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年改作為吳斯懷與台灣和解之道】
台灣退役中將吳斯懷聆聽習近平訓話之後，便宛如習近平愛將，進入中國國民黨不分區安全名單。帶領「八百壯士」反年改的吳斯懷，在中選會財產申報資料中，包括基金、存款、不動產、奧迪車和保險，共計4300多萬元的財產。
根據安聯集團在今年九月的《全球財富報告》，台灣成年人財產超過3000萬台幣的約佔1.7%。換句話說，吳斯懷是全台灣前1.7%的「好額人」（Hó-gia̍h-lâng ）。
此外，吳斯懷退將月退俸本來是11萬2584元，改革後是10萬2474元，為了每月10110元，這個列名全台1.7%千萬菁英階級的大富豪，為何要為這筆只佔他總財產0.023%的金額，發起這場號稱「八百壯士」反年改運動？吳斯懷（們）這般行徑背後，只是因為愛錢與自私嗎？
▋日本經典電影《楢山節考》
《楢山節考》是由小說改編成的日本經典電影：在日本有個貧苦的村莊，由於現有糧食無法養活所有人，他們為了生存，長期以來只能把七十歲以上喪失生產力的老人揹上山，給他一顆飯糰，放他在大雪深埋的山裡等死。這是個令人動容的悲劇性故事。
換句話說，在糧食有限的條件下，村莊陷入了道德兩難：保全老人，全村最後都餓死；還是犧牲老人，讓一部分的人存活？於是村莊為了永續發展，便形成了令人不忍的文化習俗：把糧食節省給小孩以及年輕勞動力，沒有生產力的老人家只能棄置寒酷的山頭。
▋「楢山節考」對立面：非生產性陷阱
《楢山節考》的悲劇，不該發生在當前台灣，尤其台灣已經算是富裕的社會。然而，台灣卻很不幸地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非生產性陷阱（Unproductive Trap）──有生產力的領得少，無生產力的領得多；納稅的領得少，吃稅金的領得多。
根據2012年底，也就是馬英九卸任前、小英即將執政時的統計，當時台灣20~24歲年輕人失業率高達13.58%，許多為了考公務員而處於無業狀態的人還不算在內。縱使有業可就之人，卻有高達352萬9000人每個月就算做到倒下，月薪仍領不到3萬，尤其是年輕勞動力。另一方面，卻有8萬3519人，每月只要躺著，什麼事都不用幹便有超過3萬元的18%國庫利息補貼。
換句話說，馬英九執政後期，最具勞動生產力的年輕人，有很大部分是無業可就，即便有找到工作，卻是在過勞與22K的低薪之間徘徊。反之，那些生產力下滑或終止的資深或退休勞力，收入還遠高於此。於是，不具生產性的勞動力（unproductive labour）如吳斯懷這群人享有優渥退休金，而具備生產性、能生產出實質商品以創造社會財富的年輕勞動工種，待遇卻每況愈下。這種狀態之荒謬，正是「楢山節考」的反面悲劇。
這種狀況持續下去，絕對拖垮台灣未來。凡是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絕對會選擇著手改革。為了擔心得罪特定選民流失選票而任由事情惡化，更絕對稱不上愛台灣！年金改革是跳脫「非生產性陷阱」的必要環節。不論你是否喜歡小英，就她勇於任事並務實處理財政沉痾而言，我們必須給蔡總統一個肯定跟公道！！
那麼，吳斯懷以及他所代表的群體，在這場改革中究竟是佔據怎樣的位置？他們是「用完就遭政府丟棄的無聲弱勢者」，還是「享盡好處貪得無厭的愛財者」？他們是年輕時為台灣吃盡苦頭犧牲奉獻所以老來本應享有優渥生活？還是早已享盡資源卻仍不願放手的自私鬼？我們從吳斯懷（們）成長的歷史背景與條件追溯，或可窺知一二。
▋軍公教福利體制
國民黨政權流亡入台後，處於極端的「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他們把這份焦慮轉化成經濟上兩大目標：1.經濟穩定；2.資本積累。
其中，「經濟穩定」表現在對物價高度控管，如碼頭工人搬運費、三輪車資、腳踏車保管費、理髮、浴室、旅社、豬牛羊肉、洗染、縫紉、碾米與腳踏車等物價，皆是透由議價訂定。 再加上，軍公教是國民黨轉進台灣之後統治的根本基礎，於是就在中國國民黨挪移龐大的「中國政府架構」來台之後，讓許多「後49族群」得以在「軍公教」裡頭找到飯碗。
而國民黨政權結合了這兩者，讓軍公教群體，能享有受控管物價的特別待遇。他們在現金工資之外，還獲得各方面的外補工資（fringe benefits），如住屋（軍眷、公教住宅）、教育費用（學雜費減免）、生活消費（如配給和福利品），以及醫療保險（公保、軍保、勞保）等。
