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長群建設面試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第八屆的Suit Walk結束了，這是我第七次參加，從工作人員到參加者（今年以外稿身分回到工作人員），可說每年都絞盡腦汁，活動前幾周就開始構思要穿什麼，怎麼搭配（相信參加過很多次的人都跟我一樣），但善變性格往往讓我在前一天把想了半天的搭配全部換掉！我只能說，參加活動拋頭露面就像參加選秀一樣：用心（機）搏版面很重要！
其實沒那麼嚴重啦，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很開心，被照相機狂拍更開心，如果繳費報名搞不好還能得個獎，或是抽獎被抽中，都是值得開心的事情。進行了八屆，某個層面來說，Suit Walk吸引目光的目的達成，不論愛不愛穿西裝，至少都聽過這活動。
但這活動是真的成功推廣紳裝文化了嗎，還是淪為一日火花？我其實是偏向悲觀的，雖然主辦單位說每年報名者有一半是新面孔，但距離把「紳裝當成日常服（而不是被逼著穿的制服）」的終極目標還是很遙遠。我個人是認同這個目標的，它的用意是把西裝當成選項之一，而不是唯一選項，其中更強調的是「依據時間場合穿上正確的服裝」。台灣人經常忽略這一點，因此可以看到婚禮上穿著短褲拖鞋就來吃喜酒的賓客，你可以視而不見，但如果你是新人，或是新人的父母會作何感想呢？而在日常生活穿西裝，或許是Overdress吧，但就像許多創意產業，Over-design都強過Under-design。
服裝儀容這件事，可以輕描淡寫，也能嚴肅視之，它是個人印象、訊息傳達與個人風格的總和，穿西裝不代表什麼，和人格高尚與否無涉，卻是一種對場合與主辦人的尊重，也代表你對自己的重視。而且西裝的搭配性比想像中高，不一定要打領帶，也沒人規定要內搭襯衫，近幾年的休閒風當道，西裝早就被拆解又重組了，但前提是，要先知道正確方式怎麼穿（包括合身度、長度和服貼度等基本常識），再來「搞破壞」玩創意。
為什麼西裝有這種效果？我認為是服裝的結構比較拘謹，因此穿上西裝和皮鞋時，身體的姿態受限制（但不是不舒服），反過來要求你的行為舉止（像是穿上西裝比較不會駝背，因為駝背會比穿其他服裝更明顯而難看）；西裝的好處是隱惡揚善，可以修飾男人的胸，同時隱藏腰內肉──如果是合身而不是緊身的話。
任何活動辦久了，都會有路線的問題，該何去何從？是不是自嗨？是不是過度商業化？甚至批評參加者穿得不好也敢來。首先，我認為自嗨不是件壞事，一個活動如果連參加者都不嗨，那應該是場失敗的活動，參與者應該要樂在其中，才有可能影響同溫層以外的人。再者，任何活動都需要錢，GQ並非慈善機構，使用者付費，廠商看上潛在顧客願意埋單也是理所當然，贊助商的產業或許天馬行空，但誠如前面所說的，當你願意穿西裝做任何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切也就合理化。
路線問題其實也可以克服。我認為Suit Walk集中在同一天雖然有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感覺，看似繽紛熱鬧，爭奇鬥艷，但其實模糊了「時間、場合」與服裝的搭配性，到最後就會變成「先吸引眼球先」，創意混搭與本格派在同個舞台同場競技，我認為基礎不同難以分出勝負（拿蘋果比香蕉，還要選出誰好，非常牽強）。
我比較不能苟同的是酸言酸語，並非活動不能批評，而是批評應該有建設性。穿衣服不只是套上這麼簡單，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服裝已被賦予太多符號與社會性，一方面要符合社會規範，一方面展現個人風格，這些都需要學習的，並在其中找到平衡。在不同色系與材質面料之間挑選、搭配，都是知識，每個人的起步或天份不同，但我認為多看、多與人交流請教、多嘗試才是不二法門。最近有一些雜音，例如「有顏值才重要」「看不懂」等。在Suit Walk前一天的討論會中提到，「包容」是最重要的精神，包容不只針對性別弱勢、種族弱勢，還包括剛接觸某個領域的人。再厲害的穿搭高手都會有「我怎麼會穿這樣出門」的懊悔，任何一個在某領域專精的人都是經過無數嘗試失敗後，記取教訓的學習者，天生美感或許有，但並非一蹴可幾。顏值是天生的，卻也主觀，每個人都無權決定自己的長相（整形例外），願不願意打扮是誠意問題，和顏值無關。長得好看的人天生麗質，卻不見得有美感（這是種養成），好看的人也需要依據場合穿衣服、懂得顏色、材質搭配的協調性，而這些，都需要練習。
和顏值決定論一樣，「看不懂」也多來自外部，究竟是看不懂，還是不想懂？西裝的細節很多，搭配也千變萬化，如果連基礎都不想了解，那麼外行看不懂內行也很正常。
說了這麼多，我對前東家舉辦的Suit Walk褒多於貶，活動當然有很多可以改進之處，但也不能否認它提供舞台，讓更多人願意嘗試。每次一提到台灣男士的穿著需改進之處，馬上就會有人立刻跳起來，認為台灣氣候悶熱，不適合西裝；或說西裝是西方文化，我們何必移植外國文化；台灣也沒有日本社會中的集體性格，不需要用西裝來「融入群體」中；台灣男子顏值高，不需要打扮……等，都言之成理，我也覺得台灣夏天熱得不像話（某年去義大利出差，米蘭高達35度，但好像也沒人穿得很邋遢，為何？）不想穿西裝或打扮可以有千百個理由，但想好好打扮只需要一個理由。當我去面試或參加婚禮，或甚至心情好的時候，就會想穿上西裝，打個領帶，對面試官和結婚新人表示尊重之外，更多是來自於我想展現的形象與風格，以及我對服裝的選擇偏好，多一個選擇，為何不要呢？

