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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
#清朝與八國聯軍簽訂辛丑條約120週年

《辛丑條約》是大清與英國、美國、日本、俄羅斯、法國、德國、義大利、奧匈帝國、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十一國在義和團運動結束、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簽定的一條不平等和約，被認為是中國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皇權喪失最嚴重的條約。

條約簽定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9月7日（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由慈禧太后委任欽差大臣慶親王奕劻、兩廣總督李鴻章作為談判及簽約代表。原條約原存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現存於臺灣臺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

參與八國聯軍的日本、法國、德國、義大利都有分割中國領土的野心，俄國意在用其他條約獲得中國東北的領土。英美則以商業利益為重，希望保持中國門戶開放，並對日、俄的野心感到不安。最後達成的協議，沒有要求清政府割地，而只要求巨額的賠款。　

當時清朝政府內部有建議將首都遷往西安，繼續與聯軍作戰的建議。但是當時的清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可靠的軍隊了。義和團已經戰敗，山東以南省份的總督們早在義和團期間就以「東南互保」的方式與外國達成協議，違抗清政府支持義和團的決定。因此清政府決定簽署這個條約來保存自己。（文／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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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蔣、魏衝突

在歷任德國顧問團團長中，魏澤爾是唯一在抗日、剿共、軍閥內戰都有所經歷的將領，這也讓他有許多透過實戰證明自身能力的機會，而從戰果來看，除了實力太強的日軍，魏澤爾都能協助蔣介石贏得勝利，而這一切根基於平時的練兵有方，因此魏澤爾的能力之強無庸置疑。事實上，蔣介石在贏得中原大戰勝利後，就將原為中將軍銜的魏澤爾晉升為上將，可見兩人是有一段合作愉快的蜜月期。
但3年時間過去，蔣、魏兩人的關係卻變得惡劣無比，甚至已經嚴重到蔣介石每次發表軍事行動，魏澤爾都會表達抗議，搞的兩人都頭暴青筋、火冒三丈。這兩人之所以從相愛變成相殺，除了都是一副暴脾氣，最直接的引爆點就是對於德式師的使用理念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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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魏澤爾的想法：「德式訓練的新部隊，應該當作其他部隊的榜樣，不可輕易投入作戰以免耗損。」
蔣介石最初表示：「了解。」
結果當一二八事變爆發，蔣介石立刻把德式訓練最扎實的87、88師推到前線作戰，氣的魏澤爾大罵：「Was zum Teufe(德文的：搞、什、麼、鬼) ！不是說好德式師不用於作戰嗎？你把我的話當塑膠嗎！」
如果說一二八事變是因為強敵壓境，不得不讓精銳部隊參戰，等到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又讓德式師投入戰鬥，這更讓魏澤爾暴跳如雷：「就跟你說不要亂消耗新軍！結果連打人絕對弱勢的共產黨都要動用新軍！你腦子有病吧！」

這時我們需要先停下來討論：有關德式師的使用，究竟蔣、魏二人孰對孰錯？

站在魏澤爾的角度，國民政府當時財政窘迫，新軍的成立大不易，要是在戰場上折損，依照國府的財力，不但重建困難，還可能影響其他方面的軍事改革。事實上，一二八事變中，兩支德式師損失4000多人，圍剿戰役裡，不但折損人數更多，甚至有1個旅及1個團的編制被徹底打殘，這表示不少負責帶兵的中下階軍官就此犧牲。從上述經歷來看，魏澤爾的擔憂並非一廂情願。

可站在蔣介石的角度，他卻有魏澤爾不能理解的苦衷，那就是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問題。
即便可能說到大家都煩了，我還是要說：國民黨並非靠自身實力獲得政權。正因為本身根基不夠強大，就算擊敗對手，除了共產黨，蔣介石通常不會趕盡殺絕，而是藉機收攏敵對的殘餘或叛逃勢力，成為「名義上」的下屬。
像是中原大戰時期，原屬於西北軍馮玉祥的韓復榘就叛逃到蔣介石麾下，但蔣介石卻根本指揮不動他底下的部隊。所以表面上，蔣介石是掌握軍政大權的委員長，實際上，老蔣真正能調動或值得信賴的兵力並不多。
以第五次圍剿舉例，表面上蔣介石可以動用70萬兵力，但其中屬於南路軍的10多萬人，其實是桂系的部隊，而他們壓根不想為了蔣介石和難纏的共產黨開戰。所以蔣介石只能交待桂系部隊：「無須進攻，只要圍堵。」這才讓想穩守自身地盤的桂系在南路負責給老蔣壯聲勢。
所以老蔣並不是不愛惜德式師，而是他也實在沒有餘裕讓部隊保養生息。

