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談古代租房史
歷史春秋網
作者: 陸棄
古人租房,滿足的是不同的需求。
吃穿住行,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必須面對的四大項,很現實,誰也逃離不了。其中住這一項,從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一個人的生活品質。許多「剛需族」苦於高房價,買不起房,只好租房住。其實在古代,也有許多人買不起房的,故而杜甫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哀嘆。
出租房已有五千年歷史,買房與租房本是孿生兄弟
中華民族的住房史,如果上推,可推到遠古時候的有巢氏。「上古之時,諸事不備,有聖帝出,教民構木為巢,以避爪牙角毒之害,故曰有巢氏」,有巢氏發明了房子,被後人尊稱為巢皇,雖然是巢居,和鳥兒一樣,但至少可以躲避洪水、野獸等。隨著華夏族人口的增加,巢居改到了地上,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住自己的房子,於是有富餘房子的人,出租給沒有房子住的人便成為可能。
歷史上最早的租房客,可以追溯堯帝時的隱士許由。許由是堯時代著名的賢士,那個時代實行禪讓制,堯帝想將帝位禪讓給許由,結果許由不想當,聽了堯帝禪位的話去洗耳朵,認為是這侮辱了他的耳朵。史載「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逆旅就是旅館的意思,五千年前的日租房。舍就是住的意思,許由是有歷史記載的住宿第一人,既然那時候有了原始的旅館,短期的出租屋,很有可能也會同期出現中長期的出租屋。
夏商周時期,出租屋開始興旺起來,《周禮》上記載了周朝出租業的盛況:「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裡有候館,候館如積」。漢朝時出現了私人旅館「郡邸」和專供外國人租住的「蠻夷邸」,南北朝時出現了門面出租房「邸店」,寺廟也開始對外提供租住,宋代出現了管理房地產稅務的「樓店務」,也叫「店宅務」,相當於房管局,分管出租房子和修造房子,元朝時為瞭解決公務員租不起房的問題,出現了「系官房舍」,給官員們分房住,明朝時出現了最早的廉租房「廊房」。可以說,買房與租房是一對孿生兄弟,五千年來一直共同存在。
歷史上那些租房的名人們,出人意料
和現代買不起房子的許多剛需族一樣,古代也有許多人買不起房子,其中不乏名人雅士。買不起房子,又得上班,只好選擇租房住。可見古代的房價也是很高的。
最有名的租房客,首推詩仙李白,李白的一生,是「詩和遠方」的一生,他「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出生地在中亞吉爾吉斯斯坦的碎葉城,曾到過中國的18個省市自治區、206個縣鎮,攀登過80多座名山,遊覽過60多條江河,實現了全國各地的遊學夢想。這麼多地方,李白不可能買房住,只能租房住或蹭房住,那首「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就是在旅館寫的。李白的一生,是租房的一生,最後投靠族叔李陽冰,住的也不是他自己的房子。其次的租房客,則屬詩聖杜甫,杜大人生活在安史之亂的亂世時代,比李白還窮,買房子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那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他的傑作,因為沒有錢,杜甫非常同情像他這樣的寒士,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吶喊;第三個有名的租房客,就是大詩人白居易,白居易雖然是進士,當了朝廷公務員,但掙得錢少,在他的官宦生涯中,竟然租了十八年的房子,直到五十多歲才攢夠錢買了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還是在京城遠郊。於是作詩一首感嘆:「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宋朝時的租房客,最著名的就是三蘇。蘇洵在京當了十幾年官,買不起房子,只得租住。蘇東坡與蘇轍來到京城後,布了父親的後塵,照樣買不起房子。蘇洵到老死,除了家中老宅,沒有在京城購置一住房產,蘇東坡的兒子結婚,是借的朋友房子完婚;最幸運的還是蘇轍,拼盡一生財產買了一幢房子,不過這已經是他的晚年了。
在什麼地方租房,根據自己不同的需要
從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與宋朝的三蘇來看,即便是盛世,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買得起房子的。
古人租房,滿足的是不同的需求。史上有個著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子的母親是買房還是租房,歷史上沒有記載,不過根據分析,租房的可能性比較大,孟母又不是「房姐」,哪有那麼錢財搬家。孟母的租房需求,是選擇一個好的鄰居和一個好的居住環境讓孟子安心學習。和孟母同樣看法的,還有南北朝時期的宋季雅,他留下了「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的故事,當然,宋季雅是屬於買得起房子型。古有「非宅是卜,唯鄰是卜」的說法,這個說法適用於買房,也適用於租房。
第二種租房類型,是選擇靠近書香氣的地方,為了借書方便。古時候出版業沒有現代這麼發過,租房子選擇一個就近借書、讀書的地方,也是首選之一。「整娖牙籖萬卷余,誰言家具少千車。僦居會向春明宅,好借君家善本書。」,這首詩說的是清朝大名士朱彝尊家中藏書非常多,金庸的先祖查慎行租房時,就選擇了在朱家附近。
第三種租房類型,是選擇靠近伯樂的地方,當然這樣就比較功利了,但更實際。清初名臣徐乾學深得康熙寵幸,於是有許多學子就選擇租房在他家附近,「其所居繩匠胡衕,後生之慾求進者,必僦屋於旁」。這些學子一是為了巴結徐乾學,萬一被收為門下呢?另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可以隨時向他請教學習。
第四種租房類型,是圖個上班方便。清朝的大臣們,在宣武門租房的比較多,名臣曾國藩就在騾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條胡同租的房子,為了就是上朝方便。
至於租房價格,各朝各代都有不同。以宋朝為例,當時公租房的月租金為一百七十文,而一個當差的員工,月薪只有四百文,也就是說,拿出一半的工資來租房。宋仁宗時,大臣張永和建議宋朝政府將租房的費用分出三分之一作為軍費,可見宋朝的租金是不少的,名相晏殊家裡有錢,他用錢都蓋了房子出租出去,因為房子多,成為當時的「房叔」。而名相歐陽修就屬於沒錢型,買房子肯定買不起,租房子也租不起好的,所以寫詩發牢騷:「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瀦」。
這可真是,上下五千年,租房一樣難。今人的痛苦,古人已經都嘗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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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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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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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煥然
「在馬六甲的三寶山下,鄭和石像靜置於路旁一家汽水工廠內,為華僑緬懷鄭和所訂制。這個曾是萬人船隊的駐扎之地,如今雖已荒冢壘壘,卻見證了華人在此的歷史足跡。」
這是台灣《經典》雜誌編輯李菁菁在《海上史詩──鄭和下西洋》書中撰寫〈馬六甲的鄭和餘韵〉一文的引言。
鄭和是回教徒嗎?還是佛道信徒?若是回教徒,華人是否就不能膜拜他?鄭和有沒有住過三寶山?三寶井是鄭和掘的嗎……
《星洲日報》記者來電問詢這些事,我有點慌亂。要談的是歷史中的鄭和,還是華人理想中,神化了的形象?真人與神化之間,該如何議論?
