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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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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一般而言是指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這是被大多數人所認知的三觀。
1. 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
2.人生觀是指對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對於人類生存的目的、價值和意義的看法。
3.價值觀是指個人對客觀事物(包括人、物、事)及對自己的行為結果的意義、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整體評價。
三觀不同的人都沒有錯,但是真的不適合在一起。
不管是友情還是愛情!人生只有一次,不管好壞都不會再重來一次!
所以如果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選擇,盡力去遵循內心真實想法,遵從本心,不要將就人生。
#丁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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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不應出席阿拉斯加峰會
上周在美國阿拉斯加,開了拜登上台後的第一次中美高層會議。今次峰會被形容為針鋒相對,高潮來得很早,就在傳媒面前講的開場白。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先發言,客氣說話不多,已開始批評中國的所謂人權狀况問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回答亦不假以顏色,直接指出美國不守外交禮節,本以為農曆新年前,美國總統拜登主動打電語給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中國人民拜年,是個友善的好開始,所以才答應這次峰會。但竟然在開會前數天,再次以新疆為藉口,宣布對24名中國官員的所謂制裁,明顯是故意侮辱中國。發言中被認為最精彩的一句可能是「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這個老毛病要改一改。」
峰會前制裁中方官員 故意侮辱中國
中國人民反應非常熱烈,覺得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不再像120年前簽署《辛丑條約》時,可被西方隨意侮辱!中國對美國全球霸凌的指摘,對美國本身人權問題的提點都是事實,對新疆和香港人權問題無理指控的解釋,更充滿理據。但西方傳媒完全不感興趣,只會扭曲為討好本國人民的宣傳!為何傳媒有權妄下如此荒謬定論!
會議本身是閉門的,內容沒有公開,亦沒有會後共同宣言或記招。中方只禮貌地說會議坦誠和有建設性,美方說法也差不多,但不忘故意多踩一腳,說當美方提到新疆和香港人權問題時,形容中方反應為意料之內的「defensive」(意指心虛充滿戒心)!
會議的唯一重要結論是美中願意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合作,當然是好事。但我已多次指出,解決氣候問題需要維持數十年的長期穩定政策,今天拜登支持,但他連走樓梯都不穩,能否完成任期都是個疑問,莫說下屆總統的政策如何,根本無法預測,特朗普捲土重來都有可能。雙方似乎亦同意繼續對話,亦算好事。
近月中國通、現任亞洲協會會長、前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不斷警告美中角力,如毫無遊戲規則,隨時擦槍走火,導致世界大戰,所以建議必須把這場龍爭虎鬥放在一個「有管控的戰略競爭」(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的框架之下。他想理想化地(仍稍偏幫美國)企圖把鬥爭分為3種:
(1)可合作解決的問題。理論上可以和應該合作的地方很多,除氣候變化外,另一迫切危機是處理揮之不去的疫情,已出現多種傳染力更強的變異病毒,全球大部分地區確診再次上升,發達國家自私無比,囤積遠超人口需要的疫苗,大部分貧窮落後國家,只得到中國援助,但仍然遠不足夠,是一場人道災難,嚴重性遠超甚至超過個別種族滅絕!早前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組成的所謂「四方安全對話」(QUAD),舉行領袖視像峰會,同意為亞洲提供10億劑疫苗,是好事,但不害羞地承認此舉出發點只為抗衡中國!