因此單方面來看蔣、魏二人的主張都各有其道理，但兩人身處不同位置下的思考差異，卻成為不可調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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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澤爾與蔣介石在戰略及戰術上也有著巨大分歧。
中原大戰中，魏澤爾面對敵手會認為用武力直接懟，剛死敵人就完了！但蔣介石卻想盡可能保留自身實力，所以很多時候更喜歡花錢收買對手，這讓純粹的軍人，也就是主張「能動手就少瞎BB」的魏澤爾感到非常不恥。
而在圍剿戰役中，魏澤爾認為共產黨裝備落後、火力貧弱，所以應該展開更積極的進攻；可是曾有過同樣主張的蔣介石卻在先前的圍剿中吃過不少大虧，所以他更主張步步為營的緩進。雖然最後德國顧問團最中按照蔣介石的理念，制定出深具效果的堡壘戰術，但商議的過程中魏澤爾對蔣介石是罵罵咧咧，這自然讓蔣介石大動肝火。
更令老蔣仇恨值爆表的，是後來有國軍因為執行魏澤爾的積極進攻而遭殲滅時，當時他就把戰況轉給魏澤爾，希望殺一下這魏德國顧問的銳氣。結果魏澤爾卻回答：「不是我的構想有問題，是中國軍隊聯繫太差、支援速度太慢，沒辦法執行我的理念，這才錯失戰機呀。」此話一出，老蔣的小宇宙整個大爆炸：「敢情所有人都有毛病，就你魏澤爾沒毛病！」

同時，不只老蔣，許多國軍將領對於魏澤爾引進的新式德國訓練也反感頗多。
看到這可能有讀者想說：「德國軍事科技以及現代化戰爭經驗，完全凌駕在同時期的中國之上，中國將領哪來的底氣反對德國訓練？」
原因有二，第一，魏澤爾認為德國顧問應該更深介入中國軍隊的訓練，甚至提出應該讓德國軍官統帥部分層級的中國軍隊。這就碰觸到一些視軍隊為私人財產的中國將領底線……你ㄚ的是想架空老子的兵權嗎？
第二，不少國軍將領自認作戰經驗豐富，對德國顧問的新戰術也就不待見；扣除思想較為古板的守舊派，有些比較通情達理的中國將領也不贊同德國訓練的新戰術，而原因卻頗為悲哀……德國戰術太先進，通常要消耗大量但要先進行火力壓制，咱窮，實在玩不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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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原因外，最讓蔣介石及國軍將領對魏澤爾忌憚的一點：是魏澤爾涉入到中國政治的派系之爭。
前面提到，主持財政的老蔣小舅─宋子文，為了加強麾下稅警部隊的實力，找上魏澤爾進行合作。說起宋子文，他雖然跟蔣介石沾親帶故，但在許多政策理念上卻與他的妹夫唱反調，這其中就包含對日抗戰的態度。
話說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地區後，隨即成立滿州國，並找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擔任國家元首。但這不是日本陸軍行動的終結，此後，日本陸軍開始向華北地區擴張，持續與國民政府發生衝突，其中在1933年1月，國軍與日軍沿著長城爆發多場戰役，史稱「長城抗戰」。
如果大家能夠記得前文提到的諸多歷史事件，應該會知道1933年1月的局勢相當紛亂，因為除了日軍在北方的衝突，當時國軍(確切來說是蔣介石的中央軍)精銳正集中在江西繳共，而閩變也是在此時爆發。
此時的蔣介石選擇堅持「先安內後攘外」，對於日軍的侵襲，他選擇有限度的作戰，好保留國軍在北方的主力，這樣他才能集中心神消滅共產黨。可宋子文卻在此時大力鼓吹積極抗日，他甚至在一次會議上喊出：「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諸位擔保，吾人絕不放棄東北，吾人絕不放棄熱河(註：熱河省是長城抗戰主要的交戰地點)，縱令敵方佔領我首都，亦無人肯做城下之盟！」如此熱血的發言，搭配當時因為領土被入侵而激發起的民族意識，宋子文獲得滿堂喝采，同時無疑在打臉因為避戰策略而導致領土丟失的蔣介石。同一時間，魏澤爾也來到長城抗戰前線策畫作戰，對於諸多限制的蔣介石，認真於軍事的魏澤爾不意外地又開始罵罵咧咧，而他對於高調提倡抗日而且早有合作情誼的宋子文自然更有好感，兩人因此時常出雙入對去巡視軍隊。

