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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聽】 爆頭就對了 ！| 從《#屍戰朝鮮：雅信傳》到《#惡靈古堡》|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後人類未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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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屍朝鮮：#雅信傳》只有一個想法—「欸為什麼沒有可以按下一集的地方！」。真的很喜歡《#李屍朝鮮》，自從2019年看了第一季，那種「公路電影」般的一路跋涉，加上詭秘的政權鬥爭，還有寫實又魔幻的戰爭，重新定義了活屍文本的特徵與內涵。我們今天就談談「活屍」（#zombie）及其文本，活屍在大中文化中的意義，還有活屍也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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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認為，活屍電影、電玩、小說等，尤其在2000年後的興盛，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這些文本從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迂迴地提出「反-社會結構」的批評，並在倖存者身上，賦予某種「#後人類」式的期待。這種Ulrich Beck的「#解放性災難」，使我們思考新的社會型態與人類存在，並開啟未來的可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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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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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
▶ 活屍的系譜
▶ 活屍文本的基本解析
▶ 巫術所控制的活死人
▶ 活下來的人有這三種
▶ 作為一種後人類
▶ 爆頭就對了
▶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末日重生—解放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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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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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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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2019第一次看到Netflix上的《李屍朝鮮》，非常驚豔，居然可以將活屍與歷史、政爭、戰爭混合在一起，創造一種全新的視野。第一季的片頭，令人頭皮發麻，逐集釋出的片段，你可以一集一集地慢慢發覺這是養屍的陰翳詭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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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概的背景是，16世紀末日本入侵朝鮮數年後的朝鮮王朝，王世子李蒼想見臥病在床十多天的父王，卻一直被宮人阻撓，直覺宮中有不可告人秘密。為追尋真相，李蒼微服暗訪醫治其父王的醫員，卻發現一場恐怖瘟疫正全國擴散，染疫的人會死而復活，變得非常嗜血及人肉，整個朝鮮正陷入一場滅亡危機。整個《李屍朝鮮》虛構地表現著真實的史實，包含16世紀的國際政治、政府治理、人民生活、飢荒與瘟疫，那些人吃人的殘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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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信傳，運用了朝鮮與女真之間的緊張關係，架構了一個「生死草源起」的場面。其中全智賢以及她的部族，是夾在朝鮮與女真之間歸順政府的「城底野人」，以來往探密為生。活屍在這裡，指向某種「他者」，是一個民族傷痛的隱喻，本篇裡並沒有太多的謀策或活屍趕殺，更多的是在恨意上的不斷加深，這個被賤斥、賤踏的他者（沒有認同、失語、赤裸、遭受暴力），最終反撲成為一種灰滅性的瘋狂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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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最後活屍感染全滅軍隊時，感到內心充滿快感呢。你也可以藉雅信，明白前兩季的諸多橋段，包含生死草的來源、為何會出現、朝鮮的政爭、第二季結束時全智賢的詭異微笑。並且，藉由雅信這位女性角色的賤斥主體反撲，整個顛倒了前兩季的所有「皇權」（kingdom）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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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屍朝鮮》大概是近年K-zombie中，最典型又精彩的作品。它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其脫離了20-21世紀裡，成為重要的反烏托邦類型的活屍文本，獨樹一格。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這整個影視發展中的活屍文本，其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反映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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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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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導演李安的句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活屍電影已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電影類型之一，是一種結合怪物、恐怖、與科學幻想的文本。從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開始，1968年George Romero執導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興起，「活屍」一社會想像在40年內逐漸成為主流，時至今日已然有577部相關的活屍電影作品發行，尚未包含電玩、小說等其他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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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活屍文本更蓬勃出現，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重要類型。這些血腥恐怖的情節背後，與一般鬼片不同，其隱含著複雜的、預設式的、假設式、未來式、較積極的負面烏托邦，用通俗的方式探討著「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趨勢，甚至可以說，活屍文本就是某種「社會科學的科幻」（Reed and Penfold-Mounce, 2015），是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後面就來漫談活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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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海地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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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瑄（2017）回顧了活屍的系譜。