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15）
由非常跌入反常
1967年10月港英搞「香港週」以穩定人心，11月無線電視啟播，12月，一夜之間，街頭的真假炸彈突然無影無踪，「反英抗暴」不動聲色地收攤。香港大多數市民發現「粉碎港英殖民統治」原來是虛張聲勢，而港英的堅定維持社會秩序，不受威嚇，也使市民意識到，原來香港是個可以久居和值得珍惜的地方。過客的心理，經六七暴動而有所消減。
暴動之後給香港帶來的歷史性轉變，我當時身處左派陣營是完全預計不到的。我看到的是電視、電台、絕大部分報紙所反映的社會意識，也就是香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幾乎都一面倒向港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措施。為帶風向，新華社派人到各界別宣導，左報的言論，都從「打倒港英」轉為「支持越南抗美」「打倒美帝」「世界革命」等等遠大目標，而淡化香港的「反英抗暴」。大多數在左派陣營的盲眾繼續興奮。可是我和陳凡等幾個朋友私下議論的是：「反英抗暴玩完了」。
我沒有看到香港接下來的盛世美景，反而為「愛國」「社會主義」的理想受挫，和「反殖民地」鬥爭的失敗而悲哀。
當然，更感困惱的是，我們一向信任和依靠的「社會主義祖國」，其文革的走向也越來越難以理解了。
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態，雖有香港非左傳媒的廣泛報導，但具體的人和事，我們在香港畢竟沒有實在的接觸。中國全國的銀幕和舞台僅可以存在的八個樣板戲，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就「神」到不符合人性的不正常境地。所有樣板戲的人物，都沒有配偶，極少有愛情，即有也是暗示性的，或點到即止。《紅燈記》中的奶奶（祖母）不是親奶奶，爹也不是親爹，但稱為「表叔」的革命同志就「數不清」。最神奇的是李玉和從一個重傷同志身上取到的「密電碼」，沒有送出去時柏山游擊隊不見影，連李玉和被捕都不來救，一旦送出去，游擊隊就出現而殺了鳩山。這「密電碼」是什麼革命神器？這不是現實故事，而是神話。
那時江青指示，革命樣板戲要有「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沒有「三突出」的所有中外文化產品就都是「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主要英雄人物為了革命可以不吃不睡沒有性欲，以這種非常、實際上是反常的英雄人物去要求人民，只能使全國人都口是心非，人人說謊，社會也就跌入反常狀態。
我那時在心中、腦中仍然盤旋著中外的文學名著。我所讀過的偉大文學作品，都是直接間接地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陰暗面。杜斯妥也夫斯基寫底層人物，逼視着人性的絕望，讀者彷彿聽到人物的靈魂碎裂的聲音；契訶夫寫了許多可笑的或悲慘的人物故事，他的劇本《海鷗》有兩句對白：「為什麼你總是穿著黑色的衣裳？」「因為我在為我的生活戴孝。」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所有中外文學創作的悲劇喜劇，無論有價值東西的毀滅，還是無價值東西的撕破，都是醜惡現實的反映。
文學的價值，就在於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醜陋。社會不會因為這種揭示而變得更壞，反而因這種揭示而響起警鐘，提醒人類去正視、去改正自身的邪惡。一味寫正面人物，強調要發放正能量，不但無趣，而且反常，作品本身難掩虛假，亦在社會散播虛假。
文革的極左思潮，是人人都口是心非地宣揚崇高的「大道德」——解放全人類，卻把日常道德比如吐痰、排隊等丟棄了；人人都知道「大知識」——馬列毛思想，但把「食色性也」這些常識給忘了，或不是忘，而是只做不說，於是一旦改革開放，就物欲橫流。
文革的病毒，藉「反英抗暴」而在香港左派圈中流播。一年多前的1965年同我一起去北京的出版界中人，那時還一味講要「社會化」，避免做「紅面關公」（即隱藏紅底），這時忽然大談在香港要學解放軍「忠於毛主席」；出版界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平日正常的人，忽然哭訴在舊社會如何苦大仇深，喚起學習班的人「憶苦思甜」。在左派陣營裡，一切都變得虛假，形式化。
我這時的思想陷於矛盾、反覆與掙扎中。不斷想到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所寫的「近代人的四種悲哀」，特別是其中的「二重生活的悲哀」。下一篇再談。（63）
圖1，1967年《人民畫報》的《紅燈記》劇照——角色都是非常人；
圖2，攝於1968年的照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江青做了什麼 在 [轉文]毛澤東晚年極度厭惡江青卻為何不處置她- 看板historia 的推薦與評價
看到有人說毛澤東要傳位江青，真是笑得不行……
《毛澤東晚年極度厭惡江青，卻為何不處置她？》
https://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473273.html
人民網>>文史>>中國近現代史
2012年03月23日14:07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徐焰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選用靠譜的來源好嗎……）
