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行政罰法 從新從輕 例子高雄好過日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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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可恥不是一年兩年的事：反高雄的惡質媒體】NCC昨天對中天換照案做出「不予許可」裁定，今天同集團的中國時報就登出全版「可恥」自我介紹。而其政治夥伴中國黨今天則集結高雄市議會搬出鄭南榕抗議，也很適合用這兩字形容。 但中天的可恥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雖說本次中天換照不通過是因為違規嚴重，內控失靈，但其實背後更可怕的是，中天對這塊土地濃濃的惡意，首先就從中天對高雄的抹黑談起。 #惡意抹黑高雄2009年11月30日，中天新聞引用網路影片報導，痛批高雄捷運內違法飲食的民眾，但從車廂內裝與廣播來看，影片拍攝很明顯就是台北捷運車廂。然而中天至高捷拍外景，訪問高雄捷運局，最後再打上「#高雄報導」字樣，試圖誤導閱聽人。 被揭發後，中天硬凹表示該報導是中天高雄駐地記者在網路上發現影片，記者根據大眾運輸法無城市之分，就地採訪高雄捷運局而做出報導，從法律面程序來說，並無問題，強硬拒絕道歉。 從這則新聞就可看出，中天透過媒體權力和報導手法，有系統性的產製高雄，甚至整個南部的負面新聞，早從11年前蔡衍明入主時就開始。而到了2018年選前，更達高峰，當時只要涉及高雄市政新聞，旺旺中時集團幾乎都是以韓陣營角度負面報導，完全配合「又老又窮」的敘事手法，並帶進高高在上的天龍觀點，讓這些北部記者做起新聞來格外帶勁。這條線埋了10年，產生的傷害難以估量！ 以近期例子而言，中天報導高雄輕軌，幾乎都以「民眾不滿」、「居民抗議不斷」等觀點出發，報導新北淡水輕軌，就是照搬「人潮客滿」、「第一條看台灣海峽捷運」等宣傳話語，偏頗的報導方式於法無法處罰，對高雄的傷害卻不斷累積。 不要忘記，韓國瑜發言人之首，新聞局長王淺秋就是出身中天體系，在中天當到高階主管（政治中心副主任），和高雄毫無淵源的台北人，從「抹黑高雄」到「攻佔高雄」，背後就靠著媒體的洗腦宣傳力量！  這些蓄意污衊高雄的記者，你們的良心從未反省過，現在爭工作權？死好而已！ #旺旺自認是中國傳聲筒中天開始抹黑高雄的2009年發生什麼事呢？ 前一年11月，蔡衍明併購中時集團，並在12月5日會見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報告說希望：「藉助媒體的力量，來推動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 王毅當場表態說：「如果集團將來有需要，國台辦定會全力支援。」 蔡衍明更畢恭畢敬的對王毅說：「我們都有依照上面的指示，好好報導祖國的繁榮」 果然，中國旺旺控股自2007年起，從中國領取約180億的政府補助金，其中2018年選前更達到高峰，中國旺旺再以租金、廣告、購買產品等方式，將資金流向台灣中時集團。近4年，若扣除中國旺旺每年投入約6億廣告費用，中天就會大幅虧損。等於說中天生存必須倚賴中國金流。 而馬英九時代，蔡衍明坦承自己確實要求中時「不應批評總統與政府官員」，因為「公司老闆不好，你應該做的是離開公司，而不是批評老闆，馬英九就像是大家選出來的老闆，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批評」 蔡衍明過去更曾多次表示：「64沒死這麼多人」、「中國在許多地方是很民主的」、並要「推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而對於蔡衍明違法收受中共置入資金被罰款，他更強辯：「我要講的是什麼，為什麼不讓我們賺光明正大的錢？ 為什麼要讓我們賺偷偷摸摸的錢？當然這是過去的一些陸委會規定什麼，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認為，應該讓我們去賺這個錢。」 本次NCC透過中天內部大量群組對話，判斷蔡衍明直接介入電視台節目製播方向。讓這樣一位資金來自中國事業，完全聽從中國政府、只批台灣不批中國黨政府的老闆用媒體機器扭曲事實，幫中國辯護，這是哪門子言論自由？這是納粹中國宣傳部吧！ #南部需要南部的聲音中天換照不過後惱羞成怒，狡辯：「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對此，NCC主委陳耀祥則嚴正聲明，這種說法對其他新聞台是一種侮辱，自數位化後，「從來不會只有一種聲音，不是中天以外，所有都只有一種聲音」 誠哉斯言！