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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全文：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02/76ZXRNCDZNCQRGCFFIG3JRLV4I/?fbclid=IwAR1q3J3VgMPs-zx4YFmL24wFh6oUf7h8ydOfjeWX_vIhW2-x3R3ccXEjyHw

＃神父的鹽
　
七月到了，鬼門開，各式各樣的鬼魅跑了出來．
　
有柯文哲要陳佩琪擔任精神領袖，有陳玉珍嚷嚷著要去東沙島干預國防，有太空人邱淑媞跑出來吶喊，「重手傷害基層，如何打仗？」，她發表一篇官場現形記，批評彰化衛生局被政風調查，她語帶諷刺地，扮演起她心目中的指揮中心，「長官明明就說入境不驗，怎麼還有人白目去驗？」、「更不要說前陣子的萬人篩檢了，撈出一堆漏網之魚，害主張不檢驗的大官顏面無光，如此 『犯上』、怎不罪大惡極呢？」彷彿彰化衛生局被調查，只是因為彰化篩了確診個案，戳破了中央所隱瞞的疫情，所以令大官不悅．
　
邱淑媞喜孜孜的發出警訊，宛若當年她太空裝傳來的「嗶嗶」聲，大聲的警告全國，氧氣筒的氧氣不足，要多多補充．
　
接著，有台民黨立委蔡璧如接力，「陳時中此舉是防疫神話被戳破而惱羞成怒，用政風行為迫害國家人才，糟蹋防疫第一線人員的苦心，重挫第一線防疫士氣」
　
又有羅智強痛批「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鴻薇登高一呼「陳時中下台！」
　
這一連串完美的演出，如果照著各大國民黨、台民黨串聯的劇本走，恐怕陳時中被胡亂罵了一番，成為十大惡人之首，既然是惡人，就乖乖下台，連辯駁都不用，我們不想聽，台灣人傻呼呼的，拆了自己防疫的屏障，照著他們完全沒有根據，也無風險評估，充滿不確定性的普篩邏輯走，說是普篩，不如說是亂篩．於是台灣從防疫第一的文明島國，將進入國民黨指揮，民進黨負責的黑暗時代，全島恐怕成為一群無知學者的實驗場．
　
在這亂流之中，不得不佩服聯合報，刊載一連串的組合拳，諸如「台灣輸出病毒」、「政府查辦『吹哨者』讓人覺得似曾相識」、「陳時中下令調查彰化衛生局 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嗎？」、「政風查彰化衛局 施文儀：啼笑皆非」、「陳時中不普篩真相 『健保三倍券』讓醫護淪醫奴」、「【重磅快評】陳時中令政風查吹哨者 怕防疫神話倒了？」
　
加上種種引用過氣政客的話語當作一種至理名言的深度報導，不具名主筆室的各種謬論，其出手之快、狠、準，堪稱中華民國媒體界中，無人能出其右的「王八拳」王者，我想，連紅媒中時都甘拜下風．
　
不過邱淑媞倒是點出了一個重點，　

「中央發布案例後被質疑入境無症狀不是不採檢嗎？次日宣布衛福部部長陳時中已下令政風進行調查．」
　
是阿，當初不是同一批人，質疑案４８５，來自美國的少年，「不是沒有普篩嗎？無症狀為何可以在居家檢疫第１１天接受採檢？」把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罵個臭頭，嘲諷「滾動式篩檢」、「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時鐘就是可以搖可以擺」，甚至，「跟共產黨一樣，能蓋就蓋，抓到亂蓋．」
　
結果，被發現這並不是指揮中心的本意，是彰化縣衛生局的獨斷，陳時中請政風處徹查，又變成，
　
