼網址時,我忽然想到,其實,我也常喜歡跟醫院的學弟妹或朋友分享各式各樣的「好東西」,好的教學網站,有罕見案例的圖片;好的工具書,面對各種症狀不再思緒卡卡;好的衛教叢書,讓家屬的疑問都能迎刃而解。
無論面對誰,原來我抱持著的,是一樣的心情。
醫生的生活,相當忙碌,部落格文章與粉絲團,有空時才能經營,一些爸爸媽媽透過網路訊息來求診,醫生想多幫忙一點,但受限於台灣的醫療法規,一定要親自看到病人,否則不可以下診斷,能做的很有限。
但我還是希望,無論家長是在螢幕的另一端,或是在我的診間,我的身分就是一位「專業朋友」,相處時,希望我們彼此都感覺到一份「剛剛好的幸運。」
剛剛好遇到彼此,剛剛好,我過去花了不少時間,弄懂對你有幫助的知識與概念。也剛剛好,我說的話不那麼艱澀,你正好聽得懂。
其實,醫生也就是剛剛好懂得一些醫學知識,比較懂得過濾那些有關健康的流言蜚語。面對不太確定的問題時,也有比較多的搜尋工具、醫學資料庫等等,能夠釐清疑問找到解答。
仔細想想,相較於「視病猶親」,以朋友來定位醫病關係,彈性更高,彼此在關係裡的重量更加自在均衡。畢竟家人與家人之間實在是太多牽絆了,稍一不注意,就不小心發生情緒勒索。而且,朋友也有很多種,好朋友、壞朋友、陌生的朋友、偶爾來往的朋友......。醫生和病人彼此都選擇一個稍微有貼近,卻又不至於太近的距離,將對方安放在心中,或許才是最好的。
多虧老友的分享,讓我想起自己其實是位幸運兒。
謝謝講師的金句,讓我找到自己和病人之間恰到好處的關係。
不過,有時候,兒科醫生更像是「專業乾爹」或「專業乾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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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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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好│兒童青春期 ‧ 成長大小事
部落格│專業好朋友 ‧ 剛好跟你說
➔ https://shihkang.blogspot.com/
博思醫學診斷中心確診 在 台灣主權和平獨立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貼篇稍早有人很簡短翻譯過的新聞。不過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 有就這篇報導發過更詳細一點的文章。美聯社(AP)近期取得了好些WHO與中國的內部紀錄,暗著表示中國根本是罪魁禍首。翻譯花了兩晚,閒暇時間才來完成。小結一下,除了譚得賽之外,WHO其他官員應該都是很盡心盡力。那認真說,這篇真的越翻越生氣,但,無能為力。中國的醜惡在這篇報導裡面展露無疑。裡面有一段話重複出現了好幾次” declining to be identified for fear of retribution.”AP記者想表達什麼明眼人應該都懂。懶得看可以拉到最底下,AP有下非常簡單的結論。另外,歡迎大家分享,覺得這篇與台灣某方面極度相關的內容應該要讓更多人看到的XD(有些人名我找得到的就換成中文了,找不到的原文貼上。(內有7383字,文非常長,慎入。https://apnews.com/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fbclid=IwAR3ohNoVVvSx10nQuh8yOs5DFSeD1MRc32rqzul7jbc-TBN06ZWupo12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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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一月,WHO都在公開讚揚中國所謂的”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回應”。他們一再的感謝中國政府”立即”分享病毒的基因圖譜,並表示中國政府的努力與對於透明度的承諾是”非常令人驚訝,難以言喻的”
但是在這幕後,則是個迥然不同的故事,是個中國顯著的延遲了資訊傳遞、WHO官員們因為無法得到對抗這致命病毒的傳播所需之資訊而極度喪氣的故事。
