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很妒忌 Mirror 和 Error | 盧斯達 on Patreon】
寇比力克《2001 太空漫遊》開首,講述洪荒時代一班猩猩的原始生活。那時大地荒蕪,四處有猛獸威脅,猩猩們朝不保夕。一塊神秘石碑出現,一隻猩猩觸摸了石碑,便學懂了使用工具:與敵對幫派爭吵時,牠用一塊骨頭打死了對方,開始吃肉,掌握了猩猩甚至整個星球的最高權力,生物開始加速進化。然後鏡頭一轉,猩猩的後代建立了文明,已進入太空時代,足跡散播到地球以外。
當初接受「天啟」的猩猩,會為猩猩社群吹來改變的風。牠甚至不用刻意作為,其他猩猩都會改變。因為牠們都目擊「猩猩中的摩西」得到「上天祝福」,而自己沒有。在那頭猩猩面前,大家都變得次等,因而世上第一種情緒是對未知的恐懼,第二種情緒就是認識了之後的妒忌:對世界上第一個權力秩序的妒忌。因為有了妒忌,所以其他猩猩都有了「希望像他一樣」的意志。其他猩猩都會學著牠,要不觸摸那塊魔法的石頭,要不就學習先知使用工具。於是人們的意志和智慧飛速發展,進化成人類,壓倒所有生物,在星球上建立非凡霸權。
viu 旗下男子組合 Mirror 和 Error 爆紅,也帶來了文明因妒忌而擴散的類似效應。例如有網絡記者表示,萬人空巷的追星場面,等於麻痺意志,也向外國宣示了香港市面已經恢復的畫面,又談及認為追星者很多都是性生活不協調或者沒有男友。例如 (主要服務黃絲的) 網絡專頁抓到明星的小辮子,見對方在網上談及某名牌波鞋,即送上「暗示女粉絲代為購買」,高呼「公平咩」。或者黃津珏在本周日《明報》撰文,強烈批判大眾甚至文化界都吹捧「黃色 pop song」的現象。雖然最後的例子值得談得更深入和複雜,但三者都是源於妒忌,繼而心理防衛機制啟動。文化程度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流露出妒忌。文化程度低的會「失言」,文化程度高的妒忌則是理論化起來而顯得較為複雜。
網絡記者是看到娛樂流行文化重新興起,社會注意力因而貌似分薄,威脅到其生存或者存在感。這感受不必然經得起事實考證,但個人感受的確是很個人化,沒有對錯而言。網絡專頁高呼「公平咩」當然是想像出一個淫亂的濕滑世界,那個世界裡面郭嘉駿會利用其性魅力獲得好多好處,食哂D女,因此亦對心理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想像者亦可能持續受到人生中的 sexual frustration 所困擾,所以對潛意識的假想敵一言一行特別敏感。
黃津珏在《明報》的文章〈7.21兩周年反思異見中的異見〉,流露了對於「邊緣」、「地下 Band 仔」——甚至是「批判者」——的身份認同,會以「我們這班有進步意識的文化工作者」定位自己。非主流認識上的對立面自然是「主流」。對於主流、娛樂、明星甚至電視台的重新復辟,這自然可以是一種威脅。甚至說,「文化界朋友」和進步媒體都在熱捧,威脅就更大。追星行為背後,是否輾壓獨立音樂界的生存空間?黃亦在文中提及自己「當大家在追 TVB 的什麼《衝上雲霄》時,我正跟着朋友拿發電機到街上搞音樂會鬧警察、因工廈文化空間問題與政府周旋」,單獨來看,這當然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先覺,但很明顯這裡的回憶流露一種不 (夠) 被理解的苦悶。雖然黃圈裡面 (其實是香港人本身) 的反智風氣、界別之中不講老實說話的情況,也好像是真。黃至少很在乎甚麼,雖然那「甚麼」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是合理。相比起來,上述的網絡專頁並不執拗,大多數人喜歡甚麼,就順著他們的意思說。大多數人想被欺騙和安慰,就提供欺騙和安慰。
黃津珏談及的「異見中的異見」其實很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19 年示威到肺炎爆發,香港的存在感擂台大為改變,「反送中運動」作為無權力者的集結,令她們更加苦大仇深。因此就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反送中運動好父權,「前線勇武」搶走了其他人的權力,也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香港疫情初期,某黃店因為香港不作為不封關而不服務「普通話食客」即為疑似種族歧視,相當不進步等等。斷章取義地看,人們去反駁這類歧視帽子,也可理解為黃色暴政以及黃店不能接受批判。其實跟黃不黃沒關,只是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首先太妒忌別人的存在感,太耐不住寂寞,一頭都是個人想像。
人類有一千種面對神——超過自己的東西——的方法,也有一千種面對妒忌的心態。有些猩猩敢於觸摸石碑,其他猩猩會認為牠們背叛了祖宗和更有道德的方法,然後碎碎念地進入 evolution dead end。現代人類也是這樣的,現在西方都學了中國文革講出身成份那一套。你是女人,成份好點;有色人種,成份好點;性小眾,成份更好;無法界定性別 (non-binary) 更是宇宙頂點。跟他們本身為人處事和成就漸漸沒有關係,他們的身份成份才是一切。至於男人自然有天生原罪,皈依女性主義,可以減你少少刑。至於很多人都認為批評要私下講,亦是真的,因為我每次批評完何式凝都會有學界中人私底下跟我說,終於有人講喇,但我身份唔方便講,只好默默轉發——雖然我不認為這有甚麼特別。
面對妒忌,可以昇華出競爭和自強意識,結果可以是建設性的。然而這個「主流——地下」、「強——弱」、「高——下」的結構也很迷惑人,如果一個人一群人的批判意識鎖定在結構本身,就會慢慢以支流本身為榮,而不是支流本身裡面確確實實的文化或藝術品。在更大的意識汪洋裡面,以弱為美、以強為醜的文化,發展成一種很隱密的弱民手段,使人慢慢變得消極而又苦大仇深,十分痛苦,看到 Mirror 和 Error 就更痛苦——但同時,與 Mirror 和 Error 帶來的痛苦搏鬥,又奇異地成為他們之所以為自己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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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比力克《2001 太空漫遊》開首,講述洪荒時代一班猩猩的原始生活。那時大地荒蕪,四處有猛獸威脅,猩猩們朝不保夕。一塊神秘石碑出現,一隻猩猩觸摸了石碑,便學懂了使用工具:與敵對幫派爭吵時,牠用一塊骨頭打死了對方,開始吃肉,掌握了猩猩甚至整個星球的最高權力,生物開始加速進化。然後鏡頭一轉,猩猩的後代建立了文明,已進入太空時代,足跡散播到地球以外。
當初接受「天啟」的猩猩,會為猩猩社群吹來改變的風。牠甚至不用刻意作為,其他猩猩都會改變。因為牠們都目擊「猩猩中的摩西」得到「上天祝福」,而自己沒有。在那頭猩猩面前,大家都變得次等,因而世上第一種情緒是對未知的恐懼,第二種情緒就是認識了之後的妒忌:對世界上第一個權力秩序的妒忌。因為有了妒忌,所以其他猩猩都有了「希望像他一樣」的意志。其他猩猩都會學著牠,要不觸摸那塊魔法的石頭,要不就學習先知使用工具。於是人們的意志和智慧飛速發展,進化成人類,壓倒所有生物,在星球上建立非凡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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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記者是看到娛樂流行文化重新興起,社會注意力因而貌似分薄,威脅到其生存或者存在感。這感受不必然經得起事實考證,但個人感受的確是很個人化,沒有對錯而言。網絡專頁高呼「公平咩」當然是想像出一個淫亂的濕滑世界,那個世界裡面郭嘉駿會利用其性魅力獲得好多好處,食哂D女,因此亦對心理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想像者亦可能持續受到人生中的 sexual frustration 所困擾,所以對潛意識的假想敵一言一行特別敏感。
