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和女友一起看了幾個談論納粹歷史的影片,中間提到許多普魯士陸軍傳統和榮譽。女人突然轉頭一問,普魯士統一了德意志地區,成立了德意志帝國。那麼普魯士自己不是個國家嗎?
面對這個問題,我回應了普魯士是個國家,但與德意志帝國的國家意義不同,德意志帝國是個「民族國家」,這二者國家的意義是不同的,只是這種差異無法呈現在中文的「國家」一詞上。
就我對中學教科書的印象,課堂上也從未認真敘述過到底「民族國家」是甚麼概念。我記得教科書上只說,民族主義運動興盛於19世紀,各民族都紛紛發動屬於自己的民族主義運動,普魯士成立德意志帝國,薩丁尼亞搞出了義大利。
想想也是滿正常的,要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教育體制,教育從前的的「國家」是何概念,本就不是易事。民族國家建立的教育、美術館、博物館、媒體機構等,都充滿了民族主義意識,要讓我等理解民族國家以前的「國家」有何差異確實有所困難。
民族國家最大的差異,應是全體國民都貼上了相同民族的標籤。例如有著相近的語言、價值觀、歷史觀、生活方式,以及會為了相同的事情而感到榮譽,會為了相同的事情而感到悲傷。這種凝聚力形成了當代國家。
《文明帝國六》,當你研發完「民族主義」後的名言,實在真知灼見。
「民族主義促使了國家產生,而不是國家產生了民族主義。」
Ernest Gellner
這句話的原文特別有意思
「It is nationalism which engenders nations, and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nation在中文可譯作國家,亦可譯作民族。因為對於現代國家來說,大部分的國家都是民族國家,所以可說是政治家的陰謀刻意混用,亦可說是自然而成的用法。
至於「nationalism which engenders nations」,是否應該翻作民族主義促使國家誕生,抑或是民族主義促使民族誕生,我想問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民族與民族國家一詞的混用,在很多時候讓我們早已難以分別兩者的差異。
女友於是反問,當代有沒有國家不是民族國家? 當然有,只不過這些國家因為缺乏超強的向心力,因此很難成為真正的大國。在民族國家的相互競爭下,非民族國家只能維持小而美的境況,像是瑞士就是非單一民族國家,不然就是長期處於戰亂。
另外值得一提的,像中國這樣人口超多、幅員超大的國家,,理應不會是單一民族的地區,也靠著百年多年來的歷史觀,強力的極權統治,以及統一的普通話,用中國民族主義建立了民族國家。
女友又問,如果民族運動搞不好的大國會怎樣? 我想到奧匈帝國。奧匈帝國境內有十餘個民族,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屬於德意志民族的奧地利,以及匈牙利民族的匈牙利,還有餘下超多小型民族。奧匈帝國曾與普魯士競爭過德意志民族運動,但後來以失敗告終,奧匈帝國失去成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機會。奧匈帝國不得不將重心放在巴爾幹半島,而這裡是斯拉夫民族的地盤。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希特勒開坦克進入奧地利時,很多當地的德意志民族運動者高聲歡呼之故,因為兩者皆為德意志民族。)
多民族國家會遇到的問題是甚麼? 光是官方語言要用哪個都是問題。例如政令宣導時,要以哪種語言為優先? 過往戰爭時的英雄人物,是否對各地區的民族來說都是英雄? 總之問題重重,要有個國民都能認同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極為困難。
奧匈帝國後來面對的問題,就是整個國家以奧地利的利益為首,匈牙利因利益與奧地利不完全吻合,因此總扯著奧地利後腿。同時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民族,因為斯拉夫民族運動,導致紛亂不斷,各種瘋狂的民族主義聖戰士的發狂下,殺死了支持斯拉夫民族運動的王儲斐迪南,因而爆發一戰。
民族運動是很可怕的。當鄰近國家發動民族運動宣傳時,倘若我國沒有相應的民族主義運動相應,將極為容易就被他國的民族主義宣傳給影響,進而由內部瓦解自身所處的政體。這也是為什麼從19世紀以降,大多數國家都變成了民族國家,因為沒有民族主義護體,國家會被鄰居招降。
淺淺一篇文章,簡單敘述了我對民族國家的認知。
若有甚麼錯誤,還請見諒。
PS.文明六特別有趣,只有當你研發了民族主義之後,「大眾媒體」和「文化古蹟」才能運作。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萬的網紅Arianna 史愛蓮,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大家好!!! 好久不見!!我知道最近我沒有上傳新影片了(不好意思 ? ) 就是因為我一直在努力做我的期末論文和期末報告!我的話題就是台灣棒球~~ 想給大家看看我的期末報告,你們也可以看看為什麼最近我沒有時間拍新的影片!!不好意思!! 其實,我覺得我說的不太好 ? 我超緊張了!! 也忘了說一些句...
