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全國人大常委会委員長會議决定,暫不表决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請各位重温一次日前拙作:
不要做毀掉香港的千古罪人!
看到林鄭月娥、鄭若驊等港府高官自詡「政治正確」,以若無其事姿態談論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的表演,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令人不禁想起愛國詩人屈原「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的慨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衆所周知,當今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充斥着競爭、脫鈎、冷戰傾向,由此衍生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拳來腳往,歸根結底,反映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終極價值觀的深刻對立。問題是,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綑綁到一起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拚個你死我活,究竟有利於化解矛盾還是只會加劇矛盾?究竟對國家、香港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
中共百年黨史本身就有最好的答案:
案例一,儘管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解放军發佈了「解放全中國」的《向全國進軍令》,但當年10月四野雄師席卷華南到了布吉正要向深圳河逼近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急令陳賡兵團「原地待命」,不要逼近香港。原來中共中央巳作出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不久韓戰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雖然英國也有派兵加入聨合國軍與中國軍隊血戰沙塲,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並未因此動搖戰略定力去「解放香港」,相反保留和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動員愛國商人霍英東等將戰略物資運到內地,打破「巴統」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假若當初大軍南下「解放香港」,豈不是自行堵塞對外通道令自己全封閉嗎?幸虧毛、周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保留香港現狀,給國家留了一個「通風口」!
案例二,1967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打倒一切」瘋狂時分。影響之下,香港一度掀起所謂「反英抗暴」狂潮。是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惡性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在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分子的同時,也果斷指示剎停了香港「67暴動」。即使1968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未考慮將香港「染紅」。嗣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商人嚮應内地「招商引資」號召,帶頭返大陸「三來一補」、投資設廠,一馬當先帶動美、歐、日外資萬馬奔騰来華之勢,令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從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令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恰恰是香港之所以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獨特貢獻的緣由!
案例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開展談判,為什麼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會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而不是乾脆來個「一國一制」呢?這既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的承傳,也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際戰略需要,以及意圖對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出良好示範。
綜上所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對香港「特事特辦」,沒有按照對待內地普通城市的一般政策去「一刀切」,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基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對待。而林鄭月娥、鄭若驊一類港府高官「因為內地實施了《反外國制裁法》,所以香港也必須引入」的思維,根本就違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與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背道而馳!
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有報道,在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巳向在港美國企業發出撤離的「風險警告」。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巳因新疆、香港及智識產權等問題對中國某些企業、某些官員包括香港若干官員實施制裁的情況下,若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勢所必然劍指美資的花旗銀行、美國銀行、AlA保險、摩根史丹利、高盛等等公司,打擊英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機構,甚至瑞士公民投票通過制裁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法案後,香港對瑞士銀行、瑞士信託等等企業也加以懲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却跟随内地一樣依照《反外國制裁法》對「國際金融」機構「以牙還牙」,趕盡殺绝,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屆時,請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剩下什麽!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朝鮮戰争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係愈是險惡,衝突越是激烈,即使是爆發熱戰,越發應該保留香港不同於内地普通城市的特殊地位,以作為國家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和「走火通道」、「透氣孔」!既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没有因為「解放全中國」的命令而「解放香港」,没有因為「全國山河一片红」而「染紅香港」,没有因為收回香港主權而和內地一樣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理由因内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就要在香港引入該法? 內地有其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趕絕外資外企,仍可搞它的內循環過苦日子;但香港本身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是它最寶貴的核心資產,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打擊和驅逐外資外企,「簡直是在非常清醒的時候做的瘋狂白日夢」(邱吉爾語)!