她認為，當代習稱活屍的怪物依其所從出的歷史脈絡與形象變遷過程，可以區分為「#海地活屍」與「#美國活屍」，兩種活屍形象各有所對應的社會情境及衍生的政治文化意涵，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則是揭示活屍的理論潛能所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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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海地活屍」為巫毒教的產物，例如「白殭屍」，海地人相信巫毒教巫師能夠藉由含河豚毒素的特定毒物與儀式，讓活人處於假死狀態，之後再藉另一種藥物使之復甦；但甦醒過來的受害者會失去許多心智功能，淪為受巫師操縱的奴隸。由於海地的歷史充滿被帝國殖民為奴的記憶，海地活屍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壓迫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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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美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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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活屍在1920年代傳入美國，並在電影中，幾經轉變，最後由喬治羅米洛的活屍系列，將活屍由巫術型轉換成「感染型」。二十世紀西方大眾文化想像中的喪屍已從「#傳統神祕傳說中沒有心智且相對不具威脅性的奴性機器」轉變為「#兇惡且自我驅動的吃人機器」；活屍研究者不應將「海地喪屍」與「美國喪屍」的發展史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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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喪屍擺脫巫師或奴隸主甚或殖民者支配後，始得成為所謂「常人怪物」（行屍走肉），方能夠代入各種社會脈絡與問題情境，凝聚吸納其間的想像與焦慮，羅米洛的活死人系列因此可說是活屍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林宛瑄，2017）所謂的「感染型活屍」。不論性別種族階級，任何人都可能轉變為活屍，人與喪屍之間的界線不再牢固，人無法輕易將活屍斥逐為與己對立之他者。只要有心（?），人人都可能是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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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電影的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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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557部活屍電影名稱做文字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詞彙，如邪惡（Evil）、重返（Return）、活死人（Undead）、黑暗（Dark）、屋舍（House）、居民（Resident）、啟示錄（Apocalypse）、戰爭（War）、變種（Mutant）。這些片名用字指向大眾對「人」（human）之常態的質疑與恐懼。活屍象徵著，道德人性的變質、資源稀缺的搶奪、社會集體歇斯底里的害怕、全球戰爭的末日想像、對傳染病的恐懼、與基因科技的深層不信任。簡單來說，即是在技術、風險、生命權力、恐怖主義等等概念力量將社會質變後，活屍電影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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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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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活屍文本時，我時常將重點放在「活屍」本身，以其作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的隱喻與批判視角，但事實上，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類，也是很重要，他們可能是反映人類在世界存在的方式，與社會重建的未來。倖存者的分類，依賴原本的社會資源，純淨的社會結構。倖存者可以分類成「#群眾」（Multitude）、「#超人類」（transhuman）、「#後人類」（post-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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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的情況下，大眾被與活屍連接在一起，你可以在大部分的電影中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口過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幸成為活屍的大眾在社會結構中無腦的重複動作，另一方面，倖存的群眾則試圖恢復舊秩序，或是，衝破各種機構的框架，例如種族、性別等。這樣的集體大眾合作，也表現在活屍路跑的活動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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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人類」，是一種思考未來的方式，許多超人主義理論家與倡導者希望運用理性、科學和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減少貧困、疾病、殘疾和全球各類折磨人的疾病。在《惡靈古堡》電影中，女主角Alice受感染又轉基因，變成一個超越人類界限的賽博格（cyborg），如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裡說的一樣，女性的暴力是對所有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與破壞，拋棄了所有人的從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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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人類」（post human）狀態，少了超人類的超越，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與風險共處的例外狀態，然後形成一種生命風格。是對未來人類個體趨勢的一種觀察、推測與想像，最著名的經典是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他強調技術革命將帶來人類社會的終極改變，其中包含了道德界線的瓦解，與社會集體暴力的來臨。Ira Livingston與Judith Halberstam則描繪「後人類」是科技的設計，是藏有符碼傳染的軀體，是致命的肉身，人類不再屬於「人族」（the family of man），而是後人類的一員。諸多學者對人類個體的未來狀態有著不確定的憂慮，但也隱含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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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頭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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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玩《惡靈古堡》中，第一次將「生化武器」、「傳染病」、「病毒」等元素加入活屍文本。「這場流行病的傳染速度，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疾病要快得多了。」在Covid-19的時代，在《惡靈古堡3》重製版（Resident Evil 3，2020）詭譎緊張的開場序曲中的這句話，令每一個身處在現在的玩家深深感到遊戲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巧合。