因此，許多反年改的「軍公教」宣稱，早年政府經濟不好，因此他們待遇普遍偏低，這是違背事實的，因為上述的「外補工資」一直遭刻意忽略。在物資貧乏的年代，軍公教薪金加上這麼多的外補工資，生活待遇絕對優於一般工農大眾。 （參見林丘湟，《國民黨政權在經濟上的省籍差別待遇體制與族群建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6。）
▋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
那麼，早期這群依附在黨國政權結構下的軍公教群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特殊身分？
由於蔣介石是在「政權存續」焦慮背景之下，建構軍公教福利體制，因此，早年軍公教出身者也會分享這份焦慮，抱著「隨時落跑」的心情。此外，在1970年代，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位，以及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等，嚴重動搖了「中國國民黨在台政權代表中國」地位。政權存續焦慮催動了許多中國國民黨群體想方設法成為「綠卡黨」，像是馬英九被抓包的「綠卡」，就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申請的。
政權存續的焦慮，也讓這群人輕易地把民主化之後「政黨輪替」當成「政權存續」來看待：從以前深藍族群覺得李登輝執政就是亡國；到1994年新黨趙少康跟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認為阿扁當選「中華民國」就會亡；再到後來普遍反映在老一輩軍公教族群的深藍投票行為；再到2020年的選舉，吳斯懷喊出「一生捍衛的中華民國，是1911年的中華民國，而不是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都在在證實了他們的身分區隔和身分焦慮。
吳斯懷（們）把自己視為中華民國的中國人，完全自外於這群島上的（中華民國）台灣人。島上年輕人的未來，跟他們自己的未來沒有關係，因為在他們心靈圖像中，兩分根本隸屬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國家！這樣的性格，就是在早年蔣介石政權不斷催化的「政權存續」危機中，長期浸淫而養成。
▋「斜陽族」心態：
日本文學大家太宰治「斜陽」小說，創造出流行用語「斜陽族」，一種無法跟隨社會急遽變化進步，而日趨沒落的上流階級人士。因此，流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權貴，隨著民主化逐漸成為沒落的貴族，但他們心靈上，仍必須把這群在文化深受「日本鬼子殖民的而受到玷污的台灣人」當成次等存在，才能證成其文化優位與統治優越的正當性；這群台灣人民必須再度接受國民黨流亡者的「再漢化」，才能擺脫受污染的狀態。是故，對於台灣民主化進程，總有一群人抱著深沉的憂慮，卻又同時透露出對於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等台灣人「奪權成功」的鄙夷和焦慮。
說白話一點，這類焦慮就像是說：「番」怎麼能當家作主呢？所謂「民主化」，只是台灣人奪取政治實權的「番主化」的表現罷了！郭冠英的「台巴子」說法也是類似情緒焦慮的翻版。2004年，連戰輸掉總統大選之後，用「竊國」指控阿扁，就在在透露出他們早把「匪類」標籤從對岸中國轉移給島內的綠色陣營了。果不其然，連戰在高亢的「竊國」指控聲中，後腳隨之踏入對岸找尋溫暖。
▋吳斯懷們與台灣的和解
要清除這些人的心靈圖像，對內需要轉型正義、清除黨產，削弱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物質與形而上精神存在；對外則要抵擋中國滲透，確立中國為敵國，重新提升防中戒心。吳斯懷們在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一直學不會跟台灣進行和解。年改是讓吳斯懷們在身心靈上「土斷」（註）的重要一步，如此他們才有可能跟台灣這塊土地取得和解。
（註）「土斷」是把新來移民編入戶籍的行動。最早執行於晉朝，華北世族時為各種動亂而遷居江南，遷徙而來的世族並未有當地的戶籍，仍稱原本的籍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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