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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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8 黃偉民易經講堂
《國安法》大演神通,禁止了黎智英手上七成壹傳媒的股票自由買賣,又凍結了他三個私人銀行戶口,務使《蘋果日報》斷水關門為止。
這個霹靂手段,只係針對肥佬黎一人,還是香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夏寶龍說過,必須嚴懲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三人。華人世界,既有最高指示,自然地,警方行動,律政署識做,法庭配合。
如果只是整俾他們三人的特別套餐,其他人就可以放心繼續炒樓炒股票了。
《國安法》雖然無所不能,但保佑不了國安處處長蔡展鵬。
據《南華早報》獨家報道,原來處長光顧無牌按摩店,碰巧遇到警方臨時查牌,所以,被勒令休假,等候接受調查。
沒有時間,沒有地點,沒有警區,沒有細節,只是說出處長揼邪骨,撞正查牌,在休假中?
新聞背後的故事,我們嘗試重組畫面,一位兩粒花督察,帶住幾條老散,作例行查牌,在一無牌骨場卻碰到高級助理警務處長,國安處處長在揼骨中,忠誠勇毅的警察,秉公辦理,向上峰呈報。因光顧無牌骨場,事態嚴重,所以,勒令處長休息待查。
不用當過差,做過記者,我骨場中人,都覺得故事於情於理不合。所以,這篇報道,應該是鄧炳強近日常常掛在嘴邊的別有用心假新聞啦。
但劇情最頂癮的,是鄧炳強第一個跳出來,不是否認這則假新聞,反而驚死你唔信,曖曖昧昧,唔交待案發警區,時間日期,行動細節,只是確認處長休假待查中。
葉劉和謝偉俊,飛身出來,笑騎騎放毒蛇,表面同情處長,其實踩多一腳,最怕市民唔信這宗報道。
咁落力演出,都係想帶公眾去一個方向,警隊上位之爭,另一個梁家輝和郭富城的衝突故仔,合理之至。
不合理的畫面,背後都有故事。
國安處成立幾個月,表面上是警隊的編制,人手是警方的人手,其實是服務中央駐港的「國安公署」,公署署長是鄭雁雄。
鄭雁雄的上司是中聯辦的駱惠寧,駱的上司是港澳辦的夏寶龍。夏是習近平的家臣,當年在浙江協助習拆教堂和十字架的闖將。
夏寶龍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專職兼任港澳辦,原主任張曉明讓路降一級,他主要直接向習匯報香港形勢,不經港澳小組韓正。
蔡展鵬這位國安處處長,其實是執行這條權力線的下線行動人員,怎麼會因揼骨而被休假?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被休假?休假時,誰署理他的職務?
神不知鬼不覺,卻成為馬雲的《南華早報》獨家消息!
這條新聞的重點是蔡展鵬被勒令休假,卻沒有透露出事的警區,只要地點出現,便知道負責的指揮官,架構上該區的警務人員便知巡查人手和細節,這宗事件便會看出破綻。
事件真相是國家機密,我們不可能知道的了,只感覺到出了大問題,鄧炳強、葉劉、謝偉俊等一眾人等,急於幫忙告訴你,這宗新聞是真的。如果是《蘋果》的獨家,說是外國勢力編導的假新聞便好了,但偏偏是馬雲的報紙。不知消息來源還透露了多少內幕!