「宋子文跟魏澤爾走得很近，魏澤爾有挾宋子文以自重的情況。」
當部下回報宋、魏二人惺惺相惜情不自禁的狀況，這立刻引起老蔣的注意。想到管經濟的跟管軍事的走到一處，然後管經濟的一再公開反對老蔣對日忍讓的政略，管軍事的則多次反對自己的軍事行動，而且還希望能擴大對軍隊的掌握……娘希匹！你兩人是想搞掉我這委員長不成！

於是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授意軍政部抵制魏澤爾在前線提出的要求，結果魏澤爾破口大罵：「軍政部官員有意抵制我建議，使我為數甚多的工作計畫為之流產。中國官員腐敗無能，工作效率低下，我不屑與之合作！」
魏澤爾這一頓怒噴有沒有讓他消氣我不知道，但軍政部官員倒是徹底被激怒，於是狀告委員長：「魏澤爾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他的發言更是傷害中方官員自尊，他的行為已經使兩國共同合作根基為之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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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魏澤爾太得罪人？事實上，他連德國以及日本人都一起得罪。
德國顧問團其實最初是以工業建設的名義來華，加上首任團長─馬克思‧鮑爾，本身同時具有經濟與軍事的長才，所以除了軍事改革，顧問團另一大任務是促進中德的貿易合作，並且推銷德國商品，好賺取外匯收入。可是魏澤爾是個純粹的軍人，他致力於軍事的同時，就把經濟合作給忽略了(其實我認為，就算他不忽略也沒用，因為魏澤爾不具備經濟方面的學識)，所以德國企業抗議魏澤爾並沒有為德國工業爭取到更大的軍火銷售量以及增加貿易出口額。
而魏澤爾在長城抗戰前線的積極動作，也讓日本人抗議：「德國顧問團怎麼介入中國軍事？這不是違反凡爾賽條約的禁令？德方此一行徑更是破壞德、日兩國的邦交情誼！」這使備受指責的德國政府反感道：「魏澤爾幹的太招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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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魏澤爾被嫌棄的原因，如果要用一句話歸納，我會說：「魏澤爾是純粹的軍人。」他只懂軍事，所以也只對軍事負責。什麼蔣委員長的政治權力、德國的外貿銷售、中國政治的派系……那都不是他關注的重點，他只有一個目標：「善盡自己德國顧問團團長職責，打造現代化且有戰力的中國部隊。」
你可以說他純粹，但也可以說他不夠有智慧，或是直白地說：你不懂中國社會。畢竟許多事情不是單靠拚勁或專業就能成就，而往往需要就不同的人事時地物去做彈性調整，但不能否認：魏澤爾克盡職責且做出成績。連蔣介石都承認：「魏澤爾將軍之忠誠與作戰經驗能力皆極可佩(服)。」
可如今，魏澤爾滿世界得罪人，讓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都向母國報告：「魏澤爾在華與在顧問團內之聲望均已開始下降，彼已無法在領導此一受人尊敬之組織。」而老蔣面對性情暴躁、行動偏激的魏澤爾，則認為：「唯一有效制服而又可使其平心靜氣工作之辦法，似在此人頭尖上加上一頂重帽。」換言之，各界都認為需要更換新任團長，而且這人的能力威望必須在魏澤爾之上。

1933年5月，一名白髮蒼蒼的老者抵達中國，隨即前往位在廬山的蔣介石別墅。老者雖然因為長途跋涉的旅程而顯得精神有些困乏，但依舊展現不怒自威的氣質，而他習慣配戴的單邊眼鏡，更是給外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廬山別墅中，蔣介石熱情的歡迎老者，而中國的媒體記者也大肆報導老者來華訪問的消息，畢竟他的名聲是那麼的如雷貫耳。
同時，因為日軍進犯華北，而身處前線處理長城抗戰事宜的德國問問團團長─魏澤爾，也趕緊置信給老者，表達對其來華的敬意以及不克前來迎接的歉意，畢竟老者不但在一戰中建立赫赫威名，還是他的昔日上司，更是德國在戰後軍隊重建的靈魂人物。只是魏澤爾沒料到，這名老者未來將會在毫無異議的情況下取代他的團長職務。

