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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躋身組織的前30%關鍵人才】
　
　　從小就喜歡深思的杜書伍，腦子裡無時無刻不在轉動思考，成為企業家之後，這更成為他帶領團隊向前走的管理方式。「我認為領導就是要『觀念領導』，」杜書伍說。爲此，2000年之後，他乾脆當起「老師」，每天早上八點到九點召集幹部「上課」。隨著聯強國際規模不斷擴張，杜書伍再進一步把上課內容寫成文章，讓全體員工都能了解他的思維。
　
　　大老闆為文創作，想必離不開嚴肅與教條的成分吧？一點也不。這系列後來以「聯強EMBA」為名，隨電子報發送的短文，因為談的是工作中人人會碰到的課題，角度深入淺出，以小窺大，不僅內部幹部受用，連收到的外界客戶、經銷商、合作夥伴都深覺有收穫，無形中爲杜書伍養出一批忠實閱讀的「粉絲」。
　
　　大方分享自己的心得，杜書伍笑著說，希望透過文字帶來影響，說不定就此改變某個人的職涯，或讓某家企業從此降低基層運作的成本。「公開這些是帶點理想性，」他說。
　
問：你對自己的職涯一直都有清楚的想法，是不是少年養成的過程帶給你一些影響？
　
答：我覺得有兩個因素，第一，是種穩定的力量。我的家庭教育一直教我要踏實，假如沒有這個，人就會浮躁，風一吹就會搖來搖去。第二，我成長的年代，是台灣非常期望走向富裕的年代，對自己有希望成功的強烈企圖心。有了這種企圖心，就會去動腦，想要突破。但有了先前穩定的力量搭配，我不會躁進，或一看到旁邊的機會，就方向搖擺。
　
問：父母親怎麼教育你這種態度？有特別的方式嗎？
　
答：這些認知有的是來自父母正面的言教，但也有來自負面的；好的可以學，壞的記取教訓。像我母親是正面教材，我父親的中年危機，則算是負面教材，他本來教書教得很好，收入也很高，但後來他想當校長，就從教育界退休，參加別人的辦學，最後卻沒有成功。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當我要做重大決定時，我會很審慎，會陷入長考。多思考，就會把範疇拉大，把考慮的時間拉長。長考也是另一種穩定的力量。
　
問：你的職涯中，哪些是你需要長考的時刻？
　
答：我出來工作大概快四年時，有人用雙倍的薪水來挖角。我那時候負責英特爾的微處理器的推廣，他做電子打卡鐘，當時我的薪水兩萬出頭一點，他用五萬挖我，那時候，這筆錢很大很大。因為他的產品要外銷，他還對我說：「我就給你五十萬，你跟我去國外跑。」我想，天底下從來不會有好康的事掉下來，這個人出手這麼大氣，代表他的行事作風不踏實。這筆錢我能拿六個月還是一年？所以最後我就沒有去。
　
　　另外一次，是我大四時在補校教高三數學，服完兵役回來後，校長又來找我，要我晚上再去兼課。我約略算一下，去教書至少一個月有四千五，當時我的薪水差不多是七千塊，等於是兼一份差，薪水增加六成，但我還是拒絕了。因為老師領的是鐘點費，薪水雖然不錯，但增幅有限，又不是我的主業。相反的，我專注投入公司的工作，薪水可能會成長很快，所以我拒絕了，決定專注做我的本業。
　
問：很多人面對機會難以拒絕的理由，是認為它稍縱即逝，你不擔心這一點？
　
答：沒有實力，機會都不是你的。機會其實隨時都有。我用公車來譬喻，儘早讓自己站上公車站牌，機會來你就上得去。但有時候你站在那裡，機會還沒來，你也要耐心等。
　
　　我在學校時就經常思考自己的未來，我知道我學的是Computer Science（微電子），但我希望未來走管理職、業務職，所以大學時代除了本科之外，我還去修了很多管理課程，為未來作準備。
　
　　進入職場後，第一個職務是擔任研發工程師，原本我為自己設定花兩年時間熟練技術實務，之後再轉調業務，但我做了九個月，就被公司要求轉調業務，因為覺得我在技術的磨鍊還不夠，所以當時陷入另一個長考。不過，一方面是配合公司需要，另方面，我想到只要肯花時間，做業務時還是可兼顧研究產品、累積技術含量，這樣不也更會賣。所以我轉換職務時，白天跑業務，晚上K書作研發，兩個兼具。這段過程也讓我思考，怎樣讓兩件衝突的事情協調，能夠一魚雙吃。
　
問：像個人生活，娛樂這些面向，都不在你的考量內？
　
答：（笑）我出社會前面十年，只看過一、兩部電影。
　
問：你從什麼階段開始真正讓自己從「部屬」的思維，提升到「管理者」的思維？
　
答：在學校時，我就常思考自己的未來出路，因為不是狹隘地讀書，想的時間也比較長遠，所以習慣以比較高的高度看事情。從學校建立這樣的習慣後，這一輩子，我都是拉高高度來看事情。第二，我念了管理，自然而然就有管理的背景，讓我後來在做主管的過程中很自然，沒有任何門檻。
　
問：在管理端經常要面對人的問題，你都沒有摸索或挫折的過程？
　
答：（大笑）多了。以我的職涯來說，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我一九七六年出來工作，第一階段大概到一九八五年。這個階段都在打基礎摸索。這九年時間，我cover的範疇很多，這段時間的挫折就很多。
　
　　打個比方，我認為任何事都應該節儉。我剛開始做sales，感覺常常跑呀跑，沒有結果，卻要花錢，所以我出去都坐公車，管理下屬也是這樣。但另外有個部門出去就直接招計程車，於是部門間，大家就會比較。我就對部屬說，我們今天這樣節省，紅利會比較好。結果呢？並沒有比較好。最後我拿我自己的紅利出來分給大家，結果他們都不收，而且認為我這個主管有guts（膽識）。在這樣的要求下，第二年，我們的紅利的確就比較好。
　
問：你碰過最大的難題是什麼？
　
答：最大的挫折就是部屬被挖角。投注心力去帶他們，後來他要離職。或是覺得某位女性同仁很不錯，她卻說：「抱歉，我要回家生小孩。」爲了這個，我還寫了好幾篇文章，談雙薪家庭的重要，甚至上媒體談怎樣料理家事，教太太給先生一律穿白襯衫、買同樣顏色的襪子，垃圾桶一次套好幾個塑膠袋，更換的時候才方便.......減輕女性同仁的負擔。我甚至還教她們如何準備四菜一湯。
　
問：說到有員工想回家帶小孩，你一路走來，都被強烈的危機意識跟企圖心引導，你認為現代人對工作仍然需要這樣嗎？
　
答：關鍵在經濟基礎。這次金融危機就回過頭來告訴大家：未來環境的變化是你沒辦法控制的。你有把握目前的經濟條件一生無虞嗎？每個人對經濟安全的定義不一樣，但長遠來看，門檻還是蠻高的。就像誰會想到現在存款利息幾乎等於零？
　
問：經過金融海嘯，職場發生很大的變動，也顛覆很多人對生涯的想像。你體會最深的一點是什麼？
　
答：回過頭去看，我很高興我很多想法是對的，這些現象，終究證明我的價值是對的。

　　我本來就看金融業是「虛業」，不是「實業」，過度擴張的結果，本來就應該泡沫化。再看很多垮掉的百年老店，很多都是老大不堪，沒有危機意識，長時間下來像是國營事業，怎麼經得起環境變化？
　
　　雖然很多人失業，但我認為好的人從來沒失業過。景氣好，人員通常會寬編，企業只淘汰績效最差的3％，但景氣不好時，企業淘汰10％，這才是真正人力精實的編制。所以如果你在這最後的10％中，平常沒事，但是就像人家說：「退潮時，才知道誰沒穿褲子」，碰到考驗，誰沒穿褲子就看得到了。
　
　　組織中，70％都是基層員工，30％屬於幹部級；真正屬於中級主管以上，比例可能只有3％。經濟不景氣時企業砍最多的，是基層員工跟不好的幹部；所以你希望自己永遠都很安全的話，就要努力擠進組織的前30％。大家必須有危機意識，也要與對現實有正確的了解，讓自己進入真正安全的範圍；否則在不安全的範圍中，當然會被砍。
　
　　不過，整體來看這個世界還是人才不夠的，而且好的人才的價值比過去還要高；如果你是人才，不僅絕對不會失業，還到處搶著要。
　
問：專業工作者或經理人可以從金融海嘯中學到什麼？
　
答：要學到未來變化是很大的，絕對不能認為它不變或變化很小。另外，經濟安全與危機意識是必備的。經濟安全還包括能力安全，要讓自己一直跑在前面，不要落在後面。
　
　　很多人聽不進去，因為他們根深柢固認為工作是痛苦的，休閒是快樂的。我認為這是絕大的錯誤。你鑽進工作中，那種知識的滿足跟喜悅，完成一件事的成就感，才是真正的快樂。玩就快樂嗎？不見得喔。玩是你要付錢給人家，工作是人家付錢給你，你又很快樂，而且獲得愈多，表現愈好，給我的錢愈多，何樂而不為？
　
問：你不斷強調思考的重要，你思考時，有特殊的程序嗎？
　
答：我無時無地不在思考，腦筋不動就渾身不對勁。因為思考是不分場所的，我連走路也在想事情。假如想出東西，那就很高興了。年輕時，我對我的主管，或公司做法，有時不是很認同。但是我心裡會想：「我只有兩年工作經驗，人家是我的三倍，其中必有道理。」我就照做，有時候會問，有時候就持續當作一個議題，隨時找答案，很可能五年以後才找到答案。養成習慣後，現在留在我腦中還有很多懸案（笑）。
　
　　我認為領導就是要觀念領導，所以我自己體悟到什麼，我就講給部屬聽。2000年以後，因為幹部太多，我開始正式上課，再把上課內容寫成文章。一個人要觀念正確，才能有效率的工作。金融海嘯發生後，不少企業出狀況，倒是解答我很多懸案。
　
問：爲什麼？
　
