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孟捷,才華洋溢到老天嫉妒的鋼琴家,用音樂支撐生命的心,讓我們進音樂廳支持他!
下面是他5/2高雄音樂會演出的話:
[生命的鬥士鋼琴家劉孟捷]
『過去這一年全球經歷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變化,許多生命殞落也有許多生命被迫改寫,而當這個世界在改變的同時,人們也勇敢地迎接難以預料的未來。
對大部分的音樂家而言,生活形態與生計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數個月以來,我們只能以線上授課的方式來指導個別課學生們,絕大部分的音樂會都被迫暫停或者以線上分享的方式進行,除了教學和練習之外,音樂家們似乎必須花上更多的時間來學習如何增進線上教學的經驗,一般人應該無法想像這樣的音樂家生活。
去年三月新型冠狀病毒開始成為全美人民恐慌,當時我正與寇蒂斯音樂院的駐校弦樂四重奏團─維拉弦樂四重奏的音樂家們巡迴演出中,然而,我們的音樂會就此被取消,所有的事情成為了突然休止。
我感覺這個宇宙曾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天賦,此時,我也接收到了一些可怕的消息─關於我逐漸惡化的大主動脈弓,以及腎癌的確診。我的職業生涯在此時劃上休止符似乎是一個巧妙的時機,這讓我能安頓自己進入到一個修士般的生活形式裡,就像在深山裡閉關,純粹的練琴以及試圖恢復健康。
我看到許多音樂家們渴望再能舉辦音樂會,也有許多音樂家步入新的領域─線上演奏。許多人花時間開發成為新「播客」,以及為他們的藝術寫些新題材。不幸的,也有許多音樂家因為沒有了音樂會的收入因此陷入經濟困境在努力掙扎著。總言之,音樂產業面臨極大的危機,許多人也開始擔心音樂以及音樂家們如何繼續生存下去。
然而,我有自己的求生方式。我的生命中已經經歷過太多困難,我知道這也許是最困難的一次。我的醫生曾經說我像是一個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爆發,我的情況是一旦我的血壓高到失控便隨時有致命的風險。因此,當其他人在與他們的音樂產業搏鬥時,我需要做的是面對自己的命運和有限的生命。
「彈音樂會」對不同人有著不同的意義,在我生命中不同的時期,我感覺我需要表達自己不同的觀念和感受。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想要賦予浪漫主義些許精神,我彈了很多蕭邦和舒曼。曾經我想要挑戰自己來演奏炫技的作品,曾經我也陷入拉赫曼尼諾夫病痛的憂思,之後我感覺我需要回歸到舒伯特的純淨以及布拉姆斯的高貴。在疫情期間,我原想演奏巴哈,透過巴哈的音樂,我彷彿找到了一處靈魂上的聖所。
在思考這場音樂會曲目之時,我再次認為勢必要彈奏一些能反映我現下感受以及心境的音樂。此場音樂會的標題─《巡禮之年》似乎就是正能符合當下我正在經歷的一切。
李斯特寫了幾冊《巡禮之年》,是他將自己生命中旅遊的所見所聞,透過音樂反映(反省)出來,他將他受到所見山水風景的啟發與他的哲學思維連結在一起。《泉水旁》描述的是當他站在象徵生命活力泉源的清淨水泉旁時,似乎感受到了返老還童、青春復返的奇妙感受,似乎陳述著:『既然泉水可以這麼的純淨清澈,生命便可以充滿歡欣喜樂』。
艾斯特莊園的噴泉,那泉水有著神奇與不可思議的能量,如同李斯特自己寫的題詞:『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翰福音4章14節)
李斯特曾經凝望歐伯曼山谷,問著自己生命的意義為何,對我而言,與李斯特最密切的連結莫過於此。在我生命的此刻,我也常常將看過的、讀過的所見所聞帶入哲學式的反思,也許很多人到了某個生命中的某一刻也會如此。
