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手足」－香港的抗爭者
鄧小樺
「手足」，在2019年的香港抗爭運動，抗爭者就是這樣互相稱呼的。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詞語，在慣常蒙面，互不相識，即使以性命相護亦可能不通姓名的狀況下，「手足」這個聽來有古風、平常不見得十分流行的稱謂，竟可讓示威者能瞬間拉近距離，建立著一種共同體的信任。
開始時是怎樣的呢，七月二十一日在上環，我見到上一代的學運領袖L走近行動者群中磋商，他本是政治明星，但這一代的示威者反而對他產生質疑；本來生性孤傲的L說了一句：「師兄你不用那麼毛躁——」這麼一叫師兄，對方的火氣就下了不少，我頓覺L已成長了。
另有一次是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他同時是個暢銷愛情書作家）在立法會一帶，四處向散落並佔領狀態的數千示威群眾演說，他非常專業每次演講都一模一樣，開口就是「手足，我可不可以叫大家手足？」群眾便歡呼拍掌，因為他之前多次與示威者一起面對催淚彈，他可以使用這個稱呼。那天他叫大家要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群眾高聲和應。在我心目中，那是一個「手足」的定義性場景。
「手足」本以身體手腳之不可分離，借喻同胞兄弟之情；以前香港中學文學科要讀的，唐代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又如《三國演義》十五回：「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這句太出名了。再以兄弟姊妹的同胞之情，轉向比喻同伴、同袍之情的正面義，倒好像是粵語口語及近代文本所獨有，在古書中例證不多——有時是作「黨羽、爪牙」的負面義。
不過我們面對的「又唔做嘢，又唔讀書」（又不做事，又不讀書）的香港黑警，可能沒有足夠墨水去以此來進行詆譭……及至於看到文化研究學者汪民安說，手和腳可以用來觸摸自身及身體其它部分，因此更能象徵自由、表達意志——而我則想到，手腳觸摸自身時，所有的關愛憐惜，一旦對象超越自身，則呈溢出與漫衍狀態。
「手足我走了」
我喜歡叫喚「手足」，常常在現場，或張或弛，我有建議、詢問或者想提供物資，只要柔聲稱「手足」，都十分順利。有一次與百餘示威者在一個封閉了的商場內，我看著被索帶綁著的大門、濕滑的地板，火警鐘聲尖嘯刺耳，心中浮起災難片場景，於是馬上轉身去找出路，推開重重幾扇門，某火警出口，一望出去左方大批黑衣人在前方公園入口，心一安，回去奔走相告：「出門口轉左，我們的手足在那裡。」人們立即信任，迅速撤離。也有調侃的使用方式，我和相熟的示威者有句切口：「手足的心聲我已經聽到了」，以調侃對方口是心非的表達。前線衝組是不容易表達內心的。S沒有上過前線但一直在後方發揮巨大作用，他使用「手足」一詞則常是指一些遙距的同伴，但我心領神會，在他接送我離開戰場時會說「手足我走了」，好像我不知他姓名一樣。
手和腳可以觸碰自己的身體，但其實前線衝組不喜歡被人碰觸身體（而在和理非或傳統示威者來說這是表達親切無嫌隙的方式）。我試過拉住一個暴怒的前線手足，他抑制下來，但說「講歸講，不要碰我。」看來單純的好意可能還不足夠構成「手足」關係，必須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行動模式，「手足」的連結魔法才能生效。比如說，早期示威者以保鮮膜包裹手腳以防催淚彈，常有女示威者轉動大卷保鮮膜為前線包裹，一方溫柔，另一方默默領受，畫面動人。這個運動時常有羞澀抑制的真情。
一種救護員和傷者的親密關係。為輕傷者擦拭傷口，搽上蘆薈，貼膠布棉紗。傷者經常是沉默乖順的，那時會覺得他們是小動物，不知為何會落到這樣殘忍的世界裡來，單純天真，而被迫在傷害中成長。
香港警方其中一個殺著是水砲車，發射淺藍色混了胡椒成份的辣水，令本來像蝶豆花一樣美麗的淺藍色，在近日香港成為了一種恐嚇的顏色。藍色是為了在示威者身上留下印記便於追蹤抓捕，迫令他們馬上撤離。處理藍色水，一般最便捷的方式是以酒精加肥皂液清洗，醫療用酒精濕紙巾及卸粧濕紙巾可派用場。一次在大學裡，從前線換班回來的手足手腳染藍，虛脫攤著，我便送上食物，在他們休息時替他們擦拭手腳上的藍跡，聲稱在做實驗看哪個牌子的濕紙巾最好。這說法免除一切抗拒，手足在並不示弱的狀態下可以放鬆，發散柔和之氣，像一首小小的音樂，在苦難的空氣裡悠揚。
次日醒來走出中庭，大學裡的人數明顯減少。我心一驚，不見了的手足，包括我為他們擦過手腳的，是成功脫走了，還是被捕了？憑常識可以推斷，應該不可能全部成功脫逃了，也許被抓時會遭遇暴力，被打得很慘吧。腦中浮起示威者被壓在地上滿口鮮血的景象，當下即覺傷心劇痛，不可抑止。我們連姓名都不曾互通，此後也都可能不會再遇到，但已經完全稱得上是手足——對於手足的遭遇，我當時完全無能為力。只想我們倘真是兄弟親人，乃不至於此。
黃碧雲《媚行者》寫過失去身體手足肢體者，仍會有身體該部分存在的幻覺，那是幻肢，幻肢上仍感受到的痛楚感覺就是幻痛。對不知姓名、生命中只有一點相交，甚或只在熒幕上或新聞裡見過的手足之苦難，感覺到強烈的痛楚感，可被稱為一種幻痛嗎？我想這種幻痛，許多香港人都曾真實感受過。「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這微小的願望，如今竟然那麼難達到。你的年齡或預設的能力愈大，反可能遭遇愈大的痛苦。