老者名為：漢斯‧馮‧賽克特（Hans von Seeckt），他的到來，同時也將改變中德合作的格局。

圖片為：德國顧問團團長─魏澤爾上將

【天現祥兆】

宋徽宗作為皇帝成績如何，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過他作為文青樣樣精通，既是畫家也是詩人、詞人、書法家……上面這幅《瑞鶴圖》便是他少數能傳世的親筆畫，有「天下一人」簽押和「御書」印，畫上更有他以自創的「瘦金體」所題的詩與記，彌足珍貴。

根據徽宗的題記交代，這幅畫繪於北宋政和二年（1112 年）的正月十六日，即是元宵次日傍晚，天上突然有祥雲圍繞宮中端門，更飛來一羣仙鶴翱翔（指回旋高飛，翱粵音「鰲」）鳴叫，久久不去，其中兩隻落到「鴟尾之端」（即古代建築中，屋頂上正脊兩端的脊獸，鴟粵音「痴」），途人無不仰首觀望。徽宗看了心想這一定是祥瑞之兆，於是便畫下此畫。

作品上畫了 20 隻仙鶴，各顯其態，頗具動感，其中兩隻立於屋頂上，曲頸回首，甚為優美。背景的天空以石青色平塗，襯托出仙鶴雪白的體態，令畫面十分耐看，吸引讀者細味。

諷刺的是此番祥瑞景象的15年後，金朝南下攻打北宋首都，擄走徽、欽二帝，導致北宋滅亡，這幅《瑞鶴圖》也流落民間，數百年不知所蹤，直至清朝才被收回內府收藏。

作品資料：
北宋 趙佶（宋徽宗）
《瑞鶴圖》
縱51 cm，橫138.2cm
絹本 設色
遼寧省博物館藏

📸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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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市簡稱「漢」，別稱江城，中國超大城市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湖北省省會、副省級城市，中國中部暨長江中游地區第一大城市，也是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金融、商業、物流、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有「九省通衢」的美譽。武漢是中國經濟地理中心，中國三大「內河航運中心」之一，也是中國客運量最大的鐵路樞紐和航空、公路樞紐之一。「黃金水道」長江及其最大支流漢水橫貫市區，將武漢一分為三，形成了武昌、漢口、漢陽三塊區域隔江鼎立的格局，史上統稱之為「武漢三鎮」。清中後期至民國，武漢經濟發達，是僅次於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國際大都市，繁榮程度位居亞洲前列，被稱為「東方芝加哥」，而武漢也繼承了這一美稱。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發生在這裡，中華民國誕生於此。1927年，國民政府決定將武漢三鎮合併為京兆區（首都），並將其設為中國的第一個「直轄市」。同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遷到武漢，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也搬到武漢，使其一度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在內遷伊始將武漢定為臨時陪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焦點城市。1949年以後，武漢轉型成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武漢是中國重要的科教研發和新興產業發展基地。截至2011年，武漢大學生人數已超過100萬，在世界所有城市中名列第一。截至2015年，武漢高等院校高達82所，僅次於北京。近年來，武漢經濟大幅增長，被認為是國內「唯一能夠實現製造產業升級換代的城市」和中國發展速度最快的極少數城市之一，目前全市高新技術製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僅次於深圳等極少數城市，城市創新能力在全國排名第二。
武漢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武漢地區考古發現的歷史可以上溯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1956年，湖北省博物館對東湖之濱的放鷹台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石斧、石錛以及魚叉等新石器時代遺存，經認定屬於屈家嶺文化。武漢最早的傳說是關於大禹曾在此治水成功的故事，至今武漢漢陽江邊的禹功磯上建有禹王廟。在黃陂區發現的距今約3500年前的盤龍城遺址，是迄今中國極少數已發現並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被認為是「武漢城市之根」，也是目前武漢擁有著比北京、西安等更為悠久的建城歷史的考古依據。
1858年清朝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中增闢的11個通商口岸，包括漢口。1861年3月漢口正式開埠。由此，漢口開始了由傳統商業市鎮向近代國際大都市的轉型。此後，漢口先後開闢了英、俄、法、德和日五國租界，40餘個歐美國家在漢設立領事館。外國各路商人先後來漢通商，從此武漢的對外貿易大幅增長，貿易量穩居全國前四，成為全國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對外貿易總額占全國外貿總額的10%左右，居全國第二位，呈現出了「駕乎津門，直逼滬上」的態勢。隨著漢口在商貿更趨國際化，大批外商在此興修碼頭，設立銀行，成立公司，極大提升了漢口的國際輻射能力。至清末，外商在漢開辦的經營土洋貨銷售、金融、航運、房地產的洋行劇增。就具體的實業經濟而言，制茶是當時漢口最大的工業，出口占全國6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義於武昌爆發，革命成功後，起義軍宣布脫離清朝，建立軍政府，成立中華民國，隨後中國各省響應，清朝被推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宣告結束，武漢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地方，於是每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紀念日，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節。1912年1月，黎元洪成為臨時總統兼湖北都督。抗日戰爭初期，南京國民政府將武漢作為戰時首都據此抵抗日軍入侵，為國民政府內遷爭取時間。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等部門陸續遷至武漢，蔣中正來到武漢指揮全國抗戰，中國共產黨有關方面力量也陸續來到武漢，國共兩黨在武漢展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武漢作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各重要機關的臨時辦公地點，成為中國政治、軍事、文化中心。
2019年底發生新型冠狀病毒事件，至2020年1月23日因疫情擴散而宣布 10:00 後實施武漢市建國以來的首次全城封鎖政策；隨後當日相鄰的鄂州市、黃岡市也相繼封城。