從1996年誕生於日本Sony公司的遊戲開發部的《惡靈古堡》（Resident Evil），以大規模傳染與生化實驗為故事基礎，展開第一代成人玩家恐怖科幻視野，也是幾十年來活屍類型文本（zombie genre）的重要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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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靈古堡》的核心是T-virus病毒，這種將人類變異成活屍的虛構感染，讓玩家無論是通過歐式豪宅、非洲村落、亞州公寓，每一集都有。就算到了《惡靈古堡：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的羅馬尼亞風格民間故事中，都還是可以碰見邪惡集團Umbrella Corporation，因為製造生化武器，而開啟的活屍末日。但對於《惡靈古堡》而言，一開始幾代你還會期待是有解藥的，可以回到末日前的社會。但最近的幾代，主角與活屍的距離開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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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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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屍速列車》裡，列車上的病毒傳染末日最可怕的敵人除了活屍之外，還包括各種延伸出來的危機狀況，像是對糧食、飲用水、衛生的不信任，大量流竄的、囂張的、與恐慌的活人才是真正致命的對手。這些由活屍想像延伸出來的情境，全都指向全球化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災難，社會失序、病毒感染、生化戰爭、病毒疫苗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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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屍速列車》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它的成功，正是奠基在韓國的徹底失敗上，的確，電影中所提及的「世越號沈船事件」、「MERS疫情」等真實事件，都體現了導演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經歷，看見了韓國階層文化的不公平、國家體系的失常、經濟壓力下，人們渴望「逃跑」。所以我們看到《屍速列車》裡有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對雇員的指使、社會對高齡的排擠等；也看到軍隊體系的暴亂之力；一節節的車廂裡的失序場景，反而在極端的條件下將韓國的社會秩序表現了出來。而失速的列車也逃往向釜山，一個韓國經濟的重量級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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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電影如《活人生吃》、《毀滅倒數28天》也時常描繪「商場裡的消費活屍」、「倖存者的險惡競爭」、「資源的匱乏」、「極具才能的才德至上英雄」、「巨大邪惡的企業（與科學家）」、「失能又極權的軍政複合體」，也時常是活屍電影的重要場景。都很像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場場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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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非人的共生的遊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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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片通常很短，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傳染的展開片段，但如果像是《陰屍路》這種發展很長的篇幅，就可以看人們開始嘗試展開新的生活。有趣的是，活屍科幻電影看似悲觀，這些倖存者卻總為未來社會帶來希望，追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例如《屍速列車》，電影中主角孔劉與其他人物的關係描繪得十分飽滿。一個故事由主角構成，主角本身卻又由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構成，互動來去，在情緒、情感、合作策略的各種人際關係行為中，維繫了「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末日的價值。又或者是超級長篇《陰屍路》、被罵翻的《最後生存者2》，到後來已經展開各種活屍末日的生活共同體實驗，活屍末日是新世界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或傳統的社會建制，只有一群剛強的倖存者」（林宛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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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感官主義的票房刺激，我們可以思考，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被大量產出的殭屍文本，也許並不是我們恐懼上述的「後人類怪物」，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殭屍，他提醒著當代人類身上存在著「跨界性」，我們必須要在無法可管的條件（社會變動太過劇烈）下創造新的律法。這是「後人類」的啟蒙，在最狂暴卻又極度管制的的區域中重新創造「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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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式災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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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來解釋這活屍延伸出來的後人類思考。在活屍科幻電影鋪成的過程中逐漸展開視域，可以發現空間與政治、生命與法律、混亂與正常之間已經失去清楚界線，這種「例外狀態」標示著當代社會型態的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的共存。而就是因為《李屍朝鮮》、《陰屍路》、《屍速列車》、《惡靈古堡》以及其他的活屍類型文本中，存在著活屍的暴力性、動物性、去道德化，反而強化了主角與其他角色之間社會關係，那些是人性的脆弱、難得的尊重與無私的互動，這些是維護「人」所存在的最後理由。「最後生存者」，這種新的存在方式，不純然是對非人狀態的拋棄恐懼，更可以是一種共振、共活（想想看這兩年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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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活屍文本可以反映Ulrich Beck（周桂田、徐健銘，2016）提出的「解放式災難」，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活屍」給我們一種壓力，一種啟事，一種警告，告訴我們自己即將面臨（或正處於）例外世界，承認當代人類個體已然是各種跨界性的混合體，但我們依然盡力地維護著人性的價值與個體安全的保證，在可能是最壞的未來情境裡，持續重新定義人類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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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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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桂田、徐健銘（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 林宛瑄（2017）。我們就是喪屍:《 陰屍路》 中的喪屍末日與再創生。英美文學評論。

