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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聽】 爆頭就對了 ！| 從《#屍戰朝鮮：雅信傳》到《#惡靈古堡》|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後人類未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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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屍朝鮮：#雅信傳》只有一個想法—「欸為什麼沒有可以按下一集的地方！」。真的很喜歡《#李屍朝鮮》，自從2019年看了第一季，那種「公路電影」般的一路跋涉，加上詭秘的政權鬥爭，還有寫實又魔幻的戰爭，重新定義了活屍文本的特徵與內涵。我們今天就談談「活屍」（#zombie）及其文本，活屍在大中文化中的意義，還有活屍也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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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認為，活屍電影、電玩、小說等，尤其在2000年後的興盛，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這些文本從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迂迴地提出「反-社會結構」的批評，並在倖存者身上，賦予某種「#後人類」式的期待。這種Ulrich Beck的「#解放性災難」，使我們思考新的社會型態與人類存在，並開啟未來的可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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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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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
▶ 活屍的系譜
▶ 活屍文本的基本解析
▶ 巫術所控制的活死人
▶ 活下來的人有這三種
▶ 作為一種後人類
▶ 爆頭就對了
▶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末日重生—解放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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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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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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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2019第一次看到Netflix上的《李屍朝鮮》，非常驚豔，居然可以將活屍與歷史、政爭、戰爭混合在一起，創造一種全新的視野。第一季的片頭，令人頭皮發麻，逐集釋出的片段，你可以一集一集地慢慢發覺這是養屍的陰翳詭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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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概的背景是，16世紀末日本入侵朝鮮數年後的朝鮮王朝，王世子李蒼想見臥病在床十多天的父王，卻一直被宮人阻撓，直覺宮中有不可告人秘密。為追尋真相，李蒼微服暗訪醫治其父王的醫員，卻發現一場恐怖瘟疫正全國擴散，染疫的人會死而復活，變得非常嗜血及人肉，整個朝鮮正陷入一場滅亡危機。整個《李屍朝鮮》虛構地表現著真實的史實，包含16世紀的國際政治、政府治理、人民生活、飢荒與瘟疫，那些人吃人的殘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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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信傳，運用了朝鮮與女真之間的緊張關係，架構了一個「生死草源起」的場面。其中全智賢以及她的部族，是夾在朝鮮與女真之間歸順政府的「城底野人」，以來往探密為生。活屍在這裡，指向某種「他者」，是一個民族傷痛的隱喻，本篇裡並沒有太多的謀策或活屍趕殺，更多的是在恨意上的不斷加深，這個被賤斥、賤踏的他者（沒有認同、失語、赤裸、遭受暴力），最終反撲成為一種灰滅性的瘋狂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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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最後活屍感染全滅軍隊時，感到內心充滿快感呢。你也可以藉雅信，明白前兩季的諸多橋段，包含生死草的來源、為何會出現、朝鮮的政爭、第二季結束時全智賢的詭異微笑。並且，藉由雅信這位女性角色的賤斥主體反撲，整個顛倒了前兩季的所有「皇權」（kingdom）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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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屍朝鮮》大概是近年K-zombie中，最典型又精彩的作品。它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其脫離了20-21世紀裡，成為重要的反烏托邦類型的活屍文本，獨樹一格。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這整個影視發展中的活屍文本，其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反映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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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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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導演李安的句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活屍電影已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電影類型之一，是一種結合怪物、恐怖、與科學幻想的文本。從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開始，1968年George Romero執導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興起，「活屍」一社會想像在40年內逐漸成為主流，時至今日已然有577部相關的活屍電影作品發行，尚未包含電玩、小說等其他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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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活屍文本更蓬勃出現，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重要類型。這些血腥恐怖的情節背後，與一般鬼片不同，其隱含著複雜的、預設式的、假設式、未來式、較積極的負面烏托邦，用通俗的方式探討著「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趨勢，甚至可以說，活屍文本就是某種「社會科學的科幻」（Reed and Penfold-Mounce, 2015），是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後面就來漫談活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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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海地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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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瑄（2017）回顧了活屍的系譜。