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在地 全球化 概念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台灣史上第一次由眼鏡行舉辦的設計比賽順利落幕，由設計師江宏達所設計的主視覺勝出，將成為10月份在 #台南久必大眼鏡行 所舉辦的 MOSCOT 品牌展活動「#老派維新」的主視覺！而初選入圍的10張設計作品中，由設計師黃胤展所設計的主視覺也獲得網友青睞，獲得本次活動的網路人氣獎！恭喜兩位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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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本次設計活動的協辦單位與評審之一，經過一番激烈討論，能與其他評審共同決定由江宏達設計師所設計的作品擔任主視覺，我感到十分開心，但也想聊聊評審過程中可以透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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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次入圍的10張作品都各有特色，甚至經過兩輪淘汰篩選後，我依然有好幾張作品難以割捨，原因是在不同的角度與思考下，未入選的幾張作品都具有足夠擔任主視覺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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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流設計 Flowing Design的 #陳泳勝 設計師設計的主視覺，讓我感受到他在眾多商業設計案中所磨鍊出來精準的品味，他挑選兩個品牌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作為融合切入點，將MOSCOT的「眼睛」與久必大LOGO的「眼鏡」結合，甚至大膽地採用類似牌匾的老字體，將「久必大眼鏡」5個字放大到不可思議的大小，乍看之下是頗為驚人，但如果思考到這張主視覺貼在店門口，就會發現這個字體大小對於店門口路過的路人來說其實剛好，近看才會看到「老派維新」四個字，設計上視覺捕捉的層次拿貼得頗為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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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允聖 設計師所設計的插畫風格主視覺非常討喜，他著墨在台美家族眼鏡品牌合作的主軸，將台灣地標101與紐約地標帝國大廈巧妙地畫在同一幅街景裡，而街景中的細節層次也非常豐富，有MOSCOT早期如百老匯一般的燈飾佈景，也有久必大眼鏡行的置入，他在概念說明中提到，畫面中兩個品牌人物相互倚靠，象徵原本存在地球兩端的眼鏡品牌，在這個疫情時代克服諸多困難於此交會，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即便是小企業，也能因創意帶來更多舉辦活動的可能性，在討論中是呼聲最高的一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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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勁智 設計師以台南窗花為概念設計的主視覺，在老派維新的主題中非常切題，但我個人覺得拿來當活動主視覺有點可惜了，這不應該是主視覺，而是可以升格作為品牌Rebrand的提案才對。首先他設計出三個眼鏡鏡框，再將「台南」、「MOSCOT」、「久必大」等關鍵字做成窗花字體，崁在眼鏡窗框裡，成為既可以是LOGO標準字又是造型元素的視覺，背景中的繽紛色彩更可以當成VI計畫的標準色及輔助色，如果久必大眼鏡有想要改自家眼鏡行 LOGO的話，其實可以把這個作品當成Rebrand的計畫提案，再請廖勁智設計師繼續往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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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獎所選出由 #黃胤展 設計師設計的作品也是很難割捨的作品之一。他將MOSCOT創辦人老爺爺的標識性鬍子與各種不同的眼睛搭配成一組有趣的圖面，完全可以想像如果還有預算做動態設計的話，這張視覺會成為一個超可愛的動態作品！畫面構成新鮮不落俗套，我個人也非常喜歡！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參賽百張作品當中，唯一一個有把作品拿去久必大眼鏡門口做設計Mockup的參賽者，在這點上我就要給他高度肯定！獲得人氣獎也證明網友們慧眼獨具，恭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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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最後選出成為優勝的江宏達設計師 Hong Da Design Studio 的作品是初選入圍作品中，唯一以黑白配色為主的設計作品。他非常大膽地捨棄MOSCOT標準色與久必大眼鏡行的標準字，也不用一般都以平面式的2D眼鏡框造型作為設計元素，而是以一個透視角度來呈現眼鏡，增加了畫面動感，字母LR與箭頭方向，以及畫面中線條排列，暗示了視力檢查表的圖像抽象化，圖像構成上宛如宇宙大爆炸一般活潑跳躍，打破了兩個品牌現有格局、尤其是一個所謂的「台南品牌」的想像，將整個活動的品味高度帶到另外一個次元，這是我很欣賞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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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最後要一起選出這個作品前，的確也有評審擔心這樣的視覺設計會不會太「重口味」、眼鏡迷們會不會無法接受？關於這點我倒是不太擔心，結果論來說，在其他色彩鮮豔豐富的作品裡，人氣獎依舊選出一張相對來說色彩「較樸素」的設計，證明在看久必大粉絲頁的眼鏡迷們，不會只因色彩豐富來選擇作品，而是基於設計品味上的選擇。