儘管有這些喝采,中國事實上在三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完全解開了資訊之後,還延遲了發布病毒的基因圖譜,或說基因組,超過一周。根據許多的採訪與內部文件,中國對資訊的嚴密控制與其公衛系統中的互相較勁才是罪魁禍首。
中國政府的實驗室,在另一個實驗室於一月11日比當局早釋出基因組資訊於一個病毒學家的網站後,才釋出其解出的基因組。根據聯合國健康機構在整個一月中所召開的內部會議的紀錄,即使如前句所述,中國也至少拖延了兩周以上才給予WHO關於病人與病例的的詳細資訊,全都在這段或許大爆發能夠被顯著延緩的時間點。
根據美聯社獲得的紀錄顯示,WHO的官員們公開的讚揚中國是因為他們想要從中國政府那”哄”出更多資訊。而在私下,這些官員們在幾場於一月6日當周所召開的會議中抱怨中國不願分享足夠的資料讓他們得以評估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有效傳播,或是會對世界上其他部分帶來什麼樣的風險,從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Maria Van Kerkhove,美國流行病學家,也是WHO的COVID19的技術領導,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我們憑藉著最小化的資訊在做事”,並提到”這很明顯的不足以讓各位做任何合適的計畫。”
“我們現正處於一個,是的,他們會在這些資訊於央視播出前15分鐘給我們的階段”,WHO在中國的最高位官員Gauden Galea醫生於一場會議中如是說。
對病毒的早期回應的故事背後,是來自於聯合國健康機構正”被圍城”並同意了獨立調查這波疫情是如何在全球被應對的那個時間點。在早先重複稱讚中國對疫情的回應之後,川普在最近幾周因為據傳WHO與中國合謀隱藏冠狀病毒的危機而對WHO炸開了。他在周五時宣布切斷與WHO的關係,可能會危及到美國每年給予WHO的約4.5億美元 – 是其最大的贊助者。
在此同時,習近平決定要在接下來兩年內在全球投入約20億美元幫助對抗那個不能說的病毒,並表示中國總是”最即時”提供給WHO與全球所需資訊。
新的資訊並不支援中美雙方的說法,反而是敘述了一個被夾在中間的機構,他們儘管於本身的權威性上有限制,依然急著在嘗試取得資料。雖然國際法條規定各國有義務上報可能影響公眾健康的資訊,但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其實並沒有強制力、也無法在各國獨立調查疫情。相反的,WHO必須依賴會員國的合作才行。
紀錄顯示,較之與川普所宣稱的與中國同流合汙,WHO其實是因中國只給予法律所規定的最少資訊而被蒙在鼓裡。然而,WHO的確試著以最光明的角度來描述中國,可能是個確保能獲得資訊的手段。並且,儘管中國政府缺乏了透明度,WHO的專家們基本上都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們其實在偵測與分析病毒上都”幹得很好”。
WHO的職員們就如何施壓中國給予基因序列以及詳細的病毒資料,並不觸怒當局爭辯著,他們擔心會失去許可以及讓中國科學家們身處險境之中。在國際法條規範下,WHO被要求必須迅速分享資訊並警告會員國可能有進展中的危機。Galea並提到,WHO不該放縱中國在告訴其他會員國之前隱藏資訊,因為”這對我們的責任是不尊重的。”
WHO的緊急事件領導人,Michael Ryan醫生在一月份的第二周時,因為擔心如同之前2002年從中國起源並殺死了近八百人的的SARS大爆發會再次重演,而告訴同事是時候”換檔”並且對中國施加更多壓力了。“這是完全一樣的場景,無止盡的嘗試從中國獲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最新資訊” 他說。”WHO上一次因為南中國的透明度問題,才僥倖逃生出來。”
Ryan說,最好保護中國的方式就是讓WHO能使用中國政府的資料進行獨立分析,因為否則的話,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將會成問題且其他國家將會採取相對應的行動。Ryan醫生也提到,中國與其他過去的某些國家一樣並沒有好好合作。
“這並不會在剛果發生,也沒有在剛果與其他地方發生。”他說,可能是在指2018年於剛果爆發的伊波拉疫情。”我們需要看到資料…在這個關頭是極端重要的。”釋出基因組的延後導致其拖延了能夠識別出病毒的散播至其他國家,以及全球在測試、藥物與疫苗的進展。缺乏詳細的病人資料使確認病毒能傳播的多快更難以辨認 – 這是要停止傳播的重要問題。
