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蔻被證人狠狠打臉，結果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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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監督政府愈來愈困難，不只是民進黨的霸道、網軍的囂張、綠媒的護航。司法，也是讓監督政府充滿風險、愈來愈困難的原因之一。
2014年，我遭遇頂新風暴，周玉蔻抹黑我是頂新門神，影射我是拿錢辦事的官員。
法官問周玉蔻，指控我是頂新門神，有沒有證據、有沒有合理查證？
周玉蔻説，她有證人。於是法院傳喚了周玉蔻口中「唯一」的證人。
證人來到了庭上，法官問這位唯一的證人，有沒有和周玉蔻説過，羅智強是門神，或者有拿錢辦事？
大家知道，證人怎麼回答嗎？
證人只回答了二個字：沒有。
周玉蔻的「唯一證人」，回答，她從沒告訴過周玉蔻説的哪些話。
周玉蔻當場被她所謂的「唯一證人」狠狠打臉，那表情我到現在都記得。
我也還記得，那天我和律師步出法庭，律師信心滿滿的告訴我，這場官司贏定了。我也覺得，我這場官司贏定了。
然而，我從刑事到民事一路敗訴，法官的判決理由不是因為證明了我是拿錢辦事的頂新門神，而是給了一頂很大的帽子。大意是，羅智強是公眾人物，對於意見評論應有較大的寬容，説我是「頂新門神」是可受公評之事。
這對我來説，當然是很大的挫折。
而更悲哀的是，周玉蔻和若干名嘴不只影射我是拿錢辦事的頂新門神，還影射家兄是我和頂新老闆的白手套。
然而，我的哥哥，不要説當羅智強拿錢辦事的白手套，他根本不認識頂新的人，要不是頂新黑心油事件鬧太大，他根本連頂新老闆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從沒和頂新集團有任何連絡和關聯瓜葛。卻變成了政論節目眾聲撻伐的白手套。
世上之不公，莫過於此！
在那一段時間家兄參加任何活動，都要承受朋友異樣眼光，到最後連朋友的聚會都不敢參加。
甚至有一天，一位親戚還很嚴厲的質問家兄：「你到底拿了頂新多少錢？」
他承受了滔天的抹黑，自然也對周玉蔻和影射他是白手套的名嘴提出控告。
被告的名嘴當然還是拿不出家兄是白手套的證據，道理很簡單，家兄根本不認識頂新的人，從不曾連絡，是要怎麼當白手套？
可悲的是，即便是如此，家兄還是敗訴了。判決的理由大意是，「他的弟弟」是公眾人物，所以對於意見評論應有較大的寬容，那都是可受公評之事。
從那一刻，我對司法，是徹底失望，我當然知道，還是有兢兢業業的法官和檢察官。但司法存在很多問題，離公平正義有著不可道里計的距離。
其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就是，説「我」是公眾人物（其實也不算是，當時的我已經離開總統府，連工作都找不到），好的，我認倒楣。
但關家兄什麼事？他不是公眾人物啊，憑什麼只因為他的弟弟是公眾人物，他也要因此受牽累，然後用公眾人物接受批評的標準，要他容忍抹黑？
而這也讓我學了一課，為什麼周玉蔻這些名嘴沒有證據任意抹黑，甚至在法庭上被自己要求傳喚的證人打臉，都能免除法律責任？
原因很簡單，那一段時間經過媒體、政論節目撲天蓋地的抹黑我是頂新門神後，當時的社會氛圍，已經將我定罪。司法是非常受社會氛圍影響的，判我敗訴，不會有什麼風險。
然而，大家看出這中間存在的巨大荒謬了嗎？
把時間推到今天，司法的標準「完全不一樣」了。
在蘇嘉全的印尼電文案中，即便我們拿出的電文最後被證明為真，法官仍重判我們要賠200萬元，在法官的判決裡，完全不管蘇嘉全是位高權重的「總統府秘書長」，他是當朝掌權的公眾人物。對蘇嘉全，法官完全沒有因為他是公眾人物，而給予監督蘇嘉全的人一絲寬容，甚至我們提出的電文為真，還是遭到重判賠償。
當司法可以在不同的標準游移
對落衰的羅智強高標舉起
對當權的蘇嘉全低標放下
這樣的司法，我怎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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