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蘇明成判決書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網絡智慧說，「躺平」是有效對抗壓迫的反抗手段，因為中共最懼怕反抗者「有所行動」，沒有行動的反抗行為，他們反不知從何打壓。「躺平的韭菜較難割」，集體不事生產可以攬炒了中國滑落的經濟和勞動市場，所以，官媒才會出來打擊「躺平就是正義」這種觀念。

網絡智慧又說，一個新詞忽然被鋪天蓋地炒起，背後又是國家級操控。藉着鼓吹「躺平主義」，可令人民易於接受社會經濟失敗的既成事實，集體躺平就是集體認命，可以維護政治上的穩定，反映大眾絕不會為了生活而造反。同時操作正反兩面，可令大眾困在爭論之中，轉移開了對黨的針對指控。

這就是網民在互相包抄之下所得出的理性推論——網絡智慧。

在蘇共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躺平卻是一種罪行：

「布拉格經常發生一個人一旦遭貶，就再也找不到工作的現象。他要求得到一張因他犯錯而被禁止工作的一紙證明也是徒勞的，判決書是不存在。而且，由於在布拉格工作是一項法律規定的義務，他最後被控告是寄生蟲；也就是說他的罪就是不工作——他所受的懲罰終於找到了它的罪名。」

小心「寄生蟲」這句詞，它是一件用來批鬥人民的方便工具，因為它可以喚起心生不忿的勞動者們圍起攻之。然後，法院就有權判處「強制勞動」作為刑罰。

然而，是誰給我們植入不勞動就是罪名的意識呢？

除了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可能亞厘士多德也有份：為甚麼需要奴隸代為工作？是為了讓貴族享有悠閒的自由，可以有空思考哲學和創造知識。

對他來說，藉着努力工作使自己變成一個貴族，完全是荒謬的——這卻是大部分城市人的普遍想法。

可是，一個貴族只懂躺平，不好好運用他的悠閒和自由，也稱不上是一個貴族。

這是弔詭的。每個人都有自由躺平自己，但「為了使自己維持在躺平狀態」，他就失去了自由。

作者

2004年，我創作〈小情歌〉，寫下這句歌詞：「我想我很適合／當一個歌頌者」，2019年，我引申創作了〈歌頌者〉這首歌，「歌頌者」三個字我自引〈小情歌〉歌詞。今天，他卻表達「歌頌者」三個字，是他給的建議，讓我不可置信。

從兩年前這件事發生以來，除了法庭上，我從未公開談過此事。我一直不懂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一直希望是一場誤會，也一直覺得或許不談論，是對心中那位曾視為父親的人，最後的尊重、寬容與一點保護。但事實上，這樣的盼望落空了，一次又一次，我終究心死了，也覺得必須好好對關心我的你們交代一次這些事。
　
　
【事件經過】

我和林先生在2008年有簽署一份詞曲授權合約，原訂2014年底結束，而因我信任對方，一直自動延續到2018年底。

2018年的9月20日，我跟林先生約在他家開會，我向他表示，覺得自己快40歲了，一直以來感受到人生無常，我擔心自己要是突然死掉，家人什麼都沒有，希望詞曲版權拿回來自己處理，他也同意。

我認為依照我們十多年來互相信賴的關係，當面口頭講是比較尊重的方式。我10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提及此事，怕嚇到他，我也先用LINE知會他，他也表示沒問題。

接著在12月6日，我們簽署「合約終止協議書」在雙方律師見證下，確認詞曲合作終止，也將10月26日的存證信函寫進終止書，以「全部遂其所願」表示同意。林先生也親自在電話裡跟環球版權總經理確認以後我會自己處理版權，也發訊息給我「12月31日前這些轉移的對象都會知道你即將自己做」。

原先我想讓一切靜靜落幕，而林先生要求我擬稿，必須在12月31日公開聲明，對外表示以後我將自己處理自己的工作。我記得他一直告訴我要「妥善處理、好聚好散」，並且希望我們能「樹立典範」，告訴大家，不是每一個藝人跟經紀公司結束都要撕破臉。後來也公開聲明結束合作，沒有一點點讓我懷疑我們還有存續任何合約的可能。

