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4/10大同新世界個人作品展。
大同新世界公共藝術節 熱鬧展開
曹麗蕙 |2005.04.11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182443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台北市文化局與衛工處合作推動的「大同新世界」公共藝術節,一連三周於北大同熱鬧展開,其中活躍於美國西岸的華裔藝術家葉蕾蕾,返台與啟聰學校師生合作的大型磁磚壁畫「我們在天空飛翔」,昨天透過吊車和工作人員,將學生製作好的拼貼磚,鑲嵌在宿舍外牆上,全校同學以舞蹈歡慶這幅藝術品的誕生。
大同新世界公共藝術設置,源自迪化污水處理廠提撥造價百分之一費用規畫而成,台北市文化局為打造捷運圓山站,沿庫倫街到污水廠淡水河邊,由東向西的藝文軸線,沿途設置二十一處裝置藝術創作和公共藝術品,讓外人發現「大不同」的北大同。
參與創作的海內外藝術家,不少作品實驗前衛,讓人大開眼界,例如鍾文音在孔廟後翼的裝置藝術「我的阿嬤學堂」,藉由百年來中外女性自覺,顛覆二千年前的儒家教誨「女子無才便是德」;黃子欽在迪化街二段三八六號紅磚空屋內的同名作品,用放大誇張的孩童寫真,對比舊社區藏著的故事角落,頗發人深省。
台北市文化局長廖咸浩指出,前衛藝術創作走入傳統社區,充滿著不確定的挑戰,但這正是檢視公共藝術「公共性」的必經過程。這次作品大膽深入北大同的鄰里巷弄,許多作品是與地方居民共同協力完成。
北大同公共藝術創作即日起至五月七日止展出,民眾可由捷運圓山站二號出口,沿著活動步旗導覽,深入體驗北大同文化園區的人文特色,其中孔廟、保安宮、啟聰學校、污水處理廠一帶,都有大型作品值得細細品味。
女子無才便是德儒家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盧斯達:龍應台深得國學精髓 只有最膚俗的「和平觀」】
在英殖末年,龍應台是在香港中文教育裡面被捧得很高的人物。良師益友都把她的東西視為知性讀物推介給後輩;在回歸中國前後的過渡懵懂時期,香港上一代知識青年對龍應台也是有一種懵懂的好感。所謂懵懂時期,就是心志還在孩童階段,對自己在世界的定位十分含糊,也因此對外部事物的鑑賞力,有著與年齡相稱的膚淺。也就是這種膚淺,才會覺得龍應台那種風格和定論人畜無害和知性。
依然是談論龍應台早前的「我反戰」貼文,這在台灣內部引出很多異議,而香港則只看到陶傑和李怡有談論的觸覺。無論如何,「和平」總是沒錯的。龍裝模作樣的反戰表述,就涉及一個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問題——中國人在「西力東漸」以來,就自我定位為受害者,也因此錯誤以為自己向來是歡迎和平的;也接連將中國多年來的文化和歷史,解讀為多年來的平靜與和平被打破。
例如孫文生平的最後一個公開演講,就是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題為《大亞洲主義》。孫文在死前還是有泛亞主義的夢想,希望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興亞」;他壟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明,而西方近代則是講物質和槍炮的「霸道」文明。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在歐帝國主義陰影下的人,自然要化解天朝瓦解導致的內心痛苦,於是便如此解讀自身的過去,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說法真是永遠沒有錯。因此在往後的一百年,中國人即國共雙方,也抱持「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和平」的歷史觀。
然而魯迅早就說過,在翻書的時候發現每一頁歷史書寫的都是「吃人」。這也不僅是隱喻,而是每凡打仗,人口大糧銳減、吃人遭吃的事情還是不絕於史。而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不斷輪迴出現,也似乎並沒有令這片土地有多「和平」。體制內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曾寫過一篇很大膽的論文,從傳統的「正統王朝」數起,由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數到清,發現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一半時間,甚至更少的33%,打破了「統一是常態,分裂是異常」的傳統說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發動「統一戰爭」,則統一時期「連33%都沒有」。
從具體觀察可知,中國一直以來未必很統一;過程絕不和平,則幾乎是肯定。然而由周人入主中原以來產生的中國學問,便是一種帝國主義學問,也就是對侵略的文飾和歌頌,令中國文化下的人,往往以為自己是和平的;不管是中國士大夫多數認為「三代」是和平、孫文認為東方是和平,或龍應台認為自己在反戰,也是一脈相承。例如儒家製造了堯禪讓給賢君、政權在聖王之間和平流轉的神話,莊子則針鋒相對地在《盜跖篇》予以瓦解,指出現實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一點也不和平,聖王全部是亂臣賊子出身。
