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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孩童時代無意識錄下的聲音被用來當作犯罪的工具，直到三十年後發現了錄音帶和筆記本，一股異樣感纏繞在心頭，越來越煩躁不安，在攤牌與隱瞞過生活的抉擇下反覆橫跳，最終決定翻起這件塵封已久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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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聲》故事採用小栗旬（報社記者）與星野源（曾根俊也）兩位演員飾演的角色來做雙線敘事，這兩條微微傾斜的線條最終交會於一處，種種線索也就拼湊而成，真相大白。然而這不單單只是個普通翻出成年舊案的故事，藏於其中的時代背景與對於正義的思辨拉高了整部電影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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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電影改編自塩田武士的同名小說，從頭到尾都在推導一個曾經發生在日本的真實案件—「怪人二十一面相事件」或者也可以說「固力果·森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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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二十一面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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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開始是固力果的社長被綁架從而被犯人要求贖金，而在之後犯人開始對各大食品公司進行投毒及勒索行為，並且在犯罪前都會寄出警告信，同時也對警察與媒體寄出嘲諷內容的挑戰書，有趣的是，在犯案期間儘管寄出了144封信件，犯人卻沒有從中獲得什麼實質利益，也沒有任何人受到實質傷害，因此日本民眾對於這個案件並沒有太強烈的厭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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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沒有實質傷害，但不可否認的肯定有帶來許多間接傷害，就像電影中的那三位聲音被利用的孩子，他們的人生都因為這份錄音而被改變，原本美好的童年就這樣一去不復返，原本心心念念的留學夢也煙消雲散。「罪之聲」顧名思義就是犯罪的聲音，然而對那三位孩子來說他們真的有罪嗎？不如說，是那些自私的大人令他們背負了這難以逆轉的傷疤，跟著他們長大，直至有人將此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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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正義無法抒發的大人們利用孩子的聲音作為犯罪的一環，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甘願讓純白無暇小孩沾染上那些灰暗，源自那個學運的時代的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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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學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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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曾根俊也的媽媽會認識他的叔叔光雄，並且讓自己錄下那段被用來犯罪的聲音皆是因為發生在1960年代左右的學運的一場相遇。對照現實日本，那時候剛好是六八學運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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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學運是指從1960年代開始到1968，在結合左翼學生與民權份子後展開一連串的反戰反官僚的運動，其中幾個比較註明的就是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的「哥大學生運動」、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布拉格之春」、韓國的「四一九學運」以及這次電影的其中一個背景，日本的學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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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俊也媽媽的那段學生回憶，標語寫著70年安保條約並且帽子上帶著的是「京共鬥」，所以可以推測應該是處於1968年全共鬥時期，包含當時日大鬥爭與東大紛爭的各種學生運動，以罷課、封鎖校園出入口、設置路障等等方式來達到鬥爭目的，可以算是1960的第一次安保鬥爭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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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鬥爭」顧名思義就是為了反對當時戰後的「美日安保條約」，俊也媽媽的加入這場學運的理由在於他的父親曾經被冤望而自殺，就如同大部分參加學運的人一樣，為了反戰反官僚而做出的抗爭。曾根俊也的母親與叔叔達熊代表著「團塊世代」的那一代人們，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曾在他的書中對團塊世代與學運的關係做出分析，團塊世代的人們接受的高等教育，社會風氣鼓勵發言與討論，而在這個人數最多的時代競爭相對來說也最激烈，一些弊端與陰暗就此產生，包含教育改革與日本的地獄考試制度下，開始想要改變社會的這種狀態的年輕人就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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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經濟復甦下，這批學生運動逐漸被新的東西吸引替代，學生運動也開始式微，俊也的媽媽也在這種狀態下退出了學生運動開始工作，對這群團塊世代的人來說，學生運動代表著一種自我認同，他們在其中尋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為著某些理想奮鬥，或許每個人想要的未來接不同，但在那個時候，他們卻覺得是往同個方向前進，直至被現實的洪流沖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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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敦弘執導的電影《革命青春》更傾向把這群人描繪成「人生如戲」的一群人，看似真實卻是虛假的狀態，同時小熊英二也評論這部電影，認為他試圖描繪出一群想當革命家的人最後其實也並不是真的革命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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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也媽媽後來有提到，學運到了最後只剩下一群激進份子，也就是後來出現的日本極左翼恐怖份子「日本赤軍」，在進行大量的恐怖活動後，接連被逮捕後直至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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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妥協下，澆熄心中熱情的俊也媽媽與叔叔達熊，在電影中因為「怪人二十面相事件」，重新勾起殘存的火苗，對他們說當年沒有完成的事情，終於有方式可以做出一絲宣洩，對於官僚體制媒體的嘲弄，就像是為了滿足當年的反抗，雪花般飄散而出，憶起了當時的熱血與理念，這些火苗讓他們蒙蔽了雙眼，也從此改變了三個孩子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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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栗旬飾演的報社記者在最後對達雄提出了問題：「用犯罪的方式報復社會，日本變成了你理想中的國家了嗎？你的所作所為只是改變了那些孩子的命運，你讓三個孩子背負上了罪惡，你破壞了孩子們的未來，那不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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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曾經說道：「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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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前達雄種下了自以為是美好的種子，實則只不過是邪惡的種子，而扭曲了三顆樹的結果，他們活的辛苦疲累，雖然最終仍有人開花結果，但卻是在經歷了風風雨雨的很多年後了，也有人就這樣摔倒在路上，從此再也爬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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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版業的寒色
從麥穗出版結業， 看獨立出版生態與危機