「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由此可知，這一幫人眼中，無論怎麼做，都是不對的，任何行為，都可以描述成「跟共產黨一樣」，這就是典型的共產黨鬥爭手法．
　
我只看到一群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想把對方抹成跟自己一樣下賤．
　
形容彰化衛生局長是「吹哨人」，又說「牙醫當衛福部長，台大公衛只能當衛生局長」，諷刺陳時中不懂專業，好像忘了這個牙醫，如何帶領台灣人度過險境，換得世界上風雨飄搖，美麗之島卻得以免除疫病的榮景，而這將病毒阻絕境外的功績，竟然比不上僅只是篩到一名還在隔離中的確診者，這樣目光，狹小如豆．
　
葉彥伯是否為吹哨人呢？這樣的比喻，似乎是種混淆，吹哨者（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ｅｒ），又可以稱為扒糞者，舉報者，告密人，換句話說，是揭露一個組織內部非法的、不誠實的或者有不正當行為的人，吹哨的行為有分幾種，對內揭露，或者對外揭露，吹哨人可以選擇將有關資料交予第三方組織，吹哨人往往容易遭受被吹哨者的報復性打擊．
　
我們看彰化衛生局違法實施普篩，甚至不讓指揮中心知情，將還在隔離中的人抓出來實施核酸檢測，要他們自行到醫院，而當中還發生了採檢防護不確實，使受驗者置入傳染的風險之中，例如自行用走路、騎腳踏車去醫院，甚至照ｘ光片，前一人測完，後一人立即躺下的情況．
　
在這邊有個謬誤存在，雖然葉彥伯不斷強調一切依照中央程序，或者有人不斷引述陳時中所稱，受檢者自行搭車、家人陪同去受檢沒有問題，甚至跳針到磐石艦的情況，這些都是在狡辯．
　
陳時中所稱的情況，是在ｃｄｃ或者衛生局照著正當程序，請人去受驗的情況，這是特殊情況，彰化衛生局自作主張，還找了１５００人離家檢驗，這本身就是來源不正當的毒樹果，不應該叫出去的，你叫出去，使之曝露在額外的風險之中，那就不是正常情況可以將之合理化的，而１５００例，又加強了這種風險，這是很明顯的例外凌駕通則，把不正常的當成正常，這就是看到救護車闖紅燈，所以每個人通通都可以闖紅燈一樣，是去語境的謬誤．
　
我們不會將隔離者擅自外出，自己開車，就等同於依照正常指示下開車前往檢驗，或者說，因為指揮中心請人開車自行前往，就等於隔離者開車這件事沒有風險，而不能被指出．
　
而又有基層的護理師爆料，長官為了研究要我們去欺騙民眾，ＦＢ上請居家檢疫的民眾去採檢是真的事情，他們那時覺得不可思議，但又不能對外說什麼．
　
而彰化另一件萬人抗體檢測報告，也是逼迫衛生所人員打電話請出關的民眾來抽，若民眾不來，還要寫檢討報告．
　
亦有醫護人員出面指稱，彰化衛生局為了普篩研究，強迫基層醫護抽血，「突然要篩檢彰化境內醫護人員有無感染肺結核，所以大家只能配合，也都被抽了兩管血、皮下測試．但我們根本沒有拒絕的權利」、「有被拿去做跟肺炎相關的研究，問題是，問卷單張上完全沒有跟肺炎相關的文字說明，實在很難接受這樣不光明正大的作法…」
　
由此可見，真正的吹哨人，是這些醫護，甚至是陳時中，他請第三方政風處調查，卻遭受報復性打擊，而彰化擅自違法普篩的行為，一開始被懷疑是指揮中心幹的，被指控標準不一，當指揮中心調查的時候，又是指揮中心不對，被指控是共產黨、東廠．
　
這群人，就是不管對或錯，一律都是指揮中心不對，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防疫，而是要把防疫的主責者弄垮，而完全不顧是否會使台灣疫情蔓延，連自己也受害，這些人，完全就是一群母親的子宮裡，腦部尚未發育完全的嬰孩，急著扯掉母親的子宮，認為自己就能加快出生，其實是快速死亡，既任性，又悲哀．