答：我相信，全世界的事物都是成常態分配，大部份是落在中間，特別好或特別不好的相對少。常態分配跟我們講的中庸之道是契合的。站在穩健的角度，我們只要落在中間就好，不需要在兩邊，因為很outstanding的這邊，畢竟是例外，有時候甚至得靠運氣，所以不要去想這個。就經營企業來講，盡力做就對了，不一定非要第一。為了做第一去冒險，可能會變成第十。我只要持續努力，可以從第三變第二，從第二變第一，不是很穩嗎？想去樹梢摘最漂亮的果子，可能會跌倒，這也是我講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問：不管是穩定或穩健，能不能爲它下個定義？
　
答：你踏的每一步，把握度都很高。它的風險是你輕易可以承擔的。比方說，我有七成把握，三成會失敗，而且失敗以後不傷筋骨，這樣可以做。
　
　　有些事情是你有九成把握，但那10％一旦發生，你承擔不起，這樣不能做。反過來說，這件事情九成會失敗，但承擔得起，就可以做。過去媒體說我很開創、敢突破，表面上看起來我很冒險犯難，其實每一步我都知道企業能不能承擔得起，而且是輕易承擔，不會傷到筋骨。
　
問：當讀者要吸取你的觀念時，你會建議他們怎麼使用？
　
答：關於管理的書籍有三類，第一類是教科書，非常理論，都是專有名詞；第二類是管理大師寫的書，很多例子都是國外或大公司的例子，對本地的讀者有距離感；我寫的聯強EMBA文章算第三類，題目都很小，就在每個人的周遭，很貼近職場。所以在自己的工作環境中，它是最接近、最能轉化使用的。這是我當初題目愈寫愈小，愈來愈貼近員工的原因，其實是每個人工作中都會碰到的經驗，只是過去發生時，自己不見得感覺到。因此，要努力思考在工作經驗中相對應的場景，然後去模擬使用看看。那你就會真正把觀念跟實務連結在一起。一方面，這會使你對觀念理解更深入，二方面，它會融入你的腦海，達到內化。這樣，你以後隨手就能應用這些觀念，幫助自己職涯的發展。這是最重要的關鍵。(本文收錄於《打造將才基因》，作者：《Cheers》雜誌總編輯盧智芳)
　
#連結閱讀
1. 斜槓人生，好嗎？
http://bit.ly/3mZU0Wk
2. 杜書伍：有三大能力才是人才
https://bit.ly/3zDWeSC
3. 杜書伍：你懂得「想」，就成功一半！
https://bit.ly/3CZLOyy
　
🌏聯強國際為亞太第一大、全球第二大資通訊通路集團，2020年全球營收規模突破台幣1兆3,300億元。
🎯知識與經驗的分享，是我們回饋社會的方式。

值得深思：
走向數字化的深淵

 在中國，很多人日常生活只使用微信跟支付寶，身上很久都沒有現金了。 但鄭州災後網路中斷，微信支付寶都不能使用。
醫院沒有電打不開電腦就開不了藥，沒有現金買不了東西，汽車不能用導航。

整個鄭州市大片區域停電，老舊街區因電路老化多不能倖免。 大量的沿街商舖關門歇業，未歇業的生鮮類商家打折出售著無法冷藏的魚肉鮮奶，並翻出了許久不用的彈簧秤，但結算環節還是常常無法完成——現金從生活中消失了太久 ，銀行仍因停電關門，有人甚至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
在七里河邊的一家生鮮超市，老闆發愁地坐在店門口，一位中年男性從漆黑的店舖裡走出來，手中拎著一袋洋蔥和小冬瓜，上秤之後，總價大概20塊 。
“只能付現金。”
“不能用支付寶？”顧客問。
“你能打開支付寶？”
中年男性沒有現金。 在黑色皮包查找許久，他只能遞給老闆一包香煙——藍色包裝的煊赫門，市價大概19塊。 （這令人不禁想起二戰後經濟崩潰的德國，人們把耐儲存、易分割的香煙當作“貨幣”）

鄭州東站附近是水、電、網絡全無的三無區域。 高鐵出站口的閘門全部失靈，原本需要刷身份證或車票出站的乘客，徑直從無法轉動的閘口裡擠了出去。 而當他們走出站前廣場，會發現這座城市的主要公共交通，已經變成了共享單車和快狗打車、貨拉拉。
出於安全考慮，主要的幾家網約車平台暫停了鄭州範圍內的業務。 大部分公交線路也停止運行。 於是你會看到拉著行李箱的乘客冒失地攔下順豐快遞的貨車，大聲問司機，“拉人不？”而車站西南邊的十字路口已變成一處交易場所，當一輛出租車 空駛而來，立刻會有乘客圍上去，“你說多少錢就多少錢，不打表。”
但司機關心的並非價錢，他們總是問，“你有現金嗎？微信支付寶刷不了。”
上前詢價的前三撥人都失望離開。 偶爾也有乘客質疑司機“發國難財”，司機並不刻意地做出委屈表情，“我這是新能源車，這點電完了就完了，都不知道去哪充，電樁都廢了。” 而根據鄭州市的一項數據，全市8成以上的出租車已更換為新能源汽車。
21日中午時分，站前的十字路口滯留了數百名旅客，在人群、大包小包和泡了水的私家車之間穿梭的，快狗打車和貨拉拉佔據絕對的主力。 不管是五菱宏光還是金杯，乘客們絕不嫌棄，甚至對坐在陌生人的腿上也頗能容忍。
決定前往鄭大一附院之後，我攔下了一輛快狗的貨車，司機是位40歲左右的中年人，留著短平頭，看起來久經社會。 但問起單程的價格，他突然變得很靦腆，“你說多少錢？”幾番推脫之後，我意識到他對這項突然興起的新業務十分陌生。 他拿出手機，“我看看高德地圖上有多遠。”但一分鐘之後，他說，“沒網。”
互聯網科技發達之後，城市居民已經習慣了由它塑造出的秩序，它定義了交易的流程，甚至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也建立在互聯網產品的機制之上，你不會擔心淘寶店主訛 了錢，也不為滴滴司機是否繞路而焦慮，丟了的手機十有七八也能找回來。 但在7月21號的鄭州，我與那位快狗司機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像是想要找回一種生疏了許多年的技藝。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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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爆出累積確診２２例，分別於５／２５有３人確診，５／３１有２人、６／６日１人、６／８日１人、６／１０日１人、６／１２日１人、６／１１日１人、６／１２日１人、６／１３日３人、６／１４日２人、６／１８日３人、６／２０日２人、６／２１日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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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是萬華的大型市場，或者說，是北台灣最大的家禽零批場，只要是萬華人，沒人不知道這個地方，無論是做生意的還是一般家庭，都來過這裡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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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訝的是，當萬華人陷入一片恐慌之際，ＰＴＴ柯糞的反應是，「累積確診」不對，怎麼可以把５／２５日算到今天上，這是在製造恐慌，實在讓人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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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柯糞們是把過往以來至今累計的確診數，全都算在５／２５日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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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曾說過，確診數要看趨勢，５／２５日不過３人確診，從６月到現在，累積的２１人數字，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直到前天，都還有人確診，ｐｃｒ是有延遲的，這些數字，都還在通報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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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什麼「拿過去的數字算在今天的帳上」，而是「今天的數字跟過去一直有關連，不曾停止」，同一個地方，一直不斷出現確診數，就代表那個地方仍然有隱藏的傳播鏈，只是還沒被發現，尚未大爆發而已，神父希望，柯糞不要跟柯文哲一樣，士林長照了４８確診３死，他才學到了一課，恩，原來武漢肺炎是有潛伏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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