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曾昭旭老師是我高一的國文老師,當時對老師的崇拜,幾乎讓我在高三分組的時候,認真考慮要報考師大國文系為第一志願。
雖然最終仍然跟著大潮流走,念了理工,但是影響所及,我在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課,只會用文言文作文,我的大學同學們應該都還記得。
感謝社群軟體平台的幫助,在我退休之後,加入了高一同學會的Line群組,又與曾老師聯繫上,得以經常閱讀到老師所寫的文章,私下也會向老師請教,得到老師的指點。(如果想要了解曾老師的話,歡迎自行Google上網搜索。)
我今天看到老師的一篇文章,談到中西文化對此次疫情的影響,在美國和台灣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老師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兩者的缺失,並提出撥亂反正的辦法。
徵得老師的同意,與我的臉書朋友們分享。大師之作,切勿錯過。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1.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怕
回顧疫情,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中西差異:
首先,關於戴口罩,台灣可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加上勤洗手、少出門、與人保持安全距離,合稱防疫新生活。這種軟封城可說是繼上階段的成功加零之後,今年五月以來僅花70天就能把這波疫情壓下來的主要因素。令國外輿論在譏諷台灣過於自滿之後,不得不再度稱讚台灣的防疫能力。而反觀西方人則是對戴口罩非常反感,視為妨礙自由與人權。即使疫情高張,病亡甚眾,仍然要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或者不戴口罩群聚飲酒(許多西方人視上酒館為生活必備)。頗令台灣人感到不可思議。
其次關於打疫苗,台灣人多半非常緊張怕打不到,以致連少量殘劑都爭先恐後搶打,天天質問政府為什麼不早買夠疫苗?反觀西方人(如美國)卻疫苗過剩,要用種種方便服務、實質獎勵吸引人民來打;卻還是有一半的人質疑疫苗,選擇不打。以致美國至今完成兩劑疫苗的覆蓋率才50%左右,難以達成群體免疫。也讓台灣人感到匪夷所思。
試問隔一個太平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雖然因素甚多,但主要的恐怕還是文化差異,才使得台灣人(代表中華文化)和美國人(代表西方文化)普遍所怕不同,所以面對疫情,也才有這麼不同的反應。
這文化差異我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國人包括台灣人比較戀生怕死。這看法雖然似嫌粗糙,卻並非沒有道理。中國人常諱言死(連醫院大樓都沒有四樓),俗語更是直說「好死不如賴活」。真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賴活的人,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能堅靭地活下去,人還愈活愈多。即使病痛纏身,常跑醫院,每天吃一大堆藥,還是要活。就更不用說病危之時,家屬幾乎無例外地要求醫生用盡一切手段去急救挽回了(而不管是否徒增病人的苦痛)。所以在台灣,洗腎、葉克膜、達文西手臂、鼻胃管灌食、插管、CPR急救等等都有濫用之嫌。遂產生醫藥愈發達,不健康餘命愈長且愈苦痛的荒謬現象。真是執著於賴活到完全沒道理的地步了!那麼,過度緊張於執行防疫新生活是否也是其中一環呢?
當然,這種戀生怕死的所謂文化影響,早已不是中華文化的本來精神。相對的,西方人愛自由而不在乎染疫死亡(所謂不自由 毋寧死),延伸到也不在乎傳染給別人害別人死亡,其實也已經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墮落;變質為寡頭的個人主義,也並沒有比中國人的戀生怕死好到那裡去。總之,只要是從怕出發,不管是怕死還是怕失去自由,都一樣是文化的變質墮落;只是因文化性格不同,所以墮落也有不同形態罷了!