而我認為，既然這是台灣眼鏡業界第一個活動主視覺設計比賽徵選，出發點就是要打破20幾年來全台灣人對眼鏡業界的無聊印象，那選一個超跳耀的主視覺，作為台南眼鏡美感文化翻轉的第一槍，我想也會是一個讓人印象深刻又吸睛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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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跟我一樣期待10月份在台南久必大眼鏡行將要舉辦的MOSCOT品牌展活動的詳細內容嗎？隨著主視覺定案下來，接下來的活動詳細內容，請鎖定 台南久必大眼鏡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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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參與主視覺設計徵選的百位參賽者
#也恭喜所有得獎者
#府城眼鏡美感文化翻轉運動鳴槍起跑

第 18 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下）之一 （文字版）

我們應該努力讓自己不只把注意力只放在疫情數字的控制上，以免見樹不見林。而要更關注一些根本的問題。
上一集我們已經談過一些課題，這一集我們先來談政府的角色與作為。

1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華教授，去年曾經寫過一本書，
談疫情時代的一些關鍵詞。
這次我問她，過了這段時間，會不會再加新什麼關鍵字。
劉教授說她會加「專家」這個關鍵詞。
為什麼？
劉紹華教授說：每天疫情指揮中心向大家提出報告，也說他們有個決策委員會。但是她問我：「你知道是哪些人嗎？」
這些人到底是誰，媒體要不到資料，法律學者也要不到資料。
她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許多民主國家裡，這是不會發生的事。
即使在臺灣也一樣。
在這一次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政府的運作也沒有這樣。
這麼重要的一個單位在決定這麼多重大的事情，裡面有所謂的決策委員會，但其中有哪些專家、委員，卻沒人知道，這樣的事情以前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問劉教授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她說這就是因為一旦我們把控制疫情的數字放在一切事情之首的時候，當然其他的事情都會放到其次，不受注意。
這麼重大的事情，決定的專家卻隱形了 ，這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李建良教授，也有同樣的觀察。
他說：現在防疫權力這麼集中的情況，稀釋了法規上的一些正當性。
衛福部部長究竟是根據什麼法源來代行閣揆的職掌？
真正的指揮官是誰？
真正出了重大的問題，誰要來負責？
都是不清楚的。

疫苗的分配也是。到底有哪些科學基礎、價值選擇、政策衡量？
打疫苗的順序，又實際上是由誰來決定的？出了問題，如果要追究決策環節的時候，到底是誰要負責？
決策的透明度、決策的過程，到底是根據什麼標準跟流程做出來的？
這些目前也都是不清楚的。
所有這些，都是當政府在一切以疫情控制為最優先的時候，所忽略的事情。

2.
另外，當然還有公民權益的倒退。
劉紹華教授指出：去年疫情爆發之後，只禁止滯留湖北的臺灣人返臺；從別的地方返台的人卻沒有這種限制。
一個民主國家，把公民的基本權益做這種限制，是不該有的情況。