3.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4. Halberstam, J. (1995). Ira Livingston, eds. 1995. Posthuman Bodies.

5. Reed, D., & Penfold-Mounce, R. (2015). Zomb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walking dead as social-science fiction. In The zombie renaissance in popular culture (pp. 124-138).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世道人生：這就是中國
李怡

瀋陽的「楊媽媽粥店」在門外掛上橫額：「熱烈祝賀美國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風順長長久久」。事件引來熱議，網民批評言論冷血，惹來日本網民震怒：「這就是中國，感覺很恐怖﹗」一日後，橫額除下，粥店法人代表在微博表示，是店長惠某為招攬顧客，在未經公司同意下掛上的，惠某已遭解職，公司對此事深表歉意。

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屈美軍播毒事件，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美媒專訪，說病毒來自美國實驗室的言論是瘋狂（crazy）的陰謀論。記者問：「但他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他這樣說有證據嗎？他是代表中國政府發言嗎？」崔說：「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國國家元首和中國政府。」記者說：「所以儘管他是發言人，我們也不應該認為他的話代表中國政府。」外交部發言人不代表政府？奇怪吧。

這兩件事的結局，都是在明顯無道理的情況下的收皮補鑊。但粥店店長何以認為這樣的橫額可以「招攬顧客」？崔天凱為甚麼只是在美國媒體中說，而中國官員卻從來沒有在中國官媒正式否定趙立堅的話，被問到也只是間接說，病毒源頭是科學問題。在大陸網頁，有關美國播毒的說法，一直得到千萬個「贊」，極少駁斥的回應。由此可見，這些謬論在中國社會有思想意識的基礎。

中共的洗腦宣傳，一直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為主旋律。長期炮製的抗日神劇，和層出不窮的西方國家的陰謀，數十年敵情觀念深植中國盲眾腦中。

清末以來，中國先從西方引入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其後就被抗日戰爭的救亡思潮所蓋過並取代，中國知識人和民眾是在民族主義思潮下接受中共統治的。而中共也一直利用狹隘民族主義，去爭取人民的認同，並以之遮蓋中共統治的劣政和人為災禍。在狹隘民族主義混和專制國家主義的長期浸淫下，絕大部份中國人都是種族主義分子，都對外族有敵視和偏見，既自大又自卑，不是稱外族為洋大人就是稱洋鬼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固然古已有之，卻是於今猶烈。

在2,000多年的東方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人自古以來大都以「逃跑」的方式來代替反抗。逃荒、避秦，而不是抗災、抗暴。北京霧霾就戴口罩，而不是去追究造成霧霾的劣政。

如果逃不掉呢？那就在受盡奴役的命運中，找尋自我安慰的心境。甘心為奴者的自慰術是活在與他人的比較中：別人比我還糟；我糟你也是一樣糟；我沒法活你也別想活；我以前比你還闊。阿Q精神在中國真是萬古常青。最近關於世界上哪個國家疫情失控啦，哪個國家求醫無門啦，還是中國最好啦……等等網文在中國網頁鋪天蓋地，使得身在外國卻仍然只是躲在中國人的微信中相互取暖的小粉紅們，都擠飛機回中國，但一回來就發現現實不是網上宣傳的那樣，「祖國」並不歡迎你們，而且還說你們回來「播毒」。

因「祖國歡迎你」而上當，是我年輕時至今天，6、70年不變的一代代香港和海外華人的噩夢。

中國藝術家黑子寫下這樣一段話：「內心的陰暗在這個社會是一種普遍存在，他們不需要陽光，只習慣鞭子。時間讓他們體會到了鞭子的溫柔，體貼，充滿愛意的關懷。在群體性受虐中狂歡亦或追求歲月靜好，是這個魔幻暴力美學時代一個重要特徵。」日本網民說得好，這就是中國。