黃津珏在《明報》的文章〈7.21兩周年反思異見中的異見〉,流露了對於「邊緣」、「地下 Band 仔」——甚至是「批判者」——的身份認同,會以「我們這班有進步意識的文化工作者」定位自己。非主流認識上的對立面自然是「主流」。對於主流、娛樂、明星甚至電視台的重新復辟,這自然可以是一種威脅。甚至說,「文化界朋友」和進步媒體都在熱捧,威脅就更大。追星行為背後,是否輾壓獨立音樂界的生存空間?黃亦在文中提及自己「當大家在追 TVB 的什麼《衝上雲霄》時,我正跟着朋友拿發電機到街上搞音樂會鬧警察、因工廈文化空間問題與政府周旋」,單獨來看,這當然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先覺,但很明顯這裡的回憶流露一種不 (夠) 被理解的苦悶。雖然黃圈裡面 (其實是香港人本身) 的反智風氣、界別之中不講老實說話的情況,也好像是真。黃至少很在乎甚麼,雖然那「甚麼」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是合理。相比起來,上述的網絡專頁並不執拗,大多數人喜歡甚麼,就順著他們的意思說。大多數人想被欺騙和安慰,就提供欺騙和安慰。
黃津珏談及的「異見中的異見」其實很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19 年示威到肺炎爆發,香港的存在感擂台大為改變,「反送中運動」作為無權力者的集結,令她們更加苦大仇深。因此就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反送中運動好父權,「前線勇武」搶走了其他人的權力,也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香港疫情初期,某黃店因為香港不作為不封關而不服務「普通話食客」即為疑似種族歧視,相當不進步等等。斷章取義地看,人們去反駁這類歧視帽子,也可理解為黃色暴政以及黃店不能接受批判。其實跟黃不黃沒關,只是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首先太妒忌別人的存在感,太耐不住寂寞,一頭都是個人想像。
人類有一千種面對神——超過自己的東西——的方法,也有一千種面對妒忌的心態。有些猩猩敢於觸摸石碑,其他猩猩會認為牠們背叛了祖宗和更有道德的方法,然後碎碎念地進入 evolution dead end。現代人類也是這樣的,現在西方都學了中國文革講出身成份那一套。你是女人,成份好點;有色人種,成份好點;性小眾,成份更好;無法界定性別 (non-binary) 更是宇宙頂點。跟他們本身為人處事和成就漸漸沒有關係,他們的身份成份才是一切。至於男人自然有天生原罪,皈依女性主義,可以減你少少刑。至於很多人都認為批評要私下講,亦是真的,因為我每次批評完何式凝都會有學界中人私底下跟我說,終於有人講喇,但我身份唔方便講,只好默默轉發——雖然我不認為這有甚麼特別。
面對妒忌,可以昇華出競爭和自強意識,結果可以是建設性的。然而這個「主流——地下」、「強——弱」、「高——下」的結構也很迷惑人,如果一個人一群人的批判意識鎖定在結構本身,就會慢慢以支流本身為榮,而不是支流本身裡面確確實實的文化或藝術品。在更大的意識汪洋裡面,以弱為美、以強為醜的文化,發展成一種很隱密的弱民手段,使人慢慢變得消極而又苦大仇深,十分痛苦,看到 Mirror 和 Error 就更痛苦——但同時,與 Mirror 和 Error 帶來的痛苦搏鬥,又奇異地成為他們之所以為自己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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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暴政例子 在 偽學術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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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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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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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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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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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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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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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6hNr2xExQuCW01m154STIb?si=H6wmKVqJSNiFDbi047ye6w&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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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聽這裡:https://podcasts.apple.com/us/podcast/ep-45-%E8%AA%AA%E7%9C%9F%E8%A9%B1%E8%88%87%E5%BE%8C%E7%9C%9F%E7%9B%B8-%E9%99%B3%E6%99%82%E4%B8%AD%E7%9A%84%E6%94%BF%E7%AD%96%E6%BA%9D%E9%80%9A-%E9%A2%A8%E9%9A%AA%E6%99%82%E4%BB%A3%E7%9A%84%E8%AA%9E%E8%97%9D-%E8%AA%AA%E7%9C%9F%E8%A9%B1%E7%9A%84%E5%8B%87%E6%B0%A3-%E6%9D%8E%E9%95%B7%E6%BD%94/id1516956557?i=100052165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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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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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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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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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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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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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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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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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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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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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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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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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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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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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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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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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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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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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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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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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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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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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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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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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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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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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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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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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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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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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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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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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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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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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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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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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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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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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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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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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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