李業霖說得好:(東南亞)華人眼中「鄭和已成了一個半神的人物」。「這是因為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克服了許多困難,所以一般人認為他神通廣大,無所不能,而其影響層面的深廣,從幾個傳說得以窺見。」
鄭和下西洋可謂是明朝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大盛事。其船舶之大,隊伍之壯,為歷代之盛,但論及鄭和下西洋,必探知其本質為何。事實上,鄭和是奉明成祖之命而下西洋的。這時的明代中國同時實施著海禁令,禁抑民間海商的私自出洋。鄭和下西洋很大程度是當時明成祖所主導,一種政治色彩濃厚的官方組織大規模「走出去」的海洋活動。以禮治和平的方式,靠「德」與「威」的氣魄,鄭和下西洋招諭海外諸國前來中國,主動擴展了中華朝貢體制的內容。
鄭和船隊氣勢不凡,消滅舊港華人頭目陳祖義,扶持和護衛滿剌加,壓服鍚蘭王,縱橫於印度洋。如馬歡《瀛涯勝覽》所云: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其人物之豐偉,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蓋古所未有。」但鄭和也曾在爪哇,因訊息掌握不足,適逢東西王內戰相攻殺,卻貿然上岸東王治所,而被西王兵斬殺了170名鄭和隨部。
鄭和出身伊斯蘭教哈芝世家,曾在泉州伊斯蘭教聖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以及奏請重建南京禮拜寺。但他為了完成航海的壯舉,安撫崇奉佛道的大部分船員,亦曾施財印造佛經,也曾祝禱航海女神天妃娘娘。
1911年在斯里蘭卡的迦里,發現了一塊石碑。這是當年鄭和所遣送過去的。有意思的是,這塊石碑刻有漢文、淡米爾文和波斯文3種文字,3種文字的內容不相同。碑面上的記年是永樂七年。漢文部分說的是要在佛寺供奉,以感謝航海的安全,並祈求未來一切無恙,並記有當時的供品和布施的清單。淡米爾文內容是說,中國天子為贊揚印度教的保護神維什努而立碑。波斯語的碑文卻說立碑是為了阿拉之神及伊斯蘭教的聖者。
對此,擅於評寫歷史人物的陳舜臣說:「一塊石碑中,以3種文字刻下它分別是為佛教、印度教、回教而立的。這不是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嗎?鄭和本身雖是回教徒,但將近3萬名的艦隊官兵應該都是佛教徒,而錫蘭當地的居民則多半是印度教徒。如果再往西行,就進入回教圈。下西洋必須通過各種宗教圈,其統率的人不具宗教偏見,這非得有寬容的人格不可。」「鄭和的人格,無疑是由忍耐與達觀所形成。這使他得以遠離偏見。正因為永樂帝相信鄭和與任何國家的任何人都能順利交往,所以才會任命他為艦隊的總指揮。」
鄭和是偉大的航海家,為中國的海洋發展史寫下光輝的一頁,然而他又是一個從小就被去勢,失去男性機能的太監。在明太祖明訓嚴督宦官的祖訓下,弔詭的,有明一代卻是宦官極度亂政的朝代,深受士人蔑視。鄭和的地位與功績,曾一度被湮沒。大航海行動停止之後,當時的正直官僚劉大夏把官藏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記錄藏匿起來,甚或盡為燒毀。這是何其荒謬之事。
在本地華人眼中,鄭和是偉大航海家,也是一個賜惠、傳播高文化種子予斯土的聖賢;是開拓斯土的先驅,也成了斯土的保護神。鄭和是華族的驕傲,亦是華族的哀歌。三寶山的哭泣,鄭和像的孤寂,民族自尊心的擁護與受挫,如同華人史的悲命。
於此,我們談的,不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鄭和是一個圖像,一個感情豐富,如同極其複雜矛盾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圖像。我們的喜和悲,憤怒與歡笑,往往就在這半人半神的圖像中時隱時現著。
歷史與神話之間,其實就是如此這般的有趣與荒謬。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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