　
怎麼看，都是這一群智障，把吹簫的人當成在吹哨，而吹哨人試圖吹起哨子的時候，他們急著打擊他，扯下他的哨子，塞在闖禍者的嘴裡，他們害怕真相被揭露，所以惡人先告狀，要讓真正的吹哨人淹死在謊言裡面，讓世界填滿他們美妙的簫聲．
　
不如這麼說，國民黨這些人，台民黨的四趴白共，還有聯合報的主筆室，真的是會下地獄的阿．
　
為何說，「彰化模式」是行不通的呢？
　
雖然他篩出了還在隔離中的一人，但是篩了１４００人才得出了那麼１位，顯然成本效益不成正比，篩檢能量是有限的，這樣子假公濟私，任意普篩的結果，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為了這麼一點研究中的自滿，故意挑病毒量最高的時候，硬要隔離者出來篩檢，使群眾曝露在感染的風險之中，是以，有隔離一天就被抓出來篩的，三天被抓出來篩的，還有十天被抓出來篩的，浮動的標準，彰化衛生局說了算，如此為篩而篩，製造出多少破口呢？
　
又，「彰化模式」跑出的結果顯而易見，我們可以從吹哨人的口中看出端倪，一名彰化民眾，沒有症狀時，被要求篩檢，等到出現症況的時候，又因為已經過１４天，只能自行到急診篩檢，而且還要自費．
　
由此來看，這樣的篩檢，並不是聚焦在防疫，或者以患者本身需求為出發點，而是聚焦在衛生所的需求，他們希望能篩出病毒而已．
　
這有什麼差別呢？當你只是單純的為了篩出病毒，就跟手術開刀只是為了數據，而不是為了拯救生命一樣，人將不是人，只是被篩檢的有機體，為了篩出無症狀感染者的一個病毒，將應該被篩檢的，有症狀高風險的人置若罔聞，甚至為了追求篩出病毒，而將患者容易出現病毒的情境，曝露在群眾的風險之中，捨本，而逐末，即使篩到了一個，但是漏接了好幾個，甚至主動製造破口，「檢疫能量是有限的」，依照「彰化模式」，就是把能量打在無症狀者身上，而分散了有症狀者的能量，其對照的例子，應是比利時工程師，他在台灣的接觸者全為陰性，而肺部病毒存在時間至少３個月以上，感染地應在英國或比利時，他們抓的，就是這個沒被發現，但體內存有病毒的「無症狀傳染者」，研判他會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病毒傳播，造成社區感染，然而，這位工程師顯然並沒有造成傳染跡象，而且本身的抗體毒值正下降中，所以「無症狀傳染者」是否會造成真正的損害，有待商榷，當他出現症狀時，有可能會被篩檢到，他沒出現時，不具感染力，有自行康復的可能．
　
是否要為一個極端的例子，而改變整體策略？但可以知道的是，就算改變策略也不會是「彰化模式」，他比較像普篩前進行的前置實驗，以研究為目的，導致檢疫能量一半分給正常的情境，一半分給不為人知的「類普篩」情境，減少有症狀者的篩檢機會，給無症狀者較多的篩檢機會，這無疑是為了大海，放棄漱口杯，但任誰都知道，漱口杯撈針比大海撈針還來的有效率，「彰化模式」稱不上是「精準篩檢」，他是不精準的，不但不適用彰化，也不適用全台灣．
　
誠如彰化縣長王惠美所說，「都是經過我王惠美同意的，要不要一併來把我調查一下，十歲的孩子，如果我們沒有篩出來，他就在社區趴趴走，他是不是一個未爆彈，那我們這樣做哪裡錯．」
　
這是假定，十歲孩子出現症狀後，不會被篩檢到，在隔離期間或隔離之後，十歲孩子被遺漏之後，會是無症狀的傳播者，然而，現行檢疫有其科學根據，普篩邏輯的彰化模式，存在太多的假設和推論，而且沒有效率，更有根本的公平性問題，和造成指揮系統混亂的問題．
　