離開中南海的江青，任意胡作非為，在政治上終于走到盡頭。
70年代初期，江青一般住在釣魚臺11號樓旁邊的17號樓，那里有可以放映電影的多
功能廳，并能做頭發，結果被江青一人占據。不過在1974年以前，她還經常回中南海撥
弄是非，愿意長久住在外面，是因為搞那套腐朽的生活方式更為方便。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隨著政治權力的增長，江青的生活追求也腐朽到了極點，
完全以“女皇”的派頭自居。她在北京所占的住處，就有中南海的春藕齋附近專門修的
201號住所、釣魚臺的10號樓（17號樓實際也被她一人控制）、頤和園一處小院。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大批描寫革命斗爭、社會主義建設的小說、詩歌、戲
劇、繪畫、電影打入“反革命修正主義”之列，搞得全國老百姓只能看八個“樣板戲”
，國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八億人口只有八個戲”這種極為可悲的文化荒漠狀態，而她
卻耗費國家大量外匯，專門進口大批黃色的影片和錄像帶，以內部放映為名，滿足她自
己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享用，并用于在政治拉攏所需求的人（當時江青對其死黨
表示親近的重要手段，便是請其看片子）。江青及她的親信和幫派人物動輒大排盛宴，
而平時卻無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員食堂的便宜，到哪里吃飯不滿意，便聲言“我不
出錢”。
1974年江青一伙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后，毛澤東一面肯定這是維護“文化
大革命”的舉動，一面也認清了江青的野心，從這年起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一再批評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四人，并親自給他們加上“四人幫”這一稱號，還申
明：“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從這時起，江青想見毛澤東，也要事先寫報
告，得到批準才能進“游泳池”。
1975年5月，毛澤東最后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也最后一次抱病參加。此時毛
澤東已經說話口齒不清，需要身邊的人翻譯。當著眾人的面，他帶著滿面怒氣斥責說：
“江青混蛋！”
由于這話別人聽不清，在身邊做翻譯的那位女士出于害怕，改用比較婉轉的意思表
達出來。毛澤東當時卻急了，氣憤地揮著手，要求按原文說。結果“江青混蛋”這話在
會上當眾翻譯出來。
聽到這話，王洪文、姚文元臉都嚇白了，大概是感到自己攀的這棵大樹眼看要倒了
。江青本人和張春橋這時卻臉不變色，畢竟是有些政治斗爭經驗，知道毛澤東還不至于
真正打倒自己。
1975年5月到毛澤東身邊當護士的孟錦云也回憶說，毛澤東此時在生活上對江青已是
厭惡至極，平時不許她來看望。江青為了拉攏張玉鳳、孟錦云，送來衣服和其他東西，
毛澤東得知后便生氣地說：“她給的東西你們不要要！”
有一次，毛澤東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孟錦云，如果自己同江青離婚，全國人民會
怎樣看？
粉碎“四人幫”后，毛澤東當年怒斥江青一伙的那些話也都公布出來，這都是事實
。不過許多人也產生了一個難解的問題，那就是既然毛澤東晚年那樣厭惡江青，斥責如
此嚴厲，甚至一針見血地說出她“是一個大女流氓”，可是為什么不處置她呢？當時受
到“四人幫”攻擊的周恩來，為什么也會對此事擱置而不便處理呢？
毛澤東不能處理江青的問題，更重要的考慮還在政治方面。由于毛澤東已經將發動
“文化大革命”視為一生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雖感不如意卻還要堅決維護。江青作為
這一運動的干將，如果將她否定，也就等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1975年內
一再批評“四人幫”后，發現鄧小平事實上在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又感到
不能容忍，于1976年初同意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為此又要依靠“
四人幫”這一伙人。正是出于這些原因，毛澤東雖極度討厭江青，也長期不同她生活在
一起，卻最終也還是留給她一個夫人名份和政治局委員的政治地位（卻沒有具體的工作
職務）。粉碎“四人幫”后，葉劍英于1977年在講話中也說明，毛主席去世，才解決了
處理江青一伙“投鼠忌器”的問題。
不過，毛澤東晚年將江青一伙定為“四人幫”，一再怒斥，并不肯把最高權力交給
他們，這對于黨內健康力量同他們斗爭，以及最后將其粉碎還是有重要作用的。雖然當
初重用江青是一個嚴重錯誤，然而毛澤東畢竟還是認清了其丑惡面貌，這在歷史上仍應
