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來寫】#鬼滅之刃的文化導覽(四、完結篇):互文性、天皇隱喻與武士道、爆紅現象數據觀察、大正與物哀精神、大正幾年? //鄭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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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路上《鬼滅之刃》相關討論已相當多,鑒於觀點易重複、看膩、不適合長期連載,本集將一口氣探討幾個早先因劇透顧慮、鋪梗導致文脈過長等緣由,未能盡早發表的話題,也回應讀者提問、作為本系列連載『最終回』。因此本集字數創了新高,未追完漫畫的讀者還請多多見諒。爾後筆者仍會視續集上映狀況,用短篇介紹相關豆知識。照慣例先分享可愛的聯名海報當開場,恭喜《劇場版.#無限列車篇》台灣票房突破新台幣三億,杏壽郎表示:「よもや、よもやだ!竈門少年真不得了。」
◆見圖一:SEGA鬼滅咖啡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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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文的基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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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滅》最可觀之處,莫過於劇情脈絡不斷浮現的「互文」。互文是漢學常見的文學修辭方法,《楚辭》以來確立的主要形式為:單句互文、雙句互文、隔句互文(宋曉蓉,2001)。簡言之,就是在文本結構兩側(或多處)各提出一則互有關連的詞語,使之相互 #映襯或互為補充(黃慶萱,2017)。例:唐.王勃《滕王閣序》:「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是隔句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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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術語「互文性」(Intertexuality)於1960年代由哲學家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她認為「任何文本都是諸多行文的鑲嵌品構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通常用以指示兩個(含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係,通常有兩種類型:『#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間的關係』、『某一文本透過記憶、重複、修正,#向其他文本產生的擴散性影響』(陳永國,2003),在《鬼滅》的體現則是套用在正邪兩方關係或背景相似的角色上,將個人處境作為潛文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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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田蜘蛛山篇,硬湊成的蜘蛛鬼家族VS炭治郎與禰豆子的兄妹真情,這段對照可說是動畫第一季最精彩的互文,甚至採取蜘蛛絲轉喻親情的「羈絆」(キズナ,kizuna),這種雙關手法與李商隱所寫「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絲=思」可謂異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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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滅的互文結構與審美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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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段,每個角色的身世處境都是一種文本,因應劇情主線生出樹狀圖般的敘事結構。每個文本既相繫又相連,在主線像爵士樂各種樂器輪奏。英雄們用性命相博或犧牲成全,證得生命的意義,最後回到主線解開主角的身世之謎、成就個人武術的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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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Jump系「王道題材」英雄格鬥文本的敘事傳統,敵我對立的理念經常隨著重要的戰鬥端上檯面,一邊武打一邊完成論證,很中二但也很帶勁。這種效果與朱天文讚許胡淑雯《哀艷是童年》「#既辯證又抒情」的原理相仿,可同時滿足情感、思辨雙方面的審美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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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高潮與作畫風格進化直接引起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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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限列車」前,「那田蜘蛛山」是公認最精采的篇章,同時也是無慘淺草現身以來,作畫水準提升且逐漸風格化的基礎。#筆墨線條粗細變化與造型幾何感、肢體結構甚至帶有「北齋漫畫」的影子,雖說作畫品質參差不齊,但前述特色被動畫版沿用並發展到極致。為了無限列車電影版宣傳所畫的『杏壽郎前傳』(206話特別短篇)透視空間感更上層樓,與動畫版幾乎無縫接軌。