在台灣，關了中天以後，還有無數的親中統媒，只要沒有被抓到違反新聞製播規範、沒有抓到「直接」中資介入，他們都有舔中的言論自由，甚至「顛覆民主」的自由。除了NCC監管以外，我們更需要完成 #代理人法案，比照美澳等民主國家，將受外國政府控制或影響的媒體標註為「外國代理人」，避免破壞我國之民主自由。 另外，我們也要提醒執政黨，除了秉公處理新聞自由，嚴打中國滲透的的大原則外。在台灣國內，也不能只有「台北的聲音」。 過去陳水扁時代，行政院曾經核定在高雄設立公視南部台，但在馬英九上台後立即被中國黨政府所取消。然而，政黨再次輪替後，儘管民進黨政府更為重視本土文化，並設立公視台語台，增加文化預算。然而，在影視製播與媒體方面，就連公部門資源分配也仍集中台北。 我們過去多次呼籲，比照BBC進駐曼徹斯特「英國媒體城（MediaCity UK）」模式，在亞洲新灣區設立 #公廣集團南部園區，並結合流行音樂中心、軟體園區、引進傳播數位相關高等教育資源，建立起公共性媒體之上下游產業鍊，提供南部的視野以及南部影視產業的穩定後盾。後續並持續吸引民間影視產業與相關企業進駐，帶動高雄產業轉型。這是扁政府時就有眉目的政策，相信現在要推動更是水到渠成！ 希望 陳其邁 Chen Chi-Mai 市長能夠大力疾呼，讓高雄的聲音被聽見！

Question 2

行政罰法 從新從輕 例子知史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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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歷史春秋網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網站簡介：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Question 3

行政罰法 從新從輕 例子郝明義Rex How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美國蓬佩奧國務卿講話的全文翻譯（轉自美國之音）＋錄影：
　
謝謝你，謝謝大家。謝謝州長的介紹，實在是過獎了。的確，你走進那個健身房，提起「蓬佩奧」的名字時，會有人悄悄耳語。我有個兄弟，馬克，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的籃球手。
　
再次為藍鷹儀仗兵和空軍下士凱拉·海史密斯和她精采的國歌演唱鼓掌，怎麼樣？
　
也感謝勞瑞牧師動人的禱告，我想感謝休·休伊特和尼克松基金會邀請我在這個重要的美國機構發表講話。很高興有一位空軍的人為我唱歌，一位海軍陸戰隊的人為我做介紹，而且他們讓陸軍的人站到了海軍的人的房子前。這一切都很好。
　
很榮幸來到約巴林達。尼克松的父親在這裡建了這座房子，他在這裡出生長大。
　
感謝尼克松中心董事會和工作人員使我和我的團隊今天的活動成為可能，在眼下這樣做絕非易事。
　
我們有幸看到在座的有些非常特殊的人，包括克里斯，我得以結識他，克里斯·尼克松。我還想感謝翠西·尼克松和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對這次訪問的支持。
　
我還想感謝幾名勇敢的中國異議人士，他們遠道而來參加我們今天的活動。
　
所有的其他貴賓，所有的其他貴賓，感謝你們來到這裡。那些能夠坐在帳篷下面的人，你們一定是多付錢了。
　
也感謝那些收看直播的人。
　
最後，就像州長提到的，我出生在聖安娜，離這裡不太遠。今天在座的有我姐姐和姐夫。謝謝你們來。我敢打賭你們從來也沒想到我會站在這裡。
　
我今天的講話是一系列有關中國的演說的第四部分，我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聯調局局長克里斯·雷和司法部長巴爾與我一道發表這些演說。
　
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一個真正的使命，這就是解釋美中關係的不同層面、幾十年來累積起來的那種巨大的關係失衡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霸權意圖。
　
我們的目標是表明，川普（特朗普）總統中國政策旨在解決的、針對美國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我們為確保這些自由制定了戰略。
　
奧布萊恩大使講到了意識形態。聯調局局長雷談到了間諜問題。司法部長巴爾講到了經濟。我今天的目標是為美國人民把這些匯總在一起，詳細闡述中國的威脅對我們的經濟、我們的自由乃至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明年將是基辛格博士祕密訪問中國半個世紀的一年，離202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50周年也不太遠了。
