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士忌裡的歧視鏈
秋節連假期間看了兩部商業大片。《沙丘》完全不讓等候多年的影迷失望,黃沙滾滾的浩蕩沙漠下潛伏的巨型沙蟲,與夢境、預言、背叛和勾心鬥角的政治鬥爭交織出一幅未來異世界,導演刻意壓低觀眾習以為常的科幻元素,以沉重的配樂鋪陳,一上映便注定成為史詩級鉅作。《尚氣與十環傳奇》承襲並銜接過去十年漫威築起的宇宙觀,為下一個十年盛世開拓新局,卻大異於「復仇者聯盟」中飛天遁地、忽大忽小的超能力,以東方拳拳到肉的武術打出另一番天地,上映後在美國蟬連三周票房冠軍,一掃未上映前選角問題的紛擾,跌破眾人眼鏡。
《沙丘》的導演丹尼.維勒納夫過去曾拍過多部叫好、但不太叫座的電影,如《異星入境》《銀翼殺手2049》,這部改編自經典科幻小說的電影,由於故事隱澀、上場人物眾多,過去曾毀在大導大衛.林區手中(我於Netflix重看了一遍《沙丘魔堡》,的確慘不忍睹),此時改編上映的只是上半部,華納公司將視賣座成績決定是否繼續投資,讓身負商業與藝術片重任的導演忍不住批評部部大賣的漫威電影:「我們實在看太多了,那就是一部部複製貼上的作品,這種類型的電影已經把我們的感官變成了喪屍般麻痺」。雖然是有感而發,但也不是無的放矢,因為《華爾街之狼》的名導馬丁.史柯西斯的批判更是猛烈:「漫威那樣根本不是在拍電影,而是在做主題樂園!」
作為一個單純的電影喜好者,藝術片有值得沉浸的深思課題和美感,而商業片也有其不可忽略的感官刺激,兩者大抵都實踐了第八藝術的價值,卻無從化解彼此間競相討拍和相互鄙視的心結。不過我並不是想討論電影,而是威士忌產業同樣出現類似的情結,而且從消費端的態度上就可以看出。不知酒友們是否注意到,威士忌的飲者或多或少存在某種「歧視鏈」:喜好單一桶的所謂「老饕」們,對於遍地都是的單一麥芽威士忌有點不屑一顧,而獨鍾單一麥芽威士忌的資深酒友,又瞧不上眼調和式威士忌。這種微妙的心理雖然不很明顯,卻潛藏、刻印在心中,並影響著我們選酒、喝酒的興致。
先幫酒友們複習一下。蘇格蘭威士忌法規中,所有的威士忌只分成五大類,分別為單一麥芽、調和麥芽、單一穀物、調和穀物,以及調和式威士忌。儘管有人倡議,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針對單一桶做出規範,也就是說,這個名詞純粹只是行銷話術,酒廠、酒商不需要提出任何證明,都可以宣稱某一款酒是來自同一個橡木桶,且無論這桶酒在裝瓶前是否歷經換桶、過桶或併桶。至於單一麥芽威士忌,則必須倚靠技藝嫻熟的調酒師,把數十到數百個橡木桶的酒液調和成消費者喜好,又不脫酒廠風格的口味,其中蘊含的工藝技術與調和式威士忌相似,只不過後者的原酒不是出自同一間酒廠,或者包含了穀物威士忌。