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
在七月一日佔領立法會行動中，摘下面罩讀出香港人抗爭宣言的梁繼平說，「真正連結香港人的，在語言、價值之外，是痛苦。」他的訪問裡說，想像他人痛苦，甘願彼此分擔，共同體才得以形成；而要參與、維繫共同體，靠的是不懈行動。「痛苦反而令你活得更加真實：這份政治主體性，是對港人尊嚴的體認，是今次運動最深遠的特質，亦將形塑未來的反抗。」這其實是我一直秉持的信念，而它竟真的得以擁有一個舞台，去公開闡釋它的意義，讓大量的人自然地信靠，不必靠硬性理論教育灌輸，這斷乎是一種歷史的契機，我們如此幸福，不免時常淚流滿面。
粗淺讀過一些關於共同體的理論，乃說共同體的關鍵，在於劃界與分殊，沒有與外部及他者之對照區分，共同體難言穩固。而這區分劃界，也可能就是共同體的理想陷落之時，乃歸於國家的框架，具有封閉性質。但尚盧南希《解構的共通體》，還有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體》，卻指向一種不固定、在溝通中敞開、「綻出」、分享（分離）、變化的「與共」存在關係，一再溢出我們原來為共同體所劃的界限。這是不可能的溝通之奇蹟完成。
運動中，港人對居港少數族裔的手足之情，對被逐印尼作家Yuli的聲援，對穆斯林、加泰隆尼亞、智利、廣東示威民眾、維吾爾族的聲援，都可見一種在戰爭期間，出於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香港人與世界上其他的受打壓者「與共存在」，逾越自己原來的邊界，包括日夜追看直播為我們傷心憂煩的台灣朋友，見面或也可稱手足。
我在被捕期間，托朋友帶訊在網上報平安，只寫了：「無事，與手足感覺親密。奇妙的經歷。」 三句，可能令不少人都感覺大惑不解。回頭想來，或許我又下意識地不落註腳地引用了南希。董啟章笑問我是否與手足戀愛了，其實只是這種共通體的感覺，很接近布朗肖所說的，不可言明的「情人共通體」（他同時用來分析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中的抗爭者群體之關係）。
很多前線衝組手足，與我或大部分和理非，很大程度上沒有共通性——手足的某些激進行為我們做不出來，因為不是抱有同樣的思維及生活背景，信仰和反應也截然不同。但當手足們被捕、被暴力對待，卻讓我們有錐心刺骨的手足之痛，覺得可以為他們付出一切；誠如布朗肖所言，沒有共通性，根本無法發展愛情關係的人，卻在某些瞬間，分享一種共同的感覺，超越一切功利主義的計較得失，如同不求回報的愛情，卻又不是愛情。「那不可共有之物的陌異性，恰恰奠定了這個永遠臨時的，總已荒棄的共通體」。這原本難以說明，但在整個香港逆權運動抗爭中，卻是被廣泛體驗著；許多人因此而改變，成為不再是自己的自己，用哲學的語言說，是否一種「存在的完全敞開」？
在迅速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實現
當我們被驅逐如野狗，或者高貴地上善若水Be Water，我們體驗著一種臨時、流離的共通體之感。最親密的感覺，可能是「街坊」、「家長」不動聲色地運走全身勁裝black bloc的示威者，帶他們脫離險境，還叮囑他們不要提自己姓名、不要提及行動細節，兇兇地吼著「沒人想知」，讓相遇在之後無跡可尋，並全然不理警方說「暴力份子不介意傷及無辜」的分化說辭，任何被捕者，都是我們的手足。這就是我們，流離的，痛楚的，親密的，不可言明的，共通體。
「在迅速地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了實現。它不得持續，它不得參與任何形式的持續。這在那個例外的日子裡得到了理解：沒有人必須下達解散的命令。但出於那把無數人聚集起來的相同必要性，人們分開了。人們瞬間分開了，沒有任何的殘留，沒有任何感傷的後續：那樣的後續會通過假裝保持戰鬥隊形，而讓真正的示威變質。人民不是這樣。他們在這裡，他們再也不在這裡：他們忽視任何能把他們固化的結構。在場和缺席，如果沒有混同，至少也發生了實質的互換。對那些不願承認它的掌權者而言，這正是其可畏之處：它不讓自身被人把握，它既消解社會現狀，又倔強固執地用一種不受法律限制的至尊性來重新發明現狀，因為它在否認現狀的同時，也把自身維持為現狀的基礎。」——布朗肖，〈情人的共通體〉
書我沒有讀完，卻能在現實裡找到了完美的闡現；這既是抽象的激情，也是與具體的人的連結，我願以最大的慶幸提到它們，確感歷史乃是一種祝福。而運動尚未完結。一切仍在流動生長。緜繁的理論與知識，盡可歸於手足一詞，乃便銀碗盛雪，明月藏鷺。
※ 作者為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碩士（主修文學）。大學時開始寫作，後於各大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訪問及評論。著有詩集《眾音的反面》、散文集《若無其事》、《恍惚書》、訪問集《問道於民》等。另編有文學合集及個人著作數種，包括《自由如綠》、《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等。香港文學館總策人，文學及平台「虛詞」及刊物《無形》、《方圓》總編輯，文學節目「文學放得開」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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