部分民眾的心理，對於普篩的期待是，能確定自己有沒有病，而免除恐懼，對於無症狀者的篩檢，我們要問的是，為何是彰化？還有一個人可以篩兩次，一次精準篩檢、一次萬人篩檢，而萬人篩檢表面上是研究，實則有顯著的目的性，要求政府普篩，改變現行防疫策略，而這份即將到來（？）的報告，反而像是想把防疫主導權操之在己的政治籌碼，用來威脅和推翻現行檢疫政策，滿足少數群眾的「政府隱瞞疫情」、「無症狀傳染者到處造成社區傳播」、「民進黨政府蓋牌」的想像．
　
而到了報告應該公布的時候，卻搶先蓋牌了，彰化推給台大公衛主導，台大公衛稱代表他個人，這個彰化萬人血清檢驗報告，還沒經過同儕審查，也不確定受檢者是否知情同意，科技部表示，當初申請計畫內容並未包含血清抗體調查計畫，而報告也沒通過研究倫理審查．
　
如果要進行無症狀的額外篩檢，也應該是針對疫情較為嚴重的台北、新北，什麼時候會是彰化？而王惠美甚至還大言不慚的說「錢是中央出的」，簡直是慷全民之慨，這個縣長領導下的彰化縣，不服從防疫指揮，使系統混亂，私下普篩，又稱所有的案例都在電腦上，這種浮報的案例，不會造成系統混淆，導致指揮中心誤判嗎？為何要使全台灣人置入風險，然後彰化縣好處全拿？生雞蛋無，放雞屎有，飼料又吃得特別多，這個縣長是不是自認為彰化縣好就好，全台灣死人無所謂？
　
何等短淺的眼光，卻自稱超前部署，何等自私的思維，卻說是在守護全民健康．
　
可謂是，惠美一人爽，全台火葬場．
　
王惠美如要負責，就應該現在下台負責．
　
而台大公衛教授詹長權稱「搞不懂政府為什麼這麼做？台灣怎麼了？很難過！」又搖頭晃腦地表示「如果所有縣市都可以如此積極檢測找出無症狀者，就可以堵住這類型個案進一步傳播，讓疫情不致於擴散到社區．」
　
這是顯著的公私不分，將少數集團的個人利益，替代掉整體公眾福祉，明明為了私利，卻說成是為了大家，明明是一個人犯了錯誤，卻指控整個台灣有問題，這樣的謊言，不但自私，而且卑鄙，乃至於如果全台灣都照著「彰化模式」去「積極檢測」，那不出三天，全台即將淪陷，若每個人都偷天換日，陽奉陰違，隱瞞指揮中心，私自檢測，各行其是，上情下不達，下情上不通，則防疫必將癱瘓，檢疫能量必然會虛擲，被分食殆盡，當境外阻絕一垮，那就真的趁了這些智障的意，台灣社區感染流行，只能開始普篩．
　
管子曰，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指揮中心一開始的令發不出去，這叫滅；發到了中途即停滯，這叫擁；下面的聲音傳不到上面去，這叫塞，下面的聲音傳到一半，變成全然不相干的玩意兒，叫做侵．
　
至於詹長權此類學者，看起來像個學者，其實根本是教宗，無論是說什麼比利時工程師在台灣感染，還是彰化違法普篩莫名跑出來圍事，責推台灣人，或者是台大公衛教授陳秀熙，整日宣稱有無症狀感染者，要普篩，後來又強調自己從未使用「普篩」一詞，然而，無論是「陳秀熙建議 台灣應盡快展開新冠肺炎普篩」、「比利時工程師入境三個月後感染　陳秀熙：凸顯入境普篩重要性」，都可看出他如老媽一般，諄諄教誨，耳提面命．

而「全面實施境外檢測」、「台灣防疫部署下一步？陳秀熙：在快篩抗體試劑」、「陳秀熙尤其推崇德國大規模社區篩檢」、「抗體快篩是全世界現在思考的防疫重點，也是台灣最快五、六月以後無法迴避的議題．」、「過去我們是採用症狀的篩檢，我一直講的是說，我講的是擴大檢查，在境外的擴大檢查，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做快篩，加二階段的確診的核酸系列．」無一不是普篩或者入境普篩的邏輯，都是要改變現實的篩檢制度．
　
而這兩個自稱台大公衛學者，又提倡減少居家檢疫天數，增加檢疫次數，如冰島不分對象，兩次篩檢配合居家檢疫五天，以入境普篩替代１４天檢疫隔離．
　