nationalism意思 在 神學是粉紅色的秋 theologia autumnitas rosea est - 陳韋安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不割蓆的神學反省〉
作者:陳韋安
#五千字長文慎入
「不割蓆」,乃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重要口號。
汲取了2014年佔領運動「和理非」與「勇武」之間內鬥的慘痛教訓,香港人明白同盟合作對整體運動的重要性。因此,反送中運動出現「不割蓆」的口號。或者,我們當中不少人也曾經歷過香港人團結的力量:一百萬人大遊行、二百萬人大遊行、圍城人鏈等等。
本文不是要為「不割蓆」寫上任何神學根據。相反,我嘗試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分析「不割蓆」這概念,從而反思它的政治效能,並提出一個更值得推崇的神學政治社會學概念。
I. 「盟友」與「不割蓆」
先從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說起。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一文定義「政治」一詞:「政治的特殊區分,就是政治行動與動機指向的,是一種「明辨敵友」的過程」(Die spezifisch politisch Unterscheidung, auf welche sich die politischen Handlungen und Motive zurückführen lassen, ist die Unterscheidung von Freund und Feind)。這政治概念清楚明顯反映在過去半年香港的政治運動之中——無論是警察或抗爭者、政府與羣衆、藍店與黃店,敵人與盟友之間的界線是非常明顯的。
因此,在這「明辨敵友」的過程中,「不割蓆」成了政治運動的重要基礎。因為它有助穩固政治陣營的力量,也是政治過程(die Politische)的根本。不過,隨着抗爭運動的發展,意見分歧是無可避免的——分歧可以是對暴力的認受程度、可以是抗爭路線的不同、可以是對黃色經濟圈的理解。任何議題都可以出現分歧。雖然有人提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多元說法,但隨着抗爭運動失去了它的動力(momentum),起初的團結力量開始逐漸減退,再而衰,三而竭——政治盟友之間也開始出現分歧。「割,還是不割?」This is the question。
誠然,「盟友」與「不割蓆」似乎是雞與蛋的問題。在政治過程中,究竟兩個人是基於「盟友」而「不割蓆」,還是因着「不割蓆」而成為「盟友」呢?我的看法是前者。「不割蓆」從來都是一個盟友間的政治共識。假若施米特的看法正確——政治就是「反對敵人」與「支持盟友」的過程的話,「不割蓆」其實是「支持盟友」的取向。「不割蓆」成為了政治共同體的嚴守原則:無條件,也無需理據,總之就是不割。「核爆都唔割」正是這道理:因為我們是「手足」,因此「核爆都唔割」。
不過,我認為,這種建基於政治盟友的「不割蓆」仍然是脆弱的——因為它完全建基於「盟友」的概念。當「不割蓆」建基於盟友身份,它的成效也完全建基於盟友身份。一旦彼此不再是政治盟友,「不割蓆」就不再是必然的政治選項:「黃絲」與「熱狗」之間就是如此。只要辨清彼此不是政治盟友,「不割蓆」就不存在。借用新約中文和合本聖經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結黨」。派系分裂重新定義「敵人」與「盟友」的身份,黨爭更催化「反對敵人」與「黨友團結」的力量。
寫到這裏,心裡有點感嘆——記起「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句話。我想,假若香港人不太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話,我們就需要在「團結」這事情上,不太像中國人。在此,我認為,香港人的政治團結,只靠「不割蓆」是撐不住的。
為甚麼?「不割蓆」是一個否定概念。 不割蓆是「無為」。沒有行動。然而,基督教倫理從來都不是沒有行動。好比孔子《論語》與耶穌登山寶訓之間的差距。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種無為倫理。無為倫理最好的結果只是沒有任何(不好的)行動。不過,耶穌的教導卻不只如此:「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太7:12)。耶穌教導門徒要主動的締造善行。因此,前者是被動的否定,後者卻是主動的愛。