　
大家知道，那時的世界大為不同。我們曾經想像，與中國接觸將會產生團結合作的光明未來。然而，因為中共未能履行對世界的承諾，今天我們都仍然戴著口罩，目睹大流行病死亡人數的上升。每天早晨，我們都在讀著打壓香港和新疆的新聞頭條，我們看到造成美國就業流失、沉重打擊美國各地、包括南加州這裡的經濟的中國不當貿易行為的驚人統計數字，我們目睹中國軍隊變得越來越強大並且越來越具威脅性。
　
從加利福尼亞這裡到我的故鄉堪薩斯州以至更遠的地方，美國人心靈和腦海中縈繞著這些問題，我也要重複它們：
　
與中國接觸50年後，美國人民現在有什麼成果可以示人？
　
我們的領導人提出的中國朝著自由與民主演變的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嗎？
　
這是中國所定義的「雙贏」局面嗎？
　
而且，從一位國務卿的視角來看，核心的是，美國更加安全了嗎？我們自身以及我們後代的和平前景是不是更大了？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自由的21世紀，而不是習近平所夢想的中國世紀，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並應以此作為我們未來幾年和幾十年的指導：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們絕不能延續這個模式。我們絕不能重回這個模式。
　
川普總統非常明確地表示，我們需要一個戰略，保護美國經濟，還有我們的生活方式。自由世界必須戰勝這個新暴政。
　
在我好像急於要破壞尼克松總統的遺產之前，我希望明確表示，他做的是他當時相信對美國人民最為有利的事情，而且他可能是對的。
　
他是一位出色的中國研究者、強悍的冷戰勇士，而且是中國人民的仰慕者——我想我們大家都是。
　
必須要充分肯定的是，他認識到中國實在太重要了，不能被忽視，即使當時的中國因為自我施加的共產暴政而處在被削弱的狀態。
　
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中解釋了他的未來戰略。這是他說的話，他說：「長遠來看，我們根本無法承受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除非中國改變，世界不會安全。因此，在我們對事件所能影響的範圍內，我們的目標應為引導改變。」
　
我認為這是整篇文章的關鍵詞：「引導改變」。
　
因此，尼克松總統歷史性的北京之行，開啟了我們的接觸戰略。他崇高地尋求一個更為自由、更為安全的世界。他希望中國共產黨會對那個承諾做出回報。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決策者日益假定，隨著中國變得更為繁榮，它會開放，對內會變得更為自由，而且對外不那麼具有威脅性，更為友好。我敢肯定，一切似乎都顯得如此的勢在難免。
　
然而，勢在難免的時代結束了。我們一直在追尋的那種接觸政策沒有在中國境內帶來尼克松總統所希望引導的那種改變。
　
事實是，我們的政策，還有其它自由國家的政策，重振了中國失敗的經濟，看到的卻是北京反咬餵食給它的國際之手。
　
我們向中國公民張開了雙臂，換來的卻是中共利用我們自由與開放的社會。中國派出宣傳手進入我們的記者會、我們的研究中心、我們的高中和大學，甚至進入我們家長教師協會的會議。
　
我們把我們在台灣的朋友邊緣化，台灣後來成長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民主（楷模）。
　
我們給予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本身特殊的經濟待遇，看到的卻是中共堅持要求在其踐踏人權的問題上保持沉默，把這作為允許西方公司進入中國的代價。
　
就在前些天，奧布萊恩大使提出了幾個例子：萬豪、美國航空、達美和美聯航都從它們的公司網站上刪除了提到台灣的地方，以免觸怒北京。
　
離此不遠的好萊塢——這個美國創意自由的中心和自封的社會公正的仲裁者，對哪怕是中國稍微不利的說法都實行自我審查。
　
企業界對中共的默默接受在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
　
企業界的這種效忠效果如何？這種奉承得到了回報嗎？我來引用司法部長巴爾上星期的演說中的一句話，他說：「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它是搶掠美國。」
　
中國竊取我們珍視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祕密，使美國各地損失了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