一直到2019年4月，我突然收到他的存證信函，我非常錯愕，何況中間我多次在節目上演唱自己創作，他從未有任何反應。收到存函後我不斷跟他聯絡，好幾天他不接電話、我用各種通訊軟體訊息他也不回，最後用email，他才回覆宣稱詞曲授權還在他身上。

沒多久，林先生開始對我提起假處分、民事訴訟、甚至到刑事，還把我所創作的歌名搶註商標。我的律師苦笑地說：「他送給你全餐耶」。

10月，在被告後第一次見到林先生，記得檢察官希望能促成和解而問他「如果要和解，你的條件是什麼？」我記得他表示「我希望他把寫給蘇打綠的所有詞曲都給我，我想keep住我跟蘇打綠的美好回憶！」我記得檢察官當場回應他「這要求已經超出案件範圍，你告『吳青峰』，現在卻要求『蘇打綠』，連我都覺得強人所難，你怎麼能要求他接受，不要講得很漂亮說是美好的回憶，但其實你是想要某些東西。況且現在都告了，也不美好了。」後來我嘗試庭外再約他和解，他提出的條件依然是「繼續授權所有蘇打綠發表過的詞曲，要使用不需經我同意」，並告訴我「只有他知道我的歌怎麼用最好」。當時訴訟的開端是〈歌頌者〉這首歌，和解條件卻是「蘇打綠過去和未來的歌」，過去近百首歌曲，甚至未來我還沒寫的歌？難道不令人懷疑這才是目的嗎？
　
　

【一次又一次的死心】

經過幾次出庭與報導，很多人漸漸發現這件事，但你們不知道的是，你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兩年多來，我不斷收到無數書狀，幾週一次，一次動輒數十頁。應該談法律的書狀，卻成為一次比一次荒謬且攻擊性、情緒性的字眼。你們偶然看到報導覺得氣憤的，卻是我的日常心碎。

合意不續約，安分守己唱自己的歌，卻被形容成「無視法紀，不斷膨脹放大自身之權利。」；

為了承接他瞞著我簽的合約，卻被說成「違約在先，企圖霸王硬上弓」；

一個創作者、著作權人反被「被授權人」稱為「不潔之手」；開庭被往事勾動而難過，卻被描述為「其妄尊自大、不可一世的霸道心態與作法，與其前次開庭時的楚楚可憐形象，根本南轅北轍、判若兩人。」；

在高雄演唱會前被觀眾質疑我不能唱自己的歌，卻說我是「利用『創作者不得演唱自己的作品』之悲情訴求，企圖博取大眾之同情，以炒作演唱會熱度之宣傳手法」；

說一個中文系畢業生「曲解電子郵件文字到這種程度」；

連林先生當時委任的律師，都出庭作證所有人都很清楚三份合約皆已結束。對方卻可以寫成是林先生「隱忍退讓，百般之退讓與成全」，說我「令人瞠目結舌」；

當對方提出假處分，要求法院令我四年四個月內不能使用自己作品，他們說凍結我的作品「影響不大」。為了抗辯，我們提出《太空人》的銷售，以及過往歌曲紀錄，這時對方回應「辯稱因為銷售量大所以就應該容忍其侵權云云⋯⋯然還以此沾沾自喜⋯⋯豈非財大氣粗者就可以任意侵權而可以不負法律責任」、「小情歌歌曲並非著名，亦未與『吳青峰』有密不可分的連結。小情歌歌曲僅有1619萬次之觀看次數⋯⋯實難謂其非過於膨脹自身之評價」、「無與倫比的美麗僅有1019萬次之觀看次數」等等辯稱凍結我的作品，對一個創作歌手影響不大。

這樣的言語已歷時兩年，在此所提也只是冰山一角，我真的分不清，到底是寫書狀的林佳瑩律師、張志朋律師的言語，還是林先生本人的意思，但無論如何，就算是律師的意思，肯定也經過林先生同意；就算是林先生的意思，也是律師下筆的。

一次又一次，我真的不敢相信，這些話是從一個，我曾視為父親的人口中說出。一直以來盲目相信他、永遠感恩報答的我，為什麼要這樣被對待？就因為不合作，十幾年的情誼都不重要了嗎？那些他曾說是家人、是partner，口口聲聲的好聚好散，都是假的嗎？

