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幾何異構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符號中國與現實中國 | 盧斯達 on Patreon】

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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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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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符號中國與現實中國 | 盧斯達 on Patreon】

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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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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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這款 #Hermes愛馬仕 絲巾「#新型大劇院」 是RED上超級博主的推薦～
遠看是超立體效果的畫作 🤓 在劇院裡發現了什麼珍奇異獸呢 !
推薦聽聽看推薦短片～ #伽妃猫不是加菲猫 http://xhslink.com/D7q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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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es愛馬仕 賣場
► 蝦皮 https://ppt.cc/fOGoEx
► 奇摩 https://ppt.cc/fl0Sb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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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ès Grand Theatre Nouveau scarf 90

印刷工坊Épinal imagery於1796年在法國的孚日地區設立。在長達兩百年間，這家印刷工坊所印製的彩色插畫傳遍了整個歐洲，其作品的創作主題更是不勝枚舉：各種外來的 #奇珍異獸 和 #花草植物、豐富的工藝種類、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寓言和傳說，甚至謎語……
詹保羅·帕加尼（Gianpaolo Pagni）獲權瀏覽該印刷工坊的歷史檔案，得以探索其幕後的點滴。
他從看到的一些古代 #版畫 中汲取靈感，組構出這幅引人入勝的劇院場景，而景中的主人公則是千奇百態的野生動物。
幾何圖形的巧妙組合令人聯想到這位設計師善用 #印章圖案 的創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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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store歐美代購 #Hermes #愛馬仕
#絲巾 #愛馬仕絲巾 #爆款 #風水絲巾掛畫

#梅達特隆立方體 #生命之樹 #Tree of life

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HenHenTV的奇異世界，我是Tommy。
以前我有做過一個關於神聖幾何的影片，是最強的圖騰，生命之花，
而在生命之花裡面有很多生命種子，生命種子就是由六個圓形，結合在外的一個大圓形組成，加起來就是7個圓形，象徵著上天創造世界的七天，創造宇宙的七個階段，也等於七個脈輪，彩虹的七個顏色，也是一個宇宙的完整數。
宇宙萬物的設計不可能那麼的·巧合，它有它相似的基本藍圖。
而在生命種子醞藏著無限，當種子成熟後，就會超越之前的限制，變成了生命之花。我們只需要在生命種子的六個和外圍圓圈的接觸點聯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生命之花盛開了！
而在生命之花裡面，你也可以找到生命之樹，如果你把七個圓圈的每個交叉點圈起來，你會找到十個的點，把這些都連在一起，你就可以畫出生命之樹，這裡中間也有一個點，我們等下講生命之樹時會解釋。
生命樹，在很多的神話裡面都有記載，好像聖經的創世紀2章裡面有說到：
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里分為四道…………
這裡有說的，在伊甸園裡面，除了有善惡果樹，還有生命之樹。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要觀看的主題，點擊下方的時間軸：

Time Frame:

00:00 生命種子和生命之樹
00:41 宇宙的完整樹
01:02 生命之樹的構造
01:23 神話之中的生命之樹
02:23 聖經裡面的生命樹
05:00 卡巴拉生命樹
07:00 梅達特隆立方體
08:20 北歐神話的世界樹
09:14 世界各地的生命樹相同點
10:18 來畫生命之樹吧！
13:24 梅達特隆立方體的畫法

最後謝謝大家的觀看和支持咯！

☞〈我叫伊格言，這不是我的本名──保羅奧斯特《紐約三部曲》〉全文連結：https://www.egoyanzheng.com/single-post/2020/02/08/%E6%88%91%E5%8F%AB%E4%BC%8A%E6%A0%BC%E8%A8%80%EF%BC%8C%E9%80%99%E4%B8%8D%E6%98%AF%E6%88%91%E7%9A%84%E6%9C%AC%E5%90%8D%E2%94%80%E2%94%80%E4%BF%9D%E7%BE%85%E2%80%A7%E5%A5%A7%E6%96%AF%E7%89%B9%E3%80%8A%E7%B4%90%E7%B4%84%E4%B8%89%E9%83%A8%E6%9B%B2%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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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奧斯特 #紐約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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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自己是個特別的人嗎？還是你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真是這樣嗎？這是本集的主題，來自伊格言老師的文章〈我叫伊格言，這不是我的本名──保羅‧奧斯特《紐約三部曲》〉。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頻道資料處找到全文連結。