《決戰二〇一六》 第三章 第二節 習近平和中共“太子黨”
——腐朽強權尚能迴光返照的人格原因

【按語：用民主大革命摧毀中共暴政的思想大潮已經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主流意志，中共為之驚慌失措。近期，中共的御用宣傳機器和混跡於中國海外民運中的垃圾、中共的思想走狗，如劉路之流，開始不斷發文，企圖論證中共暴政是不會死亡的萬年帝國。面對這種情況，徵得出版社同意，摘發袁紅冰所著《決戰二〇一六》一書中的第三章第二節，希望讀者能夠從中理解到中共暴政已經是屍居餘氣，處於滅亡前的迴光返照之中。 ——《自由聖火》編輯部】

極權政治以個人或者寡頭集團的意志為國家意志。所以，極權國家總是隨強人梟雄的崛起而崛起，並達到興盛的頂點，然後，在國家權力的腐爛中走向衰敗，終至由陰鬱猥瑣的鼠輩政客為其送葬——這個過程表述歷史的必然鐵律，也是上蒼為極權政治安排的宿命。

中共暴政本來也是上述必然鐵律中的囚徒，也是迸濺在宿命上的一片猩紅的獸血。只不過多了一次迴光返照。

毛澤東視萬物為芻狗，以鐵血梟雄之勢，將中共強權推向其命運的峰巔；毛澤東生命朽敗之後，鄧小平又用強悍的人格，挽狂瀾於即倒，繼續維持中共強權的巔峰狀態，雖然巔峰之上少了幾分毛澤東時代的狂霸之氣，多了一些黑手黨政治的冷血風格。然而，毛澤東、鄧小平之後，中共暴政再無巨擘強人，似乎毛和鄧已然耗盡中共的運數。

江澤民，一個十五億中國人中醜陋至極的上海小男人，一個比年老色衰而春心如花的妓女更喜扭捏作態、搔首弄姿的癟三，一個比更年期的悍婦更令人恐怖的喜怒無常的動物，一個性淫勝鴇、淺薄虛榮的三流政客，竟繼鐵血強人之後，主政中國二十年。江澤民人格之醜陋猥瑣，可謂千古一絕。如此不堪的人格主宰中共權力意志，仿佛上天有意以此在世界面前羞辱暴政；上天的羞辱中，也隱喻著歷史必然的鐵律對中共的詛咒。

國之將敗，必有妖孽當道。如果説毛、鄧是嗜血的狂魔厲鬼，江澤民則為淫慾焚心的妖孽。江澤民主政，演繹極權宿命的第二個階段，即由強人政治的峰巔向國家權力腐敗的深淵墮落。

用普遍腐敗的允諾收買官員的支持——這是無德無能的江澤民鞏固自己權力地位的首要的為政之道。此道儘管污穢不堪，卻十分有效。中共官僚集團之所以能容忍江澤民在中共權力之巔縱情恣意展示其人格的千般醜態，萬種妖姿，且長達二十餘年，全在於江澤民實行“權力腐敗利益，官員人人均可分贓”的國策。

江澤民打開國家權力腐敗的鐵閘，千萬狗官如尾巴上被點著的野豬，嘶吼狂嘯，揚鬃奮蹄，奔向極權國運的衰敗之路。遙想當年，古羅馬帝國一夕傾頹於腐敗之前，羅馬貴族徹夜狂歡，向上天高呼：“要更多美女，更多美酒！”今日中共千萬貪官污吏，體態如懷孕的野豬，左手高舉美酒流溢之盃，右擁艶色如紫霞之嬌娃，漫舞於腐敗權力之上，向歷史發出如此感概：“作共產黨的官，乃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職業。”

中共國家權力早已腐爛入骨，傾太平洋之水難以滌盡其污穢，舉天雷之烈焰無法使之凈化為灰燼。江澤民之後，胡錦濤主政，拉開前述極權宿命最後階段的黑色帷幕，即狐鼠政客為中共極權送葬的末日悲劇。

胡錦濤，雖邀上天之倖，得男兒之身，實卻心靈無種、精神自閹之鼠輩。宿命選定江澤民，以其人格出類拔萃之醜，向中共暴政臉上撒尿，以示羞侮辱刑之懲罰；宿命又選定胡錦濤，用其直追馬英九之令魔鬼都絕望的無能，作中共斂屍送葬之人。