#今年的搭配重點
今年的搭配相較往年，低調許多（別人跟我說的），或許年紀大了，不想那麼花枝招展，但依我的個性也不會把自己變成業務員。這幾年下來，當我回顧之前的Suit Walk造型，也會覺得「當時在想什麼？」「怎麼會穿成這樣？」但當時我可是自信滿滿，覺得這樣一定會鶴立雞群。我不後悔那時瘋狂或大膽的嘗試，因為我也持續在修正自己的風格與搭配技巧，若沒有這些練習與學習，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妥的。
今年的 #Eleventy 人字紋西裝外套本身很搶眼，其他的就保持低調，但仍有小巧思，像海藍色Borrelli襯衫有凸起的點點設計，#Gucci 領帶在尾端有個小小的Logo（因為襯衫領口是開口較大的領型，特別重拾很久沒打的溫莎結），#JohnUNDERCOVER 鉚釘皮鞋是唯一比較誇張的單品，#LOEWE 公事包也是全身上下較跳的配件。我最自豪當然是可愛的柴犬毛氈別針囉！

#SuitWalk2021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抽獎贈書活動】《#零規則》x2本
🩲「就算沒有服裝規定，也不會有人裸體上班。」第一次聽到 Netflix 執行長 海斯汀 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就忍不住笑了出來。一家原本被百視達拒絕收購的公司，竟然竄升成全球最大的影音串流平台，甚至超越Google和Apple，成為求職者最嚮往的企業。他們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閱讀心得 https://readingoutpost.com/no-rules-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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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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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規則》的作者是Netflix創辦人暨執行長里德．海斯汀（Reed Hastings），他邀請INSEAD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艾琳．梅爾（Erin Meyer）進入公司內部研究和訪談員工，兩人用對話的形式共同完成了這本書，帶我們一窺Netflix看似沒有流程管控的運作下，卻擁有不斷創新和快速反應的企業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寫作方法很特別。梅爾前往世界各國的Netflix據點，透過訪談員工和主管的方式，揭露第一手的訊息，讀起來令人感覺格外真實和身歷其境。整本書在員工的訪談、海斯汀的自述、梅爾的補充說明之間，精彩地切換，整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一場走進Netflix公司的沉浸式體驗。