我由衷希望,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改革開放大業,為了香港百年心血造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應該讓香港為戰狼外交墊背埋單!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完全違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偉大决策,完全違反鄧小平一國两制初衷,完全違反習近平「堅持一國原則,尊重两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指示,必定犯颠覆性歴史錯誤!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萬的網紅黃偉民易經講堂,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佔中九子雖罪名成立,卻沒有犯法。人大八三一方案觸發佔中,什麼是人大八三一方案?八三一問卦又得出什麼?做人做事的大原則,不因為黑暗時代而扭曲,不因黑暗隨波逐流,助紂為虐。(完整文字版將會在節目後上載至易經講堂網頁) #佔中案 #八三一方案 #戴耀廷 #佔中九子案 #三權合作 #廿三條 #雨傘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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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820)
劉賓雁的啟示
劉賓雁1925年出生,2005年在美國病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說,他作為一個自由人,生活在中國,真正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不超過9年,那就是1956到57那一年,和1979到87那8年。
不到9年,卻用筆也用生命寫出了讓我極受影響的篇章。1956到57,他寫了報告文學《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我讀到這些作品時是20歲,那時我傾心文學,又受中共的「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所影響。劉賓雁的作品,使我認識到反映真實就是文學的靈魂,揭露和批判現實世界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既是文學使命,也是作家最好的「為政治服務」。《本報內部消息》中,他批評總編輯保守,不敢報導真實的社會狀況,報紙索然無味。當我正慶幸中國的文學和新聞開始可以大膽批判現實、促使社會進步時,緊接著掀起的反右運動猶如當頭一棒,我傾慕的作家劉賓雁受到鋪天蓋地的批判,而所有中國報刊,都只有片面之詞,而看不到他本人有任何回應。我相信他這時候很痛苦,厄運正降臨。
二十二年之後,文革結束兩年,我讀到劉賓雁的新作《人妖之間》,繼續鞭撻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貪污,我在主編的《七十年代》予以全文轉載,把這篇作品推介到香港和海外,讀者的普遍反映是:中國可以發表這樣的作品,讓他們看到希望。接下來,劉賓雁又以記者身份到各地採訪,記錄許多人與事,寫下《一個人和他的影子》《人血不是胭脂》等報告文學,而最轟動的就是《第二種忠誠》。這篇作品給劉賓雁帶來第二次厄運。他受到鄧小平點名批判,又開除黨籍。1988年他出國訪問,一年後發生六四事件,他也就濟留美國,沒有再回到中國去。
1982年,劉賓雁在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期間,我到美國跟他作了一次訪談。1988年我去洛杉磯,劉賓雁也正好在那裡訪問,於是我又同他作了一次訪談。兩次訪談都刊在我編的雜誌上。
在第一次訪談中,劉賓雁講到他的過去,被打成右派的經過和感受。他出生和成長在日本人佔領時期的哈爾濱,他記得最清楚的是,彼時彼地人們是享有言論自由的,青年作家是可以自己印書出版的。比照自己日後的「不自由」,這種印象成了他對童年生活的主要記憶。
他14歲就接近哈爾濱的中共外圍組織,1944年19歲入黨,一直在共青團工作。他也同白樺一樣,自己相信出身純正。他在1956年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寫出批判性的報告文學,顯然他認為這是一個黨員應該盡的言責。
1956年發表那幾篇報告文學,廣受讀者歡迎,劉賓雁因此還獲得升級和加薪。但宣稱「陽謀」的反右運動一來,他的命運立即從天堂掉到地獄。他說他「變成一無所有。什麼都不被承認,你的革命資歷、水平、地位、貢獻……一切都不算數了。」他被開除公職,送去勞改。在這段長達22年的右派分子生涯中,他感受最痛苦的是兩件事,一是你是賤民,不是一個人,誰都可以罵你,侮辱你,右派帽子摘了之後還被叫做「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分子的檔案猶如一個人的影子,如影隨形揮之不去。他認為「這種精神折磨最可怕」,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心上。另一個痛苦之處,是你想做點好事,不讓你做。比如你見到一個孩子剝樹皮,你勸阻他:不能剝,樹會死的。小孩會罵你:「你管得著嗎?老右派!」22年的右派生涯什麼都不能做,四人幫倒台後還是被投閒置散。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一生中最有用的時光,就這麼荒廢了。
劉賓雁選擇報告文學這種形式去寫作,主要是因為在中共體制下,新聞一直是管得死死的。即使在思想最開放的八十年代,劉都說過「理論界是活了,文學界也會跟著活起來,最死的是新聞。」但劉自認是新聞記者,生平最想獻身新聞事業。在新聞管得死死的情況下,他就從文學入手,寫出既有真實背景事實,又帶文學虛構意味的故事。他寫的每一篇報告文學作品,都廣受關注,引起轟動,首先不是它的文學性,而是它的現實性。
實際上他作品的文學性很強,批判鋒芒尤其銳利。我從他的作品和生平中獲得的人生啟示,就是作為一個寫作者,一定要敢於揭發事實真相。新聞要報導真相,無法如實報導,就另闢蹊徑,從文學入手報導真相。寫評論更要基於事實真相。這世界最需要的是真相,人生最應該探求和堅持的是真相,真相就是True, 就是真理,就是做一個真正的、忠於自己的人。(52)
圖1,訪問劉賓雁。
圖2,1988年4月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學生邀請,參加香港九七前途討論會,劉賓雁前來合影,右二是另一與會者李柱銘。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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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毀掉香港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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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所周知,當今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充斥着競爭、脫鈎、冷戰傾向,由此衍生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拳來腳往,歸根結底,反映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終極價值觀的深刻對立。問題是,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綑綁到一起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拚個你死我活,究竟有利於化解矛盾還是只會加劇矛盾?究竟對國家、香港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