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
然而黃帝是「炎黃之孫」的象徵源頭,他和蚩尤等九黎部落尚且談不攏而導致戰爭,殺人無數;然而勝者為王,此極不和平的歷史事件,以蚩尤的傳說形象不斷妖魔化告終;非信史時代的傳說,預示了信史時代的歷史模型。秦朝攻打百越,又是殺人無數,但也被歌頌為「擴大中國疆域」的好戰爭;儒生比較愛漢朝,但漢武帝也主動攻打了一直維持「兩制」的南越國,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然而戰爭完結之後,天朝對外圍地區的內化和吸收,則被視為和平的推進;漢人佔據非漢人的土地,則是「王化」的擴展,亦可說是王道遍佈宇宙的進程。戰爭者同時是和平者,大戰爭等於大和平。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已經有一點馬克思式辯證法和「new speak」的味道。
所以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的話,中國其實沒有戰爭過,因為寰宇一體,並無內外之分,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也是應然的,是一個支條綁成束棒、世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和平和戰爭之分。中國傳統學問中的道德心性,和大政治是截然而分的兩個層面。不殺人乃至仁義禮智,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範圍,但如果是一族侵略一族,則反而是神聖的,是令國家擴大的好事;個人範圍的道德心性,對國家大事沒有指導和制約作用。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權和統一,比起個人和人權更重要。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也許亦是如此,但中國只是說得更赤裸,內部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孕育的制約機制。為了國家統一和擴大,殺多少人都是值得,仁義禮智的個人教誨在事關國家統一的場域下,不會發揮作用;正如蔣介石也是得人心的,為了不給日本人拿走他的統一,死多少人也是必需的代價。而古世以來,和平和戰爭是在一個你中有我的混沌概念之中。和平不是由和平而來的,而是鎮壓到沒有反抗之後的眾人衰弱狀態。也就是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和平觀並不一樣。中國解決「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那個自然狀態的方案,是聖王擁有一切權力,在國境之內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公民,即皇帝本人,其他人民都是無權者,那就沒有爭端,那就是和平。而怎樣削弱所有人導致他們沒有權力?方法就是戰爭。
所以龍應台在說和平,用一堆歐洲的文化名詞來染出一個文青的文字氛圍,然而自由世界的敵人,何嘗不也是想要「和平」?只是對方觀念中的那個「和平」,是持續的戰爭、持續的鎮壓、持續的緊急狀態。龍應台的言論為何給人一種深刻的偽善感,並不只是她表層消費的那些歐陸文化名詞,不只這樣,那種偽善是來自中國傳統,是戰爭者以為自己是和平者的古老傳統。龍是在敗者那方,即中華民國那一方,所以她就像孫文一樣,認為自己是和平的、反戰的;然而這只是掠食者被更高的掠食者掠食之時,就開始講起仁義道德和小確幸。事實上中國人在台灣島內的鎮壓,亦異常慘烈。
禮讚墨索里尼
這不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任何深厚悠久的文明,都具有這種蠻性。在歐洲,例如龍應台帖文裡面充滿甜膩味道的維也納,或者奧地利本身,就充滿戰爭的古性。奧地利出了希特勒不說,在納粹德國崛起擴張的時候,奧地利人有很多都是熱烈歡迎,泛德意志主義只是表徵,更深層的是一種期待「王者帶來永久和平」的渴望。也因此,他們同時是戰爭和政治狂熱,但也是「和平主義者」。
奧地利也出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創見是開始觀察人類潛意識的混沌和原始一面,雖然他的表層也是用人文和理性將之克制,作為治療;而瑞士人榮格則是「反向地繼承」他,非常反感佛洛伊德那怕只是餘緒的理性主義;據說榮格認為希特拉是「是一位巫醫、一具神靈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則神話」,認為他在世界的作用,就像巫師在原始社會一樣,引發出所有人的原始一面和潛意識本能。