劉教授說：在這個過程裡，提出質疑，就會被要求團結；有不同的意見，又很容易被打成中共的同路人。
她說：從去年開始，中央的政策都在喊全島一致，一直到最近，所謂的要不要解封這樣的事情，才交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她認為，這是因為亞洲經過威權文化洗禮的地方，都容易就以為團結就是整齊劃一。
但她說，看教宗這本書就會知道，像教宗講的團結， 就比較像是禮運大同篇裡面所講的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果不能容納多元的聲音，那到底怎麼形成一個社會的共識？怎麼形成真正的所謂生命共同體呢？」她問。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也說：在一個社會裡面怎樣調節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讓不同的意見可以創造出新的思考和解方，是極關重要的。
杜教授說：教宗在這本書裡面講 「不同意見 可以保留高音處的和弦」。這樣才可以使得社會的聲音更繽紛，更豐富，不落俗套。

此外，李建良教授也指出：就是疫情期間很多會議都採取網上會議的時候，視訊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效率會減弱，重要的決策很容易就被輕鬆通過。
而線上型式的利弊就是，一方面有利於資訊的傳播、記錄，
但不利的一點就是公共政策會如此決定。
李建良教授也特別提醒：數位足跡的資訊掌控跟使用，事後如何還權於民，或者說是如何還私於民，這些事情也都是政府應該事先就清楚說明的。不能等到人民要求說明一點，政府才做一點。

3
除了政府的角色之外，公民社會的課題也非常關鍵。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的林文源教授，這一年多來一直在密切觀察臺灣在疫情時代所發生的種種現象。
他說：就像世界經濟在疫情爆發之前重視全球化的長練，而疫情爆發之後開始注意各地區的短練，台灣對疫情的關注和因應，也有長練和短練。

林教授說：臺灣的疫情，其實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
今年五月之前，很容易讓人覺得台北就是全台灣，非常中心化，也像是重視的是長練。
而今年五月之後的第二階段，才開始更注意各地當地的現象，在地化的討論和因應。

林文源教授觀察上半場的另一個現象是 ：大家的討論都好像參加政論節目，而下半場則出現比較多的個人化的行動，實質考量。
假新聞很多，但是主動對抗假新聞，補資訊漏洞的人也多起來。
「臺灣跟中國的較量，從過去政府之間好像是長程飛彈的較量，改為現在民間的巷口的肉搏戰。」他說。

當萬華茶室事件爆發後，固然有很多人在污名化，但是也很多 NGO 的從業人員在關心這些弱勢者，為她們發聲。
所以他說看到民間很多人在主動論述，幫我們釐清社會的樣貎，因而可以準備未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此，林文源教授說他看到很多人像是在日常生活裡進行個人的社會運動。

許多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的觀察。
杜文苓教授說：如果只看主流媒體，會只看到對立立場的相互指責，看不到社會有什麼其他自主性的力量。
但事實上，杜教授說，像社會出現對萬華茶室的污名化之後，出現很多自主性的草根力量在行動，協助街友、性工作者。
她說，這是我們社會可貴而重要的力量，也是我們面對未來挑戰的靭性力量。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趙恩潔教授提醒要注意兩大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是要注意資本的不平等。
她提出所謂 COVID 難民這個概念。
她說，這一次疫情的傳播，全世界皆然，都是因為有些人可以搭飛機在空中到處旅遊 ， 所以造成了快速的全球性蔓延。
然後等疫情爆發之後，以臺灣為例，很多人就因為臺灣安全，就回到了臺灣；可是等到臺灣的疫情爆發，疫苗又短缺的時候，這些人就又馬上又離開臺灣，
再到其他可以打疫苗，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地方。
趙教授認為這是一種資本的不平等。
有些人有條件一直這樣飛來飛去，不但造成了病毒的傳播，又能夠這個及早找到自己認為安全的避風港。
相對之下，社會裡比較弱勢的人，沒法像他們這樣移動的人，居於非常不利的情況。

趙教授提醒的第二點，是大規模農業和養殖動物的問題。
養殖動物從以前開始就是很多傳染病的起源，目前當然更是我們要小心的源頭。
而她看到現在許多人因為這次疫情，已經改變自己的注意，
改為開始注重在地的生活圈，發展農業自主。
她認為這也是公民社會裡大家在實踐勇敢夢想的行動。

