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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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士生的就業困境怎麼解?
#中研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圓桌座談報告
#中研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圓桌座談報告
【博士「生」之後:中研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圓桌座談報告】
文/朱峰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博士出路的危機
台灣博士就業困境是近年來廣受注目的問題,2010年陳東升與陳也楨「博士『生』了沒?」一文推估在2017年社會學領域博士畢業生與教職缺額供需間的差距為180人;同年蔡瑞明亦對此提出策言,認為解決台灣高學歷就業問題,除了消極地減少博士班招生數量外,還至少可以有五項積極作為:一是鬆綁大學的組織法規,以增加半薪或2/3薪資之方式增加兼任教師之聘用;二是在大學內成立研究機構,聘用博士人才進行研究;三為鼓勵博士組成研究團隊,參與各級政府及民間機構的研究計劃;四是開放流浪博士進入公務體系;五為鼓勵產業界多引用博士研究人力。
如今已屆2018,台灣博士生們的就業困境似乎沒有舒緩的跡象。我們該如何看待此一問題?又有什麼可能的解決辦法?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於5/8舉辦一場圓桌討論會議,由陳志柔(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為主持人,安勤之(中研院社會所博後研究員)與筆者分別做初步的調查報告,並邀請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系所專任教授)、蔡瑞明(東海大學社會系所專任教授)前來與談,以台灣社會學相關科系博士生就業及應聘狀況為例,尋找突破困境的可能性。
#兼任鐘點師資常態化、#博士教育養成的落差
安勤之的報告首先闡述高學歷供過於求的就業困境似乎是全球性的問題;在美國2010年只有不到一半的博士畢業生能立即找到一份全職工作,日本亦有補助博士人力進入企業職場的獎勵政策。勤之進一步整理2010年後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之就業情形,指出52名畢業生裡有34位任職於學界,而其中不到1/3(10人)為專任教師,其他則為專案或兼任教師、講師、博後或研究員,顯示出當前專任教職兼任化、鐘點化的問題。目前53所國立大學裡高達21所未足額聘用專任教師,而近半數國立大學裡兼任教師佔半數以上,私立大學情形則更為嚴重。現今教育部之標準是私校鐘點費每小時625元、公校735;兼任教師若一週上十學分,備課、上課、改考卷至少要44小時,以私校鐘點標準,換算下來時薪只有107元。
而此經濟掛帥之營運邏輯亦顯現在系所評鑑的績效追求上,不僅造成教師龐大的升等與發表壓力,甚至犧牲了教學品質,更影響了各系所應徵用人時的單一標準,例如期刊的發表量以及國際化(英語發表及英語授課等)的要求。然而,增加期刊發表量及國際化其實都不是各系所訓練及培育博士學生的核心宗旨(核心宗旨是培養具社會學素養的獨立研究人才),其亦不符學界及系所欲發展在地特色、發展「台灣」社會學的目標。綜合安勤之的報告與整理,台灣社會學博士生之就業困境,更應該從台灣博士養成教育 、當前學界以績效為主之評鑑標準等的層面進行討論。
#生師比與少子化論述的反思
筆者的報告進一步探討源起的結構問題,指出台灣長期以來過高的生師比(目前約為25.3)是造成目前流浪博士過多、教師過勞、研究與教學品質低落三大問題的主要癥結點。目前台灣高教的生師比為 25.3(只計專任教師),遠遠超過 OECD 的平均值 14.1(只計專任),也就是說台灣的專任教師必須比 OECD 國家的教師多面對、指導十位以上的學生。過高的生師比不僅造成台灣教師過重的教學負擔,也同時壓縮研究時間、降低研究品質;而學生也得不到應有的學習與指導品質,因受教權受損而傷害其未來競爭力。
另外,從各國高教專任教師與兼任教師數據的比較也可以看到台灣學術工作兼職化、鐘點化的問題。在英國,專任教師人數與兼任人數比值約為2:1,而台灣卻為1:1。換句話說,有一半的台灣學術工作者僅是兼任或專案職,工作權益及待遇均未獲得相對應有的保障。