◆見圖二,以無限列車為界,線條與透視的畫風變化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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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ORICON公信榜統計的銷售量,收錄蜘蛛山戰役的第5卷『地獄へ』於日本發行首週(2017年3月)累計銷量為6.6萬本,數值為前冊3倍,以新連載與少年Jump嚴格的讀者票選機制來說,可說是從新作「#質變」為名作的關鍵點。後續各卷銷量則呈現穩定成長。也就是說,戲劇張力的成功與銷售額為正相關,即使沒有因為動畫化造成爆紅現象,鬼滅也註定因為布局完整、見好就收,至少會是享有穩定評價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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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信仰的隱喻與武士道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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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互文性的探討,就不得不提主角與反派兩股勢力,可視為《鬼滅》整體文本裡規模最廣大的映襯,兩方面對最高領導者的態度、紀律性與組織同樣都有著天皇崇拜的影子,但也有著明顯的正邪差異,以下稍作對照(劍士VS鬼):
□互惠尊重(財務與社會資本)VS.威脅利誘(鬼血換永生)
□利他主義(保護民眾)VS.利己主義(吃人且追捧掩護無慘)
□明君法治(選拔、培養、溫和獎懲)VS.暴君專制(好戰、嗜殺、邪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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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照,可能影射傳統皇權為因應民主浪潮,不得不做出變化的兩極性決策,亦即:君主立憲VS.軍國主義。回頭看產屋敷、鬼殺隊、藤氏之間的合作,有著具體的武士道倫理──「#恩情與服務」,新渡戶稻造《武士道》指出:武士道的思想根源為「禪、陽明學、神道教」,小島毅(2014)解釋:朱子學「五倫」的影響產生「#忠義」觀念,後在鎌倉時代與宗教相融,加上陽明學派重「實踐」的理念占優勢(相對於朱子重研讀),成為武士道精神支柱。《鬼滅》主角群正是在近代實踐武士道精神的修行者,劇情後半密教般的苦修特訓正好可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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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紅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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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峠呼世晴短篇集》裡2014年佳作短篇〈狩獵過頭反遭殃〉(過狩り狩り),精緻度不足但頗具潛力:殺鬼人選拔制度、軍警默許行動、血鬼術…這不只是前傳,而是類似工程原型(Prototype)的 #前期概念,1980年代三浦健太郎《烙印勇士》也有過類似雛型,是經營作品發展性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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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屬性相近的動漫畫作品相比,《鬼滅》確實缺乏新意,但也因為治癒了讀者對業界過度求創新、發展可能性窮化造成的審美疲乏。借用書畫家盧福壽教授(2009)的解釋,這就是藝術中的 #崇古心理,也可解釋為鱷魚老師與Jump編輯在典型科幻、奇幻文本氾濫的生態下,成功的逆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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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與物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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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網友提問『為何設定於大正年代?』,事實上這也是筆者撰寫本系列的探問,但推測也常流於腦補。如果單看《吾峠呼世晴短篇集》作者自述,她只是想營造有歷史感的和風刀劍奇譚。讀者能有各種解讀,難用單一結論回答,但若細心回顧本系列前幾集論述,可發現《鬼滅》裡的所有「符號」最後都能導向日本美學特有的「#物哀」精神(もののあわれ,mononoaware),這正是筆者不得不鋪梗到這一集的原因,下段為論述不得不做出『劇情後半與無限列車的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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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有雷,還沒追完漫畫的讀者請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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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的「大正民主」是史料上絕對必要的框架,浪漫色彩不說,還提供了鬼殺隊等「非政府組織」合理存在的社會因素、象徵物紫藤花與櫻花神似(眾多細緻物的結晶)、不斷鍛鍊並戰死的鬼殺隊劍士、密教苦修般的呼吸法訓練(苦修=離世的體現)、恐懼死亡而鬼化的人(對比)、蟲柱與珠世自願犧牲誘殺強敵、戀柱與蛇柱發願要做「來世夫妻」(犧牲與對彼世的渴望都是自殺傾向)…尤其炭治郎明顯別於典型陽剛英雄、甚至會憐憫鬼的溫柔性格,這些都能與物哀建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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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家大西克禮著作《物哀》指出:「哀」(あわれ)是上古已出現的讚嘆詞,鎌倉時代曾區分出「あっぱれ」作為對勇壯之物的讚嘆,原詞則強化了 #對敗者或微小之物予以憐惜 的審美態度,與西洋、華人崇尚壯闊、冠冕堂皇的英雄主義徹底背離,甚至也不同於希臘悲劇美學的慘烈。