這本書除了寫作的方式很新穎之外，海斯汀大談自己的經營心法，也激發了我非常多的想像。相較於傳統常見的「規定與程序」管理方法，海斯汀展示了如何運用「自由與責任」帶領這家不斷成長的企業迎向充滿活力的未來。

我非常享受讀這本書時的體驗，看著海斯汀循序漸進地說明，如何將Netflix從傳統的管理模式，轉變成現在的創新管理模式。這篇文章我會記錄一些，這套看似在「混亂邊緣」運作的管理方法讓我耳目一新的地方，以及讀完這些方法之後，我反芻的想法和得到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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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才密度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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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汀發現，平庸的人才會拖累團隊的前進，身旁充滿了武藝高超的同事，反而會讓工作充滿樂趣。研究也指出團隊裡「懶惰和消極的表現會傳染」，所以海斯汀傾向把高績效人才聚集在一起。他認為公司應該是一支「職業球隊」，而非「大家庭」。

為了追求卓越，教練會確保團隊內每個位置隨時都是最佳人選。
為了協助團隊求勝，球員會期待持續收到教練和隊友的誠實回饋，知道自己如何改進。
知道只有努力還不夠，還必須拿出表現。就算投入A級努力，但是只拿出B級成果，球隊會感謝他的付出，然後有禮貌地把他換下場，換上其他球員。
海斯汀認為許多以「大家庭」為口號的公司，很可能營造出一種表面和諧，結果員工私底下各自怨懟的情形。你的團隊裡，如果有同事在擺爛，你會希望老闆快點把他換掉？還是苦口婆心希望他總有一天改過向善？在職場打滾過的人可能更有感觸，在公司效率和勞方權利之間，總有著一道很曖昧又不能搓破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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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出業界最高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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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Netflix是一家以軟體開發為核心的公司，本質是影音串流平台的「演算法」，書中以軟體界著名的「搖滾巨星法則」來說明高績效人才的優勢。在一場實驗中，把9個實習程式設計師找來，請他們兩小時之內盡力完成一連串程式編碼和除錯任務。實驗結果顯示，表現最優秀的人比起最差的人，編碼速度快了二十倍，除錯速度快了二十五倍。

我在前年讀到Netflix退休人資長珮蒂．麥寇德的《給力：矽谷有史以來最重要文件 NETFLIX 維持創新動能的人才策略》這本書，他們一直鼓勵員工到別的公司面試，探詢自己最新的身價與業界行情。然後他們會用最快的速度，在他們被別人錄用之前先替他們加薪。他們認為「比起重新到外面找一個次等貨，留不住優秀人才的成本損失顯得更加巨大」。

因此，海斯汀願意給出業界最高的薪資，聘請那些最優秀的人，因為他們帶來的報酬遠高於薪水的增幅。當你的目標是經營一家「頂尖」的創意型企業，給予業界最高的薪水，看起來就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保持彈性、反應快速的文化特質，在這個薪資制度之下嶄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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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評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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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的評等方式很特別，他們採取「留任測試」，主管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團隊裡某人如果要辭職或跳槽到同業，我會極力挽留嗎？」如果你不會挽留，那麼就想辦法換一個更優秀的人。海斯汀希望每個員工都是「這個位置」上的「最適任人才」。

海斯汀認為「固定評等制度」是個很糟糕的制度，這種制度要求固定比例的員工要被評為優秀或墊底。這就像是你每一個新的年度踏進公司，就知道在年底，團隊裡一定得有人墊底。為了避免自己成為墊底的那一個，你會怎麼做？