4
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溝通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劉紹華教授說，所謂觀察問題，並不光是說「看」到問題就可以。
光是「看」，也可能會「睜眼說瞎話」。
她說：觀察問題，需要有一段距離，才能需要「景深」。有了景深，才會觀察得立體化。
劉教授說，但是臺灣的人口密度很高，大家都很貼近，所以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經常難以產生必要的「情緒距離」和「眼光距離」，也就難以產生「景深」。
她說：這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對於如何溝通，台北醫學大學林益仁教授提出一個觀點。
林益仁教授長期觀察原住民文化，參與原住民的活動。
他說：台灣的地理很特別。從海平面上升，到亞熱帶、溫帶，甚至到高山是寒帶。 所以我們的植物生態非常多元。
林教授說我們的社會也是一樣。人口有非常有多元的各種背景，和澳洲一樣也是墾殖社會，但是擠在一個小很多的土地上。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我們社會的對話，可以參考原住民的這個方式。
他說，泰雅族裡面有句話話叫「 sbalay」。
「balay」就是真相，「sbalay 」就是找尋真相，和解。

所以當泰雅族碰到他們族裡面出現爭議的時候，就會把大家找來，都坐在一起 ； 你把你看到的講出來，我把我看到的講出來，他把他看到的講出來 。
林教授說，通常大家把自己所看到的東西都講出來，轉了一圈之後，
大家大致就會有一個答案出來了。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這是我們可以向原住民借鏡參考的一種溝通跟對話的模式。

我們談過了疫情時代為什麼不能只是關注每天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這些表面上、結果性的指標，卻不注意其他更根本、更原由性的課題之後，下面最後一集，我們來談一下疫情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勇敢地夢想、有一個美好的夢想，以及台灣想要進入國際社會所該有的準備。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一集見。

博物館已經成為當代社會人們在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場域，也成為文化、科學、藝術等知識推廣的重要機制。除此之外，隨著公共領域對於文化多樣性以及各式社會議題的逐漸重視，博物館也沒有置身事外而開始嘗試以展覽、教育活動、出版品、論壇等形式來加入這些討論。對於當代社會在全球化移動、接觸的脈絡下，移動的人開始成為當代社會的正常狀態，那麼正視移動人口以及其帶來的各種多樣文化、歷史與社會活動的接觸與交集，就成為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從博物館的角度來看，我們已經有了以藝術為主的美術館、以歷史或科學等知識體系為主的博物館，也有了地方性與城市性的地方博物館，甚至是結合地方與生態的生態博物館，這樣的話，面對移動人群與文化接觸的現象，我們是否也需要一個移民博物館呢？小編今天要推薦的一篇過去的文章，試著從博物館人員的角度來看移民、文化接觸與博物館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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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筆者前往德國法蘭克福，出席UNESCO轄下的「國際博物館協會城市博物館委員會2018年會」（ICOM-CAMOC 2018），會前的工作坊以「移民：城市／移民與其落腳城市」（Migration: Cities | (im)migration and arrival cities）為主題，探討近1世紀來歐洲所面臨的移／難民議題，及他們進入城市後，對在地文化帶來的衝擊與改變。

該工作坊推動3年計畫的核心概念是：「在政治之外，城市中的博物館應責無旁貸，肩負起社會教育、文化平權、多元參與的責任，讓在地世居多年的民眾[1]認識並接納近20年來的新移民，更要真正看見身分地位更敏感尷尬的難民，達成共榮共生、相互尊重、理解、認識彼此的文化與社會處境。」
CAMOC不斷呼籲：各種主題的博物館，都有責任面對城市中族群多樣性的議題，規劃相關的展示活動，讓移民／難民可參與其中，甚至擔任主述者，進一步讓在地民眾與他們有更多互動、接觸及理解。