◆見圖三:藤與櫻,微小完美之物的聚合、憐惜的審美氣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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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第一集提及《鬼滅》具有物語文學的影子,我們暫且放下『日本第一的桃太郎』,心理學家河合隼雄(2019)認為大多數物語文本都有「走向消逝」的趨向,他舉出「木之花開耶姬」短命、「輝夜姬」升天,說明#美麗之物須具備無常性質才能使人產生審美意義(花凋零、月陰缺…),無慘一脈惡鬼盲目求取永生卻必須吃人,恰巧對應「石長姬」般永恆但醜陋的存在,抗拒著整個物語「邁向消亡」的走勢;鬼殺隊不惜耗費上百年拚死對抗,展現悲壯之美後,卻坦然捨棄成就。故筆者推測:鱷魚老師選擇大正,也可能旨在展演 #式微的武士道與神怪譚在被近代化與昭和軍國主義祛魅前做出的最後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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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完結的漫畫結局,我們知道決戰勝利後,主角方並未名利雙收,反而是死傷慘重並解散鬼殺隊、存活者負傷隱居、安於平凡,然後立即轉向最終話標題〈命如長河星辰〉(幾星霜を煌めく命)的集體轉生,正邪大戰成為後代眼中『曾祖父寫的小說』,真假難辨。少數例外僅有:產屋敷少主活到現代成為知名人瑞、愈史郎成為唯一的善鬼,隱居並靠繪畫悼念珠世,他們仍記得那段過去,但並不對外闡述。惟剩下竈門家的傳家寶,幽微地支撐物語言說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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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正好呼應李維史陀(2011)對東方哲學特質的評價:「#對主體的抗拒」,結局也與塔羅牌『死神』的寓意相似──女性與孩童跪拜死神、順勢邁向虛無與彼世新生,而教宗與國王(無慘一派)因不願失去主體而被骷髏馬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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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列車篇』後段,杏壽郎在無限列車篇與猗窩座的交鋒(漫畫63話),引出了整部作品對生命價值的終極辯證命題,杏壽郎面對上弦利誘,回絕道「正因為人類會衰老、死亡才無比可愛、珍貴」,這段生命價值的激辯正是在文脈關鍵點說明『無限列車篇』在原作的地位,也為續集猗窩座的悲慘身世(倒敘)埋下伏筆。這裡可以先做個提示,猗窩座身上的紋飾顯然是江戶時代的罪人刺青(佈滿全身暗示他潛在的罪咎感),這個後日再詳談。
◆見圖四:無限列車篇的重要精神象徵──杏壽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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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滅故事線始於大正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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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講個豆知識。故事開端作者以旁白說出「時值大正」,而「藤襲山最終選拔」手鬼洩漏年代的線索:「又改年號了!已經47年了,那時還是慶應,鱗瀧那傢伙還在獵鬼」。慶應是江戶時代最後的年號,只維持3年,加上明治年代歷時45年、炭治郎喪親後至少要進入大正,且在鱗瀧家完成1年修行。如不考慮詳細月份,手鬼被捕時應為慶應2年。因此劇情開端,也就是炭治郎下山時應為 #大正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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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希望各位網友喜歡鬼滅文化導覽系列,請多分享、善用偽學術平台文章,讓各種「雖小道,亦有可觀」的知識能夠普及化,為個人或親友提升文化資本。如有任何疑竇也歡迎留言討論指正,讓我們往後在其他議題繼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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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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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雋立寫鬼滅文化導覽:
第一集回顧: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03622909825328
第二集回顧: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10903412430611
第三集回顧: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1643631521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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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長潔寫鬼滅聖地巡禮:
太宰府市竈門神社: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04343393086613
在淺草遇見無慘: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11075655746720
台灣也有的無限列車:
www.facebook.com/Pseudoscholarship/posts/161724296846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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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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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黃慶萱(2017)《修辭學》(增訂三版),台北市:三民書局
02.宋曉蓉(2001)〈《楚辭》互文辨析〉《喀什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頁57-60
03.陳永國(2003)〈互文性〉《外國文學》2003年 第1期,頁75-81
04.小島毅著,郭清華譯(2014)《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台北市:聯經出版,頁52-55(日文原典為2009年出版)
05.大西克禮著,王向遠譯(2011)《幽玄、物哀、寂》,上海市:上海譯文出版社
06.河合隼雄著,河合俊雄編,洪逸慧譯(2019)在《活在故事裡──現在即過去、過去即現在》台北市:心靈工坊,頁56-58(原典為2016年日本初版)
07. 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著,廖慧瑛譯(2011)《月的另一面:一位人類學家的日本觀察》,台北市:行人出版,頁59
08.盧福壽(2009)〈崇古摹古及其心態探因〉 《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市,頁12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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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那被偷走的歷史詮釋權
#19470228FormosaMasacre
南嘉生:『評侯孝賢拍「悲情城市」數年後的專訪
從這篇專訪,侯孝賢沒有資格拍這樣的電影。甚至不夠格當國際級的導演。充其量,只能說是後進國家比較有名的導演而已。
台灣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地,發生的時間到那時還不到五十年,許多當事者及其親屬都還在,要進行田野訪問都很容易。說沒有資料或資料很少,根本無法說服對電影拍攝有點概念的人。胡金銓要拍一部電影,相關資料可以堆成整個書架整面牆。他因為拍明代電影,變成明史專家。這樣的人才有機會讓人尊敬他的專業性與敬業態度。這種人才有資格和國際大導演對話。他拍龍門客棧時,客棧前一堆火,在台灣的觀眾都不知道。只有一位北方來的外省人大呼:這是狼圈。狼圈就是孤立在北方的建築物,為防止狼群攻擊,因知狼怕火,所以在家裡門口起一堆火,叫做狼圈。電影要拍到這樣的水準,才有資格跟國際導演煮酒論英雄。
他訪談中,拍電影所參考的幾個人,如陳映真、藍博洲都是統派。然而二二八事件的主體是台灣人,而也因此主張台獨或反統一的人,才是二二八事件最主要的苦主、主體。拍二二八電影,若僅尋求統派資訊,對整體的瞭解一定不夠,甚至不能理解他的真實。除非侯孝賢是要拍從統派眼中看到的二二八。但實際上他主角背景的主體卻不是統派、外省人,而是本省人。讓人不得不懷疑他是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電影,假借台灣本省人的語言,替統派或藍軍在爭歷史解釋權,或者話語權。
這樣一部可能被稱為侯孝賢代表作的電影,原來竟是這樣。讓我對侯孝賢的評價,降低了不少。』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992441524137789&id=10000115882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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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chi Li:『我從來不掩飾對《悲情城市》的厭惡,事實上我對有不同族群背景的人算是相當寬容的,但侯孝賢做為一個藝術家在這部片所展現的是一個完全投機的機會主義者。他很自豪他在他的電影裡注入的人文關懷,但這部片一直讓我十分納悶,黨國的遺毒不應該如此明顯出現在這部片中(被八百壯士那種洗腦片感動的其實很好除魅,拍的人也不見得真的相信),後來知道是朱天文寫的劇本,這多少解釋了一些,但侯導應該還是有掌舵的責任,不應該將第一部觸及台灣史上最重大最全面的毀滅事件拍得如此慘不忍睹,可惜吳念真沒有發揮作用,只負責技術性的對白,對這票人而言,台灣人只有口語,沒有語言。
這個疑惑一直在我心裡,我不認為族群背景可以解釋全部(這方面我是樂觀的,雖然常常失望)。直到我看到2010這篇專訪,由他自己說出來,我才恍然大悟,侯孝賢或許不屌國民黨,但根本對歷史心不在焉,他也許對電影十分用心,但對歷史乃至於電影做為一重要的藝術媒介對歷史的責任則完全輕視。電影開拍時已經解嚴,什麼叫那時候書很少?沒有資料?就算在解嚴前,80年代初期關於228的書已經滿天飛了,台大前面地下道走一遍大概可以買齊一半,就算侯導不看禁書,正式出版的書也一堆,包括吳濁流的書,李筱峰的論文(戰後初期台灣民意代表)也已出版多年,吳新榮的日記,吳三連的回憶錄等,禁書就數不完了。這些可以完全不參考,自己瞎編嗎? 以超寫實處理歷史創痛不是不可以,這顯然不是侯的影風,如果他學Quentin Tarantino拍成 Inglourious Basterds ,最多不合我口味,也不會從此那麼厭惡侯孝賢。』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161865627205282&id=100001455979059
朱天文評價 在 既視感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三十二年前,有一群熱愛電影,對於台灣電影現狀有所憂慮的文化人士,共同簽署了《台灣電影宣言》,某種意義上正式開啟了台灣新電影黃金年代。然而,三十二年過去了,過往憂慮依舊、新的憂慮接踵而來。當現今喜好電影的小孩在那邊楊導、侯導叫得親熱的同時,卻又對台灣現今的電影大多抱持嗤之以鼻的態度,甚至不聞不問。我想這相較於電影創作者對於自身困境的憂慮,這同樣值得關注。
而更應憂慮的是,台灣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來說,被新電影所綁架了。過於鍾情他們口中的「另一種電影」,而有意無意的忘記了,電影並不只有「這一種」跟「另一種」,它其實應該有很多種可能。
因此,我們應當認知到的是,之於電影重要的,不僅僅是作者,觀眾同時也是。所以當我們面對台灣電影環境《海角七號》已降再度開花的時候,或許我們會對參差不齊的結果感到失望,但我們同時也應當開心,因為這一次次的跌倒、失敗都是與觀眾溝通的過程,這同時也是個脫離台灣新電影幽靈的途徑。
