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離開江湖後我被迫 爆 紅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12/25 星期五 絕對音樂】

「人生的挑戰在於，不只要讓自己的履歷反映出你的事業成就，
更要反映出你的人生目的，
因為將來有一天，當你受挫摔跤，跌入谷底時，
能夠幫助你走出谷底的，就是你的人生目的。」

下午4：00-6：00
「絕對音樂」~~ON AIR))))))
把耳朵借給我，
芳翎和你/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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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晶瑩：我正在學著告別急躁人生》

已經忘了是什麼時候開始，我染上了躁症。倒不是正式地被醫生診斷、宣判，而是自己和周圍的人感受到的那股壓力。
經紀人以為是工作壓力造成。她們卻不知道，其實只有在談工作時我的狀態是平靜的。當這個工作被排入行程時，我就開始焦慮。

越接近工作日越嚴重。
真的不記得是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急躁，應該是進入這個娛樂圈以後。貴圈啊，真是操碎了我的心。
首先，第一場苦難便是大一簽了唱片合約，一直讓我等到大四才發片。
那時我不過是個大學生，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網路、沒有社群媒體的大學生。
日子就是上課、趕公車，和同學騎機車上貓空、去動物園。所以，簽了唱片合約真是件大事，感覺生命突然變成金色的，感覺在我面前的是一座浮在雲端的大城堡，一段奇幻旅程。
同學們聽說了這樣的事，又聽說我成了張雨生的同門師妹，眼睛發亮地將我團團圍住，七嘴八舌地詢問著、好奇著，彷彿她們的同學就要一炮而紅，變成大明星。
這樣的情形並沒有維持太久。
單純的我們，並不了解演藝圈的節奏和生態，我們的想像很簡單︰簽約、出唱片、上電視、紅。
實際面是，我一等就是三年。
同學們興奮的程度慢慢減低，從「你什麼時候要發片？」變成「你真的有要發片嗎？」
那時，我最大的壓力便是同學的眼神。他們從好奇、羨慕，到懷疑，然後漸漸忘了聊這件事。
他們大概覺得我在騙人，而我，也覺得自己受騙了。
他們不知道的是，每個月，我都換了一把零錢。在學校側門旁，一排餐廳的騎樓下，打著公共電話。
那電話是淡藍色加上銀色線條，胖胖的，如果不是心情低落，它應該有些Tiffany品牌的優雅可愛，但在記憶裡，我撥著公共電話的畫面，都是黑色的。
有時候我一個人撥打，有時候有同學陪。我打給簽約的製作人，他說，快了、快了。後來，他說，應該是下個月吧。
第一年我是相信的，所以掛了電話我是雀躍地離開。
後來，每個月我都被告知是下個月，這樣聽了兩年，二十四個月之後，我才算有一點點了解這個行業。
在此刻回憶起那些等待，主場景就是那幽暗的長廊，和那具公共電話。如要仔細想，應該是從意氣風發到憤怒不解，然後一定摻和了自我否定、重重的打擊，生活像是從準備要飛的狂喜暈眩，到希望落空的怨懟和自我放棄了些什麼。
多年後，進了演藝圈才知道，我當時簽的是製作公司，不是唱片公司in-house。
唱片公司面對的是不同的經紀公司、製作公司推出的新人名單，他們會看中較有潛力，或是較符合當時商業市場的來發片，更遑論他們還有自己簽約的重量級歌手要定期發片。