陸克文亦指出,其實值得亦需要中美合作的另一議題是對貧困國家的「債務寬恕」(debt relief)。疫情下,全球經濟衰退,不少國家確無力償還國際貸款,極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組織的援助。IMF和World Bank同為二戰後美歐帶領成立,至今仍維持充滿種族歧視的規矩,World Bank總裁永遠是美國人,IMF總裁必須是歐洲人。
既然中國已成為超級強國,怎可繼續接受此無理規限,所以自立門戶,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等組織。按照大部分對國際援助有經驗的銀行家所說,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和金磚銀行,行政上比IMF、World Bank、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和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等傳統組織更有效率,更專業和更清廉。
世銀IMF滿是官僚與歧視
我念的是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相信「noblesse oblige」(貴族義務)這句法文格言,所以20年前當我離開投行時,曾考慮轉而投身於這些國際發展銀行,但當我向一些有經驗的朋友請教時,他們異口同聲勸我千萬不可,因為這些機構不止極度官僚,毫無效率,一切政治掛帥,完全按照西方老闆的利益為依歸,貪腐情况更非常嚴重!多謝朋友的提點,後來就放棄了這天真念頭。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IMF對受到外資急撤嚴重衝擊的亞洲各國的建議是,你們過度揮霍,咎由自取,所以必須勒緊褲頭,極力削減開支。即使導致無數人破產,政府倒台,不少地方如印尼,甚至出現恐怖血腥暴亂,也冷血不理!到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主角換為美國和歐洲,IMF和其他國際組織的腔調就完全不一樣,異口同聲贊同和鼓吹極度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去年疫情中,哪一個西方國家的財赤低於GDP的10%?勒緊褲頭?大概這只是肚滿腸肥的西方人,跟營養不良腰圍只有20吋的貧困有色人種,開的玩笑吧!
西方人喜愛無理指控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計劃為經濟侵略,甚至形容為「債務陷阱」(debt trap)外交。之前我已提過希臘前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一次演說中敘述的一個故事,希臘出售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 Port)給中遠,本來條件在他上任前都已談好,但他認為不公平,所以向中方提出修改條款的要求,中方竟大方接受,把部分股權捐給了希臘的退休基金。他問觀眾,如果換轉買方為美國或歐洲機構,會答應嗎?在「寬恕」國際貸款這議題上,我願意打賭,中國必比美國更願意接受,更樂意伸出援手。
國家發展科技 勿扼殺民企發展空間
(2)中美也有很多競爭範疇,包括科技、貿易、投資、貨幣、經濟、外交和軍備等等。重要科技尤其半導體,兩方都有不足之處。中國仍然落後於美國,但美國在製造半導體的技術上,亦已遠遠落後於台灣和韓國,這亦是近年東北亞局勢變得如此緊張的最主要原因。不少美國朋友,包括前國防和外交高官,以及主要投行科技分析師,都記得我是最先提出此重要觀點的。
數年前在中美貿易科技戰尚未正式開始前,我也寫過文章,提到曾在深圳,跟一些華為工程師和管理層交換對中國發展半導體計劃的一些觀察和意見。當時大家都同意全球最重要企業就是台積電,而中國面對的技術瓶頸很多,最主要的包括生產器材和EDA設計軟件等等。更麻煩的是欲速則不達,如清華紫光般大量砸錢投資,也不一定成功,反而招來西方的不安,反而更落力打壓,結果反陷入嚴重財困。
中國仍必須努力自力更生,發展自己的科技,但要提醒一點,國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支持大學裏的基本科研,但小心過度扼殺民企的發展空間,應用科技發展上,他們更具創意,效率更高。不止中國,美國的最重要技術發展動力,亦來自企業家,近年最成功例子當然是Tesla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不止Tesla帶來全球電動車革命,SpaceX發射火箭的技術,亦遠比美國太空總署(NASA)和甚至比中國更先進,Starlink(星鏈)的潛力亦不容忽視。FAAMNG等科技企業,固然有一定壟斷性,但美國幸有這批後浪,才可繼續保住全球經濟、金融、科技和控制傳媒的霸權,的確需要小心考慮如何監管,但美國絕不會不顧後果地把他們打死。中國也必須小心處理龍頭科技公司的監管問題,大不一定就是有罪!