台灣是個既成熟又奇特的市場,多年來進口的單一麥芽威士忌總量一直排名全球第三或第四,但若把調和式威士忌的進口量計算進去,卻擠不進前十名,顯然台灣的消費者十分固執且偏執。不過這種情形在近兩年逐漸翻轉,根據「國際葡萄酒暨烈酒研究」(International Wine and Spirits Research, IWSR)的統計,在2019年中,調和式威士忌的進口量一舉超越單一麥芽威士忌達30萬箱(9公升/箱)之多,2020年的資料尚未公布,但猜想趨勢不變。
我長期生活在厚厚的同溫層裡,所以無法真切了解實際生活現狀。我的好朋友告訴我,當他評估進口的酒款時發現,即使價位相同,40%的酒精濃度比43%更容易賣,讓我大吃一驚,原來普羅大眾並不在意每一滴酒精的成本,稍微提高酒精度,反被認為刺激性較強,違反了順口易飲的原則而較不受歡迎。前陣子有個機會與酒商合作,推廣一款調和穀物威士忌,同樣也是40%,原本以為這種連我都非常陌生的酒款,市場接受度可能不高,不料品牌喜孜孜的告訴我舖貨創紀錄的快速,而且已經賣到缺貨,又再度讓我大吃一驚,原來就算是極度陌生,長期建立的品牌形象可輕易推動新品。這幾個例子,讓我逐漸從崩解的同溫層罅隙中窺見真實世界的面貌。
商業大片好拍嗎?雖然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不過現代觀眾胃口早被養大而十分挑剔,必須節奏明快、邏輯清楚、不落俗套、隨時迸出驚喜,就算看完戲後忘得精光,但至少在那兩小時內爽度爆表。同樣的,大賣的威士忌也得風味獨特、甜美討喜,順口不刺激之外,若加水加冰塊不致渙散,又能百搭東西方料理,才能讓人大口乾杯醺然陶醉。這樣的威士忌,是不是也不容易調製?
將單一桶、單一麥芽及調和式威士忌比擬為藝術片與商業片,確實有點不倫不類,但是從市場的角度看,倒也有些相似。當然,儘管兼容並蓄是種美德,也無法強迫個人喜好,百花齊放的酒款各取所需,「歧視鏈」應可休矣,《沙丘》導演不是也說:「當今依然有很多藝術價值高的商業大片,我不覺得一切有必要太悲觀看待。」
兼容並蓄例子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隨緣家書🌍】Patreon的網友建議這篇文章完全Public,供多些朋友思考。
「應該移民嗎?」——真正的答案,在這裏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有非常複雜的答案。在過去十年,每次都想長篇大論的答,總是被斷章取義。也難怪,本來在太平盛世,稍具思考型答案已經顯得很離地,但在此情此景的新香港,朋輩間,坦白說,沒有人不在想這問題。但與此同時,也沒有人不在尋找「是」與「非」之外的答案。
因為,大家經過過去一年,都成長了。都知道香港的出路,只有在重重矛盾、悖論、衝突中,跌跌撞撞地尋找。
我真心的答案是:this is not a question。非黑即白的「移民」概念,早已在冷戰結束時,已一併終結,正如中美就算出現新冷戰,也不會有一道圍牆,而是全新型態、互為表裏的衝突。不少人提起「移民」,往往有出於情緒的反應,就是因為假定了一種either / or 的對立。
從前,或許是的。但現在,還是嗎?