多年後，我看到唱片公司主管牆上的大白板才了解︰上面一個個大牌的名字，寫著何時拍MV、何時要上那個最熱門的綜藝節目，他們的名字是在軌道中的巨星，有的是太陽，有的是金星、水星。而我，連冥王海王都不是，感受不到任何引力，我被遠遠拋在外太空，不過是那億萬繁星的小亮點，寂寞地漂浮著。
等到大四下，終於進錄音室，唱歌、發片。又因為不是大家眼中的美女，所以，只能當一個被奚落的丑角。
我拚命搶話、搶發言機會、搶鏡頭。立刻就被亟需新人的主持界網羅。
第一個合作的大哥是倪敏然先生。他對節目很有想法，一想到立刻就要做，常常激烈地與工作人員溝通，那時飛進我世界中的爭吵、對立，和三個字或以上的髒話，撼動了我的宇宙。
第二位合作的大哥是曹啟泰先生。他的嘴巴總是連珠炮似地沒停過。一開機，他叭啦叭啦地串流程、介紹獎品，當時，我們從中午到晚上，一天可以錄遊戲節目《好采頭》五集。下了節目，啟泰哥還是不停地講——講他的老婆小孩、他的人生、他的婚顧公司，和他起了幾個會。
第三位合作的大哥是徐乃麟先生。一樣是個人未到聲先到的急性子。常常在化妝室就聽見他由遠而近的︰「快！快！快！」這三個字搭上他拍手掌的節奏，像極了清晨批發的漁市場，節奏刀起刀落之間，生意成交。
我後來的幾年也常常用乃哥的節奏說快！快！快！
或許也不用催促，因為沒有多久，我就做起現場Live直播。下午5:30播娛樂新聞到7:00，然後趕去廣播，做另一個現場，8:00~10:00的直播。
那是一段沒有朋友、沒有人生，只有工作的日子。
常常趕得連好好吃個便當的時間也沒有。一次，發現便當裡有隻小蟑螂，只能先把它挑開，然後不吃那個格子裡的菜，仍然把便當吃完。因為我連去找一份新食物的時間也沒有。
我要上現場了啦！快快快！
於是，工作人員遞資料慢了我急，新聞還沒剪好我變臉，每天急的下場是——猛爆型肝炎。
躺在病床上，我被迫思考人生的輕重緩急，那時的生死交關嚇醒了我，因為，我才三十歲。
出院付帳單時，看著那數字，可以換算成無數峇里島陽光燦爛的日子，或是紐約、倫敦、巴黎看不完的秀，我知道我人生接下來的選擇了。
後來，我盡量不急，盡量開心。
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只是把那份焦慮內化，不讓別人看出來。不想影響別人、不想給周遭工作人員壓力。
於是我在等待的小空檔玩「Angry Bird」，看那橫眉豎眼的鳥兒比我還氣，心裡便好受一點。或者玩「Candy Crush」，消糖果，一排排、一列列，兩眼發直，忘記時間。要是大一點的空檔，我就去附近的商場，什麼「Z」牌、「U」牌、「F」牌、「B」牌、「G」牌的快速時尚都逛，翻翻看看，好過在棚裡枯坐。
遠一點的人看不出來我心裡急，近一點的人還是感覺得到。
經紀人、助理怕我不開心，下載夯劇讓我看，準備零食、泡麵開趴，有時候甚至在後台布置了微微酒精、各種水果酒，讓等待變成了姊妹聚會。
等待本來就是人生中必定會遇見的事，在演藝圈更是充滿了各種磨人的等待。
等太陽等海浪等霧散、等飛機過等垃圾車走等火車來、等遲到的大牌、等弄錯的道具、等沒出現的導演……
通常若是不可控的意外，我的心是平靜的，無奈地接受著。但若是因為不專業的因素，我的心就開始不平靜。先是驚訝於看見的荒謬，內心小劇場在海邊的大石頭上對天大喊︰「為什麼？為什麼？」然後有一群憂國憂民的文青圍坐一桌，討論這個圈子人才流失到底有多嚴重，這樣下去怎麼得了云云。最後，心急如焚的母親登場了，這樣就不能接小孩了，荳明天還要考試，誰幫她複習？
然後就山洪爆發。然後就想著退休，去種田、去看雲看海啊什麼的。
但奇妙的是，在私領域的我，卻有無比的耐心。對孩子、對老公、對朋友。
公和私的我，在兩個極端的狀態。