這種古怪新聞會愈來愈多,殺光真正的傳媒機構後,香港便只有這些別有用心竹傳言和各方有心人,刻意透露的秘密消息。語言口耳相傳,以後真真假假,就方便官商勾結,混水摸魚了。
明天是佛誕公眾假期,四月初八日,是佛陀出生的日子。
在古印度恆河流域,有一個小國,迦毘羅衛國。國王淨飯王,皇后摩耶夫人,在今天生下太子悉達多。
悉達多成長期間,眼見眾生多苦,世事無常,終於廿九歲出家,尋找人生離苦得樂的根本法門。
最後,在菩提樹下覺悟出痛苦產生的過程,及終止痛苦的方法。悟道成佛。
二千多年前,人類智慧發生了一次奇妙的大躍進。
在中國,是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出現了孔子、老子的哲學思想,成為中華文化的根本。
在中東,耶穌誕生,建立耶教文明,成為西方的精神支柱。
在希臘,有蘇格拉底,和他的學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智者。他們的學說,影響了人類哲學和科學的發展。
在印度,釋迦牟尼的出現,影響了整個東方世界的思想。
目前的人類文化,基本上是根據這四位思想家,在同一段時間裡,爆發出智慧火花而來。
所以,佛陀與孔子、耶穌、蘇格拉底,被後世尊稱為世界四大聖哲。
四位聖哲,留下的智慧,都是教人離苦得樂的方法。
佛陀留下了“如來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盤寂靜。
三法印,是佛陀一生印證出,離苦得樂的次第過程。
世間事物,永遠變化不已,從無一刻停頓。
人,基於自我的利益考慮,卻期望好的時物長存,壞的東西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
這種想法當然不能如願,因而生出了苦。
諸行無常。佛陀對弟子阿難說:
萬物皆無常,
有生必有滅。
凡是有生命的,都會死亡;
美好的都會變壞。
期望永遠美好,不死,便生出痛苦了。
諸法無我。環境在變,這個「我」,也因應時空的不同,而產生變化。
人會產生痛苦,都是因為有一個無明的“我”存在。若能無我,“苦”便無從生成,無處可以依附。
好壞善惡,都是以我為中心,對際遇反映出來。赤子之時本無分別心,隨著成長,種種錯誤價值觀念形成,痛苦煩惱也隨之而來了。
沒有永恆不變的客觀宇宙,就沒有永恆不變的我存在,一切都在因緣變化中。
涅盤寂靜。一個人無論多長壽,生命的總長度,都是由無窮的當下剎那,相加總和而成。每一個當下剎那,無所謂好壞順逆垢淨,所有都是你生命組成的部份,沒有哪一個“剎那”不是自己,這便是生命的實相。
每個人都可以透過正確的人生觀念,正確的修行方法而達至“苦”不再生的境地。
能夠“涅盤寂靜”,因為了解“諸法無我”,諸法之所以無我,因為明白到“諸行無常”。
三法印,一環扣一環,根源在於我執。一個我字,就是痛苦的根源。
凡有我,就有貪嗔癡的本性。
對順境的貪住;
對逆境的嗔恨;
對人事的癡迷。
中華文化,由儒釋道三家揉合而成。中國人講佛理,很多時候與宗教無關,純是從文化角度入手,追求那種心無罣礙的和平寧靜。
像佛教的《心經》,就很受香港人歡迎,不必佛教行人,一般人都愛背誦抄寫。
梅艷芳、王菲、劉德華、容祖兒,都各有唱法演繹,國語、粵語,有多個不同版本。
二百六十字的心經,全名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般若,即是智慧;波羅蜜多,是過渡的方法;心經,是心法。
只要是佛教徒,不理是大乘八宗,或是小乘二宗,總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渡過輪迴苦海,到逹彼岸。
過渡方法,佛門提供六種,合稱六波羅蜜,即是: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就是觀音以智慧過渡輪迴苦海的心法。很受歷代中國人的歡迎。
心經第一句: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藴皆空,度一切苦厄。
這句卻令很多人惘然,大家熟識的觀音,叫觀世音,為何這裏要叫觀自在?
兩晉時期,鳩摩羅什,來到漢土,將梵文觀音菩薩,譯作「觀世音菩薩」。
到唐朝三藏玄奘法師,認為觀自在更合梵文本義,他所譯的心經版本,遂稱「觀自在菩薩」。
這個心經,在中國流行了千年,深入民間,但奇怪地,觀音,人們只接受觀世音,不接受觀自在的譯法。
觀世音菩薩,字義是關注世間苦難聲音的菩薩。
觀自在菩薩,字義是關注自在得樂的菩薩。
三藏法師的自在本義,可能更合菩薩精神;但中國人,苦難的多,中國社會,不平事衆,中國民眾,在現實世界,找不到公義,總希望在形而上的領域,有一位法力無邊的菩薩,救苦救難,關注人間的苦難不平。
所以,觀世音的譯名,很合中國人的胃口。觀世音菩薩,就自然地在漢土普及起來。
中國人的世界,是特權世界,人人追求特權,人人服膺特權。
既有特權,何來公義?沒有公義,幸福就只能是水月鏡花。
中國人愛拜鬼神,因為,除了仙佛,世上無人代抱不平。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 在 海獅說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昨天看到這則新聞,嚇得海獅差點以為自己穿越回到了前清。當然這種三跪九叩禮合不合適見仁見智,但海獅看到這則新聞最深感不安的,則是這兩個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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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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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有什麼問題嗎?我們以前小時候誰沒背過論語孟子三字經的啊?