我們不妨先梳理提起「移民」,往往出現的對立式dichotomized情緒:
1A. 假如移居別處,就等於放棄我城,促進換血,這是不負責任。
1B. 假如留守我城,但君子不立危牆,連累人犧牲得毫無價值,同樣不負責任。
2A. 假如移到他方,天天圍爐取暖,只會成為蝗蟲,成為別人的排外對象。
2B. 假如移到他方,成了由內至外的美國人、英國人,豈非數典忘祖。
3A. 假如離開香港,沒有了熟悉的土地承載,再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3B. 假如留在香港,換血急速進行,社會大手術,同樣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4A. 假如到了海外,找不到和現有待遇同級的工作,就是二等公民,代表無能。
4B. 假如到了海外,只靠私人儲蓄過世,那是階級特權,是為自私……
「移民」的偽對立:住這裏Vs住那裏,融合Vs排外,上流Vs下流
凡此種種,一堆負能量。但這些對立,從來都是偽對立來的。
1. 在過去一年運動,明顯有大量工作,都是海外香港人積極參與的:捐款,文宣,後勤,乃至專門回來,反映他們始終心繫香港,港人對他們,不應有事鍾無艷;某程度上,國安法甚至也是要專門打擊他們,從現在通緝美籍港人Samuel Chu,即可見一斑。同理,生活在香港的不少人,其實早已「精神移民」,只在乎物質層,卻也不見得可以有何貢獻,則大可無事夏迎春。在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有不少工作,即使不談政治,也100%肯定海外比香港適合,例如教育、文化、藝術、創作、創科等,都必須無邊界的創作力,才能成功;而通過互聯網和社區網絡,即使身處海外,影響也依然能輻射本地,甚至更能輻射本地。
就像疫情期間的教學,甚至香港、紐約還是剛果,又有何分別?而且對成長中的孩子而言,不少家長都覺得此刻的香港,不可能是理想地方:只要問有多少表面上支持政府的「藍絲」,讓孩子在非海外學校、非國際學校、非直資、非IB的本地學校接受教育,就是最好的指標。但另一類工作,卻是必須在地才能見效,例如社工、醫護、工程、本土經濟等,他們令香港人活得體面、尊嚴,同樣有時代選中的機遇。台灣民進黨創黨時的金主們,大都在戒嚴時代白手起家,對台灣自然有貢獻;猶太人保存血脈的大腦,二戰時都在美國,自然也對手足有貢獻。貢獻不在身在何方,而在心在何方。
2. 假如「移民」的定義,就是昔日的唐人街,時光停滯,與外界隔絕,連當地語言文化也不懂,自然非常糟糕,也值得被排斥;等而下之的酷愛炫富,乃至反客為主影響當地核心價值,更是大忌。至於昔日不少二、三代移民,以和母體割裂為榮,滿口比本地人更造作的口音,同樣叫人吃不消。但香港人難道沒有其他選擇?全球化時代出現後,不少到了海外的香港人,都奉行「engagement」策略,一方面積極融入當地圈子,另一方面在當地建立的社會資本,能對香港有幫助,例如進入當地經濟高端層,或把香港文化融入當地、自成fusion,都是功德無量,兩者兼顧得如魚得水,因為認同從來不是排他性的。這完全不涉及政治,但也是「國際線」的真諦。同一道理,留在香港的,同樣可以建構本地國際網絡,單是一間重慶大廈,就是由下而上國際線的寶庫。
3. 甚麼是「香港身份認同」,自然每人都有不同定義。林鄭月娥、李柱銘、梁天琦的定義,就全不一樣,但都會存在,就算是2020年的林鄭月娥,也不會說自己不是香港人吧。所以無論怎樣定義,香港身份認同從來都是外向型的,是很有效的大熔爐,信奉的是公平競爭、相信法治但靈活變通、專業精神而超然政治、東西文化共融、不依靠被規劃而相信由下而上,屬於典型的港口身份:例如梁天琦、羅冠聰也是新移民港人,南亞裔Jeffrey Andrews是土生土長港人,猶太人盛智文也是歸化港人。假如說離開了香港,就再也沒有身份認同,那怎解釋在過去一年,不少海外港人二代、甚至不懂地道廣東話,就像剛談及的美籍港人Samuel Chu,也完全被connected?特別是互聯網時代,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昔日理論,顛覆了上世紀對地緣政治的想像,本身就是一種加速劑。且看今天香港青年認為與英國同齡港人屬同一社群,還是感覺隔壁藍絲長老更似同一屋簷下?