工作時，像高鐵、像殺手。追求速度、效率。回家後，像是在南洋路邊米粉小攤旁悠閒的狗，時而懶洋洋，時而追逐著雞，或向小孩搖尾巴。
是我把演藝工作看得太簡單所以無法接受無盡漫長的等待？是否我仍像當年的那個大學生一樣，不了解體系的龐大運作只著眼在自己的小環節？抑或是演藝工作充滿了如此不得不的等待？
多年前，日本男子偶像團體當道，一批批的花美男出唱片兼巡迴演唱會，還能拍廣告演偶像劇，我好奇地問了一個在日本工作的圈內人，為什麼他們能同時做這麼多產品卻仍神采奕奕、皮膚身體都是最佳狀態？
那工作人員說，因為這些當紅偶像都時間緊迫，所以，其他配合的幕後小組都先自己排練好了。
？！！？
他解釋，比如說發專輯的同時仍要同步拍偶像劇，那麼他們便會在偶像本人出現前找替身，把走位、台詞順幾遍，現場攝影師也跟著走幾遍，燈光道具早已定位，導播也熟悉節奏後，預定拍攝時間一到，偶像出現。他已經背好他的台詞，待替身示範他的走位後，拍攝便順利進行。
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國境界啊。
我看過眾家一線演員等臨演的情形，因為劇組不肯多花錢，只發臨演來半天，但眾家演員早已把前面戲分演完，執行製作說，那你們聊聊天等臨演吧！
也聽過拍了一整天的臨演覺得太累，一群人開始吵鬧要走人，最後甚至報警的鬧劇。
也有節目準時開錄，卻因為送道具的人睡過頭，全棚空等。
還有遲到慣了的美豔女星，好不容易只遲到半個小時，正當節目組暗自慶幸時，那女星開始補妝，一補，就補了兩個小時。
她的妝好了，我們的妝全等花了。
也碰過製作單位發我六點通告，因為江湖傳聞他們很會延遲，當天也有一場日本大師的音樂會，我心存僥倖地問製作人︰「可以晚一個小時嗎？」製作人斬釘截鐵地說︰「今天一定會準時！一定要六點到！」
悻悻然把票送給朋友去聽。那朋友聽完整場，再加上安可曲，然後很有良心地來棚裡探班，發現我還沒錄影。那天原本六點的通告，一直到半夜十二點半才開錄。
經過這麼多摧殘後，我發誓，只要我長大，一定要減少這種事發生，一定不讓工作人員或其他藝人在棚裡浪費生命、虛度光陰。憑什麼讓不專業影響專業？
但人性是很奇怪的，積習難改、積非成是。
電視台內的工作人員習慣了過去的工作節奏，有些人一開始還會私下抱怨︰「錄那麼快幹嘛？連抽根菸喝咖啡的時間都沒有……」
但這種高鐵速度一上軌道，怨言變成了驚喜的贊同︰「哇！下班了還可以和家人吃晚飯！」或是「下班了還可以去玩欸！」
於是，在能力範圍內我加緊速度、提升效率。在我還是得無盡、無意義地等待時，我練修養。
看劇、寫書、練字、聊八卦、看書，也順便練演技。
演我很快樂、演不在乎，演了解這就是演藝圈的常態。我的演技很表面，所以遠的人看不出來我的焦慮，近的人還是感覺得到。
我以前看過大哥級主持人打或踢工作人員的，這麼比起來，我還算是忍得不錯。
不過我還是不聰明，畢竟有些人還是察覺得到，可見我壓的還是不夠深。就不能微笑優雅地說，沒關係啊！大家加油哦！臣妾做不到啊！
可能是那忿忿不平的種子已深埋在心裡。為什麼不專業可以影響、干擾專業？
每個人對職業道德的要求不同，又或者，這已經不只是工作心態的問題，而是人生哲學的問題？
體諒。
體諒別人偶有的風雨；體諒別人驚慌時的不知如何判斷；體諒他人正在學習；體諒他人力有未逮。
如果可以溫柔地等待孩子的嘗試錯誤，那麼，也應該這麼對待別人的孩子。
學，我也正在學。
學著和我的躁，說再見。

(文章來源：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8600&type=Blog&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medium=social&utm_content=bw&utm_campaign=content&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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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甚麼是本土主義，誰人是本土派？】