胡錦濤怯懦陰晦如鼠，其情商只堪作一庸碌卑鄙小吏。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胡氏鼠輩，亦有激盪於荒墳古墓間的狡狐之黠。憑狐黠之智，胡錦濤循循奔走於中共元老之門，顯唾面自乾之忍；殷殷如奴，侍奉中共權貴於左右，且數十年不輟，終有大成，獲主政中共之權威。

怯懦陰晦的鼠輩人格，復之以黠狐之智，胡錦濤雖榮膺大寶，也畢竟只是狐鼠之屬，無法用猛獸之爪，在鐵鑄的歷史上刻出痕跡。主政十載，胡錦濤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進不能鼎革佈新，退不能抱殘守缺；智無法阻遏勢如荒火燎原之權力腐敗，勇難以壓抑千萬貪官污吏傲慢燭天之氣焰，鎮日裡只能蜷縮於權力之巔，面如土偶，神似朽木，混吃等死。

巨樹頂部的葉片最先感知秋季的凜冽寒意。中共官員和附屬於腐敗權力的奸商惡賈，就是中共政權這株巨樹頂端的葉片；這個群體最瞭解，中共權力之腐敗，已如腐屍潰爛，無藥可醫，無方可救。胡錦濤主政期間，中共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開始將移居國外視為最重要而緊迫的“家族事業”之一。

這個在中國的土地上獲得豪華的權力和暴富機會的群體，即擁有最大權勢和最富有的一群，卻急不可待地試圖離開中國，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比其他所有中國人都深刻而真切地感覺到，中共國體在潰爛的國家權力侵蝕下，已如千年朽棺，即將灰飛煙滅，而他們想在大危機大崩潰到來之前，逃往異國他鄉，去尋找安全——擁有權力和最富有的人都試圖逃離，足證中共之國已魂飛魄散，只待骨銷形亡。

二〇一二年，胡錦濤主政最後一年，中共內部權力之爭奪，或者明目張膽，勢若瘋虎，如薄熙來竟干犯中共天條，私自動用數十輛裝甲車，越省界，包圍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是為震驚世界的王立軍事件（注：見《台灣生死書》第一章第三節）；或者暗潮洶湧，鬼影幢幢，如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薄熙來等蓄謀已久的宮廷政變式的權力交接計劃；如果不是由於變生不測，突發王立軍事件，致使此次宮廷政變“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現在中共政權早已內亂蜂起，分崩離析，東亞大陸上的共產帝國的巴士底獄很可能因此化為歷史廢墟。

然而，王立軍事件如一陣凜冽寒風，突襲而來，吹落萬枚紅葉，中共強權又偶然躲過一劫。真令人欲仰首悲問蒼天：莫非上天有意，再次用偶然性延長中國人作中共政治奴隸的卑賤與屈辱，以示對這個過分長久地容忍了暴政的民族的天譴之意。

不過，哲人説偶然中有必然；詩人說：“偶然性是必然性之鏡中映出的花枝。”儘管偶然性以王立軍事件的名義又一次拯救了中共極權的血光之災，但是，中共依然具有迴光返照的生命能量則取決於一種必然性，即強悍的權力人格是衰敗的極權政治的最後一支強心劑。更明確地講，中共政權此次迴光返照所表述的，是強悍的權力人格的迴光返照；承載這種強悍權力人格的群體，就是被稱作“紅二代”的中共“太子黨”。

胡錦濤可以說是現代“閹竪”政治的經典代表，“太子黨”卻是殘存在中共腐爛政治生命中的強人政治的基因。中共十八大之後，“太子黨”全面主導中共權力意志。這意味著毛澤東和鄧小平式的強人政治鬼魂的復活。當然，“還魂的鬼是醜陋的”，“太子黨”雖然能夠以其強悍的權力人格形成屬於中共極權的迴光返照式的“輝煌”，只不過，“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沉落於黑暗的虛無，才是中共極權不可改變的宿命。

我曾在《台灣生死書》中作出界定，中共“太子黨”原則上是指中共建國少將和建國地區級以上黨政官員的子女。這個群體，一般出生於中共建政之年，即一九四九年前後五年，現在的年齡在六十至七十之間。按照中共極權的政治運作邏輯，這個年齡正是壟斷權力意志的時期。

究竟是“命運決定性格”，還是“性格決定命運”？這兩個相悖的生命哲理的爭論恐怕萬年之後也難有定論。不過，正是這兩種生命哲理的疊加效應鑄造出中共“太子黨”的權力人格。