一切的一切我都覺得感激─這些愛情故事以及十四行詩,讓人恣意沉迷這浪漫的其中,以及那些暴風雨般的激烈足以毀滅一個人的靈魂,甚至那地獄般的旅程燃起了對生命意義的疑問。
在這趟旅程中,我覺得充實以及真實的活著,回首過去,我真的感到萬分感激,無論高興或悲傷的事,種種都對我產生了影響,也成為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
這不尋常的疫情期間卻造就了我生命中的轉捩點,我回家來了!這是我在過去35年間第一次在家鄉高雄待上這麼長的時間,得以讓我能慢慢回憶與細細尋根,在經歷生命奇妙的同時,發覺所有的事情似乎成了一個微妙的循環,些許重複的部分卻帶有不同的心情。今天節目中呈現的這些曲目都是令我感觸良多的,其中大部分更是在我早年的音樂學習生涯中有著某些意義:《歐伯曼之谷》是我國一時第一次參加少年組比賽彈奏的曲目,當年因為贏了全國省賽第一名取得出國的資格,也開啟了我留學的路途,這更意味著我即將邁向一個能讓我圓夢成為一個音樂家的路途。再下一年我13歲的時候,我贏了第一屆亞太青少年鋼琴大賽,當時彈奏的曲子就是《但丁奏鳴曲》,一瞬間,我引起了全國的注意,我的新聞出現在媒體的頭條,甚至在家鄉高雄,我被當作是個英雄。也就是在這個機緣,我認識了生命中重要的導師─Gary Graffman教授,接下來我在寇蒂斯音樂院的生涯,Graffmann教授不僅在學業學習上照顧我,也在我生病期間以及試著回復鋼琴家康復之路中給我許多鼓勵和幫助。在我出發前往費城讀書之前,我彈奏了生命中第一場獨奏會,並巡迴台灣多處,其中我彈奏了《但丁奏鳴曲》以及這三首十四行詩。
此刻回到高雄,我覺得非常幸運能出生在這個城市,以及遇到我的第一個恩師─李金里老師,她引導我往成為音樂家這條路前進。在台北師大附中就讀的兩年間,遇見了當時才剛回國的宋允鵬教授,他鼓舞了我想成為藝術家的夢想,我也非常感激他對我才能的信任,在當年選擇給我這個才12歲小孩這麼富有哲理的曲子來演奏。人生的這一刻走到此、回到家鄉,許多我年輕時的回憶都湧入腦海,感謝許多人的協助在短時間促成這場在高雄的音樂會,而我之所以選擇李斯特的《巡禮之年》做為音樂會的標題,其中有許多巧妙的關連性:首先,我的生命至今經過風風雨雨以及生死交關,這些曲目恰似能呈現我生命的旅程經歷;其次,在我生長的這個家鄉裡,我曾有的學習、我所成長歷經過的一些重要曲目,讓我希望能以這一系列的音樂會曲目來作為感謝父母、家鄉、和所有恩師的呈現。
如今在家鄉已經停留了數個月,處在這個曾經給我許多啟發的泉源之地,我覺得對我而言這裡正是最佳的療癒之所。我曾在地獄邊緣來回數次、與生命搏鬥數回,然而面對一切,我感悟到生命一切自有因果,生命必須面對的就是無數的、各種的挑戰,宇宙自有他的道理,我也深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021年四月於高雄
劉孟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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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鬱金香泡沫中練成的《X-Men X戰警》電影】#葉郎電影徵信社
在醜聞纏身的導演 Bryan Singer 走下神壇以及晚景淒涼的 Fox 將自己賣身給 Disney 之後,Fox 的《X-Men X戰警》系列電影也在今年命運多舛的《New Mutants 變種人》上映之後正式畫下句點。
種種新消息很容易扭曲我們對於整整20年前開始的X戰警系列電影的舊記憶,遺忘了就是這系列電影開啟了一切:Sony 的蜘蛛人系列電影、Marvel 的鋼鐵人系列電影和之後的一切。
2000年的《X戰警》實際上定義了21世紀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基本運作規則。而這樣的超能力卻是起於一場泡沫經濟的灰燼.......