據說各大選區都有很多人想參選；會掛「本土派」名義的，據報亦多；坊間亦有人重新討論「甚麼是本土主義」、「誰是本土派」。3 月間李怡一篇專欄文章說：「市民都被迫成為本土派」，因為梁振英到林鄭月娥，中國對香港人壓迫越來越深，到修訂《逃犯條例》與香港人全面對著幹，「……迫使幾乎所有市民都變成了維護香港本土權益的本土派」。

既然潛在人數那麼多，我也想討論甚麼是本土派。畢竟到選舉前夕，你說我不是本土派、他說誰沒有這個資格的種種情況，一定會出現，也就當是預早提供一個思考角度。

本土派沒有機構和政黨、沒有單一金主，無人有絕對權力認證或否認其他人的身份，一切最終看其他人是否廣泛認同；以下只是自己七年以來參與本土主義無數辯論、批評和反省而得出的一點點想法。

夾縫思想

1993 年，港裔美國學者周蕾在著作《書寫離散》提出了「香港夾縫論」的說法，她提出香港處於中國和西方的雙重殖民。中國人有大中原心態，固然將香港視為邊緣和蠻夷；而香港人自己則對中國有錯誤鄉愁，不斷想彌補自己的中國性，無形中卻不斷發現自己異於中國，徒添自身卑劣感，尋根卻始終徒勞無功。從上一代「香港知青」擁抱毛澤東，成為「國粹派」、到其他大學生的「認中關社」，再到最後盲目認命兼戀中的「民主回歸論」，確實如此。

周蕾同時批評西方進步派的東方主義傾向，認為不少西方人視中國為平等烏托邦，而遭受英國殖民的香港，就被他們視為社會主義天國的污點和異類。

事實上在 2010 年代，西媒報道香港的港中衝突議題，9 成持批判香港態度，認為香港人想保衛自身奶粉、學位等，是種族主義、排斥中國人、抱持奇怪優越感等等，到最近西人白左學者和友好離奇地糾纏於袁國勇講了一次真話的文章裡面的某些字眼，還呼籲港大要成立無異「政治正確委員會」的自肅機構，並要「考慮」解僱袁國勇等等。周蕾在 1993 年的提出的雙重殖民框架，確實預言性勾劃出香港今日的處境。

周蕾因而提出，香港要追尋一個自由的世界城市的尊嚴和自立，同時拒絕中國和西方中心主義。最終現在回頭看，本土主義的鬥爭也沒有超出「夾縫論」的描述。

屬於香港人的世界觀衝創與重估

本土派否定大中華主義，這是當然核心；本土派也否定白左系譜的「左膠」以政治正確和戀中幻想剝削港人，提出香港人要當家作主，不只是政制上要取回港人自身的權力，更要建立自身的敵我和利益邏輯，要拒絕「中國人是溫柔恭儉讓」的上世紀冷戰前設，真正進入香港特殊的自身處境，「追認」自身歷史。

魚蛋雨傘、自由行、SARS、反 23 條、「被回歸」、六四、香港文化、六七暴動、香港保衛戰，只是基本；深入的可以去到拆解「中國」在 20 世紀初的人工創建史、大清遷界令對香港和中國沿海一帶造成的死傷、去到盧亭魚人和大嶼山大屠殺的神話意象、去到南蠻百越對秦始皇種族屠殺和侵略的記憶。這一切我們未必能完全經歷，但我們可以用自身的意志去追認。

本土派也不排斥甚或主張武力抗爭，解除了「和理非非」絕對教條的封印，香港於是緩慢進入直接行動主義的時代；上一代泛民的「和理非非」教條，又往往帶有「香港人要扮演純良卑弱的民女，勾引英美世界白人騎士救助慾望」的意味，這自然又是西方中心主義 (即命運自決意識的對立面) 在香港的呈現；至於「唔好激嬲共產黨」，則是多年大中國主義教育之下，香港人作為反射的「事大主義」呈現。