在各國眾多博物館的分享中，我們看到博物館如何透過移民物件的典藏展示、真人圖書館、讓移民講述故鄉事、或是透過移民集體與大量的書寫、歌唱、藝術表現，轉換為博物館的展示與藏品，並以博物館的空間，建立舊住民與新移民在文化、語言及社會議題上互相溝通的橋樑，甚至更進一步，邀請移民與第二代一起重新詮釋其身分及對於社會的期許。
例如荷蘭鹿特丹博物館的移民計畫專案，先對移民進行訪談與溝通後，邀請願意參與的移民成為博物館的典藏，並可獲得一個典藏品編號，再由這些獨特的「典藏移民」講述他們的故事。經過幾年的進行，這個專案已經累計到即將出書。歐洲的族群移動有上千年歷史，透過層層疊疊、移入移出的歷史所產生的厚度，形塑了現今每個獨特的歐洲城市。因此每個移民的人生故事，都是該博物館最珍視的典藏品。

而筆者也發現，委員會成員對臺博館從2014年與在台穆斯林社群合辦的「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以及2017年與移民工社群共同策畫的「南洋味．家鄉味特展」，到各種由移民工社群主導的教育活動等，都相當重視，台灣社會面對穆斯林的高度包容力，也讓他們感到非常特別。臺博館培訓移民擔任母語導覽員、並鼓勵移民穿著代表母國文化認同的傳統服裝（Cultural Identity）進入博物館參訪，這些都是歐洲博物館較少嘗試的區塊。
在此次博物館委員會的經驗中，可以看到歐洲博物館更擅長邀請移民或具爭議性的議題進入博物館發聲，並以展示、劇場、行動劇、工作坊的方式呈現；同時，歐洲博物館也會計畫性地進入移民社區，對居民表達關懷、支持，並進行相關議題講座與課程。這是國內博物館可多進行的嘗試。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7555

[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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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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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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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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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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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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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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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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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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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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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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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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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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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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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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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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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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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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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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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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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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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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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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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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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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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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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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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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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4. LO, K. H. (2012). 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 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嶺南, 32(1), 1.
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