公正地寫上一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審判“四人幫”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都客觀地說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屬于一個革命家所犯的錯誤，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
性質是完全不同的。這一結論是科學的，也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
毛澤東在晚年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屬于過左的思想指導，目的還
是把國家搞好，并不是為了個人私欲。從生活追求看，毛澤東直至晚年還是樸素的，進
行政治斗爭的確不是為了個人私欲。江青則完全不同，這個從舊中國黑社會和污泥中滾
出來的“大女流氓”進行的“政治斗爭”，則完全是為了個人的野心和私欲，并且一直
在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在中南海毛澤東住所工作過的人也都體會到，他們二人的情操和
志趣也完全不同，當初的結合實在是一個歷史的錯誤和悲劇。
毛澤東病逝前夕，江青毫無悲傷之感，于9月初不顧中央其他人挽留跑到大寨，一再
宣傳所謂“共產主義也要有女皇”之類令人驚愕的怪論。這不僅反映出她個人野心的極
度膨脹和利令智昏，也說明其政治水平和品格的極其低下。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
青到達大寨后，把人們集中起來，詢問大家是隨父姓還是隨母姓？在當時中國的農村環
境中，回答自然是都隨父姓，在場找不出一個隨母姓的人。江青大為不滿，竟要求當地
人以后要隨母姓。這一番荒誕不堪、違反中國人乃至世界上普遍習俗的做法，讓大寨的
干部和老百姓都感到莫名其妙，并在心理上無法接受。
這時的江青，不僅大肆稱頌宣傳歷史上暴虐卻又能擅權的呂后、武后，甚至還有韋
后、西太后……其司馬昭之心，當時對國內有政治頭腦者而言幾乎是路人皆知。她還模
仿武則天的唐裝模式，設計了奇形怪狀的裙服，骨子里的封建帝王思想完全暴露無余。
她口口聲聲要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實際上干的卻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義復辟。她的
這一套當年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也說明了中國社會上受千年封建主義遺毒的影響之
深，五四運動所倡導的“科學”與“民主”這兩大任務的實現真是任重道遠！
9月5日，毛澤東病情惡化，中央值班的領導人通知江青盡快回北京。當時中央的工
作由華國鋒主持，這是1976年1月21日由毛澤東確定的。
病危之際的毛澤東，頭腦仍然清醒，他對守護在身邊的華國鋒、汪東興等政治局委
員緩緩地說過這樣一段話，可以說是最后的自我總結：
“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
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
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
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
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
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自己晚年干的“另一件事”即“文化大革命”已非常
失望，也知道其很不得人心。但是他已經無法從理論上檢討這件事為何會遭到多數人反
對，還擔心交班時可能“血雨腥風”，對后事認為“只有天知道”。從這番話看，他預
見到了那些“左派”可能會被解決，不過隨后并沒有出現“血雨腥風”，而是不費一槍
一彈、不死一人就順利地解決了早已激起天怒人怨的江青一伙。
經過一次次搶救，毛澤東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不過這時他對老一代同志的懷念
之情也涌上了心頭，也許是晚年心理矛盾的一種表現。據孟錦云回憶，當快到最后的時
刻之前，政治局的成員圍了過來，一個接一個地走過毛澤東的床前，實際上是在告別。
毛澤東對其他人沒有什么反應，發現葉劍英走過來時，嘴唇卻微微動了一下。孟錦云長
時間照顧毛澤東，意識到他肯定是想說什么，就告訴了葉帥。葉劍英馬上走過去，拉住
毛澤東的手。那位領導著老帥們奪取了政權的領袖，此刻凝視著自己的這位老部下，張
開嘴想說什么，卻又發不出聲音……
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臨終之前，對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提升起來的“左
派”并無什么感情，對經歷過戰火考驗的戰友還有些眷戀之誼。至于他最后想對葉劍英
說什么，這已永遠不可能知道了。
如果把領袖當成人而不是視為神，其實這一問題也好理解。作為一般人夫妻之間氣
憤之時的一些責罵，局外人有時不可過于當真。而且從中國人的傳統來看，自己罵自己
的老婆，無論怎樣嚴厲都可以，別人來罵則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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