2.文化精神異化變質衍生種種心理恐懼病痛
原來中國人容易戀生怕死,是因中華文化根本就是一種生命精神,引申之也包括道德精神。狹義的生命精神是指一種肯定生命的存在與求生存的靭性彈性、適應力包容力;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廣義的生命精神則要進一步問活下去所為何來?答案就是去創造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或說去立人達人愛人,亦即充分地自我實現。此即名曰道德性或理想性。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一旦活得下去,立刻就要求要活得優美」。亦即:生命主體性一定要自覺地發展出道德性來,才是真正的主體性(真我);否則,停留在努力求生存而忘了善用生命以創造意義與愛,生命精神就會失落,退墮到以維持形軀肉身的生存為唯一目的,遂衍為荒謬的戀生怕死心態。其所以荒謬,即在長生永不可得,戀生終必無望,所執只是假我。於是怕死之情也就永不能解除;人生將永只有苦而無樂,反成生命的實質否定。以否定生命(放棄意義之創造)來貪愛生命,此所以為矛盾荒謬也!
至於西方人之愛自由,首當釐清此所謂自由到底是指什麼?原來和莊子所謂逍遙、佛家所謂自在大大不同,而實指一種生存權或基本人權。如羅斯福總統許諾美國人四大自由,總言之實即生存權也。又如西方許多國家的國歌,歌詞大都提到與敵人鬥爭以爭取自由,甚至充斥血腥殺戮(法國國歌足為代表),主題實即國家民族之生存也。但此所謂生存,意思卻和中華文化脈絡下的生存不同:中國人是指素樸的形軀生存,意義是好活用此身以進行道德創造。但在西方文化(姑以基督教文明為例)的脈絡下,人身並無主體的身分(上帝是唯一的主),而只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頒布律法與上帝之國的藍圖,人則納入此律法結構中享生存生活之權利以盡為上帝服務以依上帝藍圖建構地上之國的義務。換言之,人的自由只是上帝誡命與法律規定下的行動自由(可稱為廣度的自由,與中華文化脈絡下之心靈主體自由或深度的自由不同),目的是藉此善盡待奉上帝的義務。因此,若忘記善盡作上帝博愛工具的責任,自由便會退墮為自我中心、自私任性,到玩法弄權,背叛上帝律法的地步。這當然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變質異化,於是神化為魔,假冒上帝之名而實行魔鬼之事。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世界資源以自利,皆其流也。
3.文化退墮之病仍當用文化療癒
以上分析中西文化異化退墮的不同脈絡,而同歸於有所怕的虛弱心理。而不管怕什麼,都可總說為怕死(請參考前著《論生與死的詭譎相即》一文),亦即怕我之不存在;只是西方人的存在觀是「我自由故我在」(自由本質即生存權),中國人的存在觀則是「我活著故我在」(活著即一切可能之基礎)罷了!
而不論中西,其生命的存在都是要指向意義價值之實現的,差別只在實現的形態不同;在中華文化是善用形軀以作道德創造,在西方文化則是享自由人權以盡為上帝愛人工具之義務。所以,當其退墮為執小我自私的時候,都同樣會有假上帝或道德之名以自我文飾的虛偽。在中華文化脈絡是假借仁義之名而實則忘義逐利(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生活中,無論親子友朋乃至政府人民,口口聲聲為你好而實則以威權干涉宰制,不知尊重人權者多矣。在西方文化脈絡,則是假冒上帝之名而實則叛神歸魔(如浮士德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在社會與國際,自以為秉上帝旨意而對異國異族異教徒橫施歧視侵畧迫害滅族之暴行,不知衆生平等,皆當為上帝之博愛所蔭庇者亦多矣!於是落到疫情的面對,在西方美國,遂有將自我自由無限上綱而敵視戴口罩者、排斥亞洲裔(誣之為病毒源頭)之表現。在台灣,則有將戴口罩以免害別人被傳染之道德立場無限上綱,自居於道德優位而對不戴口罩者輕予指責,橫加干涉,教訓之餘,甚至還施予霸凌懲罰。這些實都是假自由假關懷、假正義假道德的表現,雖中西形態有異,其屬假冒為善則一也。
那麼,對這些因文化精神泯失扭曲變質而形成的病痛(其病徵則可總結為怕之一字,即《大學》所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要如何才能得到療癒呢?而答案無他,就是回到文化發展的堵塞處重新求其通罷了!在此要點有二:一是問你的文化發展是因何堵塞的?二是那要如何才能彌補前愆重新走通?