整個 2010 年代，香港民主運動和抗爭進程陷於停滯，因為世界和中國在經貿方面打得火熱，被當時進步民主派評為「倒退政改」的民主黨政改方案，在 2011 年亦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世界局勢與今日確實不能同日而喻。而進步民主派乃至後來成形的本土派，不惜令中國不高興，也要求民主如時落實，就是在反對整個世界的共謀。故此，本土主義在香港興起的整個歷程，也同樣否定「中美結合全球化」所佈下的權力安排。因而他們也視英美和中國共謀的「香港回歸」不正當、不公義。

本土派不是崇尚閉關鎖國和種族主義，而是早就看到了現時的全球化，其實是中國嚴重滲透的權力佈施裝置，因此必然不利於香港利益。從 7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就馬上將香港剔出殖民地列表，以剝奪香港將來的民族自決權；到世衛露出中國傀侶真身的近況，都表明香港雖然向來國際能見度極高，又是外向型經濟，但正是如此，在「中國型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香港受害至深，被世界的兩端系統性滅聲和剝削。

海外和中國資金以香港為集散地，除此之外香港就別無功能。積極不干預市場成為顯學，可以無視低下階層訓劏房、本地奶粉被中國人搶到奶荒，還有人說不能干預，要尊重自由市場。這當然是芝加哥式經濟放任思想，在香港橫行多年後遇到的一次反動對抗。

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故而在香港引爆了無數政治炸彈和災難，然而聯合國體系對香港何嘗是公平？這些都說明，本土派一直以來的政治路線，都沒有離開過破除中國和西方的雙重殖民，重建香港人的自尊和自主。

進進出出的政治空間

本土派的形成，跟其他政治陣營互有滲透和交雜，例如激進民主派和各種參選者。本土派一度寄生在激進民主派乾枯病重的肉體，而後者則投機地利用某些思想來彌補自己論述真空的問題；至於泛民舊體系，也有一些人眼見排隊無了期，也披上過這件衣服務求彈出。

在我看來，也是任何思想和黨派起源時不能避免之惡。有投機亦是好事，正如警察安插臥底，只會選擇有前途的幫會去落針；有人投機，則代表有人看到其中生機。

當然任何關係都不會長久，因為本土派的核心是沒有前世來生，只有今生今世；沒有天國，只有大地。一涉及選舉利益，或者無法徹底拋開中國或者西方中心框架，或者就純粹不能接受一些行動標準或者願景，就會與這一套理念分道揚鑣。其實他們亦是不來也不去，只是回復自己本色，亦得到個歸宿，你總不能期待所有人都永遠願意站在最前，有些人只能停留在反共，有些人只能停留在想修復一國兩制，亦無不可，但香港人需要繼續前進。本土派因而是一個不斷有人進出的政治空間，是香港動蕩而一日千里的政治發展最前沿的化身，一切因而良莠不齊而永遠發展中。

2016 年，中國統治者擁有極高的戰略思維，將本民前 DQ 於萌芽之時；一些舊世代人因此而了斷語：本土派已死。事實上是在政治議席遊戲的上層，本土派止步；然而它的思想往下滲透，確實改變了香港。因而在 2019 年的國難關頭，仍然是論述真空，主流群眾因而引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精神綱領，便是自然結果。因為當時舉目回望，確實沒有舊思想足以應對新局面。身體最誠實，用這個口號，反映了長期雙重殖民下香港既有思想的苦悶和困境。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簡單的八個字流行之初，亦有一些人認為這樣會激嬲北京，曾想勸阻，但後來也風物長宜放眼量，慢慢接受了改變。至於戀中慣犯蔡耀昌也想搞投訴黃店防疫措施歧視中國客，亦首次踢到鐵板，要辭去民主黨中委職務。不管民主黨高層裡面有多少戀中者，確實是民情已變。不切割，會影響其他黨員行走江湖，加上選舉臨近，功利導向也要手起刀落。