　
它從美國吸走了供應鏈，然後加上了奴工器具。
　
它使世界的關鍵水道對國際商貿不那麼安全了。
　
尼克松總統曾說，他擔心，他把這個世界向中共開放，創造了一個「怪物弗蘭肯斯坦」。而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局面。
　
誠信者可以辯論為什麼這麼多年來自由國家會允許這些壞事發生。也許我們當初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毒株過於天真，或者冷戰之後，我們相信自己必勝，或者我們是貪婪的資本家，或者被北京的「和平崛起」言論所蒙蔽。
　
無論什麼原因，中國今天在國內越來越威權，而且越來越咄咄逼人地敵視世界其它地方的自由。
　
川普總統已經說了：夠了。
　
我不認為兩黨中有很多人對我今天所舉出的事實提出質疑。但是即使是現在，有些人還在堅持說，我們必須保留那種為了對話而對話的模式。
　
現在，要明確說明的是，我們會堅持對話。但是如今的交談不一樣了。幾個星期前，我去檀香山見了楊潔篪。
　
還是老一套，話說了很多，但真的是沒有提出要改變任何行為。楊的承諾，跟中共在他之前做出的很多承諾一樣，是空洞的。我猜測，他的預期是，我會屈從於他們的要求，因為坦率地說，太多以往的行政當局都這樣做了。我沒有。川普總統也不會。
　
奧布萊恩大使闡述得很好，我們必須記住，中共政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正信仰者。
　
他的意識形態決定了他數十年來對中國共產主義全球霸權的渴望。美國不能再忽視我們兩國之間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根本不同了，就像中共從來也沒有忽視它們一樣。
　
我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任職、隨後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出任國務卿兩年多來的經歷讓我有了這樣的核心理解：
　
真正改變共產中國的唯一方式就是以中國領導人如何表現而不是說什麼為基礎來採取行動。你可以看到美國的政策對這個結論做出回應。里根總統說，他本著「信任但要核實」跟蘇聯打交道。對中共，我的說法是：「我們必須不信任，而且要核實。」
　
我們這些世界上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引導中國做出改變，就像尼克松總統所要的那樣。我們必須以更具創造性而且更為強勢的方式引導中國做出改變，因為北京的所作所為威脅著我們的人民與我們的繁榮。
　
我們必須從改變我國人民與合作夥伴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開始。我們必須說實話。我們不能像對待其它國家一樣，把這個中國的化身當作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知道，與中國進行貿易不像與一個正常、守法的國家進行貿易。北京把國際協議視為建議，作為獲得全球主導地位的渠道。
　
但是，通過堅持公平條款，就像我們的貿易代表在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所做的那樣，我們可以迫使中國正視其盜竊知識產權和傷害美國工人的政策。
　
我們也知道，與中共支持的公司做生意和與一家公司、比如一家加拿大公司做生意是不一樣的。他們不聽從於獨立的董事會，而且很多公司是國家贊助的，不需要追求利潤。
　
一個好的例子就是華為。我們已經不再假裝華為是一個無辜的電信公司，它只是來確保你能和你的朋友交談。我們以它本來的面目來稱它——一個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而且我們採取了相應的行動。
　
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的公司在中國投資，他們可能有意或無意地支持共產黨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我們的財政部和商務部因此對中國領導人以及正在傷害和侵犯世界各地人民基本權利的實體進行制裁並將他們列入黑名單。好幾個政府部門合作制定了一個商業諮詢公告，以確保我們的首席執行官了解他們的供應鏈在中國境內的運作情況。
　
我們也知道，並不是所有的中國學生和雇員都是來這裡只是為了多掙一點錢或者多為自己積累一些知識的正常學生或工作人員，他們中有太多的人是來盜竊我們的知識產權並把它們帶回自己的國家。
　
司法部和其它部門已經在大力尋求懲罰這些罪行。
　