先說中國文化這一面,問題乃出在由內聖(個人心性修養以成為仁者愛人的君子)跨到外王(事實上能普遍且有效地愛到眾生)時被卡住了,使得愛傳不過去,或在傳過去時愛變質為非愛。為什麼會如此?則因太容易用愛籠罩一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忘了現實上人我有別,當尊重對方的人權或自由意志。遂導致以道德、以義理、以愛傷人,而受傷者還得因感情故委屈忍受。子女忍受父母,父母也得忍受子女,愛之互動竟成互相折磨,遂成中華文化體中的普遍陰暗。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西方文化得到尊重人權(西方文化脈絡下之廣度自由)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實踐。由家庭以至於社會、國家,次第皆然;然後從修身開始推擴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才能走通;這當然進一步包涵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的合理運作,即所謂民主也。
再說西方文化一面,問題乃出在人僅自居為上帝的工具與僕人,生活在依法行政的體制運作中,只與認知理性相關,卻把價值問題丟給宗教,感情問題丟給文學藝術,自己只屬宗教文學藝術的受蔭庇者或受益人(西方人普遍有對教士與文學藝術家的崇拜情結),而不知自己也可以是生命感情與道德價值的主體(這當然須經一番自覺的工夫修行)。於是生命主體沈隱成為佛洛伊德心理學中的黑暗本我,當宗教法律與文學藝術的帶領薫陶力衰退,便會冒上來成為自利相爭的亂源。何止遺忘上帝的仁慈(仁慈更高於正義),更且將自私自利合理化為生存競爭的正義(達爾文的進化論、美國理直氣壯的所謂國家利益、美國優先)。遂致擾亂世界,各奉自己的上帝伸展自己的權利,而難以分辨誰屬上帝誰屬魔鬼了。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中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中華文化得到主體自覺(中華文化脈絡下之自由,即道家禪宗之深度自由也)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修行。啟動仁心的自覺,以培養根本自信,拓展宇宙心胸,超越一己一族一國一教的局限而直通上帝博愛的本懷,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才能真走通依上帝心中的藍圖(大同世界?)以建設地上之國的康莊大路。
當然,以上提示的彌補療癒之道,實質上就是中西文化兼取其長的會通之路。這激盪會通事實從馬哥孛羅、利瑪竇東來就開始了,其間迂迴曲折、辯證跌宕,至今未已,也許才是又一波的方興未艾,而必蔚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吾人且拭目以觀,靜心以待。
2021-8-22 4300字
如何分辨神的旨意 在 Andrew Chai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興趣、恩賜、需要與宣教》
圖/文:蔡頌輝(Andrew Chai)
本文原載於《華傳》第三十九期
興趣、恩賜與需要是影響一個人是否熱衷於從事某事的三個主要元素,在事奉上和宣教上亦然。我們甚至可以說,事奉最佳的畫面,就是一個對某事工有興趣和恩賜的人,在一個很需要他的工場中服事。反之,事奉最糟的畫面,就是一個對某個事工既無興趣又無恩賜的人,在一個很不需要他的地方服事。前一種狀況很寶貴,但不多見;後者很悲慘,其實也不多見。最常見的狀況,是在這兩者之間:有些人有興趣、有恩賜,但找不到需要他的工場;有些人有興趣,工場也有需要,但他沒有相關的恩賜;另有些人有恩賜、工場也有需要,但他自己沒有興趣。究竟這三者應該如何協調?