她認為，當代習稱活屍的怪物依其所從出的歷史脈絡與形象變遷過程，可以區分為「#海地活屍」與「#美國活屍」，兩種活屍形象各有所對應的社會情境及衍生的政治文化意涵，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則是揭示活屍的理論潛能所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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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海地活屍」為巫毒教的產物，例如「白殭屍」，海地人相信巫毒教巫師能夠藉由含河豚毒素的特定毒物與儀式，讓活人處於假死狀態，之後再藉另一種藥物使之復甦；但甦醒過來的受害者會失去許多心智功能，淪為受巫師操縱的奴隸。由於海地的歷史充滿被帝國殖民為奴的記憶，海地活屍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壓迫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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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美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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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活屍在1920年代傳入美國，並在電影中，幾經轉變，最後由喬治羅米洛的活屍系列，將活屍由巫術型轉換成「感染型」。二十世紀西方大眾文化想像中的喪屍已從「#傳統神祕傳說中沒有心智且相對不具威脅性的奴性機器」轉變為「#兇惡且自我驅動的吃人機器」；活屍研究者不應將「海地喪屍」與「美國喪屍」的發展史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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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喪屍擺脫巫師或奴隸主甚或殖民者支配後，始得成為所謂「常人怪物」（行屍走肉），方能夠代入各種社會脈絡與問題情境，凝聚吸納其間的想像與焦慮，羅米洛的活死人系列因此可說是活屍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林宛瑄，2017）所謂的「感染型活屍」。不論性別種族階級，任何人都可能轉變為活屍，人與喪屍之間的界線不再牢固，人無法輕易將活屍斥逐為與己對立之他者。只要有心（?），人人都可能是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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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電影的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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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557部活屍電影名稱做文字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詞彙，如邪惡（Evil）、重返（Return）、活死人（Undead）、黑暗（Dark）、屋舍（House）、居民（Resident）、啟示錄（Apocalypse）、戰爭（War）、變種（Mutant）。這些片名用字指向大眾對「人」（human）之常態的質疑與恐懼。活屍象徵著，道德人性的變質、資源稀缺的搶奪、社會集體歇斯底里的害怕、全球戰爭的末日想像、對傳染病的恐懼、與基因科技的深層不信任。簡單來說，即是在技術、風險、生命權力、恐怖主義等等概念力量將社會質變後，活屍電影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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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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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活屍文本時，我時常將重點放在「活屍」本身，以其作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的隱喻與批判視角，但事實上，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類，也是很重要，他們可能是反映人類在世界存在的方式，與社會重建的未來。倖存者的分類，依賴原本的社會資源，純淨的社會結構。倖存者可以分類成「#群眾」（Multitude）、「#超人類」（transhuman）、「#後人類」（post-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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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的情況下，大眾被與活屍連接在一起，你可以在大部分的電影中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口過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幸成為活屍的大眾在社會結構中無腦的重複動作，另一方面，倖存的群眾則試圖恢復舊秩序，或是，衝破各種機構的框架，例如種族、性別等。這樣的集體大眾合作，也表現在活屍路跑的活動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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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人類」，是一種思考未來的方式，許多超人主義理論家與倡導者希望運用理性、科學和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減少貧困、疾病、殘疾和全球各類折磨人的疾病。在《惡靈古堡》電影中，女主角Alice受感染又轉基因，變成一個超越人類界限的賽博格（cyborg），如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裡說的一樣，女性的暴力是對所有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與破壞，拋棄了所有人的從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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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人類」（post human）狀態，少了超人類的超越，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與風險共處的例外狀態，然後形成一種生命風格。是對未來人類個體趨勢的一種觀察、推測與想像，最著名的經典是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他強調技術革命將帶來人類社會的終極改變，其中包含了道德界線的瓦解，與社會集體暴力的來臨。Ira Livingston與Judith Halberstam則描繪「後人類」是科技的設計，是藏有符碼傳染的軀體，是致命的肉身，人類不再屬於「人族」（the family of man），而是後人類的一員。諸多學者對人類個體的未來狀態有著不確定的憂慮，但也隱含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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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頭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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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玩《惡靈古堡》中，第一次將「生化武器」、「傳染病」、「病毒」等元素加入活屍文本。「這場流行病的傳染速度，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疾病要快得多了。」在Covid-19的時代，在《惡靈古堡3》重製版（Resident Evil 3，2020）詭譎緊張的開場序曲中的這句話，令每一個身處在現在的玩家深深感到遊戲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巧合。