現在我們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也不是一支正常的軍隊。它的目的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精英的絕對統治，拓展中華帝國，而不是保護中國人民。
　
因此，美國國防部加強了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以及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行動。我們建立了太空軍來幫助阻遏中國侵略太空這個最後邊疆。
　
坦率地說，我們在國務院也建立了一套與中國打交道的政策，推動川普總統的公平對等的目標，改寫幾十年來不斷增加的失衡。
　
就在本星期，我們宣布關閉中國在休斯頓的領事館，因為那裡是間諜活動和知識產權盜竊的中心。
　
兩個星期前，我們逆轉了八年來在有關南中國海國際法問題上的那種右臉被打轉過左臉的做法。
　
我們已經呼籲中國使其核能力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略現實。
　
國務院在各個層級而且在世界各地與我們的中國同行進行接觸，只是為了要求公平和對等。
　
但我們的做法不能只是一味強硬。這不大可能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還必須與中國人民進行接觸，並賦予他們力量，——他們是充滿活力、熱愛自由的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
　
這要從面對面的外交開始。無論走到哪裡，我都遇到了才華橫溢、勤奮努力的中國男性和女性。
　
我見過從新疆集中營逃出來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族人。我和香港的民主領袖們交談過，從陳樞機主教到黎智英。兩天前，我在倫敦與香港自由鬥士羅冠聰會面。上個月，我聽到了天安門廣場倖存者的故事，其中一位今天就在這裡。
　
王丹是一名關鍵的學生，他從未停止為中國人民的自由而鬥爭。王先生，請站起來，我們好認出你來。
　
今天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中國的民主運動之父魏京生。他因為倡導民主而在中國的勞改營裡度過了幾十年。魏先生，請站起來，好嗎？
　
我在冷戰時期長大並在陸軍服役。如果我學到了什麼的話，那就是，共產黨人幾乎總是撒謊。他們撒的最大的一個謊言是，認為他們是在為14億被監視、壓迫和恐嚇得不敢說出真相的人民說話。
　
恰恰相反。中共對中國人民誠實意見的恐懼甚於任何敵人。除了失去對權力的掌控之外，他們沒有理由恐懼。
　
試想一下，假如我們能夠聽到武漢醫生們的聲音，假如他們被允許對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的爆發發出警報，全世界，更不要提中國境內的人，會好得多。
　
在太長的時間裡，我們的領導人忽視或淡化勇敢的中國異見人士的言論，他們就我們面臨的這個政權的性質警告過我們。
　
我們不能再忽視它了。他們和任何人一樣清楚，我們永遠不可能回到現狀了。
　
但是，改變中國共產黨的行為不可能僅僅是中國人民的使命。自由國家有捍衛自由的工作要做。這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我有信心我們能做到。我有信心，因為我們以前做過。我們知道事情會怎麼發展。
　
我有信心，因為中國共產黨正在重複蘇聯曾經犯過的一些錯誤——疏遠潛在的盟友，在國內外破壞信任，拒絕接受產權和具有可預見性的法治。
　
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是因為我看到其它國家的覺醒，他們知道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就像我們在美國一樣。從布魯塞爾到悉尼到河內，我都聽到這個信息。
　
最重要的是，我有信心我們能夠捍衛自由，因為自由本身就是一種甜美的吸引力。
　
在中國共產黨加強對香港這座驕傲的城市的控制時，看看那些爭相著要移民海外的香港人吧。他們揮舞的是美國國旗。
　
的確是有差異。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國已經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經濟。但北京對我們的依賴比我們對他們的依賴更大。
　
我拒絕這樣的看法，即我們生活在一個勢在難免的時代，某些「陷阱」是命中註定的，共產黨的主宰地位是未來。我們的做法並非註定要失敗，因為美國並沒有在衰落。正如我今年早些時候在慕尼黑所說的，自由世界仍在獲勝。我們只需要相信這一點，知道這一點，而且對此感到自豪。
　
世界各地的人們仍然希望來到開放的社會。他們來這裡學習。他們來這裡工作，他們來這裡為他們的家庭開創美好的生活。他們並不急於在中國定居。