五月的時候，疫情趨緩，開始有解封的聲浪，詹長權表示，冰島是全球每單位人口檢測做最多的國家，冰島和目前大多數國家一樣，實施入境需檢疫１４天的規定，不過，冰島政府預計在６月１５日前決定，讓到達的旅客都接受核酸檢測，只要結果為陰性就可入境，不必再檢疫１４天．
　
陳秀熙表示，解封後要思考對經貿活動造成的影響，全世界已經有多地進行大規模抗體檢測計畫，檢測計畫變成取代１４天檢疫的方法．並稱因應未來可能有大量境外移入個案，要配合血清監測計畫．
　
六月份的時候，發生日本女留學生在台染疫事件，疫情轉而嚴峻，「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台大公衛：下階段防疫可借鏡冰島『代替１４天檢疫隔離』」陳秀熙表示，「該名女學生２月入境台灣，６月下旬返國在機場檢疫遭到確診，其間有４個月時間，要說２月先遭感染入境持續維持無症狀，機會非常的低．」暗示在台灣被感染，但事實上，日本女學生在台接觸者全為陰性，７月時自費篩檢亦顯示為陰性．
　
陳秀熙指出，透過日本女學生個案，應該重新考量入境檢測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外籍人士的防疫措施檢討，另他也提到，台灣社會很在意是否零確診破功，應該慢慢轉成著重於「零新冠重症、死亡個案」．詹長權則進一步說，「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又講起冰島來，「他們已經開始入境檢測替代１４天隔離檢疫」．
　
７月的時候，疫情又趨緩，詹長權又建議，台灣邊境解封可比照冰島，採取入境檢測或１４天隔離檢疫兩者擇一的方式．
　
８月份，台灣一例返港的女性確診，又掀起台灣輸出病毒的聲浪，然而，該返港女性第一次採檢為陰性，第二次為陽性，在港居家檢疫曾逃跑，被香港列為本土病例，亦有越南移工，自台返國被確診為陽性，事後通知，是在越南隔離時被傳染．
　
陳秀熙表示，建議採取「精準入境」策略，例如高風險國家除入境檢測，檢疫第五天二採；中風險國家入境者檢疫第五天採檢；低風險國家維持居家檢疫１４天，如此可將境外漏網之魚降到極低，這又是在偷渡入境普篩．
　
台大公衛學院又於１２日發表，「入境旅客是否應全面篩檢？」記者會，陳秀熙又籲入境檢測２次，居家檢疫縮短至５天．
　
１９日，檢疫旅館拉警報，陳秀熙建議，現行一律隔離檢疫１４天政策下，檢疫旅館不夠、檢疫量能緊繃已是無可迴避的議題，中央應慎重考慮依照入境國風險分層進行一到兩次篩檢，可兼顧縮短檢疫天數和保護社區．
　
２０日，「籲入境者兩次篩檢 陳秀熙：居家檢疫５天成本更低」，又以居家檢疫一天１０００元、檢驗一次３０００元加以計算，結論是「入境檢驗＋居家檢疫５天再次檢驗」最便宜．
　
總而言之，疫情不管趨緩，還是嚴峻，這兩位學者就是一律照冰島模式，縮短檢疫天數和入境普篩就對了，防疫旅館不足，扯入境普篩，有疑似自台灣返國確診案例，也一律說是在台灣感染，所以要入境普篩．
　
這都是先有定見，再由其他案例和情境套入，說如此這般要這樣才對，結論通常只有一種，入境普篩，這叫做傳教，並非科學．　
　
這兩人天天開入境普篩佈道大會，台大公衛學院簡直是他們的禁臠，可以說是普篩的傳教士．
　
事實上，如果要擴大篩檢，也應該是針對有症狀者，例如本土上，今年或去年，有肺炎、氣喘、呼吸道症狀者，應以他們為目標，而非鎖定無症狀傳染者，對著假想的敵人打空氣．
　
先前指揮中心曾就沒有旅遊史也沒有接觸史的第１９例肺炎死者進行回溯採檢，如果真的懷疑本土有感染，應該是朝這個風向去尋找．
　
而全台最大的普篩仔，大概非新北侯友宜莫屬．
　