根據中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感染回顧資料,在政府實驗室於一月2日解出完整基因組與WHO宣布全球緊急事件的一月30日之間,這場大爆發以100至200倍的速度蔓延開來。這病毒現在已經在全球感染了超過六百萬人並且殺死了超過三十七萬五千人。
Ali Mokdad,華盛頓大學健康度量與評估中心的教授提到”很明顯的,如果中國與WHO能夠在動作得更快點,我們可以拯救更多生命並且避免許許多多的死亡。”然而,Mokdad教授與其他專家也提到,如果WHO更直面中國的話,他們可能會導致個更糟的狀況,就是什麼都得不到。
如果WHO逼得太緊的話,他們甚至可能會被踢出中國,Adam Kamradt-Scott,雪梨大學國際健康教授如此說。但是他也補充,延遲幾天釋出基因序列對於爆發而言是很嚴重的。此外他還提到,當北京缺乏透明度的情況越發清楚的情況下,WHO的幹事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就是譚得賽的啦)持續替中國辯護是很有問題的。Kamradt-Scott說”這絕對傷害了WHO的信譽”。”他是否太過了?我想對此的證據非常明顯,這產生了許多對於WHO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問題。這可能會是個值得警惕的故事。”
本篇報導中所提到的WHO與其官員們在沒有相關會議的錄音或是手寫逐字稿的情況下,拒絕回答美聯社提出的問題,而美聯社因為保護消息來源的緣故無法提供。
“我們的領導者與職員們日以繼夜的工作以符合組織規範來平等地支援所有會員國與分享資訊,並且與政府各層級發起直接、坦率地對話。”一個WHO地聲明如此寫著。
中國的衛生與健康委員會及外交部對此不予置評。但是過去數個月裡,中國重複地維護自己的行為,然而於此同時,許多其他國家 – 包含美國 – 卻對病毒的反應慢了數周甚至數月之久。
自從疫情爆發,我們一直持續公開透明且負責地分享資訊給WHO與整個國際社會”,一位衛健委的國際部門官員Liu Mingzhu在一場五月15日的記者會中這麼說。(抱歉,我翻了一下衛健委的網站,都沒看到名字相仿的人…)
根據訪問、文件與WHO紀錄所揭露,找出基因圖譜的競賽從十二月下旬開始。那時,武漢的醫生們注意到有神秘的病人群聚帶著發燒與呼吸問題,然而標準流感療程卻對他們不起效果。為了找出答案,他們將病人的測試樣本寄給商業實驗室。
到了十二月27日,微遠基因(Vision Medicals),拼湊出了這個與SARS有極高相似度新冠狀病毒大部分的基因組。根據中國財經雜誌財欣首先報導,而後美聯社獨立確認過,微遠基因將資料分享給武漢當局與中國醫療科技學院。
據社交媒體所流出,十二月30的時候,武漢衛生官員發布了內部提醒,警告有不尋常的肺炎出現。而在科學人進行的訪談中敘述了當晚,因追蹤SARS病毒到蝙蝠洞而出名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冠狀病毒學家,石正麗,被警示了這個新疾病的存在。而她隨即搭上了會議後的第一班火車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隔天,中國CDC的局長高福便派遣了一對專家小組前往武漢。一樣在十二月31日,WHO首次在尋找大爆發資訊的公開平台上得知了這些病例,根據Ryan醫生說。(不就是我們從PTT上得知訊息並通知WHO的那天…好人真難當
WHO在一月1日時官方要求了資訊。根據國際法條,會員國有24到48小時回應,而中國在兩天之後回報有44個病例且無人死亡。
一月2日,根據石正麗在研究所網站上所張貼的提醒,她在當天解出了病毒的完整基因組。
科學家們同意中國的科學家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找出、排序了這個當時仍未知的病毒,證明了自從SARS之後,中國進展迅速的技術能力,而SARS當時,一個WHO領導的小組花了數個月才辨別出病毒。這一次,中國的病毒學家在數天之內便證明了這是個前所未見的病毒。譚得賽,稍晚將會說北京”立下了應對爆發的新標準。”
但是當碰上了要與全球共享資訊,事情就變得很糟了。(我們都知道
一月3日,衛健委發布了機密通知,要求擁有病毒的實驗室銷毀或是將樣本送至指定機構保存。該通知首先被財新披露並被美聯社發現,禁止實驗室在未獲得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公開病毒。而該命令禁止了石正麗的實驗室公布基因序列或是警告其潛在的危險。