從1996年誕生於日本Sony公司的遊戲開發部的《惡靈古堡》（Resident Evil），以大規模傳染與生化實驗為故事基礎，展開第一代成人玩家恐怖科幻視野，也是幾十年來活屍類型文本（zombie genre）的重要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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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靈古堡》的核心是T-virus病毒，這種將人類變異成活屍的虛構感染，讓玩家無論是通過歐式豪宅、非洲村落、亞州公寓，每一集都有。就算到了《惡靈古堡：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的羅馬尼亞風格民間故事中，都還是可以碰見邪惡集團Umbrella Corporation，因為製造生化武器，而開啟的活屍末日。但對於《惡靈古堡》而言，一開始幾代你還會期待是有解藥的，可以回到末日前的社會。但最近的幾代，主角與活屍的距離開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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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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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屍速列車》裡，列車上的病毒傳染末日最可怕的敵人除了活屍之外，還包括各種延伸出來的危機狀況，像是對糧食、飲用水、衛生的不信任，大量流竄的、囂張的、與恐慌的活人才是真正致命的對手。這些由活屍想像延伸出來的情境，全都指向全球化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災難，社會失序、病毒感染、生化戰爭、病毒疫苗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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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屍速列車》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它的成功，正是奠基在韓國的徹底失敗上，的確，電影中所提及的「世越號沈船事件」、「MERS疫情」等真實事件，都體現了導演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經歷，看見了韓國階層文化的不公平、國家體系的失常、經濟壓力下，人們渴望「逃跑」。所以我們看到《屍速列車》裡有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對雇員的指使、社會對高齡的排擠等；也看到軍隊體系的暴亂之力；一節節的車廂裡的失序場景，反而在極端的條件下將韓國的社會秩序表現了出來。而失速的列車也逃往向釜山，一個韓國經濟的重量級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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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電影如《活人生吃》、《毀滅倒數28天》也時常描繪「商場裡的消費活屍」、「倖存者的險惡競爭」、「資源的匱乏」、「極具才能的才德至上英雄」、「巨大邪惡的企業（與科學家）」、「失能又極權的軍政複合體」，也時常是活屍電影的重要場景。都很像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場場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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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非人的共生的遊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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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片通常很短，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傳染的展開片段，但如果像是《陰屍路》這種發展很長的篇幅，就可以看人們開始嘗試展開新的生活。有趣的是，活屍科幻電影看似悲觀，這些倖存者卻總為未來社會帶來希望，追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例如《屍速列車》，電影中主角孔劉與其他人物的關係描繪得十分飽滿。一個故事由主角構成，主角本身卻又由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構成，互動來去，在情緒、情感、合作策略的各種人際關係行為中，維繫了「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末日的價值。又或者是超級長篇《陰屍路》、被罵翻的《最後生存者2》，到後來已經展開各種活屍末日的生活共同體實驗，活屍末日是新世界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或傳統的社會建制，只有一群剛強的倖存者」（林宛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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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感官主義的票房刺激，我們可以思考，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被大量產出的殭屍文本，也許並不是我們恐懼上述的「後人類怪物」，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殭屍，他提醒著當代人類身上存在著「跨界性」，我們必須要在無法可管的條件（社會變動太過劇烈）下創造新的律法。這是「後人類」的啟蒙，在最狂暴卻又極度管制的的區域中重新創造「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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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式災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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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來解釋這活屍延伸出來的後人類思考。在活屍科幻電影鋪成的過程中逐漸展開視域，可以發現空間與政治、生命與法律、混亂與正常之間已經失去清楚界線，這種「例外狀態」標示著當代社會型態的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的共存。而就是因為《李屍朝鮮》、《陰屍路》、《屍速列車》、《惡靈古堡》以及其他的活屍類型文本中，存在著活屍的暴力性、動物性、去道德化，反而強化了主角與其他角色之間社會關係，那些是人性的脆弱、難得的尊重與無私的互動，這些是維護「人」所存在的最後理由。「最後生存者」，這種新的存在方式，不純然是對非人狀態的拋棄恐懼，更可以是一種共振、共活（想想看這兩年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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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活屍文本可以反映Ulrich Beck（周桂田、徐健銘，2016）提出的「解放式災難」，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活屍」給我們一種壓力，一種啟事，一種警告，告訴我們自己即將面臨（或正處於）例外世界，承認當代人類個體已然是各種跨界性的混合體，但我們依然盡力地維護著人性的價值與個體安全的保證，在可能是最壞的未來情境裡，持續重新定義人類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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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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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桂田、徐健銘（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 林宛瑄（2017）。我們就是喪屍:《 陰屍路》 中的喪屍末日與再創生。英美文學評論。