4. 說到海外的生活、工作,這從來不應使用香港的同一基準:人不應該為了生存,而是為了生活。在這層面,處於不同崗位的香港人,完全可以發揮2+2=5的作用。香港人的資產相當豐厚,能力也高,人均GDP接近五萬美元,甚至高於不少人的移民目標德國、加拿大、日本;總GDP的規模,也可比愛爾蘭、馬來西亞、以色列,而且還未計算海外港人在內。
在全球化時代,香港人毋需大規模聚居在某一地方,也可以結成互助經濟體:英國港人可以支持住在台灣的黃秋生拍電影;台灣港人可以建立網上教室教美國港人中文;美國港人可以請被打壓失去工作的本地港人當freelance designers、editors;本地港人則可以從英國網購當地港人製作的日用品……李嘉誠在英國建「香港城」,固然是由上而下的例子;無數可以出現的虛擬香港村,則是由下而上的例子。香港百年前起家之時,華商全球網絡的匯款,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讓香港成為一體兩面、內外合一的概念,日本濱下武志教授對此有詳細研究。百年前,未有現代科技,尚且如此,何況2020年後的世界?
這些,自然都是理念層面的討論。重點,還是如何執行。
真正的「移民」,其實是減少任何單一依賴的一個「Package」
十年前,我就真心相信每一個香港人,無論今天廣義的黃、藍,都應該有一個足以在全球生活的package。無論是最本土、還是最建制的人,萬一到了萬不得已之時想離開,都不應該受限。建制派有一個觀察是對的:不少vocal的本土派輿論領袖,都不在香港。不願離開時,也應該擁有實力。這對人對己、大局小局,都有好處。這個package,不是由純粹物質的check list組成的,而是由能力主導的check list 組成的:
1. 我們需要有被其他地方接受的能力。這不一定等同外國護照,可以是一種後備身份(例如擴權後的BNO),可以是一種聯繫身份(持外國護照的家人讓你離開),可以是一種能力身份(擁有其他地方高認受的專業資格),也可以是一種社會身份(外地朋友願意和有能力在必要時協助離開)。對香港人而言,這是不少人想到「移民」時真正所指的:對現狀感到不安,但因為種種原因,卻不希望馬上走,這在黃、藍營當中,都非常普遍。
2.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開工的能力。這不等於高薪厚職,甚至恰恰相反:在未來slashers世代,任何工作反正都保障不了終生收入、也再沒有到死的長糧這回事,真正能保障生活的,再不是擔驚受怕地保住一份工,但到了退休還是繼續擔驚受怕,而是要有到死也能開源的能力。很多人不敢發聲、犧牲一生的自由,不外出於這種恐懼,因為很擔心沒有走出comfort zone的能力。
至於這能力是甚麼,總會與時並進,更重要的,還是「學習的能力」。我們常對新一代說:能夠好好與人溝通(須知陪月、幼稚園老師才是最難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與持不同語言者溝通(例如瑞士人那樣有四種語言),與電腦溝通(例如掌握編程語言、能隨手寫網頁和app等),基本上,就可以保障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無論現在是否依靠單一僱主,我們都必須有第二、第三收入,可以是某種嗜好,可以是某種投資,而且應該是geographically friendly。到了要走要留,地域就不是限制。
3.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適應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在過去十年,常推廣的「文化智商」(CQ),一方面了解國際關係宏觀的基本倫理,另一方面要在最「落地」的日常生活,培養多元品味,例如兼容咖啡與烏龍茶、印度電影與台灣文藝片、Rap與古典樂等,那樣到了任何地方,都不會成為異鄉人。而這能力和我們珍愛本土文化和生活,從來不是對立的。即使足不出戶在香港,只要有能力,也足以建立personalized的獨家國際網絡,這可以圍繞你的興趣(例如電競)、技能(例如投資)、研究(例如找到愛好哥德式建築的全球同路人)、工作產生,到頭來,才容易在不同地方都有接頭人,讓網絡和現實世界虛實相間。至於出國留學、working holiday,除了增值,也是獲取上述網絡和能力的理想中介。
海內外香港人,不分黃藍,也是命運共同體