正如我不排斥有人投機，我也不排斥政黨功利投選民所好。事實就是如果事情發生於五年前，蔡耀昌一定不用辭去中委職務，也不會被香港人普遍厭惡。絕對不是本土派的帖文起了作用，而是群眾見到棺材知道要流淚，覺醒了，明白要保護自己的權益，不免要得罪人，更多數是中國人；香港人知道與其站得高高同情中國人，不如先同情在政治上「裸命」的自己。

誰是本土派

至於誰人是本土派，真是要付諸公議，case by case，沒人能輿論議程，不能搞宗教甚至邪教。本土派其實是一個進程和經歷。理論或者主張，人人都會說，特別是政客。只是長期的經歷和反應，總是性格的總和。有難、遭受打壓、遭賤視恥笑的時候，是走人，還是留下？是積極向不認同自己的人傳播思想，還是在乎得到支持者的掌聲？是在乎自己的私節，還是更在乎其他人有份的大局？是關懷他人，還是想別人無條件支持自己？是維護同路人，還是想維護自己的位置？需要硬起來的時候，是否敢於說不？需要離開的時候，是否能灑脫？

不是說我自己能夠全部做得好，在實際情況也會做不到，會犯錯，會天真。任何人都只是一個比例，一切都只是過程，為了成為一個更好的香港人。有人會慢慢蕩出去，外面有人會慢慢蕩入來。大道廢，有仁義。有比較之下才有實體。如果本土主義已經進佔主流，成為共識，那麼「本土派」亦會成為歷史名詞，特別地形容在雙重殖民、絕大多數人主體蒙昧的歷史中，極少數人開出的那些思想花火。

而選擇一個代議士或者朋友，政治思想和實踐固然是重要考慮，但最終你還是要看，這個人是否不斷令自己和共同體變得更好、更博大？如果是，他自然就會是本土派。本土主義在雙重的夾擊下，險阻重重，但險阻越大，它越障顯出力量。

本土主義的外面，是一堆原則願景；在裡面則是一種心性，要勉強描述，這種心性就是：

「……一種去克服的慾望、一種去摧毀的慾望、一種去成為主人的慾望，一種對敵人和抵抗，還有勝利的渴求。」

【盧斯達：甚麼是本土主義，誰人是本土派？】

據說各大選區都有很多人想參選；會掛「本土派」名義的，據報亦多；坊間亦有人重新討論「甚麼是本土主義」、「誰是本土派」。3 月間李怡一篇專欄文章說：「市民都被迫成為本土派」，因為梁振英到林鄭月娥，中國對香港人壓迫越來越深，到修訂《逃犯條例》與香港人全面對著幹，「……迫使幾乎所有市民都變成了維護香港本土權益的本土派」。

既然潛在人數那麼多，我也想討論甚麼是本土派。畢竟到選舉前夕，你說我不是本土派、他說誰沒有這個資格的種種情況，一定會出現，也就當是預早提供一個思考角度。

本土派沒有機構和政黨、沒有單一金主，無人有絕對權力認證或否認其他人的身份，一切最終看其他人是否廣泛認同；以下只是自己七年以來參與本土主義無數辯論、批評和反省而得出的一點點想法。

夾縫思想

1993 年，港裔美國學者周蕾在著作《書寫離散》提出了「香港夾縫論」的說法，她提出香港處於中國和西方的雙重殖民。中國人有大中原心態，固然將香港視為邊緣和蠻夷；而香港人自己則對中國有錯誤鄉愁，不斷想彌補自己的中國性，無形中卻不斷發現自己異於中國，徒添自身卑劣感，尋根卻始終徒勞無功。從上一代「香港知青」擁抱毛澤東，成為「國粹派」、到其他大學生的「認中關社」，再到最後盲目認命兼戀中的「民主回歸論」，確實如此。

周蕾同時批評西方進步派的東方主義傾向，認為不少西方人視中國為平等烏托邦，而遭受英國殖民的香港，就被他們視為社會主義天國的污點和異類。

事實上在 2010 年代，西媒報道香港的港中衝突議題，9 成持批判香港態度，認為香港人想保衛自身奶粉、學位等，是種族主義、排斥中國人、抱持奇怪優越感等等，到最近西人白左學者和友好離奇地糾纏於袁國勇講了一次真話的文章裡面的某些字眼，還呼籲港大要成立無異「政治正確委員會」的自肅機構，並要「考慮」解僱袁國勇等等。周蕾在 1993 年的提出的雙重殖民框架，確實預言性勾劃出香港今日的處境。