中國的法律聲明研究機構不能在未獲得最高健康機構的許可下,對可能危險的新病毒進行實驗。
Edward Gu ,浙江大學的教授,與一位西北大學的博士生Li Lantian ,在一份三月公開的分析爆發的論文中如此說“如果病毒學家的社群能以更高自主性運作,那麼公眾就能更早被通知有關這個新病毒的致命風險。”
衛健委的官員稍晚重複了說他們是為了確保實驗室的安全,並且指派了四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來識別其基因組並獲得正確且一致的結果。
到了一月3日,根據美聯社所看到的一份內部資料,中國CDC已經獨立定序了病毒。在一個國營媒體的訪問中,因為召集了所有人挑燈夜戰以求在時間內獲得結果,到了一月5日的午夜,政府指派的第三間實驗室,中國醫藥科技學院也已經解開了序列並送出了報告。然而,儘管三間實驗室都已經獨立且完全定序完成,中國健康有關當局依然保持沉默。WHO在推特上表示對於武漢此無人死亡的不平常肺炎群聚之調查已經在進行中,並且會在取得更多資訊時分享出來。
於此同時,在中國CDC裡面,對於冠狀病毒的專業鴻溝證明了一個問題。
有將近兩周,武漢並未傳出新病例,而當局審查了對於可疑病例提出警告的醫生們。在此同時,研究者發現新的冠狀病毒用一種獨特的釘狀蛋白質與人體細胞結合。這不尋常的蛋白質以及缺乏新病例騙倒了一些中國CDC的研究者,使他們認為這病毒並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 就如同MERS一般,一位職員對美聯社如此表示,但該員拒絕表明身分,因為害怕會遭到當局報復。
一位李姓冠狀病毒專家表示,他在群組聊天中一看到流出的類SARS冠狀病毒定序報告,立刻懷疑這個病原體是會傳染的。但是中國CDC成功定序了病毒的團隊缺乏冠狀病毒分子結構方面的專家,也沒有與外界的專業人士諮詢。中國健康當局拒絕了國外專家的提出的協助,包含被禁止找出真相的香港科學家與一位中國大學裡的美國教授。
一月5日,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由知名病毒學家張永貞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是最後一個定序出病毒的。他將其資料發送至基因銀行的資料庫,等待覆核,並且通知了衛健委。他警告衛健委這個新病毒與SARS相似且可能具有傳染性。
“病毒應能藉由呼吸管道傳染”,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一份內部通知中提到。”我們建議在公共場合採取保護措施。”
就在同一天,WHO表示根據中國的初步資料,並沒有證據顯示強烈的人傳人跡象,並不建議任何針對旅行採取的措施。
而再隔天,中國CDC將緊急狀態調升到次高級。職員們繼續分離病毒、起草實驗室測試方針與設計測試包。但是該機構並沒有發布公眾警告的權力,甚至,提升了的緊急狀況其實有許多其本身的職員並不曉得。
到了一月7日,武漢大學的另一組團隊也定序了病原體並發現它與石正麗的研究相符合,使得石正麗得以確認他們發現了新種的冠狀病毒。但是中國CDC的專家們說他們並不相信石正麗的發現,並且需要在發布前確認她的資料,三位相關人士如此說道。而監督石正麗的研究室的衛健委與科技部,拒絕了讓石正麗接受訪問。
一個在這鴻溝間的重大因素為,中國CDC的研究者想要自己率先發布論文。賓州大學的一位冠狀病毒研究者,Li Yize,說”他們想要享有全部的榮耀。”
而在內部,中國CDC的領導階層則被激烈的競爭困擾著,六位系統中的相關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說,因為該機構藉由能夠在著名期刊上發布多少論文作為拔擢的依據,使得科學家們不願去分享資料。
日子一天天過去,甚至使得一些中國CDC的職員們開始思考,為何有關當局需要這麼久去辨識該病原體。
”我們開始起疑,因為在一兩天內就能夠拿到定序的結果。”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如此說,但拒絕透露身分,因為害怕遭到報復。一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科學家們成功從武漢的肺炎病人身上辨識出了新的冠狀病毒,搶先了也使得中國官方難堪。該技術員告訴美聯社說他們從華爾街日報首先得知這個消息。”
同樣的這篇文章也使得WHO的官員們感到難堪。WHO的緊急事件管理團隊的領導者,Tom Grein醫生說這使得WHO看起來極度的可疑且愚笨。一位美國的專家,Van Kerkhove承認WHO在發布新病毒的消息上已經太慢了,並告訴同事們對中國施壓是很關鍵的。