3.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4. Halberstam, J. (1995). Ira Livingston, eds. 1995. Posthuman Bodies.

5. Reed, D., & Penfold-Mounce, R. (2015). Zomb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walking dead as social-science fiction. In The zombie renaissance in popular culture (pp. 124-138).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我在疫情爆發時懷孕、當了媽媽，也因為疫情從日本回到台灣，歷經隔離14天，而新醬至今從沒見過自己的父親。

COVID-19疫情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很大，在最需要經濟支援的時候我失去了許多工作機會，阿嬤也因為三級警戒而失業，但我們祖孫三人偏安台南一隅，過著簡單知足的生活。

問我害怕病毒嗎？其實還好。
因為我實在有太多居住在美國、歐洲各地『重災區』的朋友，他們在疫苗還沒被發明出來的那一年，僅憑著戴口罩、勤洗手、維持社交距離不群聚，就健健康康地活到現在。

身為一位母親，我當然會想保護自己的孩子，但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去搶別人的資源。我不會利用特權去插隊打疫苗、也不會憑著年輕力壯跑百米搶打殘劑（即使後面還有很多長輩在排隊）。

我是一個殭屍片、災難片、末日主題電玩的超級愛好者，懷孕時都在看《屍戰朝鮮》當胎教。玩過上千小時的Fallout《異塵餘生》系列，我自認很懂怎麼在亂世生存（笑）⋯ 是的，保持冷靜不恐慌才能活到最後。

我會告訴自己的孩子：永遠要把資源禮讓給需要的人，真正強大的人會保護弱者。

新冠病毒很討人厭，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奪走了無數人的性命。但只要照顧好自己的心，再恐怖的病毒也毀滅不了生而為人的良善與價值。

現今很多國家都跟台灣一樣缺疫苗，但年輕人們只要再等一等，疫苗一定會來、一定會充足，並不是暫時打不到疫苗就會死。用搶的、用罵的真的沒意義，還不如乖乖戴口罩、勤洗手、不群聚。

我遲遲打不到疫苗，因為我又年輕、又健康（笑）

以上是媽媽的語重心長⋯還有好久沒化全妝了，還行吧？

周期之殤與政策之困 - 劉海影

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PPI是否過高或CPI是否失控，而是PPI上行無法傳遞給CPI，需求無法在全產業鏈共振，經濟運行失去周期性節律。

近期中國經濟走勢意外地掀起爭論，這與數據本身呈現出的矛盾特點相關。一方面，中國一季度GDP同比大漲18.2%，創出有數據記錄以來最高值，另一方面，按照與2019年同期相比的兩年平滑數據來計算，中國經濟增速回落到5% 的低位；PMI、社會融資增量增速等指標，都分享了共同的矛盾特性：它們既指出中國經濟的擴張，也指出這種擴張的邊際衰弱。

對此也有兩派互斥的政策主張，一派認為目前的經濟增速低於潛在增速，因此應該採取更加寬鬆與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另一派則擔憂目前經濟結構中呈現出的不可持續性，呼籲更加謹慎的政策選項。對於通貨膨脹、債務等問題是否值得擔心，也成為兩派之間分歧的自然延伸。

兩派意見孰是孰非，取決於我們如何分析判斷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寬鬆政策派看到了CPI的低迷，以此作為重要依據判斷需求不足，主張此時政府不妨加大政策力量以增加需求，而PPI的上行不值得擔心。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PPI是否過高或者CPI是否失控，而是PPI的上行無法傳遞給CPI，需求無法在全產業鏈共振，經濟運行失去周期性節律。