II. Solidarity
所以,基督教倫理要求的團結超越被動的「不割蓆」,而是擁有更深層次的 Solidarity(容讓我先不給予中文翻譯)。從字義的角度來看,solidarity 源於法文 solidarité,以及拉丁語的 solidum 或 solidus,有堅固之意。不過,solidarity 卻比較難找到中文的對應詞彙,雖然大部分人將 solidarity 翻譯為「團結」。
不過,中國人的「團結」概念與 solidarity 所描述的不太一樣。中國人的團結是怎樣的意思?或許我們小時候耳熟能詳的比喻給予我們暗示:一雙筷子易折,十雙筷子就不易斷。這是中國人對「團結」的理解。筷子的比喻告訴我們怎樣的團結觀呢?它強調羣衆的聚集、羣衆的總和、羣衆的巨大。不過,這比喻卻似乎忽略了羣體的內在關係,也沒有闡明羣體內在的相互行動。事實上,無論是中文詞彙的「團」或「結」,它都只強調一種比較靜態的羣體狀況,彼此之間可以沒有任何實質瓜葛——極其量只是「不割蓆」的無為,或「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分工。
西方社會所提倡的 solidarity 卻不僅如此。事實上,solidarity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學用詞,solidarity 的團結精神可以翻譯為「社會連帶」、「社會團結」、或「休戚相關」。它強調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守望與幫助。或者,我們可以從法國猶太裔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說起。涂爾幹於十九世紀末寫了一部社會學的經典《社會分工論》(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solidarité 在他的論述中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它描述社會不同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精神——機械團結(Solidarité mécanique)與有機團結(Solidarité organique):
A. 機械團結是基於社會的同質性(homogeneity)。機械團結傾向出現於古代社會或小型社會。由於傳統社會中個人意識與社會意識不可分割,社會上的個體離不開社會的整體,導致個人的宗教、生活方式、思維都比較一致,因此比較容易導致「機械連帶」。
B. 有機團結卻描述較大規模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集體意識。涂爾幹認為,當社會發展到某個規模,機械團結就會被有機團結所取代,人在社會上不可能獨自生存,社會上的人需要藉着社會上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r)來,從而發展出像人體器官一般的團結性。
因此,西方社會的團結觀非常強調社會羣體內的互動與互助。不過,正如先前所說,涂爾幹對社會團結的概念只是一種描述性概念。問題是:如何促使社會導致如此美好的團結精神呢?這卻是問題的核心。回看過去香港的抗爭運動,甚至香港社會的政治撕裂,究竟社會如何孕育出一種政治性或社會性的連帶精神?正如前文強調,基督教的倫理從來都不是被動、無為的。因此,如何能夠超越被動、空泛、無為的「不割蓆」,從而實踐出一套有力、有效、主動的社會團結——這正是基督教倫理必要思考的政治神學課題。
III. 羣體的自私
承上文,西方社會學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強調彼此連帶、互相守望、互補不足的羣體力量。這團結精神在政治上往往產生巨大的力量——它可以叫某政治選舉候選人獲勝、柏林圍牆倒下、二百萬人上街、促成黃色經濟圈等等;不過,它也可以醞釀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滅絕猶太人、或者 721事件。
因此,俗世的政治團結成為了威權政治首要操控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推翻政權,也能維護政權。因此,無論是政治個人崇拜還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政權通過各種不同手段,操控人民的力量成為一種維護政權的團結力量。誠然,人民力量(power of people)一直都在,只需要政治團結把它釋放出來——能夠被操控的政治團結成了維護政權穩定的最大支持;相反,被釋放的政治團結卻能導致革命!