Ryan醫生同樣的也對資訊的缺乏感到難過。”事實是,我們已經涉入這事件二到三週了,卻沒有實驗室分析,沒有年紀、性別或是地理分布,也沒有疫情曲線。”他如此抱怨。這是指一種科學家用來表示爆發疫情如何進展的標準圖表。
在該報導刊出後,國營媒體正式宣布發現了新病毒。但儘管如此,中國當局依然未釋出基因組、診斷測試或是詳細病人資料,因其可能會暗示這疾病的傳染能力。
到了此時,可疑的病例已經在各區域間四處出現。
到了一月8日,泰國機場官員把一個流鼻水、喉嚨痠痛與發燒的武漢婦女拉到旁邊。朱拉隆功大學的Supaporn Wacharapluesadee教授所領導的團隊發現該婦女感染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很像中國官方所形容的。到了一月9日時,教授解出了部分的基因序列,並將之報告給泰國政府然後隔天繼續尋找相符的序列。但是因為中國當局並未發布任何序列,所以她什麼都找不到。她無法證明泰國的病毒與武漢生病的人是感染同樣的病原體。”可以說是等著看,看中國和時會釋出資料,然後我們才能兩相比對。”教授如是說。
而在一月9日時,一個61歲的老人因病毒過世,是已知的首個死亡病例。但是該病例直到一月11日才被公布。
WHO的官員們在內部會議中抱怨他們重複提出要求更多的資料,尤其是官員是否能夠人傳人的資料,但是皆為徒然。WHO的中國區代表說”我們一直在官方與非官方的管道要求更多流行病學資訊,但是一旦要的是特定的資料,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緊急小組的領導者Ryan醫生抱怨,因為中國只願意提供國際法條所規範的最小限度資料,所以WHO什麼都做不了。但是他也提到,去年九月時WHO反常的公開訓斥了坦尚尼亞,因為他們並未提供那令人擔憂的伊波拉爆發的足夠資訊。Ryan說”我們必須始終如一,現在的危險是,儘管我們立意良善,但是一旦有任何事情發生,那麼WHO將會變成千夫所指。”
Ryan醫生還提及了中國本來可以藉由立即與全球分享基因相關材料而對世界有”巨大貢獻”,因為若非如此,那麼”其他國家必須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全部從零開始。”
到了一月11日,張永貞教授的團隊終於在virological.org,一個研究者分享病原體資訊的網站上,公布了病毒的序列。該舉動觸怒了中國當局,使得他的研究室在隔天就被當局暫時關閉。張教授指若要評論則必須向中國CDC提出申請。而衛健委,監督中國CDC的單位,數度拒絕讓官員接受採訪,且也不願回答任何有關張教授的問題。
Supaporn教授將她的病毒序列與張永貞教授的相比對發現完全符合,確認了泰國的病人身上的病毒就是武漢來的。另一個泰國的實驗室活得了一樣的結果。 就在那天,泰國通知了WHO。
根據美聯社所獲得的文件,張教授釋出了基因組之後,中國CDC、武漢病毒研究所與中國醫學學院比拚著公布各自的病毒序列,大家都挑燈夜戰審核、蒐集病人資料並送去衛健委獲得許可。到了一月12日,三個研究視終於聯合起來將序列發布至GISAID,一個讓科學家分享基因資料的平台。
到了此時,已經超過兩周自從微遠基因解出了部分序列,而三個政府實驗室獲得完整序列也已經一周以上了。大約六百人在該州感染,大概是增加了三倍。
但有些科學家說,如此行為也非不合理,鑒於定序未知病原體的困難程度,尤其是準確率與速度同樣重要。他們指出,2003年SARS爆發時,有些中國的科學家一開始錯誤的認為疫情的源頭是衣原體(可導致砂眼或是泌尿、生殖系統感染的病原體。)。
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Peter Daszak說”在大爆發中確認自己是對的這件事情,壓力是很大的。事實上,告訴公眾錯誤的資訊其實更糟糕,因為這會導致公眾對公衛系統的回應完全失去信心。”
但是,其他人依然默默的質疑在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John Mackenzie,WHO的傳染病專家,同時也是爆發期間的緊急委員會成員,讚揚了中國研究者定序病毒的速度。但是他也說,一旦中央當局介入,詳細資料就流於在地上爬行的速度。”那之中絕對有段空白的時間。絕對有人與人的傳播。妳知道,他就在那盯著妳的臉看…我那時以為他們都到了這個階段,會變得更開放些。”
WHO在一月13日時宣布泰國也有了確診病例,賞了中國政府一個巴掌。
