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掌握了更多的傳播方式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問題到底是出在 #PTT 還是 #媒體？如果到現在，媒體還想把假新聞廣傳這個問題推給 PTT，其實只是在證明 #媒體自己沒有存在的價值！在PTT出現的東西，只叫做 ＃網路傳言，是某些媒體沒調查就報導之後，才變成 ＃假新聞 的！到底是誰先散佈謠言是可以追查和討論的，但我們更要思考的是： #謠言為什麼會如此擴散？
　
媒體到底是要散播謠言？還是要協助查證？在台灣我們看到了最糟糕的範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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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可以看到媒體跟政論節目一直帶風向說「 PTT 是假新聞源頭」，但隨之起舞前，請大家先想想看 PTT 跟 媒體到底「分別有什麼功能」吧。
　
這次大阪辦事處外交官自殺事件後，幾乎所有輿論都在討論「到底是誰造謠」害死了一個人。每個媒體都以各自的立場在譴責對方，其中主流媒體卻不約而同有一股報導的趨勢，似乎想讓大家覺得「謠言是來自於 PTT」。
　
謠言來自 PTT 的說法，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個事實，但實際上卻非常可笑也無意義！！！為什麼呢？
　
人類社會中，確實有人會為了各種目的造謠，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不管是在「非實名制」的論壇，或者是「實名制」的社群平台上，都有人可能造謠，這很正常。不用講別的，就算是在現實的人際關係中，都有人會造謠了。不然那些街頭巷議沒有根據的八卦是怎麼來的？
　
所以問題根本不在於 PTT 、或者是任何網路論壇上有人造謠，而在於媒體到底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媒體和一般網路論壇使用者，一樣都會產生資訊，也都會傳播資訊，但彼此最大的差異，應該在於：

1. 媒體應該有 #更高的查證能力（一般人不一定能快速聯絡到可查證的相關人，但媒體多數狀況下應該有）

2. 媒體 #掌握了更多的傳播方式（一般人大概只能透過社群媒體還有論壇傳播資訊，但媒體掌握了電視、廣播、比一般人更多的臉書粉絲數...等更多管道與資源）
　
所以看到這，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到，媒體最重要的角色是什麼？不就是 #查證 嗎？
　
媒體應該透過更好的查證能力，來確認事實。並且謹慎使用自己比一般人更大的傳播能量，讓真正的事實被傳播出去，並確保錯誤的謠言不會被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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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這個事件，看到論壇上有人在散佈一則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資訊，難道沒有一家媒體覺得這樣的資訊可能有問題嗎？
　
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一家媒體，哪一個記者，哪一個編輯主管，覺得應該要打電話去關西機場查證？應該要打電話去大阪辦事處查證？
　
沒有。這些媒體只抄了PTT，然後加上各自的立場，接著透過臉書小編們煽風點火！！！
　
最後人死掉了，這些幫忙造謠的媒體，再來檢討 PTT，檢討謠言來自於非實名制？
　
從一開始這些媒體靠著傳播假資訊賺飽了點閱，現在再來檢討別人，又賺一波點閱？？？
　
當謠言出現時，明明就是媒體發揮功用的大好機會，結果媒體不去查證，還幫忙造謠？先前有網友故意傳播假資訊，被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被法辦。結果現在媒體不查證，傳播了假新聞，這就是媒體的「新聞自由」，然後爽賺點閱？
　
最讓我們感到吐血的是，都已經這麼多天了，事實也已經逐步被揭露了，但當初媒體最早報導出來的幾篇假新聞，#根本還是沒有修改！還是維持錯誤的資訊在那裡！！！
　
如果媒體想要得到社會的一點敬重，能不能做出一些值得大家敬重的事？
　
媒體識讀也許會是接下來人類能力差異的重點了。懂得媒體識讀的人，會持續吸收到正確的資訊，並在辨識假資訊的過程中一直鍛鍊自己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相反的，不懂媒體識讀的人，就會一直被假資訊所傷害，成為這些媒體帶風向的工具、成為被操控的棋子。
　
對媒體大家已經不用抱持太多期待，期待他們改變，不如我們一起行動打造出取代這些爛媒體的新方法。
　
在醫療保健媒體的領域，MedPartner 和所有訂閱者及讀者們，持續拼命努力著。但在很多很多其他領域，還需要更多人一起努力！
　
我們真的很著急，因為台灣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請各行各業的專家，以及媒體圈內有良知、有智慧、有行動力的人們，不要再遲疑，把你們的熱血付諸行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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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媒體失能的年代，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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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產業 每一次的 #內容傳播技術 演進，都會出現新的內容交付方式，也會創造出新的#科技巨頭 。今天的關鍵報告，就帶你了解，為什麼科技巨頭總是伴隨著內容交付技術而生呢？