▇ 我以為我會暴富(但是我沒有)
1993年在美漫市場一片榮景的樂觀氣氛中,《Sandman 睡魔》著名漫畫編劇和奇幻小說家 Neil Gaiman 在一場演講中對數千名漫畫從業者說了一些不中聽的預言:
「你們正在狂賣大量漫畫書給同一批人,因為你們拼命洗腦他們說這是一種未來會帶來極高收益的投資。然而你們賣給他們的產品其實是是什麼都沒有的泡沫,或是者說是鬱金香,而終有一天泡泡爆了之後,這些一文不值的鬱金香就只能在倉庫裡頭任它腐爛。」
Gaiman 在這段著名的「鬱金香演說」中提到的是發生在1637年的史上第一個經濟泡沫化事件——荷蘭的Tulpenmanie 鬱金香狂熱。在瘋狂炒作之後,鬱金香的市價突然掉到只剩1%的價值,讓參與炒作的買家一夜破產。
1993年這時候 Marvel Entertainment 的老闆是四年前才剛入主的美國富商 Ron Perelman。很有商業手腕的他不僅立刻就推 Marvel 股票上市讓自己大賺一筆,而且開始利用資本市場來的新資金到處收購上下游企業的股票(比如漫畫經銷商、卡牌遊戲公司、玩具製造商),並不斷向股東編織一個 Marvel 集團即將大發利市的夢。
Marvel 確實開始大發利市。1991年之後,營業額從1億美元、2億、4億這樣令人嘖嘖稱奇的級數一路朝向1993年的營收最高峰衝去。他們的秘訣就是不斷地改版同一本漫畫書的封面並加上各種噱頭十足的特殊印刷技術,藉以說服漫畫迷一再重複買購買同一本漫畫。漫畫迷因此轉職成為收藏家的新角色,一口氣訂20本但只會拆封1本來看,其他19本則像300多年前的鬱金香一樣則放在倉庫裡等待升值或者腐爛。
1993年之後,這個漫畫投資熱果真如 Neil Gaiman 預測地開始泡沫化。漫畫迷突然收手,讓 Marvel 的漫畫銷售量一口氣掉了70%,股價也跟著從每股35.75美元的高峰暴跌到三年後的2.375元。
漫畫市場泡沫化了,Marvel 必須賣一個新的夢給賠到脫褲子的股東們。於是 Stan Lee 長期以來沒有受到重視的電影夢終於被大老闆們拿出來認真看待。
▇ 從灰燼中誕生的X戰警電影
《X戰警》的漫畫出自 Stan Lee 1963年的靈機一動。他自問:幹嘛一定要解釋超級英雄的超能力從何而來?與其一直編造各種放射線意外(綠巨人浩克、蜘蛛人、驚奇四超人.....),為什麼不讓他們與生俱來就是如此?
這一系列新角色的供應趕上了1960年代 Marvel 讀者胃口大開的熱潮,並在1970年代被新的編劇 Chris Claremont 強化關於偏見歧視的主題,快速成為當時 Marvel 最受歡迎的 The Uncanny X-Men 系列漫畫(後來的 Fox 電影主情節就是根基於此系列故事)。
Stan Lee 日後將工作重心轉向全力推動將他一手打造的X戰警、蜘蛛人、驚奇四超人等超級英雄搬上大銀幕的夢想,並領導 Marvel 成立的新製片部門 Marvel Films(現今 Marvel Studio 的前身)。然而大家對於 Marvel 漫畫電影卻一直興趣缺缺。先有1986年《Howard The Duck 天降神兵》的慘痛經驗讓好萊塢對 Marvel 電影退避三舍。加上 Marvel 故事本質上比DC的超人或蝙蝠俠更需要大量昂貴特效,而電腦動畫特效技術成熟之前根本沒有人覺得 Marvel 改編電影會有經濟效益。
等到電腦動畫技術終於準備好橫空出世的時候(大約是《Terminator 2 魔鬼終結者2》、《Jurassic Park 侏羅紀公園》前後),Marvel 偏偏正焦頭爛額於破產危機。
拍電影最重要的關卡是跟銀行往來,而跟銀行往來的前提是公司的財務報表必須像樣。於是為了改善體質,先前用 Marvel 的名義買了不少玩具商 ToyBiz 股票的 Marvel 老闆 Ron Perelman 突然心生一計:不如用公司僅有的現金把 ToyBiz 剩餘的股份也買進來,然後把兩家公司合併成一家之後 Marvel 難看的財務報表就可以被長久以來賣 Marvel 玩具收入穩定的 ToyBiz 給洗白。
計畫通 Perelman 的神鬼妙計最後峰迴路轉地出現意料之外的結局:他為了整併案和股東打了兩年的仗,還不惜在1996年替 Marvel 聲請破產藉以合法排除股東的干擾。總算買下 ToyBiz 並完成與 Marvel 的公司整併大工程後,身心俱疲的他卻決定告別 Marvel , 讓 ToyBiz 的兩位玩具大亨 Isaac Perlmutter 和 Avi Arad 突然搖身一變成為 Marvel 的新主人。