這些都是歐陸的大學者、大文化人,但「絕對的戰爭亦即絕對的和平」的古老概念,對他們也是充滿誘惑。榮格這樣回顧:「當希特拉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有趣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也禮讚墨索里尼是「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偉大意識,到了現代還是不斷發揮作用。例如活動到戰後的神秘主義兼納粹主義者 Savitri Devi,對希特拉便是頂禮膜拜,她用自身的文化信仰去解釋希特拉形象的方法,跟佛洛伊德和榮格也十分類似。Devi 簡單來說就是將印度教和納粹主義融合,在她的作品《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裡面,她根據印度教的說法,將歷史分為黃金時代、銀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黑暗時代 (即現在)。基本上跟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在一個不斷的衰竭狀態是一樣的;另外她將偉大的領袖分為三種,一種是「處於時間裡面」,代表是成吉思汗,即書題的「雷電」,帶來毀滅;第二種是「處於時間以外」,代表是埃及十八王朝法王阿肯那頓,代表書題的「太陽」,他的主要事跡是發起大改革,是一個抵抗時代衰竭宿命的仁慈形象,也很像中國古代「興滅繼絕」的那句話;第三種便是「抵抗時間者」,例子是希特拉, Devi 認為希特拉同時融合了雷電和太陽、毀滅與創造,是可以將世界由衰竭由拯救出來的神人。這跟榮格所說的希特拉「善惡兼具」的說法,竟然異常雷同。
從中國人到歐洲人,甚至非洲,這種深古的渴望都是共通,對一個無法用世俗道德 (仁義禮智) 解釋的強大領袖、一個神王,都是充滿了內心的渴望。歐洲乃至世界的統一,就是終極和平,基本上和共產主義認為要渡過血污海,到達天國的理想一樣。他們理性上知道他會帶來戰爭,但也渴望和平——即佛洛姆所說的人恐懼自己的自由,而「和平」就是自由被剝奪之後的坦然。聽來非常弔詭,但這就是人的民俗心靈。因此後來 Karl Popper 大力鞭韃的左派推崇的「劃一齊整解決方案」,便是古老文明所共享的異型,也是有一個追求大和平,同時在追求大戰爭的心理模式。
偽善的最高境界
於是回到龍應台。她肯定覺得自己被那麼多人炮轟很無辜,但又要保持優雅,不能表露出自己感到不快的實況。說到底,提倡和平有甚麼不對?然而偽善的最高境界,便是不知道自己偽善。而這種最高境界的偽善,不是單憑裝模作樣的天性就可以煉就,你必須承接古老世界的文化傳統,才能養出惡之華。就像要養出異型,必須有人類和抱臉蟲,缺一不可。她,或所有中國文人的問題,是不明白自己文化的好戰天性,誤以為自己十分和平,缺乏哪怕是一絲的反省。
一個文化長期在內部殖民邏輯之下孕養,對和平和戰爭的觀念都會變得極有辯證法味道,它的「和平觀」也只能是膚俗的——他們認為有一隻天真的貓、一張破沙發、有一堆「文明細節」、讀著書、喝著咖啡,就是和平——而事實上是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也做得到,也一樣具有法式文化風情,然而那是一個永久鎮壓的場景,而肯定當時法國也有很多人說不要打仗,邱吉爾底下的英國人也是,為甚麼要跟納粹地下反抗、打游擊,甚至是開戰,毀滅那麼多年累積的文明細節?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咖啡和看書的話,來香港也能享受到,但沒有人可以說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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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龍應台深得國學精髓 只有最膚俗的「和平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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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談論龍應台早前的「我反戰」貼文,這在台灣內部引出很多異議,而香港則只看到陶傑和李怡有談論的觸覺。無論如何,「和平」總是沒錯的。龍裝模作樣的反戰表述,就涉及一個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問題——中國人在「西力東漸」以來,就自我定位為受害者,也因此錯誤以為自己向來是歡迎和平的;也接連將中國多年來的文化和歷史,解讀為多年來的平靜與和平被打破。
例如孫文生平的最後一個公開演講,就是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題為《大亞洲主義》。孫文在死前還是有泛亞主義的夢想,希望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興亞」;他壟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明,而西方近代則是講物質和槍炮的「霸道」文明。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在歐帝國主義陰影下的人,自然要化解天朝瓦解導致的內心痛苦,於是便如此解讀自身的過去,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說法真是永遠沒有錯。因此在往後的一百年,中國人即國共雙方,也抱持「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和平」的歷史觀。