在這之中,我想身為一個半調子電影觀看者能做的是,或許便是儘量的去觸及那些勇敢嘗試、忠於自我、又不忘與觀眾溝通的電影創作者們。唯有持續的關注、台灣電影才不會死掉,唯有持續的討論,這有機的互動才會持續下去的可能,而也唯有持續的向前,才有機會打破台灣新電影的神話,創造出新的一波電影熱潮。
ps批評可以,但看完再罵,不要什麼都沒看在那邊說台灣電影怎樣怎樣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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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宣言》
在民國七十五年、七十六年的交界點上,我們回顧思索近兩年來臺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種種跡象,深深感覺到臺灣電影實際上也已經站在轉捩點上。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以下共同簽名的這些人,認為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這一篇文字,將大致說明這些人共同部分的立場和意見,也將說明我們對電影政策、電影環境的期望與呼籲。
我們對電影的看法
我們認為,電影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活動,電影可以是一種藝術形式,電影甚至可以是帶著反省和歷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動。
但是,我們也知道,電影在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商業活動,它受生產與消費的各種定律所支配;電影產業因為有著投資風險和獲利能力的雙重性格,使得電影圈中活躍著各形各色的利益團體以及既得利益團體。
上述二者都是常識,知者甚眾〈卻常常忘記〉;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個基本認識,才能在表達立場和判斷問題的時候,不致忘了根本。
我們認為,屬於商業活動範圍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援與淘汰〈成功的商業電影自票獲得到報償,失敗的商業電影在錯誤的投資中得到教訓〉。這一切,都不勞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或知識界的意見領袖來費心。
但是,另一種電影〈那些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它們對社會文化的整體貢獻可能更大,而它們能掌握的經濟資源則可能更匱乏;這個時候,文化政策、輿論領域、評論活動才找到他們應該關心、應該支持、應該聲援的對象。
當然,所有的電影創作或生產,都聲稱他們有創作意圖、有藝術成就、有文化自覺;因此,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輿論界的工作者、評論界的專業人士就要負起責任,從創作的成品中觀察,指認出何者是,何者不是。
我們對環境的憂慮
創作與商業之間,政策與評論之間,上述的活動及其平衡本來是一件單純的現象〈如果各組人都扮演好他們的角色〉。但是,就近兩年臺灣電影環境所顯示的跡象來看,我們不得不表達若干嚴重的憂慮;因為,顯然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或扭曲的力量,使得上述活動無法得到正常的運作;其結果是,臺灣四年來發展出的「另一種電影」的微薄生機,就在此刻顯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對電影環境的憂慮,大者有三:
一、我們對政策單位有懷疑
從電影事業融資辦法、七十五年金馬獎、外片配額制度取消後的參展影片獎勵辦法等事實,我們常常對電影政策的管理〈或輔導〉單位很困惑,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個電影的工業輔導機構,或文化輔導機構,還是一個政治的宣傳機構。
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顯然是性格分裂的,它的政策立場從不清楚。它有時候頒獎給《好小子》,獎勵它「拓展海外市場的成功」;它有時候頒獎給《箭瑛大橋》,說它「有益社會教化」;當它主動提出三千萬的資本拍攝政策片時,它拍出了《唐山過臺灣》、《日內瓦的黃昏》及《八二三炮戰》來,相信這些可以做有效的政治宣傳。
從文化政策的觀點看,這些工作都是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但是,這些事實畢章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眼前發生,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管理這個社會的文化政策的,可能是從來沒有決心要支持文化活動的機構。
二、我們對大眾傳播有懷疑
臺灣的大眾傳播,對整體社會的改良似乎都懷著監督者、促進者的角色自許;這幾年,它們在政治新聞、消費新聞、環保新聞各方面,都有前瞻的眼光和具體的貢獻。
相形之下,大眾傳播從來沒有把電影活動當做文化活動來看,也沒有打算以專業知識提供一個支持體系〈但在文學、表演藝術方面,大眾傳播卻做了一些事〉。不僅如此,大眾傳播對電影活動明顯地有著「歧視」,它作賤電影的從業人員,把明星的私事醜聞當做頭題新聞,但是電影文化呢?一部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影片可能得不到討論或報導的篇幅。
究竟大眾傳播是怎麼樣看待電影活動呢?從現有的內容範圍及其品質,我們不得不懷疑主其事者從來不重視、不關心這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在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多年來在這個項目「失職」了。
大眾傳播不關心電影的文化層面,它的從業人員也失去這一部分關照的能力;這兩年,大眾傳播在討論港片、臺片之區別,討論商業電影的改良等問題,流露出知識的匱乏與見解的荒唐,證明長久以來大眾播的疏忽已經開始出現強烈的副作用了。
三、我們對評論體系有懷疑
評論體系或評論大眾〈criticizing public〉本來在一個社會扮演帶有強烈道德性目標的角色。它一方面有詮釋的功能,使創作活動的意義得以明朗或伸展;它另一方面又有制衡的功能,避免社會被單一的價值〈如票房、廣告、錯誤的評價〉所支配,提供給資源不足的創作活動另一種社會支持。
但是,近兩年在傳播媒介上出現的評論,卻有一組忘了他們的角色的「評論家」。他們倒過來批評有創作意圖的電影作者,指責他們「把電影玩完了」,指責這樣的電影「悶」;主張臺灣電影向港片看齊、向好萊塢看齊。
這樣的評論的出現,本來不足為奇。荒唐離奇的見解每個時代都有,但當這一類評論與落伍的大眾傳播結合時,成為一股評論的主流,這個評論體系就令人嚴重地擔憂--我們沒有在評論體系得到平衡,反而偏得更遠了。
失職的評論大眾,扭曲的評論體系,我們又要從那一部門得到平衡呢?