但是有次無意在一個中國朋友分享的文章裡,看見了對岸讀經教育的恐怖變形。就在十多年前,中國開始了一場讀經熱,上百間讀經學堂接連設立,這些學堂「在深山之中,出山沒公路,得坐農用拖拉機。十多個學生,每人一間毛坯房,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沒有暖氣,學生們各占一座山頭,不許來往。漫長的冬日,四點半就要起床讀經。山上沒得吃,他們就整月吃南瓜。」
這開始宣導這一切讀經教育的,正是一個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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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財貴。牟宗三的入室弟子,曾任東海大學人文學系兼任講師、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台中師範學院語教系專任副教授,從1994年開始就致力於推廣所謂的「全球讀經」運動。只要是讀經教育,大體上都是以這人為宗師。
(我們這一輩小時候在那邊背論語孟子背到死的,知道該去找誰算帳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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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財貴自有一套所謂的兒童教育理論。翻譯成白話的話,就有點像是「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他認為小孩在13歲以前背誦能力最強,所以讀經教育就應該越早越好、而且背的東西越難越好。此外他也認為,人一生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全部都已經在這些典籍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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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財貴的理論剛好搭上中國的傳統文化復興運動,而他的學堂教育也彌補了中國一般教育的不足。2001年7月15日,王財貴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國家級骨幹教師培訓班上,開始了一場名為〈一場演講,百年震撼〉的演講,從此以後讀經教育在中國開始野火燎原,各省紛紛成立私立的讀經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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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財貴的兒童教育理論引導下,整個中國大陸上百的讀經書院要求小孩要背完20萬字的中文典籍、10萬字的英文典籍,這些小孩每天被關在深山裡就開始背,沒有網路、沒有遊戲,甚至對自己到底在背什麼也搞不懂,而就算想問也不知道從何問起----讀經學院的老師與其說是老師,不如說是背書監視員外加高級伴讀書僮,完全不會跟你解釋這些文本是什麼意思(也解釋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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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被關在深山整整十年。所謂的畢業考就是對著一台錄影機,然後把這30萬字一字不漏的全背下來。
接著他們就可以進入他們那個體系的最高學府,王財貴親辦的「文禮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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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多年過去了。那些幾萬先前毫無選擇的兒童們,成為這場反體制教育試煉的直接受害者,他們在背完30萬字之後卻苦澀的發現,自己對英文的理解還不如一個小學生。19歲的鄭惟生在背完20多萬字的經書後意識到,自己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諸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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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得不推翻了自己曾真誠信仰,並奉獻了全部生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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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運動」在中國逐漸夢醒,但是這條已經完備的產業鍊不可能憑空消失。
看到這則新聞我突然有點擔心,這條產業是不是又伸回了台灣,
而且在我們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生根茁壯。他們牢牢地抓住家長「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點」還有「尊師重道」的傳統心態,而這就是這整個系統賴以維生的全部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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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簡單地給出三跪九叩禮在台灣復甦到底應不應該,那是他們自己的孩子我也無法管。我只能說如果是我的話,反正我不會這樣做。
13歲以前能背最多的書不假,但13歲以前
也是孩子創造力和想像力最爆發的階段。我不希望他因為要背這些東西,而沒時間去看看世界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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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要看古代中國典籍,我會教他:「現在給你一天時間,去找出這些典籍不合邏輯或是錯誤的十個地方。」
在研究真理的路上,質疑是一項比相信還要重要的能力。我也要他去詢問所有東西,等到有一天我回答不了之後,我會教他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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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不會教我的小孩下跪。我要和他說:連你老爸都沒辦法要你跪下,你在外面敢給我彎腰試試看。
當然現在我也只能在這裡放個小嘴砲之類的,我也相信這些家長校長教育家們都是好意,但我還是要提醒:有的時候,一種「不想孩子輸在起跑點」的善意,可能會讓孩子整個人生都輸得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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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https://read01.com/EME6D4.html
〈讀經少年聖賢夢碎:教育的殘酷試驗與教主王財貴的產業鏈條〉
奇文共賞:http://ppt.cc/VjFsr
〈王財貴教授關於讀經的大膽說法〉:
「“五四”白話文運動破壞了中國的文化傳統」
「該“死背”就須“死背”,應“食古”就須“食古”」
「在兒童時期,讓孩子“死背”、“食古”,猶如電腦之輸入資料,愈多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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