中共百年黨史本身就有最好的答案:
案例一,儘管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解放軍發佈了「解放全中國」的《向全國進軍令》,但當年10月四野雄師席卷華南到了布吉正要向深圳河逼近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急令陳賡兵團「原地待命」,不要逼近香港。原來中共中央已作出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不久韓戰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雖然英國也有派兵加入聯合國軍與中國軍隊血戰沙塲,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並未因此動搖戰略定力去「解放香港」,相反保留和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動員愛國商人霍英東等將戰略物資運到內地,打破「巴統」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假若當初大軍南下「解放香港」,豈不是自行堵塞對外通道令自己全封閉嗎?幸虧毛、周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保留香港現狀,給國家留了一個「通風口」!
案例二,1967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打倒一切」瘋狂時分。影響之下,香港一度掀起所謂「反英抗暴」狂潮。是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惡性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在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分子的同時,也果斷指示剎停了香港「67暴動」。即使1968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未考慮將香港「染紅」。嗣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商人嚮應内地「招商引資」號召,帶頭返大陸「三來一補」、投資設廠,一馬當先帶動美、歐、日外資萬馬奔騰来華之勢,令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從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令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恰恰是香港之所以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獨特貢獻的緣由!
案例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開展談判,為什麼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會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而不是乾脆來個「一國一制」呢?這既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的承傳,也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際戰略需要,以及意圖對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出良好示範。
綜上所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對香港「特事特辦」,沒有按照對待內地普通城市的一般政策去「一刀切」,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基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對待。而林鄭月娥、鄭若驊一類港府高官「因為內地實施了《反外國制裁法》,所以香港也必須引入」的思維,根本就違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與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背道而馳!
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有報道,在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巳向在港美國企業發出撤離的「風險警告」。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巳因新疆、香港及智識產權等問題對中國某些企業、某些官員包括香港若干官員實施制裁的情況下,若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勢所必然劍指美資的花旗銀行、美國銀行、AlA保險、摩根史丹利、高盛等等公司,打擊英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機構,甚至瑞士公民投票通過制裁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法案後,香港對瑞士銀行、瑞士信託等等企業也加以懲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卻跟隨内地一樣依照《反外國制裁法》對「國際金融」機構「以牙還牙」,趕盡殺绝,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屆時,請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剩下什麽!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朝鮮戰争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係愈是險惡,衝突越是激烈,即使是爆發熱戰,越發應該保留香港不同於内地普通城市的特殊地位,以作為國家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和「走火通道」、「透氣孔」!既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没有因為「解放全中國」的命令而「解放香港」,没有因為「全國山河一片紅」而「染紅香港」,没有因為收回香港主權而和內地一樣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理由因内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就要在香港引入該法?
內地有其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趕絕外資外企,仍可搞它的內循環過苦日子;但香港本身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是它最寶貴的核心資產,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打擊和驅逐外資外企,「簡直是在非常清醒的時候做的瘋狂白日夢」(邱吉爾語)!