長久以來支持台灣過高生師比的,便是「少子化」論述。然而,根據教育部資料,過去九年裡台灣公立大學與專科學生總數實際上是「增加」了一萬六千人。受到少子化衝擊的,大多是當初廣設大學政策脈絡下新興成立的私立與專科大學。而近年來新生註冊率低於 60% 的學校,的確是以私立專科大學為多數。故台灣少子化所帶來的高教衝擊,其實更應該放在當年廣設大學的政策脈絡下來看,而不能做為今日支撐過高生師比、壓低專任教師比值、進而犧牲教師工作權及學生學習權的理由。事實上,OECD 多國皆有少子化的問題,但甚少國家便因此而犧牲高等教育的發展。然台灣卻反其道而行,不僅將傷害台灣未來國際學術競爭力,更直接衝擊台灣往後二十年的社會與經濟發展。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解決目前台灣高教發展困境,方向至少有三:(1)降低過高生師比;(2)推動大學分流;(3)協助新生註冊率過低的大學及專科學校退場及轉型。而其中則以降低生師比最為重點。若要使當前台灣高教專任與兼任教師比提升至2:1,需至少有13,000位兼任教師應轉為專任。若一位專任教師年薪以100萬計,則約需年經費130億元;若政策分五年執行,則為一年26億的經費預算(逐年增加)。以上數字當然都有討論的空間,重點在於:過去政府每年皆支出百億餘的經費預算補助各校,如今亦有一年支出160餘億「高教深耕」計畫、再加上一年56億的「玉山計畫」,其實質效益究竟如何?不如重新檢討歷年的補助方式,直接以經費補助各系所(而非學校)增聘專任教師(或協助兼任教師轉為專任)、提高專任教師比例,更能夠直接處理當前高教最重要的燃眉之急、解決流浪教師與博士、專任教師過勞、教學品質低落的三大問題。
#博士的轉型:提高兼任待遇、設立研究機構、鼓勵博後的研究計畫
座談會裡,蔡瑞明認為即刻大幅降低生師比將衝擊當前的高教結構;提高專任教師人數,代表各校經營成本的增加,將使目前新生註冊率低於60% 的私立專科及大學恐怕將出現倒閉潮。比較可行的作法,或許還是提高兼任教師們的待遇,讓學術工作者即使是兼職也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開銷。此外,設立能長期聘請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中心智庫,或是開放博士後互相組隊或與專任教師合作申請研究計畫之資格、讓博後研究員能有研究經費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及發表論文,也是解決當前博後就業困境的方法之一。最後,蔡瑞明也提醒,與其漫長地等待制度上的改變,當前博士畢業生也需要儘可能地以論文發表、研究成果與教學經驗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陳東升認為少子化趨勢仍然是目前校方決定員額缺的主要考量;降低生師比的建議以博士畢業生的立場來看或許合理,但若以校方立場而言、或是考量到私校財力負擔,實際的推行則是困難重重。即便教育部當前諸多的經費補助計畫也要求增聘專任教師,但因缺乏適當的審查及苛責機制而無法確實執行。相較而言,提升兼任人員待遇可能是較為可行的方案。此外,陳東升也提到,大學的分流或許有可能減輕私校在面對少子化時所承受的競爭壓力,但與其是由國家界定的研究型或教學型的差別,更重要的是各校必須發展自身的(在地)特色。陳東升也認同設立研究中心並以此聘用更多研究及教學人員的可行性,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適當的人才留用制度,讓學校能審慎明察研究中心的學術效益,以長久維持其健全的運作。
#可以即刻改變的建議
除了上述較為巨觀、較為困難達成的制度建言外,在座談會裡筆者也提起幾個各系所能隨即施行的簡單建議,例如應徵資料電子化、免除外館學歷證明、簡化第一輪應徵資料(如免除推薦信)等等。教育部事實上已於2014年時即免除外館學歷認證的強制要求,若系上真的有認證學歷之必要,其實可以要求錄取者(或面試者)提供證明即可。而簡化第一論應徵資料及電子化作業,不僅能減少行政與資源耗費、減輕應徵者的負擔,也便利國際籍研究人員應徵。這些一舉數得的建議,敬供各系所在未來應聘人才時參考。
◎本文將刊登於《臺灣社會學會通訊》第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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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板製程專業工程師 考試就業一次到位!