其中,最能夠促進政治團結的手段,乃是共同的敵人(common enemy)。這是不變的政治格言:「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所以,俗世的政治團結,往往是一種內聚性的團結力量——與其說是「團結」,倒不如說是「共敵」。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民族主義本來強調民族內在的團結精神,不過,當它成為仇恨其他民族的排外力量時,它的團結就成為了可怕、無處不在的毀滅勢力。因此,為了維護國家穩定,威權政治不斷在社會製造敵人(無論是外國勢力抑或批鬥對象),或者建立羣體的民族或國家榮耀與自豪感。
正如開首所提及,政治(die Politische)乃分辨友敵的過程。因此,俗世的政治團結——無論是不割蓆精神、黃色經濟圈、罷買國產貨等等——其實都是不斷鞏固內在政治團結,不斷製造政治敵人的過程。兩者不斷循環。
一個很有趣的發現:中文和合本所翻譯的「結黨」(ἐριθεία),原文其實解作「自私」。譬如說,保羅在腓立比書中勸勉腓立比羣體「凡事不可結黨」,經文本來應譯作「不可自私自利」。不過,和合本的翻譯卻巧妙地強調了整個羣體的自私現象。因此,無論是結黨、黨爭、派系鬥爭抑或民族主義——各種類型的政治團結,其實都成為了保羅批判的對象——我稱之為「羣體的自私」(ἐριθεία)。
「羣體的自私」也是「羣體的團結」。
任何俗世的政治團結,假如它的力量只是基於對外敵的仇恨,抑或建基於羣體某種內在的同一性,這種團結精神最終只會導致出兩個後果:一、要麼這團結力量因羣體內成員間的意見不一遭到瓦解;二、要麼它演變成為一種極度可怕的排外力量——羣體團結所產生的彼此連帶、互相守望、互補不足,最後成為基於羣體利益的「羣體自私」。 我強調,羣體自私乃人類最可怕的自私!因它不只是欠缺愛心的無為,它更可造成極具破壞力的毀滅力量——卻以「團結互助」的虛假外貌來造成極度可怕的惡果。
IV. 基督教的團結精神
其實,與其說西方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是社會學概念,倒不如說它源自植根西方社會的基督教精神。或者,我們可以先從「天主教社會訓導」(Catholic social teaching)說起。所謂「天主教社會訓導」,就是天主教會在這一百年來,從1891年歷任教宗針對各時代社會問題而頒佈的通諭及公函的統稱(例如資本主義、消費主義、世界大戰、軍備競賽等等)。
簡單來說,天主教社會訓導有四大原則:人權原則、公益原則、團結原則以及互補原則。其中「團結原則」就是我們所講的社會團結。不過,有時候天主教的 Solidarity 被翻譯做「共濟」。但是,共濟的「濟」會讓我們產生錯覺,讓人以為它只是與賙濟或慈善有關。其實,天主教的社會團結不只強調對貧窮人的幫助,它更深層次地表達出基督信仰最重要的社會觀念——人人皆兄弟。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7年頒佈《社會事務關懷》通諭(Sollicitudo rei socialis)如此寫道:「當每個社會中的社會成員視對方為真正的人時,『團結』才能有效的實現。」因此,基督教團結的起始點乃是人類最根本的共同點——人的價值。作為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忽視另一人的價值。這是基督教團結精神的核心。
從創造的角度來看,人的本質已經包含了人類的一體性以及人類的「共人性」(Mitmenschlichkeit)。所謂「共人性」,就是人作為受造物最根本的狀態——人從來都不是獨自一人,而是互相合作、互相補足的「人們」。作為「上帝的形象」(imago Dei),人類成為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的主體,但主體性卻不導致個人主義,而是相反,它暗示了人類在社會多元處境下互相合作、互相補足、互相連結的狀態。正如《社會事務關懷》通諭寫道:「全球『團結』的基本條件是自主和自由的自我抉擇......但是,『團結』同時也要求隨時準備接受為整個世界的團體的益處而作的必要犧牲。」
這正點出了基督教團結精神與世俗政治團結的不同之處。
基督教的團結精神不是建基於任何意識形態——無論是民族主義、共產主義、黃絲、藍絲、共同假想敵,甚至基督教本身,都不是人與人連結的基礎。不過,無疑,以上所列舉的意識形態都容易地把人團結在一起:因為我們是「黃絲」,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因為我們有共同敵人,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所以我們要團結。但是,這其實是世俗的團結精神。它雖然是團結,卻同時破壞了人類整體的一體性,破壞人類最根本、基礎的團結。正如我在前文章所說,俗世意識形態下的團結精神只會生出仇恨的排他主義——民族的排他主義、政見的排他主義、宗教的排他主義等。
相反,基督教團結精神回到人類最普遍的共同點——人類本身。「人人皆兄弟」。作為上帝的創造,我們,人類,在社會上必需與另一個人連結,彼此補足、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共同生活、休慼相關。明顯地,如此的團結精神與俗世政治的團結非常不同,甚至,它遠超我們對「團結」的理解,因它提倡社會羣體的仁愛(love)、手足情(brotherhood)、寬容(Tolerenz)、階級消除等等。它是一種動態、主動的團結精神。它沒有被世上任何意識形態所支配,相反,卻是世上任何社會美善的基礎。
因此,沒有基督教的團結精神,任何團結只會淪為另一種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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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之路] #古代國家的起源:大和,為何叫「#大和」?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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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在奈良搭乘過JR,一定會看到一條路線名作「#大和路線」,一直覺得這條線的名稱與路徑很有意思,像是用某種鐵道的方式,來訴說了日本國家的形成過程。的確,如果你搭乘「大和路線」,便會經過一些對於大和民族建國而言,蠻重要的地區,像是奈良、郡山、生駒等。所以,寫在這次奈良「#大和之路」旅行的前面,我們可以先理解一下,為何日本要叫大和?而大和的概念又是怎麼開始的?在《#萬葉集》裡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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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來子等 早日本邊 大伴乃 御津乃濱松 待戀奴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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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是日本遣唐使在中國皇家的宴席上吟詠的歌,史上第一次,「日本」一國號被中國大唐所承認,「日本」正式在國際關係中成立。