網路上看到許多擷取片段發表意見的法律人說「青峰犯的錯是沒有在三個月前以書面表明不續約」，但他們不知道我的經紀合約包含了著作權條文，2018年12月我與林先生新簽署的〈合約終止協議書〉終止了「詞曲版權、經紀、唱片三份合約，終止書的副本公開聲明即是不續約的書面文件，這點民事判決書也說：「以後約修正或取代前約，致無須在該年12月31日前3個月為之」。

上一次開庭，林先生當時的委任律師有一段證言讓我很驚訝，她說2018年終止合約時，她詢問林先生三份合約，林先生回答她：「版權早就談好了，是沒有爭議的部分，其他兩份因為有工作需要交接，所以要特別寫清楚。」林先生給了她經紀合約與唱片合約，並表示「詞曲合約找不到。」我驚訝的是，我知道林先生全部合約都交給會計張小姐保管，他告訴律師找不到合約的同一禮拜，我也曾向會計張小姐要過詞曲合約來看，不可能找不到。這句話讓我不免驚嚇地懷疑，難道一開始就別有用心？

上一次開庭時，我沒有想到我會哭出來，在證人的證詞中，勾起太多我早已不願回想的往事細節，包括「林先生很擔心我不願意承接騰訊這份合約，他會違約」；但連證人都很訝異我「全盤接受林先生要我承接的」；我曾詢問林先生「是否能聘請你當製作人」卻被林先生拒絕「要斷就斷得乾乾淨淨」；協議結束後我甚至「挽著林先生的手，告訴他：『你不願意一起工作沒關係，我們還可以是家人』」⋯⋯這種種，實在讓我一時沒忍住情緒。

我哭，不是因為我想博取同情，是因為我有真感情。我哭，是因為我至此徹徹底底死心，如同第二次經歷「失去父親」的過程。我哭，是因為我一切都為他著想，但最後換來了什麼，而這一切，竟然是由當時的「對方律師」替我見證的，真是諷刺。
　
　
【我對每一個創作者想說的話】

事件開始時，我正面臨《歌手2019》決賽演唱〈歌頌者〉的掙扎，我沒有告訴周遭的人發生什麼事，自己每天回到飯店默默流淚。

坦白說，最開始我問律師：「我們能不能乾脆認輸？他要錢，就照他說的賠，當花錢學教訓、認清一個人，也就不用浪費生命在他身上了。」我很心痛，但我實在不想花費心思在這件事上，依照我們對他以往與其他對象諸多訴訟的了解，他總是纏訟到底，而對我一個創作者而言，我一開始希望版權在自己身上，就是有感於人生無常，就是因為珍惜生命、珍惜時間，而現在我卻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訴訟，這些時間如果我能拿來寫歌，該有多好？

但律師說：「你是第一個唱自己寫的歌被告的，沒有前例。如果你不力爭到底，你會害到以後有一樣遭遇的創作者。」正因如此，我一直在為了未來我不認識，但可能面對一樣事情的創作者，拼命面對著。同時，一旦看清蘇打綠的歌曲是被搶奪的目標，我也必須為了蘇打綠六個人十多年的心血奮戰。

我們從小的環境、教育，一直被教導要「尊師重道」、「忍耐是美德」，但就是這些教導，讓過猶不及的我，因為懷著感恩，所以一路以來從不懷疑、盲目相信，最後變成這樣。對於「尊師重道」、對於「感恩」，我自認我一直以來都是做到最好，絲毫無愧於心，於情感、於實際收益，我相信我已報恩百倍萬倍。但遇到錯的事，無止境「忍耐」並不是美德，只會縱容、寵壞他人，最終不但會反過來吞噬自己，更有可能害到他人，甚至親眼看著自己最愛的母親、家人陪你難過。

我希望每一個年輕的創作者，記得一開始就要看清楚合約。常懷感恩、努力回報，這些都是理所當然，但一方面，保護自己更理所當然。如果你合作的「長輩」是正直的，就不會因為你「合理」地詢問自己的權益而惱羞成怒。我希望有所有創作者一定要保護好自己，不要像我一樣遭受這樣的打擊，讓生命如此虛擲。