周蕾因而提出，香港要追尋一個自由的世界城市的尊嚴和自立，同時拒絕中國和西方中心主義。最終現在回頭看，本土主義的鬥爭也沒有超出「夾縫論」的描述。

屬於香港人的世界觀衝創與重估

本土派否定大中華主義，這是當然核心；本土派也否定白左系譜的「左膠」以政治正確和戀中幻想剝削港人，提出香港人要當家作主，不只是政制上要取回港人自身的權力，更要建立自身的敵我和利益邏輯，要拒絕「中國人是溫柔恭儉讓」的上世紀冷戰前設，真正進入香港特殊的自身處境，「追認」自身歷史。

魚蛋雨傘、自由行、SARS、反 23 條、「被回歸」、六四、香港文化、六七暴動、香港保衛戰，只是基本；深入的可以去到拆解「中國」在 20 世紀初的人工創建史、大清遷界令對香港和中國沿海一帶造成的死傷、去到盧亭魚人和大嶼山大屠殺的神話意象、去到南蠻百越對秦始皇種族屠殺和侵略的記憶。這一切我們未必能完全經歷，但我們可以用自身的意志去追認。

本土派也不排斥甚或主張武力抗爭，解除了「和理非非」絕對教條的封印，香港於是緩慢進入直接行動主義的時代；上一代泛民的「和理非非」教條，又往往帶有「香港人要扮演純良卑弱的民女，勾引英美世界白人騎士救助慾望」的意味，這自然又是西方中心主義 (即命運自決意識的對立面) 在香港的呈現；至於「唔好激嬲共產黨」，則是多年大中國主義教育之下，香港人作為反射的「事大主義」呈現。

整個 2010 年代，香港民主運動和抗爭進程陷於停滯，因為世界和中國在經貿方面打得火熱，被當時進步民主派評為「倒退政改」的民主黨政改方案，在 2011 年亦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世界局勢與今日確實不能同日而喻。而進步民主派乃至後來成形的本土派，不惜令中國不高興，也要求民主如時落實，就是在反對整個世界的共謀。故此，本土主義在香港興起的整個歷程，也同樣否定「中美結合全球化」所佈下的權力安排。因而他們也視英美和中國共謀的「香港回歸」不正當、不公義。

本土派不是崇尚閉關鎖國和種族主義，而是早就看到了現時的全球化，其實是中國嚴重滲透的權力佈施裝置，因此必然不利於香港利益。從 7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就馬上將香港剔出殖民地列表，以剝奪香港將來的民族自決權；到世衛露出中國傀侶真身的近況，都表明香港雖然向來國際能見度極高，又是外向型經濟，但正是如此，在「中國型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香港受害至深，被世界的兩端系統性滅聲和剝削。

海外和中國資金以香港為集散地，除此之外香港就別無功能。積極不干預市場成為顯學，可以無視低下階層訓劏房、本地奶粉被中國人搶到奶荒，還有人說不能干預，要尊重自由市場。這當然是芝加哥式經濟放任思想，在香港橫行多年後遇到的一次反動對抗。

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故而在香港引爆了無數政治炸彈和災難，然而聯合國體系對香港何嘗是公平？這些都說明，本土派一直以來的政治路線，都沒有離開過破除中國和西方的雙重殖民，重建香港人的自尊和自主。

進進出出的政治空間

本土派的形成，跟其他政治陣營互有滲透和交雜，例如激進民主派和各種參選者。本土派一度寄生在激進民主派乾枯病重的肉體，而後者則投機地利用某些思想來彌補自己論述真空的問題；至於泛民舊體系，也有一些人眼見排隊無了期，也披上過這件衣服務求彈出。

