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為你讀一點書 S01E46 《日光與黑潮》選詩 feat.詩人林梵/演員莫子儀 #獻給已乘海翁遠去的林瑞明教授
林老師有兩種身分,一個是學者林瑞明,台灣文學史的大師,在戒嚴時期就關心著台灣文學脈絡的學者,楊逵的知己與賴和研究的專家,也是成大歷史系的傳奇人物。另一個是詩人林梵,早年的苦吟與憂愁,在《日光與黑潮》中,轉成了花枝春滿、天心月圓那樣的平靜與希望,即便晚年的他身受病痛所苦,但在詩中,身體的痛苦不佔痕跡。
他也是一位積極熱情、毫無私心的組織者,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與成大台文所的創立,都與他的大力奔走、不辭勞苦有關,可是任期一到,他老人家毫不戀棧,依舊做學問去。
老師是標準的台南人,他說過自己小時候騎過普濟殿的石獅子,每天早上要去永記魚丸,他不喜歡台北的繁華熱鬧,有一陣子系館整修,他就每天坐在吳園旁的 奉茶.十八卯 茶屋工作,因為天天去,初次去的客人還以為他是老闆。
我並不是林老師的學生,確切來說其實算網友(?),我沒有資格評價老師的工作,但我希望大家都能認識這位了不起的學者、了不起的詩人,大家也可以去 @林瑞明教授紀念專頁 看看老師的故事。
非常感謝金馬影帝 莫子儀 MO Tzu-yi Morning 獻聲相助,替我們朗讀了林瑞明老師詩集中的兩首詩:〈生活〉與〈時間哲學〉,我們不知道每一天會往哪裡去,但每一天,都可是充滿期待的一天。
*選自林梵,《日光與黑潮》,新北:印刻文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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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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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野鴿子的黃昏】 #野鴿子的黃昏 #1967年
這部作品當時在社會上引發一陣騷動
書中的文字過於灰暗被列為禁書
對比今日百花齊鳴的言論
歷史便是如此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今日我們再回頭來看這部作品
仍然能為人們在大時代下的困惑迷惘而心痛
一起來回憶
來源:聯合報 第一版 廣告
日期:1967/11/12
#野鴿子的黃昏 #王尚義
#報時光UDNtime
歷史新聞
【1967-11-12/經濟日報/06版/綜合】
從「野鴿子的黃昏」引出感人的故事
【本報記者楊蔚】文壇上有一個早殞的天才,最近在人們心上捲起一陣懷念的潮浪--他是四年前逝世的王尚義;也就是「野鴿子的黃昏」的作者。
捲起這一陣潮浪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的遺集的發掘與印行,其二則與最近的一大新聞有關。
醫科學生冷暖際遇
據說,不幸在直潭遇害的景美女中學生董明芳,有人看到她生前曾獨自坐在塗潭渡口處一塊石頭上,埋首閱讀一本小說。那本小說就是「野鴿子的黃昏」。
因為有這兩件事,有很多人談「野鴿子的黃昏」這本書,和書的作者王尚義;同時,王尚義的朋友們對他懷念得更深、更濃……
王尚義是河南汜水人,台大醫學院畢業,民國五十二年--在他廿六歲的那一年,死於肝癌。這個短暫的生命,有如流星一閃,但有很多讓人興起感懷的情節。
譬如,他的作品很多,目前在坊間可以買到的,如「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狂流」、「空谷足音」、「野百合」、「野鴿子的黃昏」等;另外還有正在整理出版的其他作品。而這些作品,都是最近兩年經過別人一番發掘的工夫,才一部一部陸續的出現。
他生前是一個醫科學生,死後卻因為文學方面的成就,獲得重視和適當的評價。
他的朋友們說,王尚義給人的印象,蒼白、尖說、激動,並且不時會爆發一陣帶著嘲弄意味的大笑。那種逼人的氣勢,有時頗難讓人忍耐。不過,據說他有好幾個知己的朋友,也都是在辯論問題時吵架「吵」出深厚的友情來。
他讀大學時,經濟情況很窘。於是,在繁重的功課之外,兼了兩家夜校的鐘點,另外還趕寫文章,這樣勞累的結果,健康漸壞。他的病因即種於此。等到他後來住院、開刀,據說乾癟得祇剩骨頭了。
對於死亡,王尚義始終抱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感情。他有一個短篇小說「大悲咒」,受文壇推崇。這篇小說討論到信仰與死亡的問題,有精細的解剖。這也是他在作品中一再提出討論的主題。而在他描寫到一個人的莊嚴死亡時,祇有這麼簡短的一句:「二○四號的病人被更高的手接了去。」
--幾乎是對死亡的一種沉默的抗議!
一個淒美的故事
王尚義的作品,有一部份似頗受卡繆的影響。那一段期間,存在主義的哲學,衝擊文壇,敏銳如王尚義,自不例外。他推崇卡繆,對卡繆在作品中所顯示的良知的覺醒,以及肯定生命的態度,格外讚佩。
「死得安然,活得實在。」這是他對卡繆的名著「異鄉人」的一個詮釋;卻也是他自己那短暫一閃的寫照。
在王尚義的悲劇的背後,還有一個堅貞而淒美的愛情故事。他有一個女朋友,感情極洽。王尚義在病中時,她不拘小節,隨侍榻旁。後來,王尚義死了!這一個重大的打擊,使她心灰意懶,於是她皈依天主,作了修女。
有人問她為什麼選擇這條道路?據說她含著淚,沒說明什麼理由!