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別忘了，北市府只有在６月９日、１１日、１８日三度出動快篩隊到環南市場快篩，共篩７８０人，有２人確診，但快篩率僅占攤商工作人數２８００人的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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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和北農有密切往來，原本排６梯次篩檢，剩３次，後面梯次的攤商篩不到，自治會長要求全都篩，市政府竟回「要支援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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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攤商排了３次隊，才找到自己的名字，市場處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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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不是每個人都有，是攤位抽幾位出來做快篩，沒有你的名字，就自己去外面做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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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萬華環南市場的確診趨勢，就是一直都有人確診，內部有許多隱藏感染源，ａｎｄ，柯文哲所謂以打游擊戰的方式，殲滅感染源，原來就是打到一半，跑掉，然後當作這地方沒事，他已經做完該做的事了，感染源被殲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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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記錯的話，６／１９日，柯市府關掉了剝皮寮快篩站，黃珊珊稱「萬華已不算是熱區」、「剝皮寮將設置這段抗疫過程紀錄，讓民眾知道萬華非常努力地在這場戰役中讓疫情降下來，功不可沒！」北市府則說，「在北市不斷努力下，萬華的盛行率已經明顯下降，證明當時的決策相當正確而及時．」柯文哲親赴現場，致贈醫院和醫護感謝狀，然而，後頭斗大的紅布卻相當刺眼，「謝謝柯市長、黃副市長，剝皮寮快篩站功成身退．」不知道是要謝謝醫護，還是謝謝他們自己，彷彿萬華的疫情已經終止，防疫馬到成功，一切歌舞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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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一時間，環南市場仍然出現確診，北農的群聚正在發生，然後是士林長照機構，差不多就是烈火正在熊熊燃燒時，一群人卻聚在外頭開營火晚會，他們高聲慶祝，屋內的火災已經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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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想起中共的防疫模式，疫情蔓延之時，馬照跑，舞照跳，當確診數不斷攀升，卻稱疫情「可防可控」，要人民「相信政府相信黨」，然後開始「武漢加油」，各種「抗疫英雄」出現，最後，直到現在，中國面對各國的質疑，居然大喊「武漢團隊應該得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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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看似在激勵武漢人，同理武漢人，實際上，是在遮掩真相，逃避自己的責任，要武漢的人們擱置懷疑，相信疫情已經結束了，問題已經解決了，不准抱怨，不要有聲音，於是武漢人的痛苦和懷疑，全都隱沒在一群正能量的打氣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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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打，越洩氣，越加油，越鬱悶，當所有人堅信問題已經不再發生，真正受苦的人，卻無法發出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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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父說，萬華人，不要窮到只剩下打氣加油的聲音，不要冤枉到被各種滿溢的糖蜜，堵塞自己的嘴，那不是歌頌，是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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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疫苗，是安慰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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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自己的安危，和政客的利益掛在一起，任由他們代替你說話，任由他們來詮釋你自己，儘管那可能是好聽的，看起來和你站在一起，為你打抱不平，事實上，是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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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話語，都有兩種意涵，而那背後，往往都別有深意，說著「功成身退」，其實是「功在他，資源可以撤了」，當剝皮寮撤的當下，前幾天無論在環南，還是北農，篩不到的都會叫你自己去篩，你自己去篩，去哪篩呢？去剝皮寮，然後就關門了，這顯然是第二十二條軍規，全世界沒有快篩站是只做３６天就「功德圓滿」，沒有一個確診數破千的區域是３６天後「不再是熱區」，沒有病毒還在潛伏的時候，疫情還沒穩定的時候，就說要撤走，因為「附近商家和居民認為生意受影響，連署希望遷走快篩站．」然後市府「從善如流」，這些打蛇隨棍上，就是欺民眾不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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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站，就是疫情嚴重之處的眼睛，因為快篩的邏輯，就是在風險處高的地方，才準確，才能避免偽陰偽陽的問題，就算疫情緩和了一些，這個眼睛仍然必須監看著，避免再度爆發，如果為了附近人的生意，觀感，就可以當作撤掉的理由，這就好像生病的人撤掉了自己的眼睛，以為看不到，就沒有事了，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犧牲整個萬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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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趣的是，剝皮寮將轉型為疫苗注射站，這是令「撤站」難以反駁的，環南市場快篩篩不到，也是因為「要支援打疫苗」，你不但不能反對，還得點頭贊同，因為打疫苗是好事阿，但是快篩還是要做啊，用好事來掩蓋壞事，一向都是柯市府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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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柯文哲整天嚷嚷著要疫苗了，因為打疫苗這件事，是最沒有成本的防疫方法，什麼都沒做，就喊著「打疫苗」，好像已經做了什麼一樣，不斷的要疫苗、索取疫苗，還可以掩蓋自己製造的問題，就連北農和市場處，別人問他，有做什麼防疫措施？