在我看來，也是任何思想和黨派起源時不能避免之惡。有投機亦是好事，正如警察安插臥底，只會選擇有前途的幫會去落針；有人投機，則代表有人看到其中生機。

當然任何關係都不會長久，因為本土派的核心是沒有前世來生，只有今生今世；沒有天國，只有大地。一涉及選舉利益，或者無法徹底拋開中國或者西方中心框架，或者就純粹不能接受一些行動標準或者願景，就會與這一套理念分道揚鑣。其實他們亦是不來也不去，只是回復自己本色，亦得到個歸宿，你總不能期待所有人都永遠願意站在最前，有些人只能停留在反共，有些人只能停留在想修復一國兩制，亦無不可，但香港人需要繼續前進。本土派因而是一個不斷有人進出的政治空間，是香港動蕩而一日千里的政治發展最前沿的化身，一切因而良莠不齊而永遠發展中。

2016 年，中國統治者擁有極高的戰略思維，將本民前 DQ 於萌芽之時；一些舊世代人因此而了斷語：本土派已死。事實上是在政治議席遊戲的上層，本土派止步；然而它的思想往下滲透，確實改變了香港。因而在 2019 年的國難關頭，仍然是論述真空，主流群眾因而引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精神綱領，便是自然結果。因為當時舉目回望，確實沒有舊思想足以應對新局面。身體最誠實，用這個口號，反映了長期雙重殖民下香港既有思想的苦悶和困境。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簡單的八個字流行之初，亦有一些人認為這樣會激嬲北京，曾想勸阻，但後來也風物長宜放眼量，慢慢接受了改變。至於戀中慣犯蔡耀昌也想搞投訴黃店防疫措施歧視中國客，亦首次踢到鐵板，要辭去民主黨中委職務。不管民主黨高層裡面有多少戀中者，確實是民情已變。不切割，會影響其他黨員行走江湖，加上選舉臨近，功利導向也要手起刀落。

正如我不排斥有人投機，我也不排斥政黨功利投選民所好。事實就是如果事情發生於五年前，蔡耀昌一定不用辭去中委職務，也不會被香港人普遍厭惡。絕對不是本土派的帖文起了作用，而是群眾見到棺材知道要流淚，覺醒了，明白要保護自己的權益，不免要得罪人，更多數是中國人；香港人知道與其站得高高同情中國人，不如先同情在政治上「裸命」的自己。

誰是本土派

至於誰人是本土派，真是要付諸公議，case by case，沒人能輿論議程，不能搞宗教甚至邪教。本土派其實是一個進程和經歷。理論或者主張，人人都會說，特別是政客。只是長期的經歷和反應，總是性格的總和。有難、遭受打壓、遭賤視恥笑的時候，是走人，還是留下？是積極向不認同自己的人傳播思想，還是在乎得到支持者的掌聲？是在乎自己的私節，還是更在乎其他人有份的大局？是關懷他人，還是想別人無條件支持自己？是維護同路人，還是想維護自己的位置？需要硬起來的時候，是否敢於說不？需要離開的時候，是否能灑脫？

不是說我自己能夠全部做得好，在實際情況也會做不到，會犯錯，會天真。任何人都只是一個比例，一切都只是過程，為了成為一個更好的香港人。有人會慢慢蕩出去，外面有人會慢慢蕩入來。大道廢，有仁義。有比較之下才有實體。如果本土主義已經進佔主流，成為共識，那麼「本土派」亦會成為歷史名詞，特別地形容在雙重殖民、絕大多數人主體蒙昧的歷史中，極少數人開出的那些思想花火。

而選擇一個代議士或者朋友，政治思想和實踐固然是重要考慮，但最終你還是要看，這個人是否不斷令自己和共同體變得更好、更博大？如果是，他自然就會是本土派。本土主義在雙重的夾擊下，險阻重重，但險阻越大，它越障顯出力量。

本土主義的外面，是一堆原則願景；在裡面則是一種心性，要勉強描述，這種心性就是：

「……一種去克服的慾望、一種去摧毀的慾望、一種去成為主人的慾望，一種對敵人和抵抗，還有勝利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