為什麼這麼說？

在2015年之前，中國經濟保持著正常的經濟周期節律，以庫存周期為核心組織起需求的層層傳遞。這樣的經濟周期有高峰低谷，大致來說維持了價格信號對機會發現與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中國經濟在容納更大要素投入的同時維護著較為健康的要素生產率與投資回報率。彼時，企業與家庭資產負債表尚未過度延展，經濟體中積累與堆積的過剩產能與殭屍企業比例尚不高。這種情況下，當PPI上行，釋放需求增加信號，企業與家庭較為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容許前者加庫存，後者加槓桿，而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也鼓勵它們這樣做。

對企業而言，PPI上升時，提升原材料庫存有利於節約未來成本，提升產成品庫存有利於增厚未來收益。如此PPI的上行跟隨著庫存的上行，而庫存增加本身反過來促進需求進一步上升。在由此推升的景氣浪潮中，出口部門與民營企業在市場化經濟中挖掘投資機會，地方政府與國企在基建與重資產行業尋找擴張機會，結果是信貸、投資、利潤的同步上行，驅動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這兩者主要歸因於民企），並最終推升終端需求，再進而推動CPI上行。如此構成的完整循環，從現象上看是PPI上升傳遞給CPI上升，本質則是需求以民企投資為中間環節的層層傳遞。

PPI見頂回落之後，相反過程展開，減庫存與價格下行自我強化，利率與價格增速前後下行，最終完成一輪典型的庫存周期。

在2015年之前，這樣的庫存周期大約3.5年循環一次，在數據上體現為PPI與工業增加值增速的指標的前後錯落的有序漲落，相應地，經濟政策只要適時跟隨周期進行調整，就不會犯大錯。

然而，2015年之後，中國的庫存周期破碎，PPI失去了驅動實體經濟、收入、CPI與消費共同波動的能力。從數據上看，PPI仍舊在高低起伏，工業增加值增速則失去了這樣的曲線形態。

在此之前，2009年出台的4兆政策開啟了債務驅動發展的新模式。2008年底，中國非政府債務約為GDP的112%，彼時美國為168%左右；到2015年，這一指標飆升到197%，而同期美國（經過痛苦的去槓桿之後）下滑到147%。2016年PPI脫離42個月的負增長泥潭，開始大幅上行，但與此前不同，此時，企業資產負債表已經過度延展，以至於面對價格上行，企業無力大幅增加庫存（增加庫存需要佔用營運資本），PPI與滯後3個月的產成品庫存增加的相關係數從0.8左右降低到0.2左右，表明PPI驅動加庫存運動能力的衰退；原材料PMI指數與滯後3個月的央行調查企業盈利指數的相關係數從0.8左右降低到0.2左右，表明加庫存驅動利潤增長能力的衰退。其結果是，在2015年之後的PPI上行周期，難以重現全產業鏈加庫存的盛況，企業界也難以呈現資本開支擴張浪潮。

這一情況自然也存在分化，在2015年之後的PPI上行周期中，國企加大其負債與庫存，而民企則失去之前的加槓桿與擴開支衝動；甚至，面對上游成本增加的擠壓，民企（也包含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資本開支意願不是增加而是降低。鑒於民企（也包含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資本就業密度遠高於國企以及政府，這一經濟組織群體的沉默，直接影響到就業、工薪與居民收入增速。這種情況下，PPI上行不再有能力驅動實體經濟、收入、消費與CPI有序上行，庫存周期破裂而不再周期起伏。

在此過程中，企業債務高企、產能過剩嚴重、房地產庫存等負面現象逐一浮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相關部門推出了諸如供應側改革、貨幣化棚改、環保新政、行政化房地產市場調控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不幸的是，這些政策沒能改善上述結構性問題。舉例而言，旨在去產能的供應側改革推進了資源品行業的國進民退，部分產能被選擇而退出，一方面，這有效減輕了鋼鐵、煤炭等重點行業國企虧損、債務負擔與過剩產能問題，另一方面，高漲的原材料價格令中下遊行業與中小型企業付出額外代價，也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投資回報率降低的趨勢與速率。旨在去庫存的貨幣化棚改令居民加槓桿步伐驟然加速，房價連年遞增，各地賣地與房地產開發風起雲湧，一方面，房地產庫存去而復建，另一方面，高增的居民債務槓桿率與失衡的房價收入比進一步壓制了居民消費能力與意願，加劇了中下遊行業的競爭烈度與中小型企業的生存難度。