呃，有阿，我有爭取疫苗，出一張嘴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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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賊頭賊腦式的防疫，上行下效，當柯文哲終於說出了新戰術，「北農爆發群聚確診，４０００人若要每週快篩可能太慢，因此全部抓去打疫苗」，稱這是「暴力處理」北市爆發士林長照機構群聚，接下來的戰略，就是「將太難處理的就先打疫苗」，把疫苗當成治療劑，這就像內射了以後才開始戴保險套一樣，疫苗產生保護力是在兩周後，就算打了再多人，也沒辦法遏止當下的傳播鏈和已經得病的感染者，當這個戰術動到了遊民身上，遊民也要優先打，就可以知道，這不是在打疫苗，而是在打麻醉劑，柯文哲施打在眾家媒體和市民腦中，產生了「阿北很會做事」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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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疫苗，是不能阻止當下正在傳播的病毒，只有快篩、疫調、匡列、隔離，才能阻止傳播鏈，在北農事件爆發前幾周，中央曾經要求北市府在北農設置快篩站，柯文哲的理由是「剝皮寮快篩站就在北農旁邊，所以才不設．」他說，自己是醫學專業人士，行不行他很清楚，旁邊就有快篩站，直接帶去剝皮寮做就好，沒有必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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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身就是在吐痰，又是一個瞞天大謊，剝皮寮和北農，一個在北，一個在南，相隔將近３公里，走路要半小時以上，而你自己就說北農的人來自全台各地，請問不設快篩，走路到剝皮寮，是要給鬼篩嗎？關了以後，出事又把剝皮寮團隊調到北農去，這不是在自打臉嗎？有何專業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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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模式的防疫，並不適用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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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共模式，第一，就是口號式的防疫，無論是什麼冷區殲滅戰，熱區圍堵戰，同心圓掃描，精準疫調追殺，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台北做得到清零，這些都是在務虛，而不是務實，當市場處或北農，都開始柯文哲化了，別人問他做了什麼，他們說，我有畫同心圓阿，這就跟當初美中台三角型差不多，都是在麻痺大眾，我都處理好了，這裡已經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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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放任著疫病不斷蔓延，傷口不停潰爛，問題不停惡化，人們卻當作沒這回事，因為他說，他已經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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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有一位ｓ小姐接受政論節目的訪談，她說，她媽媽在北農工作，是個派遣工，然後，突然有天，她周遭的正式員工突然都不上班了，她以為是請假，於是她向往常一樣繼續包著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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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問ｓ小姐，沒有人告訴她，那些人都已經確診了嗎？ｓ小姐氣憤的說，沒有，都沒有人說，她媽媽就繼續包著蔬菜，直到有天，發燒了，她覺得很不舒服，但是包裝很大量，需要有人做，她休息一天後，又回去工作，後來真的不行了，就躺在家休息，直到她的父親有天跌倒，送到醫院，然後，父親和母親都確診了，包括她的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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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越說越氣憤，直到主持人問，她的爸媽現在怎麼樣了，她的聲音才垮了下來，說，爸爸已經過世了，十天後就過世了，然後２４小時就火化掉，也見不到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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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聲音很令人動容，那是從最堅強到最脆弱的那一瞬間，她說，這個病毒是專門欺負老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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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媽媽同事確診，她並沒有被告知，等到染疫後，也沒有人來做疫調，公司也沒有一通電話過來，彷彿她媽媽不存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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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無言以對的是，她媽媽的其他同事打電話過來，說端午節可以過來拿粽子，他們才知道，原來她媽媽確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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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問公司現在怎麼樣？