Isaac Perlmutter 和 Avi Arad 這兩位以色列商人把他們節儉(aka 刻薄)的經營風格帶來 Marvel,並創造了紐約上班族圈最有名的都市傳說:據說 Marvel 總部連每一個員工可以使用多少迴紋針都有總量管制,迫使員工經常必須去垃圾桶翻找廢棄文件上的迴紋針。直到近年被 Disney 收購後,據說 Perlmutter 仍然維持數十年如一日的管理風格,親自把關每個員工的核銷請款。
都市傳說之外的現實是兩位節儉的以色列商人也可能沒有別的選擇,他們接管的是一家剛剛從財務地獄爬出來的破產企業 。被他們延攬來的企業重整大師 Peter Cuneo 就以「癌症化療」來形容這個階段必須錙銖必較的 Marvel。
Stan Lee的電影夢仍然留在 Marvel 的藍圖中,只是他們的實踐方法不得不做出一些面對現實的調整。
在最谷底的2000年,Marvel 的現金一度只剩下 300萬美元,所以他們終究認清自己眼前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獨力投資拍攝一部電影。於是 Marvel 改採出賣超級英雄、授權給別人拍電影的策略,而除了賺點授權費和微薄的票房分紅之外,最重要的是寄望電影的上映可以替 Marvel 帶來更直接、更快速的週邊玩具收入。
兩位玩具商人的這一點玩具生意盤算讓《X戰警》系列電影變為可能,但日後也為了自己一手扶持敵營的錯誤決策而悔不當初。
▇ DC陣營也幫忙推了一把
1993年 Marvel 叫賣多年的《X戰警》電影版權終於在Orion Pictures、Coralco Pictures、Columbia Pictures 等片廠先後 pass 之後,成功說服 Fox 花錢買下。而這個奇妙的因緣甚至得歸功於 DC 陣營的超人。
Fox 買下《X戰警》的決策背後關鍵人物是《Superman 超人》導演 Richard Donner 的製片妻子Lauren Shuler Donner。事實上長期為 Warner 服務的 Donner 自己的製片公司辦公室就是設在 Warner 片廠裡頭。過去在 Warner 參與超人、蝙蝠俠等系列電影的工作經驗,讓她積極遊說 Fox 買下 X戰警,甚至直接以該片製作人的身份代表 Fox 去 Marvel 出價。
後來執導該片的導演 Bryan Singer 也從《超人》導演 Richard Donner 身上得到的價值連城的錦囊妙計:延攬嚴肅的演員來扮演主角,就像《Batman 蝙蝠俠》中的 Jack Nicholson 或是《超人》中的 Marlon Brando 一樣。
在此之前許多好萊塢電影的反派經常是丑角一般的呈現方式,多數嚴肅演員不會有興趣接演。而身為同性戀者的 Bryan Singer 成功地以故事中的歧視議題吸引到同樣是同性戀者的資深莎劇演員 Ian McKellen 同意接演故事中的反派萬磁王,和另外一位同樣演過莎劇的 Patrick Stewart互相叫陣。這個成功策略製造了一場又一場充滿戲劇張力的的好戲,並在幾年後由新一代演員 James McAvoy 和 Michaek Fassbender 接棒演出。這正是《X戰警》系列電影成功的關鍵之一。
DC陣營對《X戰警》的另外一點推波助瀾,甚至無心插柳地促成了整個 Marvel 電影宇宙的誕生。這個幫忙推一把的好心人是 DC 電影《Batman & Robin 蝙蝠俠4:急凍人》。
《蝙蝠俠4:急凍人》在 Warner 片廠拍攝的時候,隔壁攝影棚是 Lauren Shuler Donner 監製的《Volcono 火山爆發》正在趕工拍攝。Lauren Shuler Donner 當時有個才剛從學校畢業的漫畫迷助理,經常去隔壁攝影棚偷看蝙蝠俠劇組,並在該片慘遭滑鐵盧(並使漫畫改編電影一度成為好萊塢人見人怕的燙手山芋)之後,一直在小腦袋裡擅自替 Warner 檢討到底哪個環節錯了。
這位年僅24歲的小助理稍後因為被老闆發現私底下一直在製片公司的下一個計畫《X戰警》劇本初稿上貼黃色小紙條的各種分析筆記,而被 Lauren Shuler Donner 直接請去她的辦公室裡,要他跟老闆一起工作。隨後他還得到了人生第一次在電影中的正式掛名。
他是2000年《X戰警》片尾演職員表中的協同製片。The name is Feige, Kevin … Feige.