0:00 開頭
1:03 科技巨頭往往伴隨著內容交付技術而生
4:38 為什麼內容產業如此重要？
7:29 從人找內容變成內容找人
9:50 如果你沒有為服務付錢，那麼，你就是商品
12:54 結語

【更多影片】
勞退基金的報酬率為什麼那麼低？看看那精美的股債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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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負成長後，台灣房價怎麼走？
https://youtu.be/F4qyArzsJYs
勞保破產倒數計時，半數台灣年輕人可能淪為下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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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消息如孢子散播 消毒殺菌很重要
國安局今年七月在職掌中增列「協調整合、部署執行對境外敵對勢力爭議訊息應處有關事項」，並由國安局「國家安全作業中心」負責處理。

之前我曾拜讀IORG針對「中國對台資訊操弄及滲透」的報告，將假新聞的攻擊方式加以分析、數據化並統合，包括我自己在內也受到很多假新聞和假訊息的攻擊，現代戰爭形勢不完全是過去的兵器武力戰爭，有更多戰爭形式，包含資訊戰、經濟、貿易戰等。中國滲透還是當前最需要處理的問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整個印太局勢，現今都處於非常緊繃的狀況，中國對台灣的攻擊，不只是文攻武赫、貿易經濟滲透，也包含大量假新聞，中國透過假新聞希望影響台灣的選情。此外至今也都持續用各種假訊息，希望動搖台灣社會，因此我認為我們對於假新聞必須更加謹慎。

比方說，在社群散布一些什麼美國流感就是武漢肺炎的假新聞，又或者是中選會作票干擾台灣大選之類的煽動訊息。大家知道這些假訊息散佈的程度範圍嗎？跟大家說，瀏覽量一百億，當然其中未必都是台灣民眾瀏覽，但相信不少民眾都接收過類似的訊息。這些訊息往往以陰謀論包裝，先從中國的社群出來，被中國官媒轉載，在由台灣特定媒體報導，經由名嘴散播。

認知戰的攻擊模式
中國對台認知戰，通常有這些攻擊模式：
1.外宣模式
2.粉紅模式
3.內容農場模式
4.協力模式

我們注意到國安局《國家安全局處務規程》第14條增列工作執掌，提到工作內容包含「協調整合、部署執行對境外敵對勢力爭議訊息應處有關事項」，我想請教，以下面的案例來看，國安局可以如何處理？

光明正大在台灣媒體煽動軍人叛變
環球時報「武統台灣」新聞的案例，內容提到：『一位1980年代在台灣服役的A先生表示，自己曾叮囑兒子，如果兩岸開打，你的長官要你衝鋒，你就直接一槍幹掉他』中國先使用了內容農場「琪琪看新聞」散佈，並透過粉專、社團播送，接下來環球時報馬上以官媒報導，台灣則有部分媒體，快速跟上報導這則新聞，而這兩名報導的記者分別曾在福建東南網和中評社任職，又受雇於台灣媒體。這些報導者和中國曾有關連之下，在台灣主流媒體散佈煽動台灣軍人叛變的訊息，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無中生有的親身經歷、不知道哪裡來的研究報告、不知道哪裡來的專家說法，當中國希望我們天搖地動、首戰即終戰，又或者是各種抹黑、刻意打擊台灣信心，台灣就有人配合他們講話，就是一種協力模式。

鎖定協力者非常重要 台灣沒太多時間可浪費
這種不知道哪來的來源平台，寫出了幻想文，透過環球時報、台灣媒體的路徑，很快散佈開來。像這樣的假新聞路徑，不僅大量傳播，並有在台協力者推波助瀾，對台灣的傷害至深！
我認為國安局等有關單位應該掌握在台協力者狀況，並應以新增工作職掌處理案例。我也要求國安局提出完整報告，說明目前對這類案例的調查、處理狀況，我也希望相關單位能和平台業者、媒體業者討論此案例的處理方式，以及未來對應工作規劃。

今天中共對台的資訊戰攻擊的模式，就像先前我們提到的，包括在地協力者的代理人積極參與了中國的資訊作戰；即使其中一些攻擊是由中國發起，但仍有許多代理人放大了這些攻擊，而國安局就在此扮演因應此問題非常重要的角色，有責任查出這些在地協力者是誰，以及他們在其中廣傳這些假訊息的嚴重性，並提出對策！台灣已沒太多時間可浪費！

2020-10-29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國安局 邱國正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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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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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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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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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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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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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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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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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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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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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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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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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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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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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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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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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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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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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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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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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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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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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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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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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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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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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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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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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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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4. LO, K. H. (2012). 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 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嶺南, 32(1), 1.
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