我由衷希望,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改革開放大業,為了香港百年心血造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應該讓香港為戰狼外交墊背埋單!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完全違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偉大决策,完全違反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完全違反習近平「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指示,必定犯顛覆性歷史錯誤!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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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九子雖罪名成立,卻沒有犯法。人大八三一方案觸發佔中,什麼是人大八三一方案?八三一問卦又得出什麼?做人做事的大原則,不因為黑暗時代而扭曲,不因黑暗隨波逐流,助紂為虐。(完整文字版將會在節目後上載至易經講堂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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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9年4月9日 星期二下午5:00
佔中九子案今日判刑。
其實,你我都曾經參與這場社會運動,我們是否都有罪?
細看這九人的背景,都是社會菁英,他們應該安安樂樂享受中產品味生活,為什麼他們要走上街頭?
葛珮帆之流會問:
佢地係咪犯法先?
犯法就應該判罪,香港係咪法治之區先?
九人中大都是大學教授、牧師、大律師、前立會議員、社運份子,他們大好前途,為什麼犯法?
佔中九子沒有犯法,觸發香港人佔中的,是人大八月三十一日公佈的八三一方案。
什麼是人大八三一方案?大家可以上網翻查新聞資料。它違反了鄧小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它踐踏了《基本法》。
有良知的香港人嘩然,直接導致了九月二十八日的催淚彈衝突,梁振英政府準備血洗金鐘,佔中運動開始。
年輕學生用身體抵擋亂揮的警棍,用雨傘抵擋催淚彈的襲擊。香港成年人在直播新聞看見場面,大家蜂擁出金鐘,保護香港的下一代良知血脈,佔領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八三一是什麼東東?
用《周易》先天數取卦,八為坤為地,三為離為火,一是初爻。
得《周易》第三十六卦地火明夷卦,初爻動。
上卦地,下卦火,明入地中,太陽藏在地底,大地一片漆黑,邪惡壓制了正義,光明受到了傷害。
明夷,即誅滅光明。
卦辭說:明夷。利艱貞。
只有三粒字。
在誅滅光明,大地漆黑的時代,利艱貞。
艱難的時候,利於貞。貞者,正也。
做人做事的大原則,不能因為這個黑暗時代而扭曲;或者,黑暗隨波逐流,助紂為虐。
八三一,是地火明夷卦初爻動。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三日不食,《禮記》記載,國君喪亡,三日不食。國君沒有盡責任,等於死亡。
明夷無君,這是《周易》的微言大義。
人大八三一方案,對香港人的影響,就是地火明夷卦的處境,第一爻的位置。
明末學者黃梨洲,眼見滿清入關,中華文化的血脈要毀於一旦;他要為往聖繼絕學,知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檢討中國歷朝政治得失,得出一個結論,傾舉國之力,供奉一家一姓,中華民族只能永沉淪,帝制不除,民族永不復興。
他寫成《明夷待訪錄》,直接了當,指出政權的合法性,在於治亂之別。
他用地火明夷卦作為書名,期望光明再現。
佔中九子判刑了,他們犯了什麼法?
《論語》微子篇第十八,第七章,記述了孔子弟子子路的一番大丈夫說話,他解釋了佔中九子的行為。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著孔子周遊列國的車隊,某次落後了,脫了隊,見到一位老人家,用擔挑抬住些竹籬,子路急問:
有冇見到我老師他們呀?
誰知老人家一句頂回來:
什麼老師?
四體不勤,不穀不分,淨係得把口那些?
我唔識你的乜嘢老師喎!
講完低頭除草。
子路給他的氣勢攝住,拱手站在一旁,等他忙完再問。
黃昏日落了,老人家知道子路無處落腳,就招呼子路回家過夜。還劏了雞款待,叫了兩個仔出來陪客。
第二日,子路搵返孔子,報告經過。
孔子一聽,知道老人家非常人也,叫子路回去找他,請教濟世之道。
子路返到昨晚老人住處,但見人去樓空,原來老人全家搬走了。
子路對著空房,講出一番莽莽蒼蒼,亂世大丈夫的道理。
一個讀書人,有學問有能力,不出來服務社會,是不義的。
家庭有長幼的倫理,社會有社會的秩序。人倫的倫理,固然不可廢,國家社會的責任,又如何能廢呢?
