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律師參與，加強橫向聯繫，貫徹犯罪被害人保護】
這個星期三，我和法務部長、法務部保護司司長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董事長（由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兼任），討論了兩個在我心裡許久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願意投入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的律師，比願意投入法律扶助的律師，少了那麼多？
依據最近的統計資料，法律扶助基金會共有4,345位扶助律師，但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竟然只有205位律師，差異非常的明顯。
影響律師加入的意願，有一個因素是：犯保律師需要義務服務。
依據犯保的規定，每年需要「義務服務犯罪被害案件一定項次」。以我曾經服務過的台中犯保為例，每年的義務服務次數約為４次，並且在義務服務次數完成，才會有支付少少酬金的案件。
然而，服務過程中，無論是時間、努力甚至耗材的支出，無一不是成本。而犯保服務的對象，是死亡、重傷或性侵害等重大犯罪的被害人或其家屬，心理壓力和疲累遠比一般案件沉重。
事實上，在這類案件中，律師除了法律服務以外，往往還要投入相當的時間，承接被害人及家屬的情緒。也就是說，除了專業服務的提供以外，還有相當程度的情緒勞動。
在這樣的狀況下，願意投入犯罪被害人保護的這205位律師，幾乎都是靠自我犧牲，一路相伴被害人。
因此，我建議部長，可以考慮降低或取消義務服務次數。除了鼓勵律師加入以外，更不要讓願意付出時間心力，幫最弱勢被害人承擔的律師們「自費」擔任犯保律師。
第二個問題，是重大案件發生數量，和犯保開案數量的嚴重落差。
在我國，只有死亡、重傷及性侵害的犯罪被害人，才能在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扶助範圍內。在2019年，地檢署起訴的案件，死亡或重傷的被害人有4,767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有1,802人。然而，犯保開案統計資料中，死亡或重傷的案件數只有1,526件，性侵害犯罪只有289件。特別是重傷及性侵害的被害人，犯保更是嚴重的「漏接」。
在高度的落差之下，不只表現出犯罪被害人對犯保制度的陌生，更突顯了相關機關與犯保之間橫向聯繫的欠缺。
以我在新竹殯儀館遇到的真實經歷，有些被害人的家庭非常弱勢，也不知道有相關的資源可以協助。而在案件發生後，一片慌亂之中，真的很難期待家屬自己去搞清楚哪些單位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此外，在通報系統上，主要是依靠地檢署的法警（死亡相驗案件、重大矚目案件）和警察局的犯罪被害保護官（殺人案件）。然而，各單位通報給的情況不盡理想，除了標準不一致，更以電話、傳真或書面等方式為主，沒有系統化和電子化，第一線人員也反映長期有漏接的狀況。
因此，我希望法務部和犯保協會，能夠建立更為標準而完整的通報機制，讓需要被保護的每一位被害人，都不會被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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