她的同事回答，沒有什麼事發生，就像以前一樣營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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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個巨大而無視生命的機器一般，當有人捲入齒輪縫中，它看見了，無語，然後繼續轉動，發出嘎茲嘎茲的聲響，彷彿只是捲落了一小片鐵屑一樣，這一個被包裝得好好的芭樂，這一個，被隱藏得很好的，負責供應大台北蔬果的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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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這就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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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情況，亦發生在台北各處，環南市場有攤商的女兒確診，父母照常去擺攤，市府沒有匡列，沒有篩檢，所幸自治會主動請他篩檢，然後他們自己消毒三天－這跟市場處說的每天都有消毒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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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發生在６月２０日的通報，抓接觸者、篩檢、消毒，全都是民眾自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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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長照機構，６月８日出現確診者即通報，９日機構自費快篩，篩出一位確診者，衛生局僅在電話一端遙控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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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出現第三位，１４日發現事態嚴重，開始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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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是，台北市知情後卻不做疫調、隔離、全院快篩，只有要求落實分艙分流、加強清消，事後卻指控機構隱匿，稱該機構並沒有通報、清空住民和清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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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把自己應該做的事，直接轉嫁到對方身上，這令人想到台北市政府之前發新聞稿直接指控萬華基層醫院卸責一樣荒謬，這幾乎成為了他們的ｓｏｐ，惡人先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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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似乎也根本忽略了他們的指令不可行，一個機構根本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獨自處理一個群聚的疫情，他們好像在幻想，「恩，什麼都不做，他們自己就會變好」，他們只要像個客人一樣，在旁邊點餐提出需求就好了，分艙分流，長照機構沒有空間，分人照顧，沒有人手，接觸者需隔離，恩，去哪隔離？這些躺在病床上沒有自理能力的人誰管？這應該是公家機關要介入的事情，卻沒有積極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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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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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甚至有要求長者們自己去快篩站，但長者都插管了，根本無法去快篩站，我們已經等了好多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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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所有住民的肺，像花火一樣，被點燃，噴發，喘息，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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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慘的還在後頭，副市長黃姍姍居然說，「北市衛生局全面接管未耽誤任何時間，全程都有向家屬說明，開說明會，無人有任何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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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出面痛斥，黃珊珊說謊，根本沒有說明會，他們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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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能靠精神勝利法，烙的狠話一次比一次還狠，想的方法如此天馬行空，應該腳踏實地去做的，卻不必去做，柯文哲口中的每一次殲滅、殲滅、再殲滅，由副市長複頌，殲滅不了病毒，卻殲滅不少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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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也不是靠自我安慰，我常說，這社會氛圍有點奇怪，不是極度悲觀，就是極度樂觀，極度悲觀以後轉變成極度樂觀，這是不正常的，引用一個瘋子當作是哲學家的話語，絲毫不查的媒體，傳遞自身自私的渴望，前幾天，還看到各大新聞台引用柯文哲的話語，說可以解封了，這是一種依據，市長說他會清零，可以開放電影院和美術館，呃，市長說，台北清零沒問題，麻煩的是同島一命，病毒會從外縣市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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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媒體再怎麼不正常，或想解封想瘋狂了，或是缺乏編輯台，也不用如此，諸如此類的同心圓（其實是匡列）、冷區殲滅戰（其實是疫調），熱區圍堵戰（其實是篩檢），真的不用如此不學無術，不斷地放送這些柯學名詞來說得煞有介事，愚弄大眾，做為媒體，作為市長，請試著說人話，人民聽得懂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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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中國的防疫模式，就是剝奪你的認知，試圖掩蓋真相，使異議者、吹哨者禁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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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說，他對「北農群聚」這個用法有意見，他說，北農是陸陸續續感染的，不是群聚，北農組成不僅是萬華人，還有北北基，外縣市的人，不一定是在北農感染的，不要說北農群聚感染，沒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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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不能說，群聚是群聚，取而代之的，就更多群聚，士林長照群聚，北藝工程群聚，環南市場群聚，群聚的概念被脅持了，群聚並不存在，如此一來，就是把群聚當日常，人們習慣各種各式各樣的群聚，就像看到小貓在街頭巷弄裡展開貓的聚會，小鳥聚在一起歌唱，那不是群聚，是美妙的交響樂，是城市的共鳴，關於病毒的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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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不能說，萬華是破口，很快的，整個台北都成為了破口－很不可思議的，北農、環南市場，都在萬華裡，當市長說著萬華不是破口，副市長要求別人道歉－破口消失了嗎？