　
現在是時候了。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時機很好。現在是自由國家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不是每個國家都會以同樣的方式應對中國的挑戰，他們也不應該如此。每個國家都必須自己悟出如何保護自己的主權、如何保護自己的經濟繁榮以及如何保護它的理念不被中共的觸角所染指。
　
但我呼籲每一個國家的每一位領導人開始做美國已經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堅持從中國共產黨那裡得到對等、透明和問責。他們是一小夥統治者，遠非鐵板一塊。
　
這些簡單但強有力的標準將會產生巨大的效果。我們讓中共來制定接觸條件的時間已經太久了。已經不再是這樣了。自由國家必須設定基調，我們必須在同樣的原則上運作。
　
我們必須劃定不會被中共的討價還價和甜言蜜語所沖洗掉的共同底線。事實上，美國最近就是這麼做的……我們一勞永逸地拒絕接受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聲索……同時，我們敦促各國成為潔淨國家，這樣他們公民的私人信息就不會落入中國共產黨的手中。我們通過設定標準來做到這一點。
　
的確，這是困難的。對於一些小國來說，這是困難的。他們害怕被一一幹掉。因為這個原因，一些國家此刻根本就沒有能力或是勇氣與我們站在一起。
　
的確，我們的一個北約盟國在香港問題上沒有以應有的方式挺身而出，因為他們害怕北京會限制他們進入中國市場。這種膽怯將導致歷史性的失敗。我們不能重蹈覆轍。
　
我們不能重複過去幾年的錯誤。面對中國的挑戰，需要歐洲、非洲、南美、特別是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民主國家使出力氣，投入精力。
　
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最終，中國共產黨將侵蝕我們的自由，顛覆我們各國社會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的子孫後代可能會受中國共產黨的擺布，他們的行動是當今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戰。
　
中國的習總書記註定不會永遠在中國內外施行暴政，除非我們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這不是關於遏制。不要相信這個。這是關於我們從未面對過的一個複雜的新挑戰：蘇聯當時與自由世界是隔絕的，共產中國已經在我們的境內了。
　
所以我們不能獨自面對這個挑戰。聯合國、北約、七國集團、20國集團，如果我們有明確的方向和巨大的勇氣，我們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的結合肯定足以應對這一挑戰。
　
也許是時候建立一個志同道合國家的新聯盟了，一個新的民主聯盟。
　
我們有工具。我知道我們能夠做到。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意志。我要引用《聖經》裡的一句話來問：「我們的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共產中國肯定會改變我們。不能僅僅因為過去的做法舒服或方便就回到這些做法。
　
從中國共產黨手中確保我們的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而美國處於領導這個使命的最佳位置，因為我們的建國原則給了我們這個機會。
　
正如上星期我定睛站在費城獨立廳時所解釋的那樣，我們的國家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上，即人人擁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保障這些權利是政府的職責。這一簡單而有力的事實已使美國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所嚮往的自由燈塔。
　
理查德·尼克松在1967年寫道：「除非中國改變，世界不會安全。」他說得太對了。現在要靠我們來聽從他的話了。
　
今天，危險顯而易見。
　
今天，覺醒正在發生。
　
今天，自由世界必須做出回應。
　
我們永遠也不能回到過去。
　
願上帝保佑你們每一個人！
　
願上帝保佑中國人民！
　
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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