我從未想過會遭逢如此巨變，也驚覺有時法律保護的，並非對的人或善良的人，而是「懂得怎麼利用法律的人」。我沒想到，創作有時變成一種原罪，為了自己的作品不被奪走，需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花這麼多心力。我也從未想過，其實有時律師會力挺的，不是法律、不是真相，也不是正義，而是付錢給他的客戶，如此而已。
　
　
【結論：我於理、於情都毫無虧欠，更是合理合法、仁至義盡】

我相信我今天一番話，一定會再被對方以各種曲解和利用法律刁難，畢竟對方連我私人臉書的發文都要自行對號入座、要求我登報道歉。但我不怕，因為我沒有一句話是謊言。我也知道這件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得走，我相信對方會不斷想辦法繼續纏訟，而閉上眼睛寫寫書狀就有錢領的好差事，亦有很多律師趨之若鶩。我也希望每個要興訟的人多想想自己的家人、孩子，你怎麼忍心讓他們查詢自己的家人，都是這些新聞。

面對這件事到後來，不只是我，書狀中的無端攻擊，從針對我，也變成針對六個個別團員，更沒想到，連馨儀也遭受這樣的對待。看著身懷六甲的馨儀接著被告，跟看到吳媽媽要面對一樣令我心痛不已。

我是一個創作者，還在努力創作著，我深知，音樂一旦失去靈魂，就只剩下技巧；而法律一旦忽略人心，產生漏洞，就只是文字罷了。

蘇格拉底曾言：「不只要活著，還要良善地活著。」活在這世界上，我相信我期許自己擁有的，不只是作品、名字，而是良善。我一向問心無愧，沒有一絲虧欠，於情，於理。

#社論
濫權、戀棧、造假與沒品的政治文化

在講究「術」的年代，「格調」和「尊嚴」已變成政治人物可割可棄之物。當政府一面動用網軍吹噓自己的改革與勤政，一面演出濫權、戀棧和造假的戲碼，誰能對台灣的民主感到樂觀？短短一天的新聞，我們看到：已延任一次的促轉會厚顏要求再延，預告下台的交通部長林佳龍由主秘串連民間團體發動慰留，以及法官揭穿警分局長教唆員警以「假摔」應對民眾陳抗；政治文化從上到下的墮落，已超乎你我的想像。

民進黨曾長期批評國民黨「黨政不分」，但如今大權在手，用人與行事卻是猶有過之。政府用人，必定是本黨優先，綠營黨友其次，「社會公正人士」的身影瀕臨滅絕。中央分派財政資源，往往綠色執政縣市先拿，剩餘資源再分給藍營縣市，毫不避諱徇私。因為黨政不分已成慣常，蔡總統上週談及太魯閣號事件，要大家「不必懷疑政府改革決心」，公開選在民進黨中常會上發表。「國」與「黨」之間，已經消失了界線。

根據《促轉條例》的授權，促轉會是任期兩年的任務型機關，理應在去年五月底解散。去年蘇貞昌同意它延任一年，最近促轉會又提出延任的要求，蘇揆也傾向同意再延一年。此舉，引起在野黨和「民間真促會」的不滿，批評蘇貞昌濫權。促轉會的任務始終無法完成，說穿了，不在威權政治舊案多麼龐雜，而在促轉會對自己的角色認知太過狹隘，一味在事務性工作中打轉，從而失去了社會的信任。

試問，如果延任都做不出成績，讓促轉會再延一次，能有奇蹟出現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點，只要看蘇內閣對台鐵改革的牛步，便不難想像。十五年前，蘇貞昌首度擔任閣揆，即曾指派副院長蔡英文擔任「台鐵改革小組」召集人。兩年多前普悠瑪事件後，蘇貞昌被蔡總統任命為閣揆，但整個政府對台鐵的改革仍絲毫不以為意，因此才會發生這次的太魯閣號事件。蘇揆想讓促轉會再延任，只是把它當成對付國民黨的鬥爭工具及「政治提款機」，他何曾在乎社會需要的「轉型正義」？