沒有，一個接著一個冒出來，為何？人們被鼓動否認事實，當作一種同情和維護，事實上，是被蓋布袋，在裡頭被悶殺，你要求他們做一點，恩，基本的事，他卻詫異地回答，我已經幫你制裁了污辱你的人了阿？當人們提出一點質疑和真相，他們說，你在污辱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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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各種群聚爆發的現在，一隻柯糞在市長臉書留言「謝謝阿北沒有拋棄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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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比悲傷還悲傷的故事，你的萬華不是你的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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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不能說，「我講一個比較慚愧的，其實全國２０幾個縣市民眾，現在是一起陪雙北在坐牢．」這位市長便開始指控，病毒都是外縣市帶進來的，北農的確診者都是在外縣市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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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北農被圍堵起來，變成不能碰觸也不能介入，不能評論也不能被認知，一種難以言喻的地帶，裡面的人惶惶不安，外面的人罵聲連連，但是那個地帶是模糊的，我們不能定義，也不能清楚裡頭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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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在圍堵疫情，是在圍堵其他人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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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人需要的，不是在安危傾頹之間，強迫你堅強；不是在虛弱的時候，讚嘆你功不可沒；不是在你不安之時，欺騙你一切歲月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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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人需要的是，不要失去自己的感知，讓自己的危機意識被麻痺，不要讓真實隨著虛偽一同腐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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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偽善和同情與同仇敵愾，來掩飾一群人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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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之中，要避免的，是公正世界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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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對我是公平的，壞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若是別人發生了壞事，一定是他自己做了不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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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會造就檢討被害者，前段，「別人的不幸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則會造就一股莫名的自信，越到了危險的地方，越想像自己是安全的，屬於一種「擱置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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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成就這種「公平」，開始對每件事展開極度樂觀的想法，於是明明處於險境之中，卻還要完成一種「我執」，做跟平常一樣的事，或者是，去做你平常根本就不會去做的事，讓自己處於風險之中，也正因為完成了這種執念，每一個僥倖的心態，都成為了對自己的公正世界感到祥和的平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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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危險，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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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每一個危險，讓自己更加危險，更感到安全，這是在測試這個世界，屬於一種極度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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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樂觀的假定，別人總是安全的，他們有能力，可以維護自己的安全，而這份假定，並非出自於同理，而是來至於自私，對方的安全建立在必須使我優先安全的想像上，換句話說，對方是為了我們而存在的，我們主動消除了對方真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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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看到報紙上的市場爆發了感染，儘管你很常去，我們會在看到當下篤定的說，「不對，我一定是安全的．」