#3Q陳柏惟 #中二立委 #台灣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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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路是廣州市越秀區一條集文化、娛樂、商業於一體的街道，是廣州市有史以來最繁華的商業中心，日均人流量約35萬人次。北京路北起廣衛路，南到沿江中路，全長1500多米。舊時的北京路，是廣州大南門（今北京路、大南路口）內外的一條南北向主要街道。宋代滅南漢後，拆南城牆，將南城沿至江邊，建「雙闕」。1244年，建雙門樓，從此北京路中段被稱作雙門底，漸成為商業區。清代時，今北京路由北至南依次為承宣直街、雙門底、雄鎮直街、永清街，以賣書坊、古董市、花市為著名。清雍正年間，現北京路與沿江路交匯的珠江邊，是天字碼頭的所在地，為清代時是專為迎送官員而設，附近的接官亭正是當時迎接官員的地點。中華民國九年（1920年），廣州拆城牆開路，將此路改名為「永漢路」（國民政府使用粵音英文名「Wing Hon Road」），取的是清朝已滅，把南街名「永清」變為「永漢」之意。1936年，曾任國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長的胡漢民去世後，又胡本身乃廣州人，為紀念之，永漢路更名為「漢民路」。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奪取廣州後恢復原稱。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當局改名為「北京路」，寓意廣州人民擁護黨中央，嚮往首都北京之意，因路名形象反映了其廣州古城發展的中軸線之地位，故至今沒有恢復舊名。2002年7月，北京路的北段出土了自唐代直到民國時期共五朝的十一層路面，而南段則發掘出宋代至明清時期共5層的拱北樓建築基址。出土的文物包括大量石條、牆磚，以及宋代拱北樓基址、明代拱北樓抱鼓石。遺跡現用玻璃覆蓋，原地保留。北京路從清代起已有壁魚堂、汲古堂等書店和曾宗周朱墨店、劉中山筆店，這一帶還聚有大量刻書坊。現在北京路上有兩間琴行、六間書店，分別是有著建於1952年的新華書店、建於1954年的兒童書店、科技書店、聯合書店、古籍書店、教材書店和外文書店。北京路附近還有文具用品店三多軒和古玩店集雅齋。在北京路範圍同時有其他文物古蹟，包括：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明朝大佛寺、明朝城隍廟、明清大南門遺址、清代廬江書院、廣州起義紀念館等，正在發掘的古蹟有：秦番禺城遺址、秦漢造船工場遺址、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唐清海軍樓遺址等。1997年2月，北京路正式開通為雙休日步行街，逢雙休日實施只允許公共汽車行駛的准步行。從1998年到2001年期間，北京路逢節假日實施所有車輛均不能行駛的全步行；2002年元旦起，北京路正式實施全日制步行。北京路是百年老店和廣州老字號商鋪的集中地，店鋪眾多，規模大，經營樣式齊全，各類商鋪賣場，以及酒樓、餐飲食肆、文化娛樂場所和銀行等總計超過五百家。沿街商鋪以經營服裝、百貨、鞋類、餐飲、珠寶為主，現有時裝、皮具專賣店近300多家，服裝、鞋業、精品、百貨等綜合商場20多家。廣州市最早的肉菜市場——禺山市場亦位於北京路上。現代化的大百貨公司則有建於20世紀40年代的新大新百貨公司，廣州百貨公司、銀座、五月花商業廣場等大商店。2008年，天河城百貨還進駐了早前新的名盛廣場，令附近的商業變得更加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