這傢伙明明是個外行，先前說要封城，又在彰化在隔離時篩出個案登高一呼，要全面普篩，侯稱「令人想到到底有多少無症狀確診者，因為無篩檢而出去」，又指出「彰化衛生局篩檢出無症狀確診者，是中央律定範圍外的對象，是否成為破口，再次呼籲中央針對入境者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居家檢疫、自主健康３層保護，彰化這件事就證明入境者沒有全面普篩，會讓國人害怕．」
　
後來風向大變，彰化被發現根本是違法普篩，這個普篩仔又自爽的表示，「至於中央研擬對於１２個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全面普篩，侯友宜說，謝謝中央聽到他今年３月份就開始提到，入境者在居家檢疫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嚴格的居家檢疫，雖然剛開始（中央）沒有採取作為，陸陸續續開始評估高風險（國家）先來做全面普篩，起碼要再做滾動式修正，落實當時他所提到的入境者全面普篩的目標跟方向．」
　
簡直是高虹安上身，結果被發現這個１２國普篩根本是被放出來的風向，根本沒這回事．
　
侯友宜在事發之時，上演這１２國記來轉移焦點，從３月開始不斷增添柴火，結果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等到國民黨開始要求１４縣市一齊普篩，上演１４國記，這個全國最大的普篩仔又縮了回去，一面稱，「目前新北市跟中央一定是並肩作戰．」另一面又稱「他在今年３月就不斷強調入境全面普篩，將病毒阻絕於境外，希望中央重視地方的聲音」，一面說「量能夠的時候，他希望能夠普篩，若不足，先從高風險國家先做」另一面又煞有其事地大喊團結，「同的敵人是病毒不是自己人」，這種三面手法，普篩也要幹，會配合中央，又要當公道伯呼籲大家別吵架，卑鄙猴之助，不是浪得虛名．

至於彰化衛生局長葉彥伯，他可能以為自己是背著天庭盜取天火，送往地上的人間，一副俠醫精神，但他不知道的是，天庭不是天庭，也和彰化一樣，都在人間，隨意盜取篩檢能量，是一過，被發現後吶喊基層士氣被打擊，是貳過，拿眾人的火替自己取暖，根本是打擊全體基層和百姓的士氣；被發現後訴諸悲情，為自己開脫，卻釀起鬥爭，和國民黨串聯，惡人先告狀，劍指指揮官陳時中，這就是在打擊全體防疫的士氣．
　
當他跟著一群衛生局基層人員，接受王惠美的獻花，搞成一副悲壯的場面，說的一副為基層的樣子，實際上，只是拿基層工作人員們當擋箭牌，他們要陪局長獻花，又要被抽血，如同做直銷一樣去拉篩檢，葉局長可曾想過他們被當成工具人的心情？　
　
他以為自己是普羅米修斯，但實際上，比較像馬謖．
　
諸葛亮叫馬謖守街亭，要依水在山下設陣，豈知這馬跑上山去，稱什麼「置之死地而後生」、「背水一戰」，說我軍居高臨下，敵兵無所遁形，哈哈大笑三聲，擅自更改策略，結果卻斷了水源，失了街亭，大敗而歸．
　
他把大敗說成是大勝，抗命違規，說成是服膺指揮，我有裁量權，應該要被斬了，周圍一干馬稷幫，卻跑去斬諸葛亮，還要蜀軍全部都要用街亭佈陣，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
　
照他的佈陣，蜀軍兵力是用之不竭，蜀軍糧草是吃之不盡，蜀軍水源是靠天降甘霖，蜀軍指揮可以是多頭馬車，恐怕只有全國陷之死地，無人可以後生．
　
彥伯，可謂台灣之幼常也．
　
後疫情時代，我們要面對的，可能不只是病毒而已，還有應著病毒而起的，「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
　