為了讓學生畢業即就業,現在不僅有產學合作的接軌模式,還有經濟部蓋章發證、擴大推動的專業工程師考試,使得許多校院的同學在學階段就能身懷絕技,讓產業界搶破頭。
近年來,隨著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3C產品於市場上持續火紅,印刷電路板(PCB)的業績也持續成長,因此人才需求不斷增加。為了提升電路板產業的人力資本,經濟部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結合台灣電路板協會(TPCA),訂定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規格,辦理專業工程師考試。
台灣電路板協會理事長吳永輝認為:「這是一張屬於電路板專業領域,具有公信力、說服力、讓產官學研皆認同的證照,相信透過此證照,電路板廠評估應徵者的專業能力,可有效的篩選出合適人選,提高適任率,連帶降低公司的人事成本。」
因應電路板的發展趨勢,亟需綜合性的人才投入,除了化工、機械、材料等科系外,連同電機、電子、IT人員也都不可或缺。瀚宇博德公司的研發副理呂明錞表示,大約20年前,電路板產業不若光電、半導體等明星產業有完整的資訊與教育訓練,化工科系畢業的他,完全無法碰觸到電路板設計與製造技術,喜愛學習的他進入職場後,不斷進修相關技術,電路板協會成立後,也在此研修多項課程,隨著經驗的累積與技術的精進,已從學員成為講師,享受將隱性知識轉而成為顯性知識的樂趣。
目前台灣電路板產業自動設備程度高,若能有效將製程與製程間連結,確保生產品質穩定與流程順暢,可促進提升良率與產出,因此電路板製程工程師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同時,呂明錞也分享過往招募新進人員的經驗,由於往往無法從短時間的訪談得知應徵者對電路板的了解深度,因此如果應徵者有參與學分班或是職訓局的課程,並且擁有電路板製程專業工程師證書,那麼企業也願意優先面試,並以此作為聘用的參考。
對此,欣興電子經理葉蕙菁也說明對於電路板製程專業工程師考試的看法:「公司原本就有完善職能訓練制度,並透過產線上實際案例問題演練的測驗評估建立良好的晉升機制。不過,未來如果有電路板製程專業工程師證書的應徵者,也非常值得面試時參考。以招募新人來看,這個制度將可以使我們企業更快速篩選所需的人才;以人才培育上來說,由於應徵者具有一定程度也能減輕公司在培訓上的時間。」
在產官學研攜手合作之下所推動的專業工程師考試,不僅讓青年能及早認識產業及工作的內涵,亦有助於提升職能,增加就業機會,也能讓電路板產業人才得以持續供給與升級。
訊息來源:經濟日報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1564932-%E9%9B%BB%E8%B7%AF%E6%9D%BF%E8%A3%BD%E7%A8%8B%E5%B0%88%E6%A5%AD%E5%B7%A5%E7%A8%8B%E5%B8%AB-%E8%80%83%E8%A9%A6%E5%B0%B1%E6%A5%AD%E4%B8%80%E6%AC%A1%E5%88%B0%E4%BD%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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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接獲台綜院面試邀請
產業經濟(能源)研究員
可是表明對能源不熟
還是約了時間
前總統智庫 財團法人來著
待遇不知道好不好
各位知道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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