美國續在軍事上耗國力未必是壞事
美國對華政策,採取過時的冷戰思維,重新進行軍備競賽。中國在這方面較冷靜,但仍不斷發展更先進軍備,提升戰鬥力。美國恐嚇世人,中國野心勃勃,國防開支急速增加,但其實中國國防支出非常克制,去年約1800億美元,不到GDP的1.5%,比美國經常投訴支出過低的北約(NATO)盟友如德國的1.57%還要低!美國自己的國防支出接近瘋狂,每年超過7500億美元,近乎無王管,多年漠視國會的核數要求。美國的國防支出是後面10個國家的總和,比十九世紀英國遵行的「兩強標準」(Two-Power Standard)更誇張;美國擁有7000枚核彈,為中國20倍;美國的海外基地800個,中國只有3個。美國塗炭生靈,在阿富汗和中東各地打了20年的forever wars,連繼續打下去的原因都不知道了!
中國千萬不要墮入此冷戰陷阱,讓美國繼續在軍事上消耗國力,也未必是壞事。重要的是中國繼續發展和平的外交政策,只需保護國家安全,拒絕稱霸,更不會無理攻圢其他國家,最終必能贏得道德高地。
(3)陸克文建議美中雙方講清楚自己的核心利益,劃下不可碰犯的紅線,然後要求互相尊重。這建議最不切實際和最危險。中國似乎有點太天真,真的說出紅線,包括中國領土完整,美國不可干預內政和不可質疑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確有廣大人民的支持。美國聰明得多,布林肯把這第三類範疇形容為adversarial(對抗)關係,在所謂新疆、西藏和香港人權,以及台灣問題上,必定會繼續發言和增加壓力,這些不就是中國定性為不可碰犯的紅線!
中方也有提到BLM問題,批評美國人權狀况,但布林肯狡猾地自辯美國從沒有自稱完美,且引用《美國憲法》的前言,永遠在追求「more perfect union」(更完美聯邦)。多漂亮的高調,但只是完美BS,完全解決不了美國面對的實際危機,無日無之的恐怖槍殺案,和日益嚴重的歧視和襲擊亞裔人士問題等等。美國聰明地不願說出美國的真正紅線──過時反民主體制,令到美國在過去30年,不管民主黨或共和黨掌政,已淪為一個充滿不公、仇恨、怨氣,貧富懸殊加劇,人均壽命下跌,由一小撮權貴操控的「金權政治」(plutocracy)社會!
近年未邀中國領導人訪美 於禮不合
有人問我,怎樣評價中國在阿拉斯加峰會的表現。我也同意表現不錯,有點火藥味,但說出了一些重點,亦達到某些效果。但我的建議是不應答應去阿拉斯加參加峰會,應堅決要求美國來中國開會。
首先從外交禮儀上,上次是去年6月跟時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的峰會,已在夏威夷舉行,禮尚往來,即使拜登是新上任總統,今次峰會實應在中國舉行;加上在整個特朗普4年任期內,從未邀請中國領導人去美國作國事訪問,但特朗普上任不久,習主席和夫人給足面子,去了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Mar-a-Lago)作友善家訪。後來亦邀請了特朗普到中國作正式國事訪問,規格上非常隆重。
之後美國發動貿易戰,中國領導人回訪美國一事就被擱置了,後來特朗普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想當和事佬──他老婆伊萬卡(Ivanka Trump)跟鄧文迪為閨密,企圖安排習主席再度訪問佛州。在一次2018年華盛頓峰會上,偶然碰到他,私下交談中,我直言此舉於禮不合,必須邀請習主席到華盛頓作正式國事訪問。但隨着關係惡化和疫情爆發,此事也不了了之。
中國應制裁美國涉中東政策官員
中國不應出席阿拉斯加峰會的更重要原因是主客發言次序的問題。如今次峰會在中國舉行,作為主人家,必然是先發言的一方,亦即是有寶貴的主動權。我建議提出的第一點應是為中東伊斯蘭教徒發聲,質詢為何美國20年來不停濫殺和打壓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和北非等無辜人民,死傷人數過百萬,因此而失去家園的難民數百萬!中國甚至應宣布對掌管中東政策的美國外交和軍方官員,作出一些制裁。
即使西方傳媒偏頗,總要報道主人家的第一句開場白,亦不可以形容為defensive吧!
(中環資產持有台積電、Tesla、Apple、Amazon、Microsoft、Netflix及Google的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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