一、興趣
興趣在三者中屬於最主觀的元素,指一個人對從事某事有一種正面的情感或動力。在基督徒的領域裡面,有時候我們會稱之為「感動」。也許有人不認同我將這兩者相提並論,故請容我簡單解釋。將兩者等同的主要原因是,其實兩者擁有相同的性質(都是主觀的),唯強調不同的來源(興趣比較是自我的,感動傾向把動力來源歸於上帝)或不同的活動(興趣比較指一般性活動,而感動通常與宗教性活動有關)。再者,在很多的情況下,我們實在很難分辨一個人對從事某事的驅使力是一種興趣還是感動。筆者無意否定神可能在個人心中所做的工作,相反的,本人在此是希望讀者看重自己的興趣,因為它們也可能是從神而來的。
要求人去做一件他不感興趣的事是很難的,除非他看見了某個需要,而且他欲滿足那需要的意願遠遠強過他個人的感受。一個人如果可以一生從事他自己感興趣的事,那可真是人生一大快樂啊!然而,對基督徒而言,我們還需要思考如何將自己的興趣與神的計劃關聯起來。筆者認識好些信徒,他們對於神對他們生命的計劃非常認真地思考,可惜就是找不到自己的興趣和這計劃的關聯。例如,有些人對畫畫、或攝影、或烹飪、或機械很有興趣,他們也聽到牧者常常強調要尋求神在他們生命中的計劃,卻不知道如何將自己的興趣應用在其上。這種困惑很大程度上與我們的事奉觀有關。傳統的觀念是,所謂事奉,就是參與或擔當起教會內的某個特定的事工,若想再進深一點,就是當全職同工或傳道人。然而事實上,每一項工作都可以榮耀和服事神,關鍵在我們的心態——我們究竟是為興趣、為生活、為理想而做,還是我們為見證神而做。這一方面意味著我們不要將事奉神局限於某個類別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應該廣大到一個地步,以為基督徒為了任何目的去做任何事情都是參與神的計劃。「參與」必須是有意識、有意圖並有行動地參與在其中。
論到到全職事奉(不單是作傳道人),有一些恩賜比較用得上,另一些則比較難,另有一些則可能完全用不上。例如,現在很多人的興趣就是打電玩,這是無法用在事奉上的,但假如對設計電玩有興趣則較可能,因為我們可以設計與聖經有關的電腦遊戲,或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教育性遊戲。
無論如何,我們不應該忽視興趣,而教會、機構或差會應當有更多元性的事工,讓不同興趣的人都可以長期或短期性到工場上參與不同類型的工作。對於未找到適合崗位的人,應當盡力為自己尋找可發揮的空間,其中互聯網就是一個很好發揮的平台,而教會也應該多鼓勵和支持他們這樣做。如果面對沒有興趣卻必須做的事,事奉者就需要調整心態去接受。例如,筆者對行政事務沒有興趣,可是當傳道人有時候無法避免需要處理行政事務,於是學著帶喜樂和開放的心去學習,與此同時,筆者也盡量利用空檔的時間,從事藝術創作,發表在網路平台上,畢竟在華人基督教界中要靠畫漫畫吃飯還是不行的。
二、恩賜
恩賜所指的是神所賜給某人一種特殊的技能,這技能的目的是使他能用來造就基督的身體、完成神對他生命的計劃。聖經裡面提到的恩賜有講道、教導、傳福音、禱告、勸勉、治理事等等,但這些聖經篇章的原意並不是要列出完整的恩賜列表,故我們不能因為某些才能不在聖經中出現就不將之列為恩賜。筆者認為,所有才能,只要能用於神國的事工上,都可視為恩賜。
恩賜的發掘和發揮無論對信徒個人,或對教會都非常重要。金尼斯(Os Guinness)寫道:「神創造我們,並按自己的意思賦予我們特定的恩賜;而當我們最終找到這恩賜時,才能做真正的自己。」他還說:「不知何故,沒有比將恩賜發揮得淋漓盡致更令人快樂的事了!」從教會的角度亦然。施瓦茨(Christian Schwarz)提到,「以恩賜爲本的事奉方式」是健康教會的特質之一,因為「這種事奉方式說明一個信念:神完全有權決定哪些基督徒最宜擔當那類事奉工作。教會領袖的職責就是協助信徒認識自己的恩賜所在,並結合到適當的事工上。」這話的意思是,神賜給某人有某個恩賜,顯明神對那人有一個計劃,讓他能用那恩賜在特定的領域中參與神國的事工。