然而魯迅早就說過,在翻書的時候發現每一頁歷史書寫的都是「吃人」。這也不僅是隱喻,而是每凡打仗,人口大糧銳減、吃人遭吃的事情還是不絕於史。而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不斷輪迴出現,也似乎並沒有令這片土地有多「和平」。體制內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曾寫過一篇很大膽的論文,從傳統的「正統王朝」數起,由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數到清,發現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一半時間,甚至更少的33%,打破了「統一是常態,分裂是異常」的傳統說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發動「統一戰爭」,則統一時期「連33%都沒有」。
從具體觀察可知,中國一直以來未必很統一;過程絕不和平,則幾乎是肯定。然而由周人入主中原以來產生的中國學問,便是一種帝國主義學問,也就是對侵略的文飾和歌頌,令中國文化下的人,往往以為自己是和平的;不管是中國士大夫多數認為「三代」是和平、孫文認為東方是和平,或龍應台認為自己在反戰,也是一脈相承。例如儒家製造了堯禪讓給賢君、政權在聖王之間和平流轉的神話,莊子則針鋒相對地在《盜跖篇》予以瓦解,指出現實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一點也不和平,聖王全部是亂臣賊子出身。
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
然而黃帝是「炎黃之孫」的象徵源頭,他和蚩尤等九黎部落尚且談不攏而導致戰爭,殺人無數;然而勝者為王,此極不和平的歷史事件,以蚩尤的傳說形象不斷妖魔化告終;非信史時代的傳說,預示了信史時代的歷史模型。秦朝攻打百越,又是殺人無數,但也被歌頌為「擴大中國疆域」的好戰爭;儒生比較愛漢朝,但漢武帝也主動攻打了一直維持「兩制」的南越國,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然而戰爭完結之後,天朝對外圍地區的內化和吸收,則被視為和平的推進;漢人佔據非漢人的土地,則是「王化」的擴展,亦可說是王道遍佈宇宙的進程。戰爭者同時是和平者,大戰爭等於大和平。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已經有一點馬克思式辯證法和「new speak」的味道。
所以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的話,中國其實沒有戰爭過,因為寰宇一體,並無內外之分,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也是應然的,是一個支條綁成束棒、世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和平和戰爭之分。中國傳統學問中的道德心性,和大政治是截然而分的兩個層面。不殺人乃至仁義禮智,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範圍,但如果是一族侵略一族,則反而是神聖的,是令國家擴大的好事;個人範圍的道德心性,對國家大事沒有指導和制約作用。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權和統一,比起個人和人權更重要。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也許亦是如此,但中國只是說得更赤裸,內部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孕育的制約機制。為了國家統一和擴大,殺多少人都是值得,仁義禮智的個人教誨在事關國家統一的場域下,不會發揮作用;正如蔣介石也是得人心的,為了不給日本人拿走他的統一,死多少人也是必需的代價。而古世以來,和平和戰爭是在一個你中有我的混沌概念之中。和平不是由和平而來的,而是鎮壓到沒有反抗之後的眾人衰弱狀態。也就是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和平觀並不一樣。中國解決「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那個自然狀態的方案,是聖王擁有一切權力,在國境之內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公民,即皇帝本人,其他人民都是無權者,那就沒有爭端,那就是和平。而怎樣削弱所有人導致他們沒有權力?方法就是戰爭。
