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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爾貝克的「屈從」（下）（文：許煜）
上月的文章講到韋爾貝克的小說如何玩弄當今法國的政治想像，指出法國境內極大的隱憂：一是極右的民族陣線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以及極端伊斯蘭教徒隨時引起的恐怖襲擊。
「歐洲已死」的言論
我在月初到巴黎，有些法國朋友已經憂慮民族陣線會取得更大權力，而想為自己找條後路。在韋爾貝克的小說裡，因為害怕極右勢力掌權，左翼的社會黨不得不將穆士林兄弟會的 Mohamed Ben Abbes 送上總統寶座。穆士林兄弟會進行的改革令法國的失業率大幅下跌，因為女性不可以在外工作；而它也要求國立學校跟從伊斯蘭教條，即所有女學生必須戴上面紗，而教職員也要成為穆士林才能繼續任教。小說裡的主人翁François是一名在索邦第三大學研究 Joris-Karl Huysmans (1848-1907) 的文學學者，在四十歲之齡選擇了退休，因為他不想在穆士林大學任教。韋爾貝克的小說的前半部分十分精彩，但後半則有點悶場，而且有些場景的描寫讀起來似乎有點誇張。
韋爾貝克筆下的 François 跟他其他小說描寫的主角差不多，都是男性至上主義者（Sexist），十分享受每年跟新的女學生交往。書中也安排了一名十分誘人的猶太裔女學生 Myriam，因為家人害怕新政權會猶太人的迫害而舉家遷往以色列。當François不再任教，而 Myriam 也離他而去之後，他的社交生活變得毫無生氣，援交、召妓等都逐漸滿足不了他。因為受邀編輯一套關於 Huysmans 的書，他在一個索邦大學的酒會遇到了校長 Rediger ── 一名已成為穆士林的比利時學者。沙地阿拉伯王子出席這場聚會，因為整個大學的運作都來自於石油經濟，每個人都要取悅王子；酒會裡的酒不再是法國酒，而是來自黎巴嫩的產品。Rediger 希望 François 繼續任教，於是邀請他到家中茶敍。這場相遇的描述相當有趣，但也有點刻板。在這名校長的住所，François 第一眼見到的是 Rediger 只有十四歲的穆士林妻子，然後是負責飲食的四十多歲妻子，他們吃的也是阿拉伯小食。有趣的是 Rediger 認為「歐洲已死」的言論，在他還是學生的時候，有一天他發現他常去的酒吧 ── 一個他認為全布魯塞爾最美麗的裝飾建築 ── 被迫要關閉，在那一刻他認為歐洲已死，而決定第二天成為穆士林。
無力發展，也無力抵抗
在這些戲劇化的背後，或許在所有韋爾貝克的書裡，我們見到的是都一種焦慮，也即是西方（特別是歐洲）文明發展越趨向虛無主義。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還是在 Les particules elementaires 及 la possibilité d'une île 等描述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發展，到了最後，都只是步向虛無。書裡面對於伊斯蘭教與法國政治的描述，固然是一種對現實的描述（雖然有點誇張，但也是市場策略），但也呼應著韋爾貝克對於西方文明的發展的前瞻與失落感。其中 Rediger 提到的一個例子便是多妻制，西方一直在打壓多妻制，但伊斯蘭教則承認多妻制，而且立法令其得到控制。這個例子當然會令女性主義者們咬牙切齒，但對身為男性至上主義者的韋爾貝克來說則是政治正確。
我記得去年十一月到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盟總部出席一個研討會時，一名官員對我說她覺得歐洲已是一座博物館，它已經無力發展。在歐洲不會出現一個類似矽谷的東西，因為歐洲根本加速不了。法國多年來一直想抵抗美國化，而且堅守自己的語言以及文化創作。德國卻幾乎相反，例如柏林已經大部分美國化，很多美國的藝術及文化刊物都選擇了柏林作為歐洲的基地。但是法國的文化隱憂不只來自美國，而且是由殖民帶來的穆士林移民，這點與德國相似，但它的數目遠比德國的土耳其移民數目多。歐洲將何去何從，在去年西班牙以及希臘激進左翼贏得選舉之後，我們似乎見到一絲絲的曙光，但到底其他國家的保守政府以及右翼政府如何抵制他們還是未知數。書名「屈從」既是一種無力感，也是西方文明發展的邏輯，因為無力發展，也無力抵抗，最後不得不屈從──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女人與男人、文明與石油。
圖：Parismatch
（見 CUP Magazine 160 期五月號「信不信由我」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