因為我去的地方是他邊緣的角落，儘管爆發感染，我去的地方，也一定是幸運的不帶有病毒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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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會簡單的去否定感染，想像那並不是真的感染，事情並沒有那麼嚴重，接著，我們會去否定別人去辨識他，當有人指出感染源，我們會抓著對方的手說「不對，那個地方並沒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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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公正世界觀偏誤，放在個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放在牽涉他人福祉的公職身上，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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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士林長照，對方通報了，但我想，「事情一定沒有那麼嚴重」，其實是「它必須不嚴重」，這是為了我自身的幻想，我堅信機構會處理的很好，他們會自己分流，分艙，他們會自己隔離，他們會自己篩檢，他們要自己出錢做ｐｃｒ，這對應的是一種幻想，「那個地方不會有病毒，不會爆發感染」，當這個幻想破滅後，對方根本沒有能力自己處理好自己，我們就會轉而破口大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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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農的事件，剛開始確診１８名員工，北農說當中有所謂的「人力公司派遣員工」，不能算是台北農產的員工，他的視野，基本上就把某些人排擠出去，沒有真正的蘇格蘭人，萬一他染疫，他就不是蘇格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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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柯文哲將北農確診者，區分為台北／基隆／新北是一樣的，他說目前為止確診的人台北市占不到一半，新北市、基隆市的一大堆；他說，疫調時他發現跨縣市疫調是一個問題，因為感染者戶籍不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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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因為人員感染後來到北農上班，可是其戶籍不在台北，所以在疫調時，他們發現這種跨縣市的疫調，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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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的疫調只侷限在台北，剩下的，就不關他的事，是他們自己的事，他從頭到尾，都不認為北農有爆發群聚－至於散出去會怎麼樣呢？假定他們都是安全的，他們會自己保護自己，或者不會那麼嚴重，這就是「壞事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採取的抉擇，當其他地方縣市拼命匡列自身和北農蔬果市場相關的對象，他卻當作這些人都不存在一樣，不屬於這裡，明明用常理來看，「擴散全台」這個更大的風險，無視，以至於產生跟正常情況完全不符合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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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也是相同的，只篩檢了３分之一的人，剩下的人呢？他們也是攤商，他們也繼續在市場，然後，仍然不斷持續出現確診，但這不重要了，我假定了「這樣就安全了」，「他們必須是安全的」，於是問題持續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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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風險存在一定的範疇，人們會正視他，測量他，並試圖解決，但當風險超過了一定的範疇，人們自然而然產生了防衛機制卻是，恩，那不會發生，我認定他是安全的，我假裝他是不用理會的，因為「去想會變得很麻煩」，「事情會變得很嚴重」，於是，採取的不是面對，而是逃避，不是行動，是停止行動，這是為了「繞過危險趨近於危險」，產生的，不理性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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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題放著，自然會消失，隨著時間過去，就會被遺忘，直到災禍發生，徵兆開始出現，這樣不理性的思維，採取的是否定事實，或者是，責怪所有企圖破壞這個和諧想像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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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指著每個破口，覆蓋以安全，我們下意識地認為，他會自然而然的轉變成安全，但是現實往往並非如此，問題放著不管，只會越來越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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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什麼當危機尚未解除，卻想像危機不會發生，一切都很安全，沒有什麼，是比這更危險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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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座認知的棺材，而台北市長將他抬進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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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建議，中央指揮中心，趕緊介入台北，等到棺材板打開，那就來不及了，我說的白話點，請陳時中取代柯文哲指揮台北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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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不只是台北人的願望，也是台北衛生局、疾管科，殷切的盼望，每個人心中都有顆大石，儘管不能說，但心理都知道答案是什麼，他們士氣嚴重低落，他們舉步維艱，他們害怕被市長臭罵，恐懼的心已經蒙蔽了他們的雙眼，綁縛了他們的行動，他們僅學著自保，回溯到避罰服從取向的嬰兒，這讓他們不敢也不願去看那些危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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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是在和時間作戰，每一分每一秒，病毒都在蠢蠢欲動，稍一不慎，就是歷史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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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的市長，似乎回到了原點，依舊還在嘗試錯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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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的學習和實驗背後，都是試圖呼吸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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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指揮中心介入台北的防疫工作，唯有如此，防疫工作才能重新啟動，萬華，台北，台灣，乃至於台北市長，才能獲得救贖，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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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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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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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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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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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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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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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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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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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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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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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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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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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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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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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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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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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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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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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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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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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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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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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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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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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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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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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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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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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4. LO, K. H. (2012). 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 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嶺南, 32(1), 1.
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