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紐約三部曲》由〈玻璃城市〉、〈鬼靈〉與〈禁鎖的房間〉三部中篇所構成，〈禁鎖的房間〉為壓卷之作。小說以第一人稱「我」作為敘事者；故事環繞著「我」與失蹤的童年摯友范修展開。作者奧斯特刻意隱去了「我」的名字──讀者們只知道「我」是小說中向讀者訴說故事的人，但並不知道「我」的具體姓名。請注意：這件事有著關鍵性的意義。

故事描述「我」的童年摯友──天才作家范修留下了兩大箱作品手稿，拋下美麗動人且即將臨盆的妻子蘇菲，突然消失於茫茫人海之中。這極可能是個預謀，因為「我」和范修長大後其實早已失聯許久，唯一可知的共同點是，二人同為作家。當時「我」寫作事業堪稱順利，是個小有名氣的雜文作者，被視為「評論界的明日之星」。然而儘管頗受器重，「我」可不見得那麼瞧得起自己。他是這樣說的：

剛開始，我也期待自己成為偉大的小說家，能寫出撼動人心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漸漸明白，這個可能性越來越小。我並沒有與生俱來的天賦，可堪寫出曠世巨著。有時候我甚至會告訴自己，放棄這個春秋大夢吧！就這樣繼續寫些雜文，容易多了。賣力一點，一篇接著一篇，好歹可以餬口飯吃。
我還不到三十歲，卻已經小有名氣，也開始寫作詩與小說的評論。電影、舞台劇、藝術展、音樂會、書，甚至球賽，都有人來找我寫評論。世人給我的評價是「評論界的明日之星」，但在我的內心，我覺得自己心態老邁，而且江郎才盡。我所做的，不過是一些無用之物。好像一盤散沙，風一吹，就會灰飛煙滅。

伊格言分析：這些關於「我」的背景細節設定其實意味深長──一位覺得自己一輩子寫不出偉大作品，高不成低不就的作家。在此，「我」的「個體殊異性」在這樣的身份設定中被徹底壓縮，成為幾何上無體積無重量的一個點。對，我們其實並不特別；這世上絕大多數的人，很可能都不特別。事實無比殘酷：只有極少數人具有驚人的才能。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平庸的，他們的生命歷程也難免平庸；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匿逃於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平庸命運之外。

─────
伊格言，小說家、詩人，《聯合文學》雜誌2010年8月號封面人物。
著有《噬夢人》、《與孤寂等輕》、《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拜訪糖果阿姨》、《零地點GroundZero》、《幻事錄：伊格言的現代小說經典十六講》、《甕中人》等書。

作品已譯為多國文字，並於日本白水社、韓國Alma、中國世紀文景等出版社出版。
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長篇小說獎、華文科幻星雲獎長篇小說獎、中央社台灣十大潛力人物等；並入圍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歐康納國際小說獎（Frank O'Connor International Short Story Award）、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等獎項。
獲選《聯合文學》雜誌「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著作亦曾獲《聯合文學》雜誌2010年度之書、2010、2011、2013博客來網路書店華文創作百大排行榜等殊榮。
曾任德國柏林文學協會（Literarisches Colloquium Berlin）駐會作家、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WW）訪問作家、中興大學駐校作家、成功大學駐校藝術家、元智大學駐校作家等。
Readmoo專訪1：如果在YouTube，一個小說家
https://news.readmoo.com/2020/01/07/200107-interview-with-egoyan/
Readmoo專訪2：那些關於孤寂的問題，以及......
https://news.readmoo.com/2019/03/21/190321-loneli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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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是什麼？我認為，好的小說是一則猜想──像數學上「哥德巴赫的猜想」那樣的猜想。猜想什麼？猜想一則符號系統（於此，是文字符號系統）中的可能真理。這真理的解釋範圍或許很小，甚至有可能終究無法被證明（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早就告訴我們這件事）；但藝術求的從來便不是白紙黑字的嚴密證明，是我們閱讀此則猜想，從而無限逼近那則真理時的智性愉悅。如若一篇小說無法給我們這樣的智性，那麼，它就不會是最好的小說。
是之謂小說的智性。───伊格言

[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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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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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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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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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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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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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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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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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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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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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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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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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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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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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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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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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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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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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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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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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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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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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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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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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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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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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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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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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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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