再看，台鐵因荒唐人禍發生了四十九條人命的災難，交通部長下台原是天經地義的事，林佳龍也已做好離職準備。然而，他的主任秘書黃荷婷卻四面八方發動民間團體與產業公會串連「保龍」，發表各色歌功頌德之詞，其誇張程度，令人掩目。派系割據政壇並非始自今日，成員各擁其主也不是罕見之事。但在這種明顯涉及政治責任與公共觀瞻的事件上，「龍家班」人馬卻能把護主大戲演得如此高亢，把公私分際踐踏得如此徹底，這些人還有任何傷逝之痛嗎？

上有濫灌、戀棧的政務官，下必有阿諛、趨附的官僚，林佳龍的主秘之護主操作絕非特例。最近彰化地院判決一名退休員警在陳抗中被控「妨害公務」無罪，原因是，法官仔細比對警方卅七個密錄器畫面，發現竟有分局長指示員警以「假摔」方式對付陳抗者，然後以「現行犯」罪名將其逮捕。事實上，當天只有一名民眾在路旁陳抗，卻有大批員警包圍著他，還用假摔手法將他逮捕入罪。原因就在，上級下令不可以讓總統車隊聽到「氣笛喇叭」的聲音，警方就公然演出了這場坑人大戲。「護主」已到不惜造假。

意味深長的是，這名法官特別在判決書中提到：「確保少數人的聲音能被執政者及其他人聽見，正是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價值。」這段話，在濫權、戀棧、造假盛行的沒品政治文化中，彷如空谷足音！

媒體社論竟然公開說，法官選在李明哲案開審後四天就宣判周泓旭案，其實就是一種善意，大陸應該有所回應。這種說法 #非常可恥，等同肯定 #台灣司法可以任由政治力介入，自己打自己臉。
　
尤其在李明哲當庭認罪，並邀請家人到庭聽審、網路直播的情況下，我們的輿論都還質疑不夠正義，李明哲可能「被認罪」。那麼，周泓旭還當庭不認罪，指控是調查局誘導他做出自白，媒體號稱保障人權，卻無人關心周泓旭是否「被認罪」，反而只討論如何拿他當 #政治籌碼，不可恥嗎？
　
周主張，自己是被舉報他的A男與情治單位聯手設局陷害，基於無罪推定，更應該有第三方、第四方證據，才能判其有罪。否則按法律常理，自白不能作唯一證據（何況已被周推翻），情治單位秘密錄音也不能作合法證據，可如今判決書卻僅憑情治單位的錄音、A男的證詞與情治單位的證詞，就草草判定周有罪。周主張自己是被設套，而我們看判決書採信的證據，確實有「球員兼裁判」，情治單位與A男自導自演的嫌疑。
　
當然也有人說，這是情治單位與A男配合「釣魚執法」。但既然是「釣魚」，就應該要釣出真正的「魚」。最初周案爆發，官方說法是抓到「刺探機密」的共諜，大家都質疑怎有這麼嫩的「刺探機密」法？結果搞了半天，沒釣出什麼「機密交易」、「人贓俱獲」的證據，又變成以「發展組織未遂」起訴周泓旭，但既是「組織」，怎麼只有周一咖呢？
　
原來判決書裡，還有一項證據是「從周泓旭處搜出大陸黨務人士名片」。這實在是夠荒謬了！如果這也能當證據，我王炳忠的名片本可能也有上百張「大陸黨務人士」名片， #民主進步黨檯面上、檯面下又絕對比我的更多！這就跟最初媒體點名我和 #洪秀柱是周泓旭的「諜報網」，理由竟是我們與他曾合照、是臉書朋友一樣荒謬！由此更可看出，證據實在少得可憐，才會輪到連名片也可當證據！
　
當我們質疑公開認罪的李明哲「被認罪」，對於公開不認罪的周泓旭，是否更需要有 #公開的審訊 及 #全面的證據，才能將其判罪？當初拿他宣稱「抓到共諜」，就已經被認為是 #配合保防法，政治考量甚深；如今又可能是回應李明哲開審，所以無預警地匆匆判決表達「善意」。如果司法真能這樣當政治籌碼玩弄，那我們有何顏面去說李明哲「被認罪」？ 有何顏面去說台灣司法公正、保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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