王尚義死後,他的朋友向他悼念說:
「與他同時代的人剛剛接觸到人生,他巳經投身於死亡;我們不必感到哀傷,因為他是一個生活的勇士……」
前兩天,景美女中的一個女學生,在一家晚報上發表了一篇悼念董明芳的文章,內容非常感人。在那一篇文章中,也談到「野鴿子的黃昏」這本書。這個書名,其實是其中一個短篇小說的題目.內容為描寫一個人隱藏在心中的一幅美麗的幻景,後來如何被殘酷的歲月所撕碎。
這篇小說,一開始即進入「我」在涉足田埂,踏上小路,穿過竹林,而在河邊躑躅流連時的心境。這個「我」的內心,被大地喚起一種與大地融和的慾望和期待,並且祈求一個奇異的夢境……
聽牧師顫抖的聲音
在小說的結尾時,牧師顫抖的念著:「從情慾生的必屬於情慾,從靈生的必屬於靈。」
…………
據那篇悼念的文章說,董明芳很喜歡這本書。這一本小說,也的確擁有廣泛的讀者,但不知在他們沉醉於王尚義那個美麗的環境時,是否知道它背後有這麼許多蒼涼的情節?
【1968-01-18/經濟日報/04版/工商服務‧市況】
充滿「牛」勁的出版商
看﹗這幾個小伙子﹐怎樣開辦出版社﹖又是怎樣賺了錢﹖
【本報記者劉朗專訪】怎樣才能辦好一家出版社?「水牛出版社」有一個答案。
水牛出版社是八位大學畢業的青年辦的,前年十一月底成立時,只有新台幣四萬元的資金,經過一年零二個月的經營,現在賺了二十幾萬。
據「水牛」負責人彭誠晃說:他們這一伙青年朋友,大學讀書時,就為「水牛」的誕生,做了些舖路的工作,經過長年儲蓄,三千、五千的湊在一起,一共才有四萬元。
他們沒有因為錢少,便提不起勁來,相反的,他們很珍視這個「小數目」,就在台北市連雲街廿六巷廿一弄二號,一間小地下室裡開張起來。
當時,他們琢磨了一個共同理想:出年青人的書,以及出年青人有益的書。
彭誠晃說:八位青年董事,有個年齡的巧合,都是廿六年生,都屬牛,水牛是台灣的「標誌」,有耐勞吃苦精神,那正是他們需要的「牛勁」,因此,「水牛」便成了他們的商標。
一年多的時光裡,這幾位青年走了不少崎嶇的、迂迴的、乃至於痛苦的路。
最初,出一本書,他們把握不住市場需要,連書商的折扣的竅門都摸不清,印刷廠也配合不上出書的需要,拉稿子,幾乎跑斷了腿--人家對「水牛」一無所知嘛!
「哪一類的書有希望?」這個問題,和他們捉了不少迷藏;往往他們認為一本不錯的書,結果大虧其本;而一本認為不好的書,反而暢銷一空,到現在他們還不能完全把握,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開始時,「水牛」的書,委託一家發行社經銷。後來,他們認為應該自立,著手建立自己的「網」,用青年人的那股熱勁,自己辦交涉,自己送書本,自己結帳、討錢,汗是出了不少,但在滴汗的泥土裡也長出了東西。
現在,他們在全省有了一面密密麻麻的發行網,這個網裡兜著他們六十條「魚」--即六十本新書,其中最暢銷的一本是「野鴿子的黃昏」,這本書現在已發行到第九版,賣掉二萬多冊;另有「野百合花」、「深谷足音」,都是已故的青年作家王尚義的遺作。胡品清的「夢幻組曲」,銷路也很好。
另外幾本:「齊克果的日記」、「胡適與中西文化」、「耶穌之繭」、「集合論導言」,他們認為是有價值的著作。
一般來說,一本書,第一版能夠本,第二版以後才能賺錢,不過,這又要看版稅、稿費的高低。
水牛出版社一年之間有如此好的利潤,除了他們有完善的發行網,出版的書,意義與興趣能兼顧之外,宣傳也是很要緊的。他們的宣傳方法不走陳腔濫調,選辭用字,圖案、說明,很合青年的胃口,同時在各大專院校,經常對大學生進行新書預告及新書內容介紹的招貼,使書的內容與銷售宣傳對象,密切配合,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年下來,「經驗」已給他們加上了「雙翼」,今後,他們想「飛」得更高更遠。
首先,他們想出一部「兒童少年文庫」,精裝,廿四開本,要價錢低、印得好,啟發兒童,有益兒童。
其次,他們要印行「羅素全集」,廿冊,共二百四十萬字,已請胡品清、劉福增、林哲雄在譯述中。
他們能在荊棘裡闢出路,相信,他們在路上,一定快馬加鞭,直奔前程。
我們願意看到「水牛」,又強壯、又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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