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22）
脫穎而出
六七暴動期間，港英當局除了按法律正式拘捕和起訴一些參與群眾之外，還政治拘留了一些名人或可能是各界的實際領導者，在摩星嶺政治集中營裡。出版界領導人藍先生與我相熟，他那時候常到我的辦公室兼居處度宿，認為可以躲避拘捕。是否真有作用不得而知，但我們因此晚上常會單獨傾談。記得他曾經跟我說：「你也不是想一直做普通群眾吧？」我即時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試探我是否有意入黨。我想到入黨可能對麗儀在大陸的處境有利，但同時又想到正在發生的文革種種扭曲的事態。於是我顧左右而言他，沒有回答他的探詢。但於此，我相信這位常將創辦生活書店的鄒韜奮掛在嘴邊的黨員，基於對知識人的珍惜，又看到我創辦《伴侶》的成績，對我有一定的信任。
1969年底，我將所看到的香港和國際的思潮與文化現象向他分析，提出辦《七十年代》的構想，他很快就同意，並說服上海書局投資。也許是因為要辦的不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刊物，而是外圍刊物，較不需擔心與北京領導層的極左意識形態有抵觸。雜誌只我一人挑起所有編務，兩三名校對和處理發行、行政。
我忘記創刊號印了多少冊，但這種探討知識的、非消閒非實用的刊物，當時印數最多不會超過一萬份，因為估計銷量不會多。但使我意外的是,雜誌發行只四天,就到處售缺而要再版了。這說明在香港和新馬一帶，左派讀者真是長期陷於文化飢渴中。創刊號的打響，使這本雜誌脫穎而出，立即確立了生存地位。
開始挑大旗的寫手，主要是《大公報》的趙澤隆，以梅之的筆名，每期寫近萬字的國際問題專欄；梁羽生寫隨筆；羅孚寫散文；舒巷城寫小說和詩，張初與吳羊璧寫報告文學和雜文。
我們的左派意識，不在宣傳中國，而是在國際舞台上，集中在反美、反越戰、反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以相當多篇幅報導和評論美國那時激烈的學生運動。我在三月間去日本探望媽媽，和參觀大阪博覽會，也採訪了參加反安保運動的學生，訪問了日本貧民窟。總之，美國、日本所有不好的事情都盡量予以揭發報導。
這些內容迎合了親中左派的意識，因為都是他們不知道但又想知道的事實與評論。不過除了這些國際政治內容之外，反映香港社會生活的小說、詩、報告文學和關於留學生生活的評論，現在看來還是有價值、寫得好、能夠吸引讀者的。其中，舒巷城以他自身經歷描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在香港的生活記實《戰火下的香港，和我》，為當時的社會風貌留下珍貴的記載。有些文章還相當有趣，例如創刊號梁羽生寫的「粵語怪聯與怪詩」，他引用的粵語怪聯：「一拳打出眼火；對面睇見牙煙」，「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公門桃李爭榮日，法國荷蘭比利時」……，刊出時引起不少人津津樂道。
日本有一位讀者，每週都寄一本《週刊朝日》給我們，算是提供資料支持我們。我記得，那時的《週刊朝日》幾乎每隔一兩期，就大篇幅圖文並茂地揭發日本各地的環境污染情況，日本稱為「公害」。時值日本工業高度發展，工業廢水污染河流，損害森林，破壞人民居住環境。《週刊朝日》的報導令人驚訝。但十幾二十年後，所有去日本旅遊的人，都對日本茂林修竹、潔淨清幽自然環境印象深刻，人人都會發現日本從政府到人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沒有五十年前日本對污染的揭露，就不會引起重視，就不會有今天的良好環境。由此可見，揭發問題，提出弊端，那怕說得過分些，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都是好事。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所有的揭發、批評，都不能稱之為「唱衰」，因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可能因被「唱」而「衰」，只會被「唱」而好起來。倒是掩蓋問題、壓制批評才會使社會變「衰」。