一九六六年，為把權力競爭者踐踏在腳下，毛澤東拉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歷史總在騙局中蹣跚，毛澤東試圖掩飾個人權力意志鬥爭的本質，賦與政治陰謀以政治道德之美，編造出“文化大革命”同“壯麗的共產主義理想”之間虛假的理論聯係。

當其時也，中共“太子黨”的主體正值少年。少年，那是渴慕璀燦的人類理想勝過迷戀美人雪白肉體的純情的生命。毛澤東以共產主義的上帝的名義，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宣示，賜給中共“太子黨”壯麗理想的代言人的特權。這個少年群體的血燃燒起來了，他們比太陽更熾烈的眼睛裡熔鑄出瘋狂的神聖感。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天性之一，就是用仇恨培育神聖的信仰。歐洲中世紀千年黑暗，對異教徒的仇恨構成信仰神聖性的情感之源；當代共產主義則把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奉為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情感獻祭。

以仇恨為情感動力的理想，必定演進成現實社會中的瘋狂獸性，而且理想的表述越壯麗，越神聖，獸性便越瘋狂，越凶殘。一九六六年盛夏，少年“太子黨”成為毛澤東的政治刀鋒，劈斬在中國歷史上。他們組成“老紅衛兵”——類似希特勒的黨衛軍、衝鋒隊的反人類罪犯罪組織，用野蠻時代的極其原始的酷刑，摧殘了數百萬知識分子和“階級敵人”，無數人的生命在酷刑下破碎，其中包括不諳世事的嬰兒和歷盡滄桑的垂暮之人。

命運使少年“太子黨”變成在理想主義的金焰中狂舞的嗜血之魔。然而，命運對少年“太子黨”人格的詛咒並沒有就此結束。由於政治局勢的急劇動盪變化，絕大部分少年“太子黨”的父輩被毛澤東視為權力鬥爭死敵劉少奇的政治基礎，“太子黨”，這個奉毛澤東為共產主義之神，並為證明對其的忠誠而犯下反人類罪的群體，竟一夕之間被“神”拋棄了。

“太子黨”的地位，從昂視闊步於理想主義雲端的天子驕子，瞬間就落入社會最底層，淪為他們不久前剛剛踐踏過的“政治賤民”。過去從雲端俯視時，他們看不清這個社會；現在從最底層向上仰視時，他們理解了中國人的卑賤。

直到毛澤東死去，重新隨父輩回到權力的聖殿，“太子黨”經歷了十年地獄之苦，十年焚心之痛。為在充滿艱難困苦和歧視敵意的環境中活下來，他們必須讓自己變得像蛇一樣陰險，像荒野之狼一樣凶狠狡猾。命運又一次在他們的人格上刻下深深的痕跡。

二〇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共“太子黨”，這個由浴血的命運創造出的權力人格走上權力之巔，開始“性格創造命運”的歷史過程。為準確預言這個歷史進程的結果——是中共極權的中興，還是中共極權末日的“政治狂歡”，有必要對命運所創造的中共“太子黨”的權力人格的各種特質進行討論。

在政治情感上對毛澤東熾烈的懷念——這是中共“太子黨”權力人格的第一特徵。

如前所述，“太子黨”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以“老紅衛兵”的形式成為毛澤東的黨衛軍；這個群體把少年的真情和生命的初衷獻給了毛澤東——那是純情少年獻給共產主義之神的初戀。戀情之中，毛澤東極權政治的恐怖主義和征服世界的野心，以壯麗理想的名義，在他們少年的白骨上灼出如花的傷痕。這少年白骨上的傷痕是他們心靈的宿命，是他們不可改變的生命誓言。

當年毛澤東對這個“太子黨”群體的垂愛並不長久，共產主義之神很快就拋棄了他們。即便如此，“太子黨”雖然對毛澤東懷有幾分棄婦的幽怨之意，但卻無法改變獻祭的深情。在此，共產主義之神更接近魔鬼——一旦把靈魂出賣給魔鬼，就只能終生作魔鬼的情感奴隸。

人既有情感，又有理性。不過，情感的價值取向凝成的意志，則構成人類歷史的根本動力；人的本質因而是情感的，而非理性的。所有的情感樣式中，最強烈的莫過於懷戀。現在，“太子黨”全面主導中國權力意志，在“太子黨”權力人格中燃燒的對毛澤東的政治懷戀將點燃歷史；“太子黨”也將以毛澤東遺囑嫡系繼承人的資格，再次試圖用毛澤東的極權恐怖主義政治和全球擴張的意志，主宰十五億中國政治奴隸的命運。