上游壟斷性國企的資本開支，只能驅動較低的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而其贏得的利潤中，混雜了不低比例的經濟租成分，並不僅僅是佔用信貸資源這一個負面後果；地方政府的基建性資本開支，整體而言在投產之後無法產生覆蓋利息開支的現金流，其規模越大，地方政府追逐非稅收入的動力越強。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構成壓低中國經濟投資回報率與下游中小型民企負擔的重要因素。

在正常情況下，中下遊行業中的中小型民企如果能夠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率，其遠高於整體經濟平均值的資本就業密度的特性，保障了資本開支與居民就業增長的聯動性。健康的投資回報率不僅支持民企的後續投資能力，更重要的是支持同步的就業、居民收入擴張與終端需求上升，進而支持後續投資回報率，構成自我維持的正向循環。這與上游重資產國企投資的經濟效果有重大不同。後者的資本回報率以相當大的落差低於前者，而且如果剔除其中的經濟租的話，實際上的投資回報率可能接近零值；而其提升下游成本、弱化就業擴張的效應，對整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造成壓力。從數據上看，中國整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從2007年16%的高點下滑到近年來4%左右的水平，並仍舊在持續走低中，成為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從10%左右水平腰斬的主要動力。

近年來的國進民退將更多的資源投放給國企、上遊行業與重資產行業，民企固定投資增速從2014年年底24%水平快速、穩定地下行到2019年年底的-2.6%。其結果是，整體上仍舊龐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其中不少比例是國企、上遊行業、重資產行業、房地產投資），沒能轉化為勞動者收入的高增長。2012年之後勞動力相比較於資本的稀缺度上升，在別國經驗中本應啟動勞動報酬佔比快速、大幅上升的階段，而在中國並非如此，中國經濟的收入分配格局仍舊畸形。從數據上看，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從63%的低位進一步降低到59%左右（按照國民帳戶統計資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總收入計算），遠低於美國的75%；在本就很低的收入佔比中，財產性收入佔比處於一個不合理高位，部分解釋了居民儲蓄與投資的畸高比例，以至於中國最終消費支出佔GDP的比例從本世紀初的46%的低位進一步降低到39%左右，遠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組別的55%，高收入國家組別的58%與美國的59%。

這就毫不奇怪，即使在疫情後經濟復甦期間，中國居民消費表現一直低於市場預期，社會零售銷售總額增速從十年前18%左右的高位，下滑到4%左右水平（數據按照2年年化速度計算）。這樣的終端需求表現，也解釋了PPI高漲的壓力何以無法傳遞給CPI——回應本文前面論述，這才是值得擔心的。

在這一背景之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陷入兩難。如果採取偏緊的宏觀政策組合，則目前已經露出苗頭的經濟降溫將難以逆轉。如果採取寬鬆宏觀政策，加大財政刺激與寬鬆貨幣政策，受益者將會是國企、基建、上遊行業與重資產行業，進一步推高PPI，而陷於紅海競爭的下遊行業、出口產業鏈與中小型民企無力將經營壓力傳遞給終端，利潤預期與資本開支偏好進一步受壓，壓低勞動者收入及與其緊密關聯的終端需求。如果公司掙扎求存，其員工待遇自然每況愈下，996、「躺平」成為無奈的選擇。

如何才能突破這樣的困境？從前文分析來看，唯有改善下遊行業、中小型民企的投資回報預期，才能改善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與終端需求；反過來，唯有促進了終端需求，才能改進下遊行業、中小型民企的投資回報預期。這兩者幾乎兩面一體，是目前中國經濟迫切需要的。如果不怕過分簡化，我們或許可以說，唯有救民生，才能救經濟；唯有救民企，才能救民生。

原文：金融時報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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