▇ The Rise of Kevin Feige
正在替《X戰警》工作的 Kevin Feige 從隔壁棚的《蝙蝠俠4:急凍人》的慘敗歸結出一個真知灼見:他認為這些人錯在無心拍好看的電影,一心只關切好賣的玩具。
他和自己的老闆 Lauren Shuler Donner 則從來不關心玩具的生意,只想拍好看的電影。這就是為什麼《X戰警》系列電影能夠持續不墜地在20年間產出13部電影(直到 Fox 把故事線搞得太混亂而讓觀眾再也跟不上)。
鏡頭轉到 Marvel 總部辦公室裡,一心只想賣玩具的 Isaac Perlmutter 和 Avi Arad 兩位以色列商人卻一路把 Marvel 角色授權給別人拍電影,只想坐收衍生玩具的錢。等到《X戰警》和《蜘蛛人》開始驗證了這世界有很多觀眾願意掏錢看 Marvel 電影時, Marvel 才開始後悔當年為了微薄授權收入就出賣超級英雄的輕率決策。
Marvel 收到來自Fox X戰警的授權費僅只 280萬美元,而第一集的票房分紅則收到約600萬。可是該片全球票房實際近3億美元,扣除電影院抽成和製作成本之後 Fox 的利潤可能高達7000萬美元,Marvel 一口氣調度這麼多自家超級英雄外出賣臉打工,最後卻只拿回不到人家收入十分之一的打工費。
實際上,一直到2019年 Disney 完成 Fox 的收購、讓X戰警重回 Marvel 大家庭之前,Marvel 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用盡各種方法試圖奪回X戰警,甚至不惜以破壞X戰警為手段。
Fox 曾為了 Marvel 鑽合約漏洞在另外一個影集中使用「Mutant 變種人」一詞而在法庭大戰。雙方也曾為了幾乎同一時間想把「Quicksilver 快銀」(既是變種人也是復仇者聯盟成員)放進自家電影裡而發生不快。心狠手辣的 Perlmutter 甚至不惜企圖扼殺X戰警和驚奇四超人的受歡迎程度,祭出禁令禁止漫畫家為此系列漫畫創造系列角色、大幅減少兩個系列漫畫曝光度(甚至直接腰斬漫畫)以及拒絕生產相關玩具的授權申請等。
然而終極的復仇還是想辦法推出可以跟 Fox的《X戰警》對抗的電影。
2005年,財務體質改善後的 Marvel 終於和 Merrill Lynch美林證券達成協議,用鋼鐵人、雷神索爾和美國隊長等角色做人肉抵押,取得5年5.25億的資金,預估至少可以用來拍10部成本大約4500萬到1800萬之間的電影。他們的風險是如果這個十部電影搞砸了,這些當成抵押品的角色將變成是銀行的資產。
2007年另一個超級英雄終於到位:《X戰警》拍攝現場上那個負責緊盯細節的漫畫迷助理 Kevin Feige 正式被任命為 Marvel Studio 的主席,而他人生第一部正式掛名為製作人的電影叫做:《鋼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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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聽】#我厭世所以我存在 | 自我療癒的一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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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每天都打不起精神工作嗎?是不是在社群媒體上看到積極正向、邁向成功的貼文就想要摔手機?是不是才剛放假就在想週一已經要來了!很好,那你存在。最近,偽小編因為開學太過厭世,每天哀哀叫,叫到好友特地傳訊給我說:「你也厭世太久了吧~有完沒完?」讓我開始認真思考,「厭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情緒?為何我的生活會感到如此的無力與匱乏?甚至感受到憂鬱。如果說,厭世與憂鬱無可迴避地作為當代普遍的集體感情與情緒,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這個貫穿個人與社會的問題,並且承認厭世視為一種存在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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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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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我超級厭世der
▶ 當代厭世文化的誕生
▶ 厭世與憂鬱的思想
▶ 憂鬱的政治
▶ 精神痛苦跟馬克思主義有甚麼關係
▶ 厭世作為一種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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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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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厭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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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世文化」是1990年至2000年後一代人所流行的次文化,其核心是顛覆過往推崇的正向思考與積極價值,並以戲謔嘲諷的方式在網絡空間發放負能量,調侃現實生活的缺憾。各種以「厭世」為主軸的內容、梗圖、金句充斥在生活之中,像是「每天睡醒張開眼睛,就是想著我要離職」、「人生三階段:出生、不知道活著幹嘛、生命結束」、「我就爛」、「大家一起爛」。其他像是《厭世動物園》、《厭世哲學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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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鍵字搜尋來看,「厭世」開始大量出現於2016-2018年,一開始為真的「厭世」(想死),後來在「厭世動物園」、「厭世哲學家」出現後,「厭世」與社會處境與流行文化關聯在一起,相關詞彙如「風格」、「表情」、「臉」,主題例如「年輕人低薪厭世」、「厭世少年」、「厭世臉」樂團等。憂鬱當然是一直都有的詞彙,並且與「症狀」、「藥物」、「醫生」、「患者」,主要被表達為一種疾病,常見主題如「情緒容易失調,出現憂鬱的反應臨床上」。因此,我們大概可以稍做定義,憂鬱是一種情緒(emotion),而厭世是一種處世狀態(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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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研究所的鄧建邦教授,在《台灣年輕世代對未來2030年的意象》的調查中發現,如果以戰後世代與現在年輕世代在工作態度與實踐上相互對比,有完全不一樣的條件。新型態社會對勞動者要求更多的「彈性」(flexible) ,其可能是在時間、空間、能力與報酬上不確定性與反脆弱性之間的拉扯。我們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鼓勵個人積極邁向解放、彈性移動,但另一方面卻更加重了多重結構性的經濟與地位的競爭。