為了潔身自愛,不和俗世合流,把自己搞得好似好清高,但把時代的人類倫理搞亂了。
人,於時代是有責任的。君子出仕,走入社會,不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只是為了貢獻社會,行其義也,做該做的事而已。
至於理想,不能實現,其實,心裡早已有數。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我們今日看著佔中九子判刑,應該明白這個背景的來龍去脈,源頭在誅滅光明的人大八三一方案;導致香港人公民抗命的,是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踐踏《基本法》的北京政府。
佔中九子,沒有犯法,君子出仕,行其義也。
2019年4月9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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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貢獻 在 memehongkong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習近平主持文藝座談會,叫齊所有出名的文藝人士,然後發表談話。嚴格來講,黨的第一把手主持文藝座談會並發表講話,這是歷史上的第二次。對文藝作出原則性指示。他講一句等於一萬句,全國所有人都要照他的方針進行。但中間又夾雜了半次,遲點才告訴大家那半次是甚麼。
上一次,我已經讀到熟。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基本上最重要的是,你們不能講那些為文藝而文藝,或者資產階級的溫情人性。每逢寫任何東西,都要問三個問題。第一,是為誰而寫?第二,是寫給誰看的?第三,寫出來的效果是怎樣。一個真正的文藝工作者是應該站穩他的立場,他的作品是要為工農階級而寫,而不是知識份子消閒用的。寫作就是要給工農階級,寫出來不能夠扮高深,是要給工農和無產階級看的。然後寫完要問自己,這本作品是對革命有利還是無利。寫出革命的壞事,那是對革命沒有利,如果寫國民政府的好事也是對革命無利,所以這是不能寫的。
這叫做站穩階級立場,叫做文藝戰線,在戰場上要打贏人,就要做這些。坦白講,一要考慮這東西的,寫出來的已不是文藝作品,而是宣傳單張。這是第一個大災難,延安文藝講話籠罩了中國幾十年。
第二,那半次是甚麼,是江青同志主持解放軍文藝工作會議。江青同志的談話是怎樣呢?江青同志的談話是雖然我們國家己經解放了廿多年。但是在文藝戲曲中還未解放,還是用舊那套。戲中還是帝皇將相、才子佳人,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東西,這是不行。革命時代讓無產階級翻身,就要有無產階級的文藝作品,這些封建思想統治的文藝階層是要被打倒。於是搞出文化大革命,那時候不可以做戲,只可以做樣板戲。樣皮戲做了十年。
現在我們偉大的習大大又主持文藝講話。他話基本上,現在作品太低俗。我為我的老友王晶擔心,因為他交過作品上去審批,結果回來也不能剪,因為審批只寫了意識低俗。意識低俗,那麼還能剪嗎?都不知可以怎麼剪。第二,習大大講不要做市場的奴隸。不做市場奴隸,部戲不賣座,沒有人看。那從事者何以為生。那返回以前的年代,國家出糧給他們寫作,但寫出來的東西是沒有人看的。還有要對之前從事文藝工作的人或者有貢戲的人加以致敬。那不是又要拍回魯迅那些矛盾那些東西出來。那些左聯作家作品是否又要拿出來再拍過。祥林嫂、阿Q正傳那些拍來拍去。然後他講了兩個網絡小說作家出來講,一個叫做周小平、一個叫花千芳。一個中學畢業,一個初中畢業,曾經辦過色情機構被捕,二人因此而紅了。
大家寫作要有多些正能量。甚麼叫做正能量。即是一定要愛國,為國家生產,為公共貢獻。向雷鋒同志學習。如果這些東西能夠鼓吹到,便不會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這完全是倒退,這樣令整個文藝電視電影界,一窩蜂不敢再做這些東西。因為他一句頂一萬句,講了還可以再做﹐是搞作對。之後大家拍來拍去都是西遊記、大鬧天宮。再拍三大解放戰役,拍完都沒有人看的。再拍建黨、建國偉業,偉大的毛主席,毛主席在延安,鄧小平在深圳,習大大在福建。去年又拍了一次雷鋒,全國沒得上映,在南京上映,十多間戲院上映,但票房是零。因為沒有人喜歡看雷鋒。別人不覺得雷鋒可以看。那時候五十年代,幫人執屎、扶大媽過馬路等,竟然都可以有人在旁邊幫他拍照。那真的是神奇的事,要知道菲林、相機都是很昂貴的東西。全部都是後來做假的。現在大家想回大陸搞任何文藝都可以死了心。未來會是一片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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