事奉多年,筆者見過很多熱心於某項事工的肢體,卻沒有相關的恩賜,而他自己所有的恩賜,卻沒有機會使用和發揮。還有另外更大批的人,是擁有恩賜卻完全沒有參與任何服事的,以致大部分教會都只是一小撮人在擔起大部份的事工職責。因此,教會的當務之急,是幫助信徒發掘他們的恩賜,並為他們可以發揮這恩賜而提供適合的平台,或給予適當的指導。
若有人對某個領域未有恩賜,卻很感興趣,也很有需要,他應該向神祈求,加上自己不斷的堅持和操練,恩賜往往就會顯明出來。不要太在乎自己有沒有做得比別人好,神往往能用卑微的器皿來成就更大的果效。筆者也見過有少數人在某方面很有恩賜,但並不見得有興趣,例如,有些人可能從小被父母要求學習彈鋼琴,而他確實也學得很不錯,卻不是他喜歡做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鼓勵那有恩賜者不要放棄那有恩賜的事奉,因為無論我們個人喜歡不喜歡,恩賜的發掘確實是我們判斷神要在什麼領域使用我們的重要指標。在運用恩賜參與事奉的同時,他可以繼續按照自己的興趣中尋求,讓自己也可以在興趣的領域中服事神。
三、需要
需要是人投入某項服事的主要動力之一,基督徒也常視「看見需要」為一種「感動」,筆者對此完全沒有異議。較有問題的情況是,有很多人看見了需要,卻沒有感動,所以不認為那是上帝的引導。怎麼辦?需要到處都有,人才也到處都是,問題總是如何把適合且有意願的人才放到需要他們的崗位上。如果那看見需要者沒有對哪一個事工特別有「感動」,因看見需要就盡上責任也是一種成熟的心態。人主觀的感受是可能錯誤的,不見得神要我們做的事就一定是我們「有感動」的事,「看見需要」本身可能就是神顯明祂心意的方式之一,而且「感動」很可能會因著我們開始投入服事之後才產生。若我們對某事工有感動,神卻尚未為我們開路,眼前又有需要,也不妨按先滿足那需要,待神開路了,我們再往有感動的地方去也不遲,免得消極的等待使我們荒廢了神在我們身上的資源。
總歸而言,面對神國的計劃和事工,基督徒不應該過於被動。有興趣的就該將積極地在相關的領域事奉神,沒興趣的也該培養興趣;知道自己恩賜的就應該在神偉大的計劃下善用這恩賜,未知道恩賜所在的就該去發掘、操練和嘗試;看見需要,無論有沒有感動,就該盡上本分去滿足那需要。坦白說,很多基督徒已經浪費太多的時間和資源。不要等一切都清楚之後才行動,而是在行動中漸漸越來越清楚神的旨意和引領,這才是真信心。
如何分辨神的旨意 在 蔡正元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陳真 | 2020.10.05 00:58 | #
考題:苦苓是哪一國人?(5)
陳真2020. 10. 05.
前些日子有事要辦,不得不去一趟台南市的所謂「消防博物館」及「文學館」,看到這些機構如何操弄歷史,實在有夠無恥;雖不意外,但依舊滿肚子火。
台南,應該是全台灣洗腦洗得最為齷齪下流的一個地方,日本鬼子一概捧成台灣人的主人、恩人,捧成台灣人的啟蒙導師,讓台灣人脫離野蠻邪惡的中國人之統治;在日本人統治下的生活,則是如此幸福美滿高尚典雅,家家豐衣足食,個個錦衣華服,美侖美奐。
但是很不幸,二次戰後,骯髒邪惡有病有毒的中國人又來了,台灣人於是又被屠殺、剝削與羞辱。對於日本人,則百般美化,連雞毛蒜皮事都能無限吹捧虛構,又是立碑建廟,又是蓋銅像,洗腦台灣下一代必須對日本鬼子感恩戴德。比方說你看,連一個消防隊也要吹捧成台灣必須永世感念的恩人:
https://bit.ly/3lgRJG5
你覺得,一個人如果打從一出生就接受這一套鋪天蓋地的洗腦謊言教育,腦子是不是會壞掉?在這島上,洗腦真是洗得無法無天,喪盡天良,毫無廉恥;除非絕頂聰慧,否則很難逃脫洗腦宿命。
