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9條規定：「檢察官應督促受其指揮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本於人權保障及正當法律程序之精神，公正、客觀依法執行職務，以實現司法正義。」
依照德國《刑事訴訟法》眾多版本教科書幾乎都會提到的傳統理論，檢察官是「法律守門員」（Gesetzeswächter），有義務捍衛程序正義，並以起訴門檻進行程序控管；德國學者Schünemann在其論文〈後現代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檢察官定位〉中表示：檢察官是「偵查程序的主宰者」（„die souveräne Herrin des Ermittlungsverfahrens“），且透過檢方於偵查中的強制處分與起訴決定權，可以讓程序中違法的「妖魔鬼怪消失於無形」（der ganze Spuk würde sich in Nichts auflösen）。
但以上充滿理想的理論，在我國警方扭曲的績效、不公平的獎懲制度而催生的違法案例中，檢方卻礙於現實而無法在偵查階段進行程序控制與守門的工作。這就是檢察學（檢警關係）理論與我國實務脫鉤的地方。
本案除了凸顯警方績效制度，以及長期以來不把法律當成一回事的查緝政策外，也隱隱踩到了檢方近年來在警方績效制度、操弄媒體愚民的作秀文化下，對於警方動輒得咎，偵查的「合法性控制」軟弱無能的痛腳。
但是案件起訴後，負責「蒞庭」參與審判程序、舉證與交互詰問、論告的公訴檢察官，依照我國檢察官制度，其角色並不是「被告的敵人」，而是協助法院發現真實，以及提供法院建議做出適當的量刑判斷。當然，公訴檢察官也是「法律守門員」，並具有《刑事訴訟法》第2條的客觀義務，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都應該予以注意。
所以理論上，如果公訴檢察官發現偵查程序嚴重違法，應該客觀的依照審判中調查的證據與事實，做出適當的決定。法諺有云：「筆受拘束，口卻自由」，也就是公訴檢察官雖然在書面上受到起訴書、上級書面指令等書面文件的拘束，但在法庭活動時得本於其法律確信而自由陳述意見，不受上級指令之拘束。
當然，也不受到偵查檢察官在偵查中，疏於調查程序問題的起訴決定的拘束。如果無視審判中發現的偵查程序問題，反而是非不分、互挺到底，才是踐踏公訴檢察官的尊嚴。
職是，花蓮高分院在108年上易字第8號刑事判決中提醒檢方偵查主體的義務，是要帶領司法警察官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發現實體真實，更要監督警方的程序合法性，而不是一味相挺導致混淆警方對於法律的認知。
問題在於檢方高層長期以來只想搞好「檢警關係」，得過且過、睜一眼閉一眼的「能，但不想做」，以及基層檢察官在警方浮濫移送案件癱瘓的結案壓力下，被影響程序控制的動能。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部分檢察官忘記了檢察官的定位與使命，也忘記檢察官是法律守門員，不是被告的敵人，在不服輸的情緒下打死不退、「上訴到底」，連上訴理由顯然違法、文不對題都不自知，形同變相誤導警方繼續違法。
當檢察官背棄偵查主體的使命時，將使得在績效、功獎與升官文化中茫茫然的警方更加肆無忌憚的違法，動搖法治國的刑事訴訟體系，這才是偵查尊嚴的淪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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