於是,厭世、憂鬱成為一種無能為力下的逃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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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努力失效,那就不要太努力,總之你認真就輸了。如果說憂鬱是一種情緒的內容,那厭世應該就是它的表現形式。厭世的表現形式,反映了歸因於個人、受制於制度結構、沒有出路的未來,也是一種對「正向思考」、「成功價值」的嘲諷與反擊。而厭世的表現,或是憂鬱的充盈,有著複雜的社會與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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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厭世的思想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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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瘋狂簡史》(Porter, 2002)的討論來看,可以見到人類精神痛苦的歷史可以分成三大階段:希臘時代的體液論、中古世紀的靈魂論、啟蒙時期以降的主體論。也就是說,康德(Immanuel Kant)在啟蒙時代建立「理性主體」之後,人之所以為人,是以「理性」作為標準,而這個標準測量的背後則是「工作倫理」的運作,也就是說,如果你無法好好負責地把手上的工作完成,你可能就是一個「失常」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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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遑論19世紀精神醫學的機制建構與技術介入後,精神正常與失常的人類,成為現代人主體無時無刻審視自己本體安全的一種存在手段(Foucault, 1961)。「厭世」態度或許成為對峙個體失常與社會失序的一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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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得不提到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對前述理性的人類社會之衝擊與質疑,現代社會的陰影產生了悲觀主義思想,尤其像是存在主義。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結合了海德格對於人獨特存在模式的看法,以及馬克思對於階級的批判,思考了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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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嘔吐》(La Nausée)中,主角感受到每日的無聊無奈(ennuyer),便陣陣作嘔,這個噁心的感覺,使他察覺自身的存在。所以今天的我們,每天都焦慮到胃痛,是因為我們存在(?)而存在的本身,就是地獄,在(新)自由主義的情境中,就是永無止盡的與他人共處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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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厭世作品,像是波特萊爾(Ch. Baudelaire)《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對現代性乍現的感受紀錄,或是,莎岡(Françoise Sagan)《日安憂鬱》(Bonjour tristesse)。都在在指出現代性出現後,人在情感與情緒上的複雜情愫,以及表現在憂鬱上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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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厭世代的憂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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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將憂鬱政治化?因為這個憂鬱、厭世的個人情緒主題,反映個人主義的趨勢,在現代社會的晚近發展中,深深地被鑲嵌在個人抉擇、身體健康、社會制度、醫療知識、工作倫理之間。令我們感到痛苦的地方,正是我們要突然發現要面對自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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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憂鬱的政治,可以分成四大類型:一般心理學解釋、強的社會建構論、佛洛伊德馬克思主義、弱的社會建構論。我們傾向最後一種憂鬱中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理解。即個人心理有深層無意識結構,隱含著個人生命史的偶然因素,但同時也包含了有意識的生物、社會、心理、身體納入到現代性反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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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應斌和何春蕤(2012)在《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中提出賴希(Wilhelm Reich)的「民困愁城」觀點(people in trouble)。這個說法不只是說people客觀上處於一個有trouble的具體困境中,同時還描述了people的心理情緒,也就是為這些trouble而憂愁困擾的情緒。民困愁城因此不只是佛洛伊德的「愁」,還有馬克思的「困 」,它同時關注了社會現實條件以及心理情緒狀態。people in trouble不但有著弗洛伊德馬克思理論的豐富蘊涵,並且洞悉了一個時代的症候,似乎更為普遍與貼切地描述了人類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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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情感與情緒的痛苦狀態,跟著資本主義社會環境在勞動著,兩者產生互動的關係。例如我很討厭一句話「在壓力中成長」、「離開你的舒適圈」等等,看重表現效能、生產性與積極性,人們生活在忙碌、焦躁、過動的氛圍下,「焦躁」、「過動」的情緒某程度上,被視為可增加生產力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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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緒上揚後則無可避免地反跌到谷底,這個「抑鬱」的「不能動」就會被視為產能的缺乏、不負責任等。