大陸同胞其實應該憐憫台灣人,而非歧視之,因為,今天假若你是出生在台灣而非大陸,肯定也是腦殘一枚,照樣傻乎乎地仇視自己的同胞與祖先,認賊作父,崇拜撒旦美、日。
黨外時期,黨外人士基本上對美國與日本採取十分敵對的態度,特別是日本鬼子殖民台灣之血腥殘暴以及泯滅人性的侵華暴行,更是眾人憤恨難消的基本史實。但是,短短十幾二十年之間,當美國開始對中國採取更進一步的敵對政策之後,透過親日台奸黑金老賊李登輝及其綠營徒子徒孫們的炒作,整個基本史實竟然被全盤竄改;理當殺千刀的日本鬼子,搖身一變,變成台灣人必須崇拜跪舔感恩戴德的主人與恩人。
四年多前的2016年4月26日,我在巴勒網留言板上寫了篇文字,是關於我的一位舊識,一位深綠學者李筱峰。他過去黨外時代根本一點都不獨也不怎麼綠,後來時代風向變了,居然馬上變成愛台急先鋒,真是讓人有點難以想像。
我那篇留言有點長,摘錄如下,讓我們看看這些所謂反中人士,當年是如何以身為中國人及接受中國文化薰陶為榮。我是這麼寫的:
李筱峰在他寫的書《一個大學生的覺醒》裏頭有一篇文章,節錄幾段給大家看。對此我只是想說,當今綠油油的勢力,往往喜歡把凡是跟中國或中華文化有關的東西全說成是有毒有害且低級落後。可是,如果中國的一切是如此可恨可笑低級落後且有毒,難道這些綠油油人士忘了自己當年比誰都毒嗎?如果他們自己也曾「中毒」過,何苦要對當下少數異己大扣賣台帽子?如果綠油油人士過去奉為精神典範的這些中國有毒之物,在過去是如此珍貴動人價值非凡,為何短短幾年之間就突然變成有毒、可笑且可鄙了呢?
李筱峰的這文章很長,十幾頁,標題是《基督教有助於中國現代化嗎?》,副標題是《林治平之「基督教與中國」讀後》。林治平教授是《宇宙光雜誌》創辦人,主張中國需要基督教。李筱峰說,他乃是「以一個熱衷於中國現代化的非基督徒立場」來反駁林治平。
李筱峰質疑說,基督教徒「也有一些敗類」,「既然傳教士們的行為都有著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上指引、指示,為何還要讓他們淪為敗類?」他說,基督教被人利用,「上帝竟然袖手旁觀,這真叫我這個中國土包子大惑不解」。他還說,「同樣手捧聖經,同樣口念阿門,同樣都說是奉上帝旨意,我們要憑什麼方法才能在眾聖徒之中分辨哪些是敗類,哪些是真貨?這個問題除了請教林先生,也想請林先生轉問您的上帝他是怎麼分辨的?」
李筱峰更是憤恨不平地質疑林治平,說他「怎麼可以同情十九世紀中葉時,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藉著與中國訂定不平等條約,硬是把基督教給強制帶入中國」。
林治平認為,中國光是只有孔子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神才能彌補此一精神缺憾。李筱峰反駁說:
「這簡直是叫孔子和耶穌兩位先生表演一場拔河比賽。這場比賽如果要我當裁判,我會選擇孔老夫子。因為孔老夫子所表現的人本主義精神,較之耶穌那套神說鬼話的神本主義要理性健康多了。可是林治平先生就不這麼認為,他壓根兒就蔑視人本精神,所以投了耶穌一票。」
林治平說耶穌有神性,但孔子沒有。李筱峰反駁說:
「我不由得感到好笑。照林先生的口氣,好像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神就可以當神了。這麼說,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宣稱自己是耶穌的弟弟 (上帝的私生子?),我們也都該相信他是神了嗎?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啊!...這只是顯示其認知能力的低落而已。我們如何肯定耶穌原本就是神,...除了聖經裏那一套神話鬼說可以圓謊之外,還有什麼充份證據?」
李筱峰文章結語標題為《我的祈禱》,他如此「禱告」:
「我不反對個人在徬徨無助、空虛恐懼時去尋求一些心靈的慰藉,只要不濫用權勢、成群結黨、貽害社會就好(陳真按:聽起來好像在罵當今的長老教會),但是,若提倡中國需要基督教,......這是我個人要嘶聲竭力大呼不可的。最後,願知識、明理、勇氣、仁愛、容忍常與國人同在,阿門!」
李筱峰在該書裏頭還有一篇更精采的文章,標題是《民主政治揹了帝國主義的黑鍋》。
當今綠油油的台灣,無孔不入地洗腦下一代,洗腦的基調就是親美舔日及妖魔化中國,一方面把中國及中華文化徹底妖魔化,甚至連中國人都能妖魔化得彷彿個個都是邪魔歪道臭不可聞,但卻大力美化日本殖民史及侵略史,並且甘為美國走狗,為其效忠,自我作賤到極點,卻以此為榮,毫無半點尊嚴可言。
更不可思議的是,居然把這樣一種「親美舔日仇中」的想法給講成由來已久,講成是黨外人士長久以來拋頭顱灑熱血所追求的偉大目標。可是,黨外是這樣一種思維嗎?絕對不是,而且恰恰相反。不信的話,請看李筱峰這篇文章是怎麼寫的。他說:
「這些年來,由於歐風美雨的吹打,以及經濟殖民的『日』曬(指日本),再加上買辦份子的從中催化,促使生長在中華民國台灣省的許多人,尤其是年輕的一代,茫然又昏沉地拜倒在外國商品之下;不是過著唯『美』主義的生活(指美國),便是擔任日本殖民文化的傭兵,從時裝國片的汽車洋房,到一般大學生的洋舞會,從蜜絲佛陀的大廣告,到年輕人胸前的 "USA" 字樣,....無一不在在顯示著這股商品文化的氾濫,也無一不在在顯示著我們民族靈魂的衰微。」
李筱峰所痛心疾首的所謂「民族靈魂的衰微」,指的就是中國魂。他說:
「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我們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陳真按:「國父」之前以表尊敬的空格乃是原文,非我所加。以下同)便提出了相當睿智而高明的看法。 國父在肯定歐美民主政治之後,並沒有因此就當起資本主義的代言人。 國父畢生奮鬥,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中國之自由平等,對外乃在於反抗帝國主義之壓迫,以求中國在國際地位上的獨立自主。今天,在面對著外國商品文化氾濫蔓延的時刻,已有許多人能夠肯定 國父民生主義的方向,並且大聲疾呼,這是很可喜的現象。」
李筱峰這書其實是很有價值的,要不然我當年那麼窮,怎麼捨得花錢買?比方說,他裏頭有一篇文章就寫得很好,標題很長:「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道光芒--檢拾中國公學的吉光片羽」。內容略過不表,他的結語是這樣說的:
「中國公學已成為過往雲煙,但是它的精神彷彿在中國教育史上放射出一線耀眼的光芒。藉著這一線光芒,我們應該可以看清我們教育的前路了;藉著這一線光芒,我們可以建立起更多、更偉大的——中—國—公—學!」(陳真按:這些震撼人心的一連串破折號與驚嘆號全是原文,非我所加。)
我也曾經好幾次介紹過胡適的中國公學,並曾引為個人畢生職志,只可惜就如李筱峰所感嘆,這樣一種個人理想,「早已成為過往雲煙」。如今,島上這些仇中反華的綠油油之士,非但並沒有打算「建立起更多、更偉大的——中—國—公—學」,反倒努力妖魔化中國與中華文化的一切,視之為毒素,視之為仇敵,不共戴天,甚至妖魔化自己的手足同胞,盡一切努力挑撥對於同胞骨肉的仇恨與鄙視!
幹這樣一些傷天害理之事,為的是什麼呢?圖的又是什麼呢?是我忘了與時俱進?是我進步的腳步跟不上各位昔日「同志」?還是「同志們」遺忘初衷,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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