在瘟疫持續蔓延之時，繼在本地扎根超過40 年的大眾書局於3 月中旬突然宣布16 間書店全線結業，大型連鎖書店商務印書館亦宣布結束旗下兩間分店，連繫近日世界各地書業書商紛紛告急。近日，再次收到書業的哀號：一家在港經營20 年、主力文學及文化書籍出版的獨立出版社麥穗於4 月9 日宣布結業。連串敲響的喪鐘讓人惋惜感嘆，然而我們從中學懂什麼，或得到什麼啟示？

文———— 林凱敏

對香港文學稍有認識的，幾乎必然會知道陳滅的《市場，去死吧》，一本在2008年由麥穗出版、旋即絕版的詩集，麥穗更曾賣斷過的，有文於天《狼狽》、黃夏柏《憶記戲院記憶》及智海《默示錄》。從2000年代中起，麥穗就出版過不少得獎書集，在文學出版上佔一定席位，作家兼文化評論人鄭政恆如是說：「麥穗是在青文（書屋）最後階段時冒起的一家文學出版社，似乎是繼青文後比較重要的文學出版社。若從中文文學雙年獎得獎名單看，2005年至2006年算是麥穗比較出色的一段時間。」那屆雙年獎獲獎的麥穗出版包括黃茂林新詩集《魚化石》、葉輝散文集《煙迷你的眼》、可洛小說集《繪逃師》、陳智德文評集《愔齋書話：香港文學札記》，包含不同文學書種，有創作類及評論類。較宏觀地看，鄭政恆觀察到在1990年代尾，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對文學出版有一定影響，讓文學書籍開始有穩定的出版量，以及讓20多年來不同時期的文學出版社得以持續經營，其間以文學文化作為重點去建立自家品牌的出版社相繼而生，包括青文書屋、文化工房、匯智等，麥穗固然是其中之一，這類出版對本土文化裨益不淺：「文學出版本身不是一種很商業的行為，有藝發局是好事，可以平衡香港大眾市民的閱讀質素。」

可是，能成功申請藝發局資助的出版社始終有限，文學界相對其他藝文界別獲得的資助額可算寥寥，譬如不及於戲劇或音樂等界別，然則這類非主流出版社終究需面對外界市場機制及種種經營壓力，而隨着青文、麥穗等慢慢沒落，鄭政恆看到的是，「這是一個很困難的生存遊戲」，在殘酷困境下，一些出版社被迫淘汰。

出版人的「對手」太多

要在逆境下存活，不少獨立出版行內人都一兼多職、過着斜槓（slash）生活，麥穗負責人之一徐焯賢說：「跟很多其他文藝工作者一樣，我們很多心力其實都放在教學、教育工作坊等方面，若只做出版的話，很難維生。」回顧多年經驗，他說麥穗在做的更多是推廣、教育及舉辦工作坊等工作，以平衡收支。走進校園，接觸青少年市場是不少出版社其中策略，對出版社來說這市場較易掌握、比較「有數得計」。可是最近數年，他留意到「要令人對一件事感興趣、對書有反應」，比以往更形困難，「你不知道怎樣可以點燃別人的興趣」，即使是獲獎作品，他說也不見得會賣得好。

為何會有如此情况？徐焯賢以較寬容的角度看：「做出版的人要競爭的對象很多，也許要面對的，更多是非出版行業，你不看書，可以有很多其他事做，有很多其他選擇，人的時間畢竟有限。」在視像娛樂變化萬千、資訊爆棚的年代，書，對於很多人來說，不如別國意大利在疫症下優先放寬書店時所說的，是「必需品」。書業步入寒冬期，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認為閱讀氣氛差、認真讀書的人減少是箇中原因，他形容現在是「碎片化」時代，「大家不讀長文、不再捧着一本書讀」，另外至關重要的因素，他認為是「教育制度出問題了」：「你令到啲學生淨係顧住睇教科書，或者教科書相關嘅嘢，而唔去睇雜書，呢個係好大影響嘅！」延伸到社會層面，「三中商壟斷，當它們入書有選擇時，變相冇咗多元化、多樣化，而出版社受制於它時，出版內容亦會變得較狹窄，大家便不會有興趣去寫一部大書，近來都沒有」。