隔天,在一場機密的電話會議中,中國的最高健康相關官員下令要國家準備好面對大流行,稱這場爆發會是2003年的SARS之後最嚴峻的挑戰。中國CDC在各地的職員開始篩選、隔離與測試病患,在全國找出數以百計的病例。
然而,儘管中國CDC內部宣布為最高層級緊急狀態,中國官方依然宣稱人傳人的機會很低。
WHO在這之間猶豫不決。Van Kerkhove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中說”有限度的人傳人是絕對有可能的。”但是幾小時之後,WHO縮回去了,發布一則推特寫到”早先中國的研究並未找到明顯的人傳人證據。” – 一則在之後成為批評材料的聲明。
據熟悉公共衛生事務的專家表示,一個WHO亞洲辦公室的高層官員,畢業於武漢醫學大學的Liu Yunguo醫生,飛到北京與中國官員直接但是飛官方的聯繫,而記錄顯示劉醫師以前的同學,一位武漢的醫生,警告他肺炎病患已經將武漢的醫院擠得水洩不通,而劉醫師施壓要求更多專家能實地調查武漢。
到了一月20日,剛從武漢回來的鍾南山博士,一位知名的政府傳染病醫師,首次公開宣布新的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要”適時的公布疫情資訊並深化國際合作。”
儘管有指導方針,WHO依然苦苦掙扎於從中國獲得這起迅速演變的大爆發之中,足夠的詳細病人資料。同一天,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派遣了一小隊人到武漢兩天,包含Galea醫生。
他們被告知有群令人擔憂的病例由超過一打的醫護人員組成。但是他們並沒有詳細的傳播途徑來知道這些病例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或是完整了解這病毒傳播的多廣以及誰處在風險之中。
在一場內部會議,Galea醫生說中國方面公開且一致的談論人與人傳播,並爭辯著這是否會持續。他回報給日內瓦與馬尼拉的同事說,中國的關鍵要求是WHO要幫助”與大眾溝通,並且不會引起恐慌。”
而一月22日,WHO召集了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決定是否要宣布全球緊急事態。在兩場沒有答案的會議之後,他們決定不要這麼做,儘管中國已經下令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隔離 – 武漢封城。隔天,譚得賽公開形容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是”有限度的。”
連日以來,就算病例爆發,中國並未釋出多少詳細資料。北京市官員已被警示,足以考慮封閉首都,一位對相關事務有直接了解的醫學專家說。
一月28,譚得賽與WHO頂尖的專家們踏上了一場非凡的旅程到北京與習近平和其他資深中國官員會面。WHO的總幹事直接插手疫情爆發的實地調查是相當不尋常的。而譚得賽的職員們準備了一張所需資訊的清單。
Grein醫生於他的老闆拜訪北京時,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這可能會是閘門開啟全部都有,或是完全沒有對話。我們等著看。”
當譚得賽的旅程結束時,WHO宣布中國同意接受一群國際專家組成的團隊。在一月29日的記者會中,譚得賽又稱頌了中國,宣稱他們投入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
隔天,WHO終於宣布了全球緊急事態。再一次的,譚得賽又感謝了中國,而絕口不提早期時中國的不合作。
““我們應該要真的對中國表達我們的尊敬與感激,因為他們所作所為。” 譚得賽說。 “他們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來限制病毒傳播到其他國家。”
We should have actually expressed our respect and gratitude to China for what it’s doing,” Tedros said. “It has already done incredible things to limi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to other countries.” 這是最後一段的原文,AP用譚得賽說的這兩句話,實在頗值得玩味。哭啊,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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