這些漢字的訓讀中,「日本」讀做「#やまと」(#yamato),也就是「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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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是一個區域統治體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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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yamato),指稱奈良一帶的統治政體,やま(yama)是山,と(to)是所。《萬葉集》依照《#日本書紀》中的論述形構,試圖讓日本成為一個具有正式統治力量的國家稱呼,而捨棄《#古事記》裡指稱的大和。所以,在這個時候,「日本」一漢字便被讀為「やまと」(ya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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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是中國人對古代族民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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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更早以前,於《山海經》、《論衡》、《漢書》便有「倭」、「倭人」的用語,大家在歷史課本裡面一定也有看過「#漢委奴國王」的印章,不過這時候尚不確定所謂的「#委奴國」,已經是一個政治體,或僅是一個部落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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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比較可以確定的是,「倭」的一族群,在中國漢代時已經出現。倭,應該是日本民族整體發展的起源。倭可能是「委」的原形,有學者認為是「遙遠曲折」之地的意思;也有人認為,「倭」是指某群性質上從順的人;甚至,「倭」是背部弓曲低矮、善於海事的身體特徵(張莉,2013)。不過吉田孝(1997)認為,倭的負面意涵應是遣唐使的外交辭令,一直到奈良時代前期,日本政體都稱自己為「やまと」,寫成「大倭國」,天皇不可能用一個不雅的字眼來代表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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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馬臺=やま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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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語言學者認為,「やまと」(yamato)的讀音,可以關聯到「#邪馬臺國」,「邪馬」即「yama」(山),是「#依山島爲居」(出自《後漢書》)的意思,主要就是指出由卑彌呼在北九州所統一的倭人國家(張莉,2013)。魏明帝依照前人稱呼慣習,賜「倭」字於卑彌呼,因此當時的「邪馬臺」語音,就成為「倭」的漢字讀音。「やまと」(yamato)的發音起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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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一詞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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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詞的出現,有政治論述形構與實踐的重要意涵。Benedict Anderson(2006)在「#想像的共同體」裡提出一套國家意識建立的手腕,即透過論述形構達成認同化。《古事記》中,倭變成和,大倭寫做大和,大和就是近畿奈良的區域稱呼,飛鳥時代、奈良時代的政治體大都奠基於此,「大和」也就成為日本國家形成初期的名字,也被認為是一種日本的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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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武與持統天皇時期,在太陽神話體系的建構下,人們對「日」的意識不斷增加。《日本書紀》更進一步地使用「日本」一國家稱呼,意指「#日出之處」的國家(中國則是「日落之處」)。這樣的變化,一方面企圖擺脫中國的命名話語權,另方面也達到日本國內政治的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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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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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莉. (2013). 「倭」「倭人」 について. 立命館白川靜記念東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紀要, (7), 33-52.
2. 吉田孝. (1997). 日本の誕生 (Vol. 510). 岩波書店.
3.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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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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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覺得我說的不太好 ? 我超緊張了!! 也忘了說一些句子 TT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期待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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