若書展告吹 出版業雪上加霜

彭志銘解構出版行業的連鎖關係，出版行業包括出版社、印刷、發行 、運輸司機及服務、零售等，它們環環相扣。大型連鎖書店相繼結業，鏈帶表面出現問題，顯示買書的人減少，此外「當三中商壟斷了全港書業七至八成的零售額，即是說只有兩三成是其餘的獨立書店或其他書店」，然而矛盾又弔詭的是，「現在很多香港人都不喜歡三中商，一個中資大財團，以任務為先、意識形態為基調，有一班年輕人說罷買，雖然罷買似是在對付中資機構，但因為它佔據全港書業大部分零售額，即是說，最後受影響或受損的，都是小出版社」。代理多間港台出版圖書的獨立發行商里人文化，近來因經營困難無奈地結業，加上早前聯合書刊物流把倉庫由本地遷移至內地，對很多小型或獨立出版社造成的影響不小。再看看出版的另一環：印刷，據彭志銘所了解，很多印刷廠商已結業，競爭減少導致出版成本上漲，加上租金等問題，使小出版社小書店都在狹縫中顫顫巍巍地生存。這生產鏈上另一層，還有編者、作者，鄭政恆認為香港需要更多新的作者、新的策劃者以不同方式去編輯，在文學出版上需要持續展現活力動力。彭志銘觀察到本地出版量不斷下跌，雖然香港現時沒統計機制計算，但他說，以行內人自身觀察，香港本地出版持續減少，從台灣運過來的書種亦比以往少，以往久不久會有一本「好爆」、「坊間有voice有人討論」的書，但現在真的很少，「可能由舊年6月開始，運動再加瘟疫，大家都很忙、心情都放不下，所以現在爆出好多商店唔掂，唔止書或出版，即是說大家都冇心情去睇書」。

去年底因社會運動，自2009年起民間自發舉辦的九龍城書節需要取消，今年一年一度於7月舉辦的香港書展，又在全球疫情未轉好的時勢，具停辦隱憂，至今未有定案，兼任中小企書刊業商會副會長的彭志銘說，貿發局在6月中才能確定書展能否如期舉行，對出版業界潛藏着更大衝擊，鄭政恆指出：「這些透過書展去接觸讀者的活動，若接二連三再度取消，接觸讀者的渠道就更加有限，7月的書展對出版業界是一大盛事，也是營銷的命脈所在。」彭志銘以超過30年經營出版的經驗，闡釋書展的重要：「每年參加書展的現金流對書商影響好大，因為畀發行的話，發行商會在3個月後才找數，但如果在書展，可以即時收到現金，而每年書展佔據每間中小企平均40%收入，即是說全年接近一半的收入都在這個書展攞到，如果書展搞唔成，我哋係唔夠錢去運作或者會頂唔住。」

行業救亡亟待轉型

相比大型書商，獨立出版行業固然在出版內容上相對獨立自主，由年輕力壯時自己做發行、全港九新界拖着行李箱四圍走的徐焯賢，在談及近日麥穗結業時平靜地說：「我以為只是一家很普通的公司結業了，做了20年覺得很困難，希望轉一轉環境和工作模式。」問到有沒有不捨？他說當然也有，尤其近日愈多報道或文字紀錄湧現，但他豁然說：「我讀人類學㗎嘛，好多嘢都睇得好開，緣起緣滅，所有嘢都變幻不定，唔捨得都冇辦法。」對未來出版該怎樣轉變、如何走下去，他說大家要一起探討，「用以往模式去做是困難的，不可能像以往一樣，一個好出名作家的書賣賣賣賣，賣到好墟冚，現在要做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事」。

那麼獨立出版，或文學文化出版未來該如何走，有沒有出路呢？鄭政恆建議說：「可能是轉型，更多地在網絡上宣傳，第二點可能是，文學出版社不可單靠藝發局或單靠一個水喉、一個書種，始終任何單一化的營運，對於它的生存都不利，或許不止出文學書，應該多元化些，例如出版多一兩種書，無論是旅遊書、財經書也好，需要分散投資，令出版社的讀者圈不至太過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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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政恆最喜歡的麥穗出版，由鄧阿藍和馬若著、也斯寫序、陳智德編的《兩種習作在交流》，是少有的二人詩合集，具關注民生的平實詩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