臆病，在日文中有膽小的意思，亦有疑神疑鬼，徒增痛苦的意思，在疫情的當下，遏止心中的不確定感，恐慌的心情，比災難本身造成的結果，還要重要，所以，與其擔心自己有沒有生病，不如祈禱疫病直接降臨，讓自己染病，讓災害直接發生，這樣子，大家都清楚了，大家都平等了，不用再擔心病毒在哪裏了，把自己遭遇到的各種煩惱，都與未曾謀面的病毒相連結，只要確認自己生了病，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不安全的，那就可以歸因各式各樣的煩惱．
　
而這樣的心情，就會被一群想法完全相反的菁英（他們自認為）所利用，他們期盼更多的災難，更多的恐慌，好讓自己支配群眾，實踐自己心中的模型，他們像是一群好戰的戰士期盼戰爭，也像是膽小僧侶，躲在幕後用信仰驅趕羔羊，無論如何，這都是野心，而非真心為了群眾福祉，他們迫切證明自己的智慧，自己是有用處的，如此，就墮入了理性的漏洞，誠如霍克海默所說，
　
「一種思想的發展，這種發展只以最有效的方法為目標，而不反思目標的合法性，將人變成單調的器具，而不承認人本身及目的的社會．」
　
這些人，不算是專家，頂多算是專業而且訓練有素的狗．
　
這群台大公衛學者，在想著篩檢別人之前，不如先去台大精神科做一下精神鑑定吧．
　
而另一群政治狂熱的戰士，他們認為現階段台灣防疫的成果，阻礙了自己的利益，卻忘了，自己的生命也在防疫保護傘的庇蔭之下，先有健康無虞的身體，才有他們出的那張嘴．
　
他們像群賭徒，四處丟擲硬幣，與人打賭，「等一下就會發生地震」，等到地震發生，房屋崩垮，就連他打賭的所在，酒店也垮了，他們仍滿意地看著那群四處奔逃的人，高興地對他說「你看，我說的對吧？」
　
這群人不信任台灣的防疫結果，拼命想戳破他以探求所謂的「真相」，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他們把災難視為是支撐自己動搖的世界，的一種莫須有的憑依，這種病態的連結，將會使得人們祈禱災難發生，當所有人的世界搖搖晃晃，自己的世界才能感到穩固，這種「我對你錯」的思維，其實是不理性的災難關聯．
　
若是要探求「真相」，戳破「神話」，那還算好了，就怕他們主動製造災難，這些「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的下一步，恐怕就是自己主動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引入病毒，造成大流行，來證明自己的普篩之正確，台灣防疫是假的，都在蓋牌，台灣輸出病毒，台灣跟中國一樣爛，陳時中下台...等等，病態的思想．
　
神父曾以大衛迎戰歌利亞來比喻，那些求取「夾縫中自由」的人們．
　
面對龐大的巨人，大衛只有從拉谷溪水中挑選的五顆石頭．
　
儘管是這樣強烈的不對等，但人們從來不會放棄在地上放上釘子，希望讓大衛踩到，讓這樣的不對等再更增加一些．
　
儘管他們知道，每擋下巨人揮舞的粗大手臂，就增加了每個人的生機，大衛倒下了，他們也無法倖免．
　
但是此時奮戰的大衛，那個嬌小的身影，在他們眼中，卻比巨人還要龐大，還要來的感到壓力．
　
他讓他們沒辦法做平常喜歡做的事情，比如，提問一些無腦的問題，發明一些無腦的理論，或者是狂幹民進黨．
　
但他們不知道，這個不自由不是大衛造成的，而是巨人，和他愉快的非利士夥伴，所造成的．
　
陳時中不是病毒．
　
拿走你的釘子，停止扯後腿，看看那些奮戰的人，他們的肩膀，都跟你一樣瘦削．
　
你應該看著他們的堅強而堅強，而不是因為忌妒蒙蔽了雙眼．
　
你應該是個大衛，一起對抗巨人，守護自己的家園，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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