只要香港人、特別是中生代和新生代,能做到上述各點,兄弟爬山,各自選擇,自然不應再有「移不移民」這疑問。目前有大約150-200萬港人和後代散居海外和中國內地,單是主張加拿大的60多萬香港人、已比在沙田的香港人多,香港人已經是一個散居全球的命運共同體。今天藍黃高度對立,其實除了20%酷愛天天鬥爭的深藍無可救藥,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思維都是很一致的,在共同體內部,到了海外,反而大可以拋開政治分歧,就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在香港,反而變成buddy,因為他們有共生能力。例如不少(表面上的)藍營商人,捐了很多資源支持香港(大多是黃營的)新一代創業、學習,這種資源流動,屬自然發生的默契,這就是真正的香港;現在很多僱主也在讓資金、公司先移到海外,也製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予香港下一代。我們面對大時代,應該改變停留在數十年前「是否移民」的過時思維,內外合一,這才是香港人生存下去的最大憑藉。
在過去十多年,每次被訪問,都有記者問我「是否移民」。其實,我心裡明白,他們只期望最簡單的答案。而作為國際關係學者和近年的創業者,我大多時間,都不在香港。於是,有人以為我在新加坡,有人以為我在台灣,有人以為我在葡萄牙,有人以為我在英國,有人以為我在美國。其實,我全都在,one way or another,因為我成長以來,就是如此追求,也許是預視了全球大趨勢如此,也許是預視了狹義香港的出路如此,也許是futures studies和國際關係令我不能自拔。
至於未來,作為父母,讓下一代在這樣的香港接受教育,無疑是不負責任的,因此一定會讓她們到海外讀書,也會花多些時間和她們一起,但除非有不能入境的一天,否則斷不會改變保留香港為根據地之一,而且無論在香港、還是海外,適逢亂世,都應該開拓更多業務。朋友們,即使以往不理解,難道到了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還不理解嗎?身體力行讓香港人有落地的國際視野,無論身在何方,一直都是我的崗位,過往如是,未來也如是。
但願我們不會成為最後一代香港人。
經濟一週,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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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並蓄例子 在 奶媽 Naima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陶晶瑩與博恩的對談/最簡單的呈現,才是最難的功底】
#陶晶瑩 新節目《#陶口秀》日前邀請 #博恩 當嘉賓,主持大姐大遇上脫口秀新星,兩人對「主持」這門學問的迷惘卻是相通的,筆者認為很有趣,值得拿出來討論。
陶晶瑩與博恩都是名校畢業,一個政大,一個英國倫敦大學,他們對世界都有很多話想說,才會踏入表演、投身主持。
博恩對陶晶瑩吐露,自己起初喜歡在脫口秀裡頭塞一堆道理,前面嘻嘻哈哈,後面嚴肅地聊起大法官釋憲,搞得台下觀眾聽著都在神遊太虛,「我後來想,如果你只是一個Nobody,誰想要聽你講話呀?」
對於晚輩的迷惘,陶晶瑩分享她年輕時和博恩一樣,同樣喜歡在講稿中掉書袋,結果有天被「綜藝教父」王偉忠抓來聊天,被對方一語道破:「知識份子呀,你們就是想太多了,『深入淺出』才是最重要的。」
身為表演者,特別是面朝群眾的主持人,所面對的不光是知識份子,更有藍領白領、老人小孩,該如何把一個笑點說到讓「多數人」能理解,方才是表演真諦。
若只想跟知識份子嘻嘻哈哈,那麼直接參加相關領域論壇,或是私下辦個文藝沙龍就好了。
然而,這邊筆者必須事先補充,有的藝術家創作純粹是做給自己爽的、抒發己身情緒的,他本來就不是服務群眾,這部分完全沒問題。
筆者認為,只要創作者曉得自己定位,各自為其選擇的道路負責就好。
因此,筆者這篇文章指的是那群「想把理念傳遞給大眾、讓大眾有所得、有笑聲」的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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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博恩跟陶晶瑩,筆者感覺得出博恩也有無奈。
「有時候我會想把概念簡單點說,結果說出來後,又被專業人士嗆說『你根本不懂』,我就經常被法官跟律師Diss。」