所以龍應台在說和平,用一堆歐洲的文化名詞來染出一個文青的文字氛圍,然而自由世界的敵人,何嘗不也是想要「和平」?只是對方觀念中的那個「和平」,是持續的戰爭、持續的鎮壓、持續的緊急狀態。龍應台的言論為何給人一種深刻的偽善感,並不只是她表層消費的那些歐陸文化名詞,不只這樣,那種偽善是來自中國傳統,是戰爭者以為自己是和平者的古老傳統。龍是在敗者那方,即中華民國那一方,所以她就像孫文一樣,認為自己是和平的、反戰的;然而這只是掠食者被更高的掠食者掠食之時,就開始講起仁義道德和小確幸。事實上中國人在台灣島內的鎮壓,亦異常慘烈。
禮讚墨索里尼
這不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任何深厚悠久的文明,都具有這種蠻性。在歐洲,例如龍應台帖文裡面充滿甜膩味道的維也納,或者奧地利本身,就充滿戰爭的古性。奧地利出了希特勒不說,在納粹德國崛起擴張的時候,奧地利人有很多都是熱烈歡迎,泛德意志主義只是表徵,更深層的是一種期待「王者帶來永久和平」的渴望。也因此,他們同時是戰爭和政治狂熱,但也是「和平主義者」。
奧地利也出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創見是開始觀察人類潛意識的混沌和原始一面,雖然他的表層也是用人文和理性將之克制,作為治療;而瑞士人榮格則是「反向地繼承」他,非常反感佛洛伊德那怕只是餘緒的理性主義;據說榮格認為希特拉是「是一位巫醫、一具神靈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則神話」,認為他在世界的作用,就像巫師在原始社會一樣,引發出所有人的原始一面和潛意識本能。
這些都是歐陸的大學者、大文化人,但「絕對的戰爭亦即絕對的和平」的古老概念,對他們也是充滿誘惑。榮格這樣回顧:「當希特拉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有趣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也禮讚墨索里尼是「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偉大意識,到了現代還是不斷發揮作用。例如活動到戰後的神秘主義兼納粹主義者 Savitri Devi,對希特拉便是頂禮膜拜,她用自身的文化信仰去解釋希特拉形象的方法,跟佛洛伊德和榮格也十分類似。Devi 簡單來說就是將印度教和納粹主義融合,在她的作品《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裡面,她根據印度教的說法,將歷史分為黃金時代、銀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黑暗時代 (即現在)。基本上跟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在一個不斷的衰竭狀態是一樣的;另外她將偉大的領袖分為三種,一種是「處於時間裡面」,代表是成吉思汗,即書題的「雷電」,帶來毀滅;第二種是「處於時間以外」,代表是埃及十八王朝法王阿肯那頓,代表書題的「太陽」,他的主要事跡是發起大改革,是一個抵抗時代衰竭宿命的仁慈形象,也很像中國古代「興滅繼絕」的那句話;第三種便是「抵抗時間者」,例子是希特拉, Devi 認為希特拉同時融合了雷電和太陽、毀滅與創造,是可以將世界由衰竭由拯救出來的神人。這跟榮格所說的希特拉「善惡兼具」的說法,竟然異常雷同。
從中國人到歐洲人,甚至非洲,這種深古的渴望都是共通,對一個無法用世俗道德 (仁義禮智) 解釋的強大領袖、一個神王,都是充滿了內心的渴望。歐洲乃至世界的統一,就是終極和平,基本上和共產主義認為要渡過血污海,到達天國的理想一樣。他們理性上知道他會帶來戰爭,但也渴望和平——即佛洛姆所說的人恐懼自己的自由,而「和平」就是自由被剝奪之後的坦然。聽來非常弔詭,但這就是人的民俗心靈。因此後來 Karl Popper 大力鞭韃的左派推崇的「劃一齊整解決方案」,便是古老文明所共享的異型,也是有一個追求大和平,同時在追求大戰爭的心理模式。
偽善的最高境界
於是回到龍應台。她肯定覺得自己被那麼多人炮轟很無辜,但又要保持優雅,不能表露出自己感到不快的實況。說到底,提倡和平有甚麼不對?然而偽善的最高境界,便是不知道自己偽善。而這種最高境界的偽善,不是單憑裝模作樣的天性就可以煉就,你必須承接古老世界的文化傳統,才能養出惡之華。就像要養出異型,必須有人類和抱臉蟲,缺一不可。她,或所有中國文人的問題,是不明白自己文化的好戰天性,誤以為自己十分和平,缺乏哪怕是一絲的反省。
一個文化長期在內部殖民邏輯之下孕養,對和平和戰爭的觀念都會變得極有辯證法味道,它的「和平觀」也只能是膚俗的——他們認為有一隻天真的貓、一張破沙發、有一堆「文明細節」、讀著書、喝著咖啡,就是和平——而事實上是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也做得到,也一樣具有法式文化風情,然而那是一個永久鎮壓的場景,而肯定當時法國也有很多人說不要打仗,邱吉爾底下的英國人也是,為甚麼要跟納粹地下反抗、打游擊,甚至是開戰,毀滅那麼多年累積的文明細節?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咖啡和看書的話,來香港也能享受到,但沒有人可以說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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