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由25個亞洲國家和澳大利亞發起（2006年增加至28個），於2001年2月27日在中國海南省瓊海市萬泉河入海口的博鰲鎮召開大會後宣布成立，成立之時通過了《宣言》及《章程指導原則》等綱領性文件。論壇為非官方、非營利性、定期、定址的國際組織；為政府、企業及專家學者等提供一個共商經濟、社會、環境及其他相關問題的高層對話平台；海南博鰲為論壇總部的永久所在地。自20世紀下半葉，亞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就顯著，特別1980年代以後東亞經濟實現了騰飛，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東亞奇蹟」。由於亞洲國家大多數已實行開放政策，彼此貿易和投資走向更加密切，區域合作、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增加，東亞地區合作(10＋3)已進入實質性階段，東協正在實現經濟一體化，國家之間由於自然地理聯繫都在開展各項合作。儘管世界經濟逐步全球化和區域化，但各種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正在加快，如歐洲經濟一體化、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亞洲各國面臨挑戰，亞洲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變得非常必要。亞洲國家和地區已參與了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PECC等諸多跨區域國際經濟合作組織，但沒有一個真正由亞洲國家主導的組織。論壇旨在探討增進亞洲各國協調和參與世界其它地區交流與合作。1998年9月，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細川護熙和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倡議成立一個類似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亞洲論壇」，「亞洲論壇」這一概念一經推出即獲得了有關各國的一致認同。博鰲亞洲論壇成立大會於2001年2月26日－27日在海南博鰲舉行。包括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中曾根康弘、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哈薩克斯坦前總理捷列先科、蒙古前總統奧其爾巴特等26個國家前政要出席了大會；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尼泊爾前國王比蘭德拉、越南國家副總理阮孟琴等特邀出席了成立大會。大會宣布博鰲亞洲論壇正式成立。大會第一屆秘書長為曾任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的龍永圖。永久會址設在東嶼島。從空中俯瞰圓形會議中心與弓形的索菲特大酒店巧妙組合，就像一艘萬噸巨輪上的大鐵錨；也有人認為它更像是一把蓄勢待發的弓箭。博鼇亞洲論壇永久會址是一座多功能的三層建築綜合體，包括多功能廳、圓形國際會議廳、中小會議廳、會議室、展覽廳、貴賓廳、論壇總部辦公室、新聞中心、商務中心及配套設施。會議中心建築面積為3．7萬平方米，其附屬酒店——索菲特大酒店建築面積為5．3萬平方米。博鼇亞洲論壇的永久會址在東嶼島的東北角，坐北向南，前面是沙美內海，越過著名的玉帶灘就是煙波浩淼的太平洋。國際會議中心正對面是兩個噴水池，其中的一個為圓臺噴水池，一個地球儀屹立中間，亞洲地圖正對前方。流水瀑布般地從地球儀底下傾瀉而下，格外引人注目。噴水池基座前是大理石雕出的“博鼇亞洲論壇”會徽字樣及圖案。另一個噴水池為橢圓形音樂噴泉，可以表演十幾種噴射圖案。那裡沁綠如氈的草坪，偉岸俊朗的椰樹，配以江南小橋流水的園林風格，的確給人以別樣的感受和情趣。 圓形的會議中心就像一枚古錢幣，外圓內方，象徵著包容性與親和力，沒有上下、主次和方向上的高低之分，以體現與會者之間相互的平等。會議中心周圍是各式各樣的園林，水元素占了極為重要的位置。各種水景有溫泉、瀑布、泳池、小溪、噴泉等，看上去都與周邊的萬泉河水系相連。更讓人歎為觀止的是，會議中心大門入口的機動車道兩側是潺潺流水，似乎是從會議中心汩汩湧出一般。
玉帶灘位於海南萬泉河出海口的玉帶灘，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總部以分隔海、河最狹窄的沙灘半島列入吉尼斯之最，並於近日頒發了證書。潔白的玉帶灘猶如一條長長的玉帶橫臥在萬泉河與南海之間，把萬泉河與南海隔開。其南北走向全長2.5公里；東 西最寬處約300米，最窄處漲潮時僅10餘米，為世界上分隔海、河最狹窄的沙灘半島。南海煙波浩淼，一望無際，內側萬泉河，沙美內海的湖光山色，內外相映，構成了一幅奇異的景觀。其他地形地貌酷似美國的邁阿密、墨西哥的坎昆、澳大利亞的黃金海岸，在亞洲可謂僅此獨有。玉帶灘北部於1999年6月被國際吉尼斯總部在中國的權威代理機構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以"分隔海、河最狹窄的沙灘半島"而認定為"吉尼斯之最"，因此，玉帶灘北部將充分保持其原始狀態，作為"吉尼斯之最"旅遊景區供遊客遊覽。

關於屏風表演班

成立於1986年10月6日

25年來共發表40回作品，以實驗小劇場的常態性演出，累積大劇場的藝術格局與觀眾基礎。演出類型多元風貌，喜劇與悲劇均有傑出的表現，內容層面與當今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並舉辦多次「屏風演劇祭」，獨立籌資邀請國內外優秀表演團體交流演出。近年推廣「屏風小戲大作」之巡演計畫，積極培養地方戲劇藝文人口，除了深耕在地的戲劇教育外，更致力於推動台灣整體表演藝術。

全球化來臨的時代，屏風堅信「Local is Global」的概念，以心用情寫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事景物情，掌握城市脈動，探討生命的故事，成為華人地區重要的演出團隊。
時至今日，屏風表演班已陸續完成1,557場次的演出，歷年作品巡迴超過海內外23個城市，觀眾人次累積至1,339,640是個驚人的紀錄。在藝文生態未臻成熟的大環境裡，屏風表演班仍能在作品裡持續展現高度藝術成就與穩定的票房收入，已是台灣一個值得驕傲的藝術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