對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尊重——這是中共“太子黨”權力人格的第二特徵。

毛澤東和鄧小平代表著氣質迥異的政治風格。前者盡顯極權梟雄的狂橫不羈風格和濃烈的血腥氣，後者則展示出政治黑手黨的陰險狠毒和窒息良知的銅臭氣。但是，“太子黨”在迷戀毛澤東的同時，也把對鄧小平的尊崇奉為其政治原則之一。當然，“太子黨”對毛澤東的迷戀意味著政治情感的沉醉，對鄧小平的尊崇則是基於實用主義哲學的考慮。

鄧小平時代，全面重建中共“太子黨”的政治特權；鄧小平設計的權貴市場經濟，則使“太子黨”依仗其政治權勢成為財富利益的第一序位受益人。與此同時，權貴市場經濟短時間內湧現出魔幻般的經濟能量——當然，這種魔幻般的經濟能量是以踐踏理性與良知，摧毀中國的自然生態環境為代價——又給“太子黨”實施毛澤東式的全球極權擴張野心提供了物資基礎。

於是，歷史的懷戀和功利實用主義的利益，就這樣通過“太子黨”的權力人格扭結在一起，“太子黨”不僅意味著毛澤東政治之魂的當代復活，同時也是鄧小平政治遺產的繼承人。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個獨裁者的政治之吻的魔鬼吻痕，就重疊在中共“太子黨”的權力人格之上。中國的命運將因此進入最黑暗的歷史時期。

強悍、冷酷、機警——這是中共“太子黨”權力人格的第三特徵。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太子黨”的這項權力人格特徵，正是青少年時代苦難命運對他們的祝福。如前所述，毛澤東運用少年“太子黨”為“文化大革命”殺開最初的血路之後，便將他們放逐到人間地獄之中。十年苦難艱辛，十年悲情血淚，生存的刀鋒雕刻出“太子黨”強悍、冷酷、機敏的人格特質。

少年淪為政治賤民的命運，使“太子黨”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並得到知識救贖的機會；命運讓這個群體的知識水平定格在中學水平，而且，屬於他們的淺薄的知識系統中，覆蓋著毛澤東政治的血色晚霞。那種定格在“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知識系統猶如一座鐵牢；囚禁在鐵牢中的不可保釋的百年死囚，正是中共“太子黨”的靈魂。儘管重獲政治特權之後，通過權錢交易獲取各種學位成為“太子黨”群體的一種時尚，但是，那並不意味著對知識的渴慕，而只表述庸人俗物的虛榮。“太子黨”是被知識拋棄的一群。

不過，“太子黨”雖然被知識拋棄，但又獲得強悍如猛虎、機警如野狼、冷酷如滴血屠刀的人格特質。正是憑藉這種人格注入權力意志的生存能力，才使中共極權政治在權力徹底潰爛的凶險關頭，能夠再現崛起的假象。是的，當前中共的再崛起是一種假象。我之所以如此判斷，是基於上述對“太子黨”三項權力人格特徵的審視。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恐怖主義政治的道德基礎隨他的生命一起崩潰，中共極權專制面臨末日的危機。當前，東亞大陸民怨沸騰，民怒如山，表明鄧小平的權貴市場經濟和黑手黨政治也走入絕境死地。

中共“太子黨”前兩項權力人格特徵，恰好是以對毛澤東政治和鄧小平政治的雙重繼承作為宿命的結論。顯而易見，這意味著“太子黨”所能繼承的並非解決大危機之道，而是繼承了雙重的絕境死地。同時，受淺薄的知識結構所限，“太子黨”也沒有引領中共走出絕境死地的理性能力。

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共極權在潰爛中消亡已是昭昭天道的預示。“太子黨”只是借諸強悍的人格能量，為中共極權贏得一次迴光返照、“末日輝煌”的機會。迴光返照豈能長久，“末日輝煌”之後必然是敗亡的悲涼。中共“太子黨”的政治努力乃逆天道而行；逆天道者，必因天譴而敗亡。

（摘自《決戰二〇一六》 袁紅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