上述三者,固然是我們對整個電影環境憂慮之大者;其他的憂慮也不是沒有,譬如:全盤商業化的公家電影機構,缺乏人才的電影商業界等等,但如果與上述三者相比,我們又覺得不值一提了。
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
我們所期待的改變,當然針對著我們所擔憂的事。這些改變,具體的方案有無數的可能,但原則卻是不變:
第一,我們要有明白表示支持電影文化的電影政策。我們希望,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能夠清楚說明他們的方向,他們所欲支持的電影,他們想把臺灣電影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希望,政策單位能夠明白,如果他們準備支持民族的自主文化,就必須有決心、有目標、有任事的勇氣。如果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決心要支持商業的電影、政治宣傳的電影,它也可以儘管說明,讓所有有意從事文化電影活動的人,趁早對政府機關的支持死了心。
第二,我們希望手中掌著大眾傳播的舵的任事者,注意電影活動的文化層面,注意電影在社會上可能扮演的諸種角色。我們希望大眾傳播把「影劇新聞」和政治新聞、文教新聞放在同樣的地位上,追尋同樣專業的人才,以前瞻的、公益的眼光來對待這一組新聞。
第三,我們誠懇地期望臺灣所有從事電影評論的工作者,反省自己的角色,忠誠地扮演自己在社會中最有意義的角色。在臺灣的電影環境,究竟那一種電影才是評論者應該著力討論的電影?我們也希望指出,評論者永遠要小心成為另一種既得利益者;評論者的價值來自讀者對他的信賴,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利益,忘了他是別人的「利益」,他就完全失去評論者的條件。讓我們共同進行一種「評論的評論」,把不合格、不誠實的評論者指出來,讓讀者們唾棄他們。
除了我們所期待的改變以外,我們尚在此表達我們的決心。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可能的作為,我們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為了這件事,我們在此簽下我們的名字,不僅在這個宣言上和其他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將在未來的時刻,從自己的崗位上繼續支持「另一種電影」。-我們在新舊年度的交界點上、新舊電影的轉捩點上,提出這個宣言,我們渴望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援。
邀請簽名名單〈按姓氏筆劃順序〉:
丁亞民 丘彥明 奚 淞 陳純真 詹宏志
小 野 吳正桓 高信疆 陳國富 楊德昌
井迎瑞 吳念真 馬以工 陳傳興 楊憲宏
王小棣 吳靜吉 郭力昕 張 毅 廖慶松
王菲林 林懷民 陶德辰 張昌彥 齊物子
白 羅 卓 明 陶曉清 張照堂 蔣 勳
朱天文 金士傑 黃春明 張華坤 蔡 琴
朱天心 金恒煒 黃建業 曾壯祥 盧非易
李道明 柯一正 陳坤厚 童 娃 賴聲川
杜可風 胡台麗 陳雨航 焦雄屏
杜篤之 侯孝賢 陳映真 萬 仁
原載於文星雜誌一○四期,一九八七年二月。
朱天文評價 在 [好雷] 我記得 - PTT評價 的推薦與評價
這部是朱天文朱天心紀錄片有了《願未央》的經驗一開始還不期不待但後來我覺得這部好看很多《我記得》比較詳細的交待了主角很多事情.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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