他舉例像「過失殺人」這個名詞是不存在的,對專家而言,在我們談到這個人已經「殺人」了,就暗指他早已有了「犯意」。
那麼,既然有了犯罪意圖,怎能再稱他是「過失」呢?因此,法官跟律師通常都會叫做是「過失致死」。
博恩說,他對這些概念其實是明白的,但若在舞台上講過失致死,興許觀眾都要消化一陣子,且他又要花時間跟台下人釋義,基於時長、主題、老嫗能解等考量,他只好犧牲掉知識份子這塊,被他們抓小辮子。
他表示:「我每一集都會講不一樣的專業領域,就被那些人說我不懂,但我做功課時早已理解,只是為了要講給大眾聽,會把用詞使用的⋯⋯知識水準拉很低。」
關於博恩這番說法,筆者想起之前專訪精神科醫師鄧惠文,她透露早期上電視節目、深入淺出地和觀眾分享心理學相關的觀點時,自己是被同業們輕視的。
事實上,鄧惠文的這個例子恰好與博恩、陶晶瑩的經驗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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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筆者想法的是:如果你學習一門專業,純粹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你並不想服務他人,那麼你把自己鎖在象牙塔裡,未嘗不是件壞事呀!
你就逍遙自在做個「世外仙姝寂寞林」,筆者也是佩服的,當然,擁有這樣心態的工作者,大多數也不會期待想法能被世俗理解,曲高和寡嘛,總是適度取捨。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人文主義者,或者你是位功利主義者,那麼你深耕專業的目的,大概率就不會只有「自己」這麼簡單了。
以人文主義導向之人來說,他服務對象自然是「老百姓」,而不是專門給那些知識份子,畢竟你要說的東西,如果連老百姓都聽不懂、搞不清楚,你就算擁有那麼多學問也是白搭。
以功利主義、追名逐利之人來看,要如何推廣你的業務,必然得靠你淺顯易懂的介紹,外加本身實力與產品的前瞻性足夠,金主才會願意冒著風險為你投資,這也是為何市面上總能見到一些教你話術、如何溝通的商戰書籍。
可總歸來說,就筆者個人觀點:若一個人能把極其難懂的學說,講到讓任何人都可以吸收得進去,我反而越是佩服這種人,畢竟「最簡單的道理最深奧」呀,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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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金庸筆下最強悍的招式「降龍十八掌」,動作簡單無奇,但勁力深厚。
然而,這個絕學卻是歷代丐幫傳下來,人人都曉得該怎麼打,卻怎麼練都練不好,而真正把它打到登峰造極的,僅有郭靖跟喬峰。
就拿筆者最近看的哲學典籍來說吧,我很喜歡看南懷瑾老師講孔孟老莊,他的筆觸精巧又幽默,將超難理解的古文套用在當下的社會現狀,讓老百姓能輕易代入自身經驗,從而理解幾千年前的先賢思想。
上述兩者例子,一個小說,一個學者,但都給筆者同樣感悟:當一個人用非常簡易的方式述說一個很博大精深的概念,這背後得需要多扎實的融會貫通才能做到?
至於你想要把這樣的用法拿去幫助別人,還是拿去賺錢獲利,那就是一個靈魂拷問了,操之在你。
當然,兩者都要也可以,小孩子才做選擇。
但接下來,筆者想把以下這些話送給那群靠著「助人理念」吃飯的專業人士們,即是:如果一個自詡「兼容並蓄」的知識份子,他知道你是在做幫助大家的事情,也就不會為了專業名詞、形容詞、標點符號在那裡跟你挑東嫌西。
反之,若對方老是對你執著那些術語用法專不專業,就僅是證明他看的角度比較扁平,又或是執著的點跟你不同,那你就更不需要跟對方計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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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分享一個我在帶領團體靜心班中舉例的小故事,是我們生活中經常碰到的例子: ... 才成為一個統一的宇宙,如若真要說一個唯一,那麼就是所有觀點兼容並蓄才始成一個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