對於像Netflix一樣的創業型產業而言，固定評等制度是扼殺團隊合作的殺手。雖然團隊號稱目標一致，但是總有人需要墊底，那誰還會想全心全力合作？這會讓員工把心思都放在與彼此競爭，而不是與其他公司競爭。如果團隊成員都是產業裡極為優秀的一群，這個制度無疑強迫某些人被犧牲。

採取「留任測試」帶來的好處是，員工需要擔心的是跟「自己」競爭，而不是跟同事競爭。員工如果對於公司來說不可或缺，展現出絕高的價值，就不必擔心團隊之間彼此拖後腿，每個人都是跟昨天的自己比較。Netflix選擇開除的，通常是那些在職位上真的不適任，以及聽到意見回饋，卻無法做出改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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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值得一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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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休假規定、廢除差旅和費用規定。
海斯汀給予原則、廢除規定。在凡事都要思考「對Netflix帶來最大利益」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下，他想信員工能夠判斷該做什麼事情。偶爾，也有投機取巧鑽漏洞的反例，之前有一位台灣員工挪用10萬美元公款做為私人旅遊之用，當然他馬上被開除了。但海斯汀仍堅持繼續廢除這些規定，因為他認為不該為了一顆老鼠屎，懲罰其他有判斷能力的優秀人才們。

提高本薪來獎勵員工，而非用分紅獎金。
績效獎金對固定的例行工作有幫助，對創意工作卻是負面的影響。「從事創意工作的時候，頭腦需要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如果一部分的你聚焦於表現夠不夠好、能否拿到獎金，你的頭腦就很難進入充滿靈感與創新的開放認知空間。」

小聲慶祝勝利，大聲承認犯錯。
海斯汀鼓勵團隊成員和主管之間，誠實且善意地給予彼此回饋和建議，並且時常從錯誤中學習和反省。「成功時，靜靜帶過就好，或讓別人代替你提起。但犯錯時，反而要大聲清楚說出來，好讓其他人能藉機學習，從你的錯誤中受益。」

但是，在你大聲坦承錯之前。
海斯汀也提醒到：「已經充分展現能力且受到團隊愛戴的領導者，公開坦承錯誤能建立信任及鼓勵冒險。但是，若領導者的能力未經證明，或者不被信任，在你大聲坦承錯誤前，最好先建立他人對你能力的信任。」這把尺該如何拿捏？是我們自己需要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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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園丁、藝術家、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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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完這本書開始反芻自己想法的時候，回想起今年讀過的另一本好書《高勝率創新》，書中談「領導人要當一個園丁，將組織中的藝術家（發明家）和士兵（執行者）彼此分離，卻又保持動態平衡。」這本書我認為是非常好的延伸讀物，完美補充了海斯汀沒有細談的另一個層面。

海斯汀雖然主要在講運用「自由與責任」來管理藝術家，但他也提醒到，如果你身處必須防範錯誤、注重生產品質的行業，「規定與程序」的管理方式仍然很重要。海斯汀在書中就舉例Netflix的網路基礎建設部門，採取的就是規定與程序的管理方式，因為你可不希望龐大的網路串流服務，三天兩頭就發生錯誤。

天下雜誌在2020年12月透過視訊會議獨家專訪海斯汀，談到創意工作和製造業的差異時，海斯汀說：「在製造業，你會希望零失誤。但在創意性工作上，你會希望有很多的失誤。」天下雜誌接著問他：「但若是製造型企業想要試著變得有創意呢？」他答道：「有些時候，一家製造型公司會分成兩半。他們可能有很多非常有創意的設計師，但他們也有實質的生產線，需要盡量避免任何失誤。那麼他們就會需要以不同的文化來運作。」

我認為，海斯汀肯定是一個厲害的園丁，帶領的剛好是一間藝術家比較多的公司。這本書帶給我的最大啟發，「自由與責任」和「規定與程序」兩者並不是全有或全無，也不是哪一個「比較好」，而是在不同情境和工作內容下，哪一個「比較適用」。厲害的領導人，是懂得什麼時候要一視同仁，什麼時候要因材施教的園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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