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變Ｘ台港論國關] 曾經的穆斯林民主模範國家將不復再？
洞見短評：在凱末爾建國之後，土耳其成功融合現代化跟消除宗教在政治上影響力的做法一度成為中東地區不少西化菁英模仿的對象，包括當時伊朗的巴勒維王朝。
實際上在當前伊斯蘭世界面對西化與現代化的衝擊的現在，可以粗略分成幾類：第一類世俗主義者是主張全盤西化、將宗教限制在私領域。這類人通常是較早到西方學習的菁英，通常都是軍官，也往往指控那些想要擴大宗教在政治地位的人是為了奪取政治權力。
第二三四類都主張回歸伊斯蘭，但具體作法各有不同。傳統保守主義主張全面回歸古典伊斯蘭法和教義，西方世俗的法律只是暫時的妥協。新復興主義者也主張回歸伊斯蘭，但必須重新詮釋教義以符合現代的變化。這類人通常是受教育的中產階層。最後新現代主義者則主張伊斯蘭應當吸收西方的優點，強調傳統伊斯蘭的當代化。這四類有著彼此之間互相合作又競爭的關係，而今天土耳其本來是第一類的世俗主義當道，隨著艾爾多安的權力鞏固，慢慢移動到第三或第四類。
政治伊斯蘭從20世紀初發展至今並未隨著極端組織的綁架或西方國家的干涉消亡，反而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成為分配不公平的民眾出聲的管道。宗教本身就在中東地區佔有重要地位，其平等的核心主張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正好打到新自由主義最為令人詬病的一面。當下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也深知此道，可以預料的是會有更多政治人物，無論是真心還是假意，利用這股潮流來獲取權力。而反過來說也說明，社會正義與經濟分配的不公如不認真面對，在全球範圍內只怕還會衍伸更多的問題。
[#國際評論：國際學海迷津67] 土耳其政變：凱末爾主義的末路？
上週土耳其爆發流產政變，震驚世界。震驚的不是政變本身，因為軍隊以「超然」姿態發動政變捍衛國體，一直是土耳其政治的常態。總統埃爾多安對政變的重手反擊，一舉整肅國內軍隊、法官、教授、老師、媒體，涉及人數達數萬之多，才真正令人吃驚，對國體的影響，才更像一場政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本欄不久前，才談及埃爾多安領導下，土耳其內政外交主張的調整。這次政變的失敗，可能令土耳其世俗派與保守派的長期鬥爭劃上句號，因為土耳其立國基礎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已經元氣大傷。
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國脫胎自奧斯曼帝國，「共和國之父」的凱末爾將軍（Mustafa Kemal Atatürk）制定的國策，包括六大原則：
．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廢除蘇丹、哈里發，實行共和，確立選舉政府、三權分立、法治等一系列現代共和政體特點，不同民族被統合在共和國內，令土耳其成為穆斯林世界最西化的國家。
．平民主義（Populism）：這裡並非民粹主義，而是公民主義之意，即國家主權和社會利益皆以「公民」（citizenship）為歸依，與宗教信仰、世襲王權等無關 。
．民族主義（Nationalism）：多民族、多信仰的「後奧斯曼帝國人」達成「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共識，無論民族、宗教信仰，凡是擁護「土耳其民族價值」的人，皆屬土耳其公民，享有相應公民權利。
．世俗主義（Secularism）：奧斯曼帝國是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神權國家，土耳其共和國則把宗教信仰和世俗政治進行分隔：宗教自由受法制保護，但不得干涉世俗政治和生活 。
．國家主義（Statism）：土耳其經濟現代化必須依賴於政府主導，政府需對國家經濟規劃管理，包括在私人經濟領域失衡時主動介入，以維護國家利益。
．改革主義（Reformism）：在凱末爾眼中，奧斯曼帝國的社會制度是落後的象徵，現代化的方向由日常生活到意識形態，都必須是西式社會改革。
凱末爾主義的誕生和延續，與凱末爾本人及土耳其軍隊、社會精英分子（又稱「凱末爾黨人」）的理念和利益一脈相承，也與當時的國際格局有關。那些堅持西化立場的政商精英，在凱末爾時代已成了既得利益者，傳統宗教勢力則成了對立面，左派則對兩者都反感、而傾向蘇聯，因此當權派只有向西方更積極一邊倒。