然而,此兩種各走極端的情緒,在當代卻成為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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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與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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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個人的身心(個體),就成為自我與結構交鋒之處,各種「自我表達」、「自我品牌」、「正向思考」等等的觀點,都顯示出,我們要求一個人需要展現出完整、良好的個體化,其是世俗的、現實的、自由的、解放的,但同時卻也是一種被囚禁、被要求,充滿正負情感交雜。既然人是因為資源的獲得而能存活著,那最直接的關聯,就是勞動(labor)的實施,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移動途徑、追求解放的形式與生命評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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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你可以看到,無論許多感到憂鬱的人,其憂鬱程度被衡量的方式,常常會首先關連到「還可不可以工作」,工作倫理成為承受精神痛苦的理由。因為,人們害怕失業,擔心工作能力被削弱,恐懼社會地位下降,害怕失去自由與自主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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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的我們 在社群媒體裡幸福與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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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時代以來的社會情感就是憂鬱,我們在個體解放又囚禁的愛恨交織中生長成現在的模樣,我們一路認得自由主義、批判主義、社會主義,面臨巨大現代資本主義體制與權力關係,自己要痛苦地做出決定。而進一步到當代社會的後現代情境中,他衍伸出來一種矛盾弔詭的、認真又不認真的生命態度。其試圖讓「意義」懸空擱置,流動飄盪(葉啟政,2005)。「精神健康」的要求變成一種嘲諷,「精神分裂」的表現則成為一種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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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個體特徵在人我關係加倍密集的數位時代變得更加劇烈,我們渴望招喚公共,卻又想保持個體自由。在某個作用下,正向積極的形象治理,就成為一種表現出個體化的重要顯現。諷刺的是,英國公共衛生皇家協會於2017年根據1500位青年(18–24歲)的調查數據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對心理健康有負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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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社群媒體在兩年前推出了限時動態功能。限時動態的出現,雖然降低了發文壓力,但也因為發布變得輕鬆且具時效性,用戶們分享生活的頻率會更頻繁、更瑣碎,刷新內容的次數也更多。難怪大家都想要用限時動態,適當的貼文與刪文手段,這似乎有助於人們躲避在線上和線下不必要的關注,一方面可以建立自我形象,另方面又能夠開闢一條逃脫壓力的路線(周妏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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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我厭世所以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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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裡的情感與情緒流體,快速湍急,變化莫測。在數位社群媒體中,時時刻刻「忽悲忽喜」。數位環境所提供給人們的「理想的自我」,像是一種揮別傳統社會的自由解放,但在自我籌畫、情緒管理、與面對惡的世界的失敗可能下,卻更加導致一種厭世與憂鬱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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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正負情愫交融下,我想,「厭世」搞不好是一種最安全的存在方式。想到葉啟政老師在《愛情的正常性混亂》的導言提到,進出個體與集體之間的愛恨交織,無入而不自得,那是一種處世的修養(范綱華,2014)。一方面放下自我,感人身受,一方面貞定地與世間的悲喜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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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世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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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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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ucault, M. (1961). History of madness. Routledge.
2. Porter, R. (2002). Madness: A brief history.
4. 何春蕤、甯應斌著(2012)《民困愁城》。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5. 周妏蔆(2019)。我寫故我在—年輕女性社群媒體之憂鬱貼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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