我在編者話中提出，雜誌的讀者應該是它的作者，雜誌的作者也應是它的讀者。意思是，雜誌不是編者作者辦給讀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讀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場觀點去影響讀者，而是由讀者參與對世界社會人生的探討，由讀者作者共同尋求答案。我的這個宣示，表明雜誌會採取開放態度，來稿只要寫得好、有事實根據、有獨特看法，就會採用。這與中共宣傳強調的「立場、觀點、方法」三要素並以立場為要，極為不同。由於貫徹這方針，所以後來我也在來稿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認識。我創辦了這本雜誌，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的後半生。
1970年的開局雖好，但真正的改變卻在一年後發生：海外的保釣運動和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雜誌發展的最大機遇。（66）
圖1，《七十年代》創刊號；
圖2，1973年在《七十年代》所設的圖書中心，與同事合影。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辦公室文化意思 在 [人群] 忽略了辦公室文化- 看板humanity - 批踢踢實業坊 的推薦與評價
我一直以為，公司是工作的場所，不是救國團，來公司是來工作，交朋友不是最終目的
。因此，我一直以來以為專注在工作上就好，力求任務完美完成、問題發生全力解決、
對得起公司、對得起上級、對得起自己的責任感與良心，這樣就好。但是，最近我才體
會到，並不只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一直以為，如果我需要朋友，我自己有私底下的生活圈，我會去找我私底下的朋友，
不會在職場上強求與同事間的私底下關係，畢竟公事公辦。但我最近發現，這樣想法似
乎並不竟然。
我承認我並沒有花什麼心思在融入辦公室裡的同事之間，但我也向來沒有那個意思去得
罪或傷害他人，別人要我幫的忙我有能力就會去幫。我本來也一直認為，因為來辦公室
是來工作，不是來社交的，我不認為應該在上班時間花太多時間閒話家常、談論自己家
老公小孩如何如何、談論哪邊的衣服便宜好看，我也不認為應該在午休時間過後了還待
在茶水間裡大聲喧鬧像是在開同樂會一樣。畢竟我一個單身男性，我認為我不方便也我
太應該介入年資較高的媽媽級的同事之中，我雖然沒有和她們中很多人有工作以外的互
動，但我也沒有意思要得罪人的意思。
老實說，我也對她們那種聚在一起就在談論某一個人的是非和壞話、而那個人在場的時
候又跟他裝作交情還不錯地有說有笑、而另一個人不在場的話就換成講另一個人的壞話
的那種作為，感到很不以為然，因此我承認她們開始這樣時，我會刻意避開或裝作沒聽
見，盡量不加入更不會主動去散發八卦。因為我實在不認為，做人應該這麼虛偽。
但後來我發現，那些同事們有幾個人會在私底下傳我的壞話，把我本身明明沒有的那個
意思加以扭曲，我在她們嘴裡傳開來就變成了一個很衝、跟人講話很不耐煩的人。有些
人還會明顯地刻意避開我。而有些很愛抱怨很愛發牢騷的同事，在我請她幫忙某些工作
或共同工作之後，常常因為不如她的意或我說錯了什麼話，就會在我離開之後找其他同
事來罵我、抱怨我、說我的是非；其實不只是我，我每天都會看她花很長的時間、而且
好幾次、用內線電話打給不知道是哪位同事在發她的牢騷、抱怨什麼人什麼事。當我最
近發現，在她們的口中和認知中，我成為了一個並非我真正的樣貌的一個不好的人，我
終於發現，我那種只管公事而不管辦公室文化的思維是有誤而且很危險的。
幸好，那只限於她們之中，並沒有影響到我上司與老闆對我的關係和判斷。
一直到現在，就算她們那樣對我，我也不是不喜歡她們，只是因為之前我那種工作擺第
一的認知、以及我本身內向的個性、還有就我的判斷我以為我與她們應該不是那種在私
底下也合得來所以保持個工作關係就好，我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和心思去融入她們，我只
是把她們當成一般的工作夥伴。但現在我才終於發現，只知公事公辦、而不注意辦公室
以及公司團體的人性的那一面的想法實在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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