然而冷戰結束後，土耳其的結構，卻開始出現質變。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昝濤是華語學術界土耳其研究的權威，他認為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再分配、民族宗教矛盾、全球權力轉移等問題，都令土耳其難以獨善其身。逐漸地，有一派土耳其精英提出「去凱末爾化」，推手除了埃爾多安，還有著名外交家兼國際政治學者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ğlu），也就是埃爾多安的左右手。達武特奧盧曾任土耳其外長、總理，亦曾是正義與發展黨主席，2001年出版了《Strategic Depth》一書，批評凱末爾主義下的全盤西化，實際上限制了土耳其的外交戰略空間，與中東周邊各伊斯蘭國家產生了隔閡。他認為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土耳其的外交戰略應有三點新定位，這被稱為「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
1. 當全球朝多極方向發展，土耳其需要從意識形態上擺脫「唯西方論」，轉而從自身視角出發，尋求大戰略定位，充分參與地區、國際秩序的重建。
2. 土耳其要重新構建與「東方國家」、尤其是周邊穆斯林國家的關係，在宗教文化和地區秩序兩方面，都應重新成為區域中樞（即奧斯曼帝國曾扮演的角色）。
3. 土耳其的大戰略是憑藉與穆斯林國家的密切聯繫，和與西方政治經濟上的合作，發揮獨特的橋樑作用，溝通東西，實現土耳其「中等大國」的復興。
「新奧斯曼主義」雖然是外交方略，但其實直接觸及土耳其的根本社會矛盾，與凱末爾主義存在顯著差別，也是對凱末爾「全盤西化」的否定。正義與發展黨之所以能在過去十年將這戰略付諸實踐，全因善於利用國內矛盾。支持凱末爾主義的傳統精英，雖然對國家現代化貢獻良多，但同時也造成國內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傳統穆斯林信仰被壓抑。隨著土耳其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不斷增長，一大批中下層土耳其人通過民主選舉，成為新晉精英，但與傳統精英格格不入；農村地區為數眾多的傳統穆斯林社群，也開始利用選票發聲，並以復興伊斯蘭教為反精英的連結。正義與發展黨的崛起，就是作為上述新晉精英和農村社群的代表，自我賦予取締傳統精英的使命。
這次「反政變」之所以和歷來政變不同，一來在於經過正義與發展黨暗中宣傳多年，凱末爾主義的群眾早已被削弱，民眾在埃爾多安的視頻號召下上街，迅速令軍方成為群眾的對立面，失去從前的光環。二來無論是歐美還是俄羅斯，都第一時間表態支持埃爾多安，因為根據「新奧斯曼主義」，土耳其已成為東西之間的關鍵國家，比從前有了更多討價還價實力。三來在「阿拉伯之春」後，中東亂局四起，人民普遍害怕進一步動盪，情願有強人出現穩住局面，令埃爾多安的一切整肅都得到默許。四來凱末爾主義從前得以成功，有賴傳統精英控制媒體，現在埃爾多安卻利用社交媒體，不斷傳播傳統精英的種種陰謀論，更利用群眾公然羞辱軍官、法官、學者，這對傳統精英的社會威望，造成致命打擊。
整肅過後，埃爾多安代表的新興勢力，幾乎肯定取代凱末爾主義，成為土耳其的主流聲音。激進伊斯蘭組織也必然加速崛起，與埃爾多安政府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問題是凱末爾主義被擊垮了，埃爾多安也不可能長治久安，因為激進伊斯蘭主義只要有魅力領袖出現，可能比他更有群眾基礎；而沒有了凱末爾主義的屏障、軍隊和傳統精英的角色，激進份子通過一次選舉或起義變天，就變得可望可即。土耳其的未來，令人越來越悲觀。
小詞典：撕裂國度（Torn States）
學者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使用的名詞，指一個國家內部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體系，就容易內部撕裂，通常一方是西方文明，另一方是本土傳統文明。土耳其是典型例子，近年亂局不斷的埃及、烏克蘭等，